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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内人士认为，“小三分离师”有其价值，他们做的，是“解决法律不约束、但有违道德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个新兴“行业”而言，很多方面还缺乏“规矩”。
过去二十年间，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离婚率也在不断上升。在中国婚姻家庭中，“小三”问题逐渐显露。
于是，摆在婚姻咨询师和“小三分离师”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市场。如今，婚姻家庭咨询师已是被国家承认的正式职业，然而，所谓的“小三分离师”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在自称“专职”分离第三者的杜伟看来，“大家入行的初衷都是好的”，但这一新兴行业也“急需规范”。
客户们有了新变化
入行以后，明丽才发现“原来小三那么多”。作为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机构维情集团“婚姻医院”首席咨询师，在过去十几年间，她见证了各式各样的情感纠纷。
“十几年前，碰到小三问题，妻子一般很冲动，没有谈的余地，马上离婚，她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离婚后，有不少人后悔不已。”如今，明丽体会到最大的变化，是“98%的妻子能包容、宽容了，她们要去跟小三斗，让丈夫回来，一定要保家庭的完整”。
对于这种变化，明丽认为“应该是进步了”。
明丽的客户多为35岁至55岁之间的女性，其中九成以上的问题是丈夫出轨。“离婚后，中年男性比较好找妻子，女性找来找去也不如自己的丈夫。而且新的家庭成员更难协调经营，新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的问题。”
中年婚姻危机在杜伟的业务量中也占大部分，他负责的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机构名为“七星情盾”。从3年前开始，杜伟专门接手第三者问题处理。
“不懂这个行业的人或许会认为，婚外情都是中年男老板包養二十来岁小姑娘。这样的情况在南方比较多。最近两年，北方地区出现比较多的情况，是中年女性包养二十几岁的小男生。”他说。
这个新情况最初让他有些不太理解，在他看来“男人二十多岁，应该正是奋斗的时候”。
不断地接案让杜伟有机会了解这些男生的心理。至少有3个男生告诉他，自己以前也谈过年龄相当的女朋友，但都受到了伤害，比如因为结婚买不起房导致分手，以至情绪低沉。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有效的沟通来化解的。”杜伟说。
常住北京的王军并非专职“分离小三”，她是北京一家名为“维爱”的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机构专家。包括“小三”问题在内的婚姻、家庭、情感问题，都在公司业务范围内。在她看来，出轨，实际上还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了。
在王军的客户群体当中，年轻丈夫出轨的高峰期多在孩子出生前后。“孩子出生带来的问题很多，一方面，家里人多起来，关注点全在孩子身上，丈夫从情感上被忽视了;另一方面，夫妻之间性生活也减少了，甚至没有。”
中国的传统观念决定了极少有外力介入婚姻家庭问题。现在，“小三分离师”们要做的，就是要介入到客户的私人领域，为其提供服务。
“小三的案子一定不接，只解决原配问题”
最初进入这个行业，杜伟发现，到了离婚环节，往往是想离婚的一方找律师，不想离婚的一方往往非常痛苦。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帮人挽回婚姻。
“心理咨询和婚姻调解的方式需要双方到场，但往往有一方极度不配合，或是不来，或是来了也有抵触情绪。经过一段摸索演变的过程，才有了现在这种方式。”杜伟认为，这个行业在做的，是“解决法律不约束、但有违道德的问题”。
明丽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及法律。她说，自己的工作原则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到包括物质和情感在内的最大利益。
“不光要提供心理咨询、婚姻咨询、法律咨询，有时还需要提供医学咨询和生活咨询。有些客户不会玩微信，我告诉她们去买个智能手机，拍拍照片发发微信，增加自信，同时你的丈夫也会对你刮目相看。”她说。
目前，什么样的人在开展“小三分离师”业务呢？
王军称，在业内，硬性规定是“首先得有心理咨询师和婚姻家庭咨询师证书”;同时“原则上，年龄35岁以上、有5年以上婚龄”。“结婚5年后，往往会对婚姻有新的感悟。”她说。
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曾经参加了婚姻家庭咨询师职业标准的制定，熟悉婚姻家庭咨询师的从业范围和执业标准。在他看来，婚姻家庭咨询师和“小三劝退师”不能画等号。
“作为咨询师不应该拒绝任何当事人的求助和咨询，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婚姻家庭咨询师不可能完全的价值中立，其咨询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劝退小三的过程也必须遵守这一基本要求。”李明舜说。
接受采访的几位婚姻家庭咨询师均表示，“小三的案子一定不接，只解决原配问题”。
亮明身份的劝退“最有效”
“有些客户很冲动，找到第三者，甚至还有暴力冲突。如果我们发现客户有这样的迹象，会马上制止。因为这样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把自己老公往外推了。”杜伟说。
在几位接受采访的婚姻咨询师看来，劝退小三同样需要动脑筋，处理一个案子必须团队合作。根据案情性质，团队从3人到9人不等。一般而言，劝退工作多是以客户的朋友、老同学等角色做“伪装”进行沟通。然而王军认为，亮明身份才是最有效、最有力度的。
明丽坦言，自己开始做这行时“不太有经验”，也批评小三。现在她对第三者比较包容了，因为保有包容和友好的态度，才能让第三者更容易信任自己。“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为她们着想，然后再帮助妻子把她们分（离）掉。”
最让杜伟震撼的，是一位客户的丈夫为表离婚决心，用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砍掉一根。“她老公层次还不差，身家也有几千万，做出这样的举动，我开始非常不理解。”
经过了解，杜伟和同事们发现，客户的性格比较刚烈，对丈夫看得很紧，丈夫因此多次离家出走。进而，团队与第三者的最初交流也效果不好，第三者认为是原配妻子的主要问题。 杜伟观察发现，客户和丈夫一起多年打拼生意，感情基础是很深的。这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们花了十几次和第三者见面，试图感化她，前后费时有三四个月。同时，我们还帮助客户和她丈夫一起回忆曾经一起做過的事情，回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种种压力之下，我们终于说服了第三者，她愿意配合我们，还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这是杜伟唯一一次碰到第三者最终帮助他们让夫妻成功复合的情况。
在“小三分离师”们承接的一些案件中，图财出轨者并不少见。但“能拿钱解决的不是大问题，难度大的，是拿钱解决不了——小三不要钱，就要人。”明丽说。
缺“规矩”的萌芽期
“很多人认为，这个行业怪怪的，收费方面也有耳闻，起价二三十万元的都有。如果只是心理咨询或婚姻咨询，这个费用确实比较高，但如果我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工作的，你可能就会觉得不高了。”王军介绍，公司的收费以工作时间和工作量来定价。
她以最近在处理的一个案子举例道：“总收费