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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国人提及中日关系，多异口同声地将症结归因为历史认知问题，认为是以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鹰派为代表的自民党保守势力在捣乱，并大致确立了一个共识：中日关系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源于两个同处转型期的国家在利益和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分歧。
时过境迁，历史问题早已沉入了水底。偶有如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公开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错误言论的突发事件发生，虽一度甚嚣尘上，引得舆论哗然，终不过如石牛入海，扑腾起个硕大浪花，又迅速归于沉寂。历史问题看起来已经无法再在国人心理上撩起多少波澜了。另一方面，海上领土问题及连带的渔业纠纷成为中日关系新的碰撞点和核心议题。以2010年闽人詹其雄在钓鱼岛捕鱼被日本海警逮捕一事为起爆点，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与年代久远，缺乏时代关联性的历史问题相比，现实中的利益及国家颜面之争更容易刺激公众的集体意识，也更不可调和。显然，中日关系正在变得更糟。
中国在过去40年都在跟自民党打交道，对于执政不过3年的民主党非常陌生。而这一切，都是民主党上台后出现的新变化。事实上，历史问题确已在民主党任内得到降温，但与此同时，原本被外界普遍认为立场中道偏左，远不及自民党保守的民主党仅仅3年，却越来越表现得比自民党还更自民党。7月24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国会表示将争取明年4月达成钓鱼岛国有化。或是经验不足的误操作，或是为吸引民意的姑且为之？抑或是政策主张起了变化？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民主党豹变如斯？
从自民党到民主党
说到日本的豹变，中国人想必感慨良多。10年间，日本五易首相。政局比不得20年前那般震荡，但如果将小泉纯一郎近6年的超长任期剔除，其实还是不相伯仲。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终于第一次实现了类似美国两党制的政党轮替执政局面。虽说日本的政党体制结构较美国更松散，存在一定的变数，新近又有小泽一郎退党风潮，但两党制的大趋势应该不会再有逆转。
问题来了—中国在过去40年都在跟自民党打交道，对于执政不过3年的民主党非常陌生。那么，民主党初登大宝时，中国对它的印象和期待又是怎样的呢？
可以说，朝野官学各界普遍表示了乐观。综合起来，其乐观情绪存在依据有三：一者，民主党从未执政，经验匮乏，不会乱说妄动；二者，民主党是自民党的反对派，政策主张和口号偏重经济民生；三者，民主党领导层对华言论都较温和，有在中美之间玩平衡木的意思。总之，当时的民主党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就像一群心中只有经济账的模范白领，而非政治家。
事实上，在短命的鸠山内阁任内，民主党确实沿袭了奶油小生的本色，忠实按照本党的竞选方针执行。只是，时日稍长，碰的南墙多了，发现预想的蓝图与现实差距不小。作为一个建党不足20年的新生政党，民主党固然不是一个成熟的执政党，甚至都不能算一个成熟的在野党。没上台时，既渴望权力，又不知柴米油盐贵，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多是些“我要怎样怎样”的句式，目标与实现手段脱节严重。捱到自己掌权办事，才发现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说话的口径也渐渐由“我要怎样怎样”换成了“我能怎样怎样”。
自民党自建党之日起就吸纳了大批在职官僚入党。无论哪个要素，都要比民主党更有优势。而民主党之前从未执政，政务经验匮乏，加上成员多为靠选举上位的议员，往往热衷于批评，缺乏建设性。这种群体风格的差异类似于张居正所说的“循吏”和“清流”之别。
然而，一旦投身其中，民主党就必须直面现实，摈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情结。哪怕知识水平、结构和思维模式与自民党有差异，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以及手中可资利用的工具、手段、路径却并无二致。当政治思维的假设前提从“我要怎样怎样”的主观论述题换成“我能怎样怎样”的客观选择题，民主党的内政外交也就有章可循，更易于预测了。审视近3年来对日外交的症结，中方切不可过多地考虑民主党政党行为的特殊性，而低估日本国家行为的普遍性。
日本是一个转型国家，它的转型方向在冷战结束不久就基本确定，那就是所谓的“正常国家化”。只是，对内要受到宪法限制，对外要受美国束缚。然而，美国近10年来相对于中国迅猛发展的地位衰落，给了日本借维持东亚战略平衡摆脱宪法桎梏的空间，而日本国内10年来每发生一次危机，政府集权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就添一分。就拿去年的福岛核危机来说，事故将日本的政治、社会体制的软弱展现得一览无余，即使公众选择弃用核能，也无法掩盖体制的积弊深重。可以说，无论内外，日本“正常国家化”都不会遭遇太大阻力，唯一的障碍仅剩法理关了。
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总决算”到桥本龙太郎续签日美同盟，从小泉纯一郎力推自卫队用兵海外，再到野田佳彦重视海上权益，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进程一直在稳步进行，只有步伐大小快慢的差异，方向从未偏移。只是量变到质變时，正好赶上了民主党执政。假设野田佳彦今年下台，或是民主党明年大选失败，这一进程也不会停止。无论地缘战略地位，还是国力，都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成为北欧四国那样的纯民生国家或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如何看待日本的转型，将决定未来对日外交的走向。
民主党内部
大趋势如此，无非有人顺应潮流，有人逆潮流而动。民主党本就是1993年大乱后诸小党的大杂烩，内部政策主张各异，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左派和新旧自由主义等右派，以及自诩中间主义的较少数派。然而，经过15年的变迁，有人适时而变，有人仍死抱着入党前的老一套不放。总体而言，尽管左派仍维持相当的势力，但目前民主党的政治光谱正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以少壮派议员为主力，以新旧自由主义为理念的右派偏移。
民主党左派，多来自1955年体制时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旧社会党。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党内部产生路线分歧。偏右的少数派1969年自立门户为民主社会党，立场温和，主张建设市民社会的中间派于1978年分流组建社民连。两者的共性在于摈弃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认为可以在资本主义大框架内以福利社会的手段达成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社会目标。而抱残守缺的社会党在1993年大乱时判断失误，与自民党联合组阁，大失民心，迅速沦落为小党。虽然改名社会民主党，亦无法挽回颓势，最终只能加入民主党。这批老左派虽然长期维持20～30名国会议员的不小势力，但因其主张与党内其他派系相去较远，很难主导政局。 而在民主党内，还活跃着一批新左派。他们在1970年代的市民运动和1980年代末民主改革浪潮中起家，虽然其支持团体与社会党系相同，但其主张更贴合市民社会的口味，支持面更广泛，故而具备相当的生命力。上文提到的社民连就是其渊源之一。菅直人是该派系的首脑。
民主党的中间派所指的是以旧民社党系为核心，旧新进党为主的川端达夫派系。新进党的创始人是前首相海部俊树—一个虽出身自民党，却一副不群不党君子作派的清流。当时创立新进党所着眼的就是“非自民、非共产”，倡导中间路线。该派系在党内处于一个必要存在的地位，本身缺乏拔尖人物担纲，主要在左右派之间起到稳压器的作用。
右派在民主党内势力庞大，包括创始人鸠山由纪夫、现任首相野田佳彦、前外相前原诚司和刚退党不久的小泽一郎皆属此列。此外，还有一个上世纪90年代威名赫赫，如今风光不再的羽田孜。羽田垂垂老矣，影响力和控制力每况愈下，近年其派系早已分流。中坚议员多支持冈田克也，而年轻议员纷纷改投了前原和野田派系。
右派在政治上主张政府集权和修宪；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对内减少政府干预，对外倡导自由贸易；社会政策上主张建设福利社会；这三个内政领域各派分歧并不大，唯独在外交上存在观念和方法论之争。
松下塾制造的强力政治家
民主党依托市民社会的东风起家，主要是靠选举上位，碍于自身成员知识结构的失调及政务经验匮乏，平时以迎合选民为能事，谈得最多的是诸如就业、福利、男女平等、环保等软性主题，在安保外交领域缺乏人才储备。以国际政治专业背景的前原诚司为首的一批右派少壮议员由此成为民主党外交政策制订的核心团队。
应该说，建党人鸠山由纪夫一度很重视前原，颇有些曹操视曹休“此吾家之千里驹”的意味。年轻，形象气质好，钱和女人方面很干净，很受市民欢迎，这是当初让前原做上党首的主要原因。只是，一个堀江假邮件案让这位政治金童在党内大失人望，党高层发现前原性格单纯而过于直率，虽然很有冲劲，性格上却有激进的一面。
民主党2009年赢得政权，鸠山组阁时任冈田克也为外相，而被外界普遍看好的前原诚司竟未能如愿。初登大宝，逢多事之秋，凡事还是求稳为上。即使鸠山的友爱外交搞得一塌糊涂，难以为继，也没敢放前原出山。鸠山不放心前原，菅直人也不放心。直到2010年党首选举后，冈田改任党干事长，又恰逢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前原才成为外相。前原在撞船事件的处理上表现出一贯的强硬作风，大大出了一回彩。若非政治献金丑闻踩了雷区，他的外相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野田内阁的外相玄叶光一郎由前原诚司推荐，刷新了前原创下的最年轻外相的纪录。其政策主张与前原并无二致。
一改过去日本外交暧昧而缺乏原则的印象，民主党塑造了自战后起前所未有的积极强硬外交，即便比小泉时代的消极强硬也有过之无不及。似乎一夜之间，日本的强硬派都集体登上了舞台。
如果將最近日本在外交上风头最劲的政治家放到一起，再做个梳理，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们都是松下政经塾出身。如果再把松下政经塾出身的国会议员做个统计，又会发现他们当中崭露头角的也多在安保外交领域。如果再对这批人的年龄稍加留意，还会发现他们普遍在50岁上下，正处于一个政治家的黄金年龄。再算算归属，又会发现他们多数都在民主党。以首相野田佳彦为首，以下大臣级别的有前原、玄叶、前总务相原口一博、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樽床伸二、国家公安委员长兼绑架问题大臣松原仁、参议院外交国防委员长福山哲郎、内阁官房副长官长滨博行等人。至于政务官级别和党内各委员会的松下造议员就更多了。
可预见的是，在野田、前原这批50后、60后之后，还会有更多的70后、80后“野田”、“前原”后浪推前浪，而松下政经塾的课堂和操场，还有更多的“野田”、“前原”在准备。一个党中之党的“松下党”正在日本的安保外交领域形成。这是谈论中日关系，必须正视的一道基础课题。
时过境迁，历史问题早已沉入了水底。偶有如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公开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错误言论的突发事件发生，虽一度甚嚣尘上，引得舆论哗然，终不过如石牛入海，扑腾起个硕大浪花，又迅速归于沉寂。历史问题看起来已经无法再在国人心理上撩起多少波澜了。另一方面，海上领土问题及连带的渔业纠纷成为中日关系新的碰撞点和核心议题。以2010年闽人詹其雄在钓鱼岛捕鱼被日本海警逮捕一事为起爆点，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与年代久远，缺乏时代关联性的历史问题相比，现实中的利益及国家颜面之争更容易刺激公众的集体意识，也更不可调和。显然，中日关系正在变得更糟。
中国在过去40年都在跟自民党打交道，对于执政不过3年的民主党非常陌生。而这一切，都是民主党上台后出现的新变化。事实上，历史问题确已在民主党任内得到降温，但与此同时，原本被外界普遍认为立场中道偏左，远不及自民党保守的民主党仅仅3年，却越来越表现得比自民党还更自民党。7月24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国会表示将争取明年4月达成钓鱼岛国有化。或是经验不足的误操作，或是为吸引民意的姑且为之？抑或是政策主张起了变化？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民主党豹变如斯？
从自民党到民主党
说到日本的豹变，中国人想必感慨良多。10年间，日本五易首相。政局比不得20年前那般震荡，但如果将小泉纯一郎近6年的超长任期剔除，其实还是不相伯仲。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终于第一次实现了类似美国两党制的政党轮替执政局面。虽说日本的政党体制结构较美国更松散，存在一定的变数，新近又有小泽一郎退党风潮，但两党制的大趋势应该不会再有逆转。
问题来了—中国在过去40年都在跟自民党打交道，对于执政不过3年的民主党非常陌生。那么，民主党初登大宝时，中国对它的印象和期待又是怎样的呢？
可以说，朝野官学各界普遍表示了乐观。综合起来，其乐观情绪存在依据有三：一者，民主党从未执政，经验匮乏，不会乱说妄动；二者，民主党是自民党的反对派，政策主张和口号偏重经济民生；三者，民主党领导层对华言论都较温和，有在中美之间玩平衡木的意思。总之，当时的民主党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就像一群心中只有经济账的模范白领，而非政治家。
事实上，在短命的鸠山内阁任内，民主党确实沿袭了奶油小生的本色，忠实按照本党的竞选方针执行。只是，时日稍长，碰的南墙多了，发现预想的蓝图与现实差距不小。作为一个建党不足20年的新生政党，民主党固然不是一个成熟的执政党，甚至都不能算一个成熟的在野党。没上台时，既渴望权力，又不知柴米油盐贵，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多是些“我要怎样怎样”的句式，目标与实现手段脱节严重。捱到自己掌权办事，才发现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说话的口径也渐渐由“我要怎样怎样”换成了“我能怎样怎样”。
自民党自建党之日起就吸纳了大批在职官僚入党。无论哪个要素，都要比民主党更有优势。而民主党之前从未执政，政务经验匮乏，加上成员多为靠选举上位的议员，往往热衷于批评，缺乏建设性。这种群体风格的差异类似于张居正所说的“循吏”和“清流”之别。
然而，一旦投身其中，民主党就必须直面现实，摈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情结。哪怕知识水平、结构和思维模式与自民党有差异，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以及手中可资利用的工具、手段、路径却并无二致。当政治思维的假设前提从“我要怎样怎样”的主观论述题换成“我能怎样怎样”的客观选择题，民主党的内政外交也就有章可循，更易于预测了。审视近3年来对日外交的症结，中方切不可过多地考虑民主党政党行为的特殊性，而低估日本国家行为的普遍性。
日本是一个转型国家，它的转型方向在冷战结束不久就基本确定，那就是所谓的“正常国家化”。只是，对内要受到宪法限制，对外要受美国束缚。然而，美国近10年来相对于中国迅猛发展的地位衰落，给了日本借维持东亚战略平衡摆脱宪法桎梏的空间，而日本国内10年来每发生一次危机，政府集权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就添一分。就拿去年的福岛核危机来说，事故将日本的政治、社会体制的软弱展现得一览无余，即使公众选择弃用核能，也无法掩盖体制的积弊深重。可以说，无论内外，日本“正常国家化”都不会遭遇太大阻力，唯一的障碍仅剩法理关了。
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总决算”到桥本龙太郎续签日美同盟，从小泉纯一郎力推自卫队用兵海外，再到野田佳彦重视海上权益，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进程一直在稳步进行，只有步伐大小快慢的差异，方向从未偏移。只是量变到质變时，正好赶上了民主党执政。假设野田佳彦今年下台，或是民主党明年大选失败，这一进程也不会停止。无论地缘战略地位，还是国力，都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成为北欧四国那样的纯民生国家或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如何看待日本的转型，将决定未来对日外交的走向。
民主党内部
大趋势如此，无非有人顺应潮流，有人逆潮流而动。民主党本就是1993年大乱后诸小党的大杂烩，内部政策主张各异，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左派和新旧自由主义等右派，以及自诩中间主义的较少数派。然而，经过15年的变迁，有人适时而变，有人仍死抱着入党前的老一套不放。总体而言，尽管左派仍维持相当的势力，但目前民主党的政治光谱正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以少壮派议员为主力，以新旧自由主义为理念的右派偏移。
民主党左派，多来自1955年体制时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旧社会党。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党内部产生路线分歧。偏右的少数派1969年自立门户为民主社会党，立场温和，主张建设市民社会的中间派于1978年分流组建社民连。两者的共性在于摈弃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认为可以在资本主义大框架内以福利社会的手段达成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社会目标。而抱残守缺的社会党在1993年大乱时判断失误，与自民党联合组阁，大失民心，迅速沦落为小党。虽然改名社会民主党，亦无法挽回颓势，最终只能加入民主党。这批老左派虽然长期维持20～30名国会议员的不小势力，但因其主张与党内其他派系相去较远，很难主导政局。 而在民主党内，还活跃着一批新左派。他们在1970年代的市民运动和1980年代末民主改革浪潮中起家，虽然其支持团体与社会党系相同，但其主张更贴合市民社会的口味，支持面更广泛，故而具备相当的生命力。上文提到的社民连就是其渊源之一。菅直人是该派系的首脑。
民主党的中间派所指的是以旧民社党系为核心，旧新进党为主的川端达夫派系。新进党的创始人是前首相海部俊树—一个虽出身自民党，却一副不群不党君子作派的清流。当时创立新进党所着眼的就是“非自民、非共产”，倡导中间路线。该派系在党内处于一个必要存在的地位，本身缺乏拔尖人物担纲，主要在左右派之间起到稳压器的作用。
右派在民主党内势力庞大，包括创始人鸠山由纪夫、现任首相野田佳彦、前外相前原诚司和刚退党不久的小泽一郎皆属此列。此外，还有一个上世纪90年代威名赫赫，如今风光不再的羽田孜。羽田垂垂老矣，影响力和控制力每况愈下，近年其派系早已分流。中坚议员多支持冈田克也，而年轻议员纷纷改投了前原和野田派系。
右派在政治上主张政府集权和修宪；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对内减少政府干预，对外倡导自由贸易；社会政策上主张建设福利社会；这三个内政领域各派分歧并不大，唯独在外交上存在观念和方法论之争。
松下塾制造的强力政治家
民主党依托市民社会的东风起家，主要是靠选举上位，碍于自身成员知识结构的失调及政务经验匮乏，平时以迎合选民为能事，谈得最多的是诸如就业、福利、男女平等、环保等软性主题，在安保外交领域缺乏人才储备。以国际政治专业背景的前原诚司为首的一批右派少壮议员由此成为民主党外交政策制订的核心团队。
应该说，建党人鸠山由纪夫一度很重视前原，颇有些曹操视曹休“此吾家之千里驹”的意味。年轻，形象气质好，钱和女人方面很干净，很受市民欢迎，这是当初让前原做上党首的主要原因。只是，一个堀江假邮件案让这位政治金童在党内大失人望，党高层发现前原性格单纯而过于直率，虽然很有冲劲，性格上却有激进的一面。
民主党2009年赢得政权，鸠山组阁时任冈田克也为外相，而被外界普遍看好的前原诚司竟未能如愿。初登大宝，逢多事之秋，凡事还是求稳为上。即使鸠山的友爱外交搞得一塌糊涂，难以为继，也没敢放前原出山。鸠山不放心前原，菅直人也不放心。直到2010年党首选举后，冈田改任党干事长，又恰逢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前原才成为外相。前原在撞船事件的处理上表现出一贯的强硬作风，大大出了一回彩。若非政治献金丑闻踩了雷区，他的外相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野田内阁的外相玄叶光一郎由前原诚司推荐，刷新了前原创下的最年轻外相的纪录。其政策主张与前原并无二致。
一改过去日本外交暧昧而缺乏原则的印象，民主党塑造了自战后起前所未有的积极强硬外交，即便比小泉时代的消极强硬也有过之无不及。似乎一夜之间，日本的强硬派都集体登上了舞台。
如果將最近日本在外交上风头最劲的政治家放到一起，再做个梳理，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们都是松下政经塾出身。如果再把松下政经塾出身的国会议员做个统计，又会发现他们当中崭露头角的也多在安保外交领域。如果再对这批人的年龄稍加留意，还会发现他们普遍在50岁上下，正处于一个政治家的黄金年龄。再算算归属，又会发现他们多数都在民主党。以首相野田佳彦为首，以下大臣级别的有前原、玄叶、前总务相原口一博、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樽床伸二、国家公安委员长兼绑架问题大臣松原仁、参议院外交国防委员长福山哲郎、内阁官房副长官长滨博行等人。至于政务官级别和党内各委员会的松下造议员就更多了。
可预见的是，在野田、前原这批50后、60后之后，还会有更多的70后、80后“野田”、“前原”后浪推前浪，而松下政经塾的课堂和操场，还有更多的“野田”、“前原”在准备。一个党中之党的“松下党”正在日本的安保外交领域形成。这是谈论中日关系，必须正视的一道基础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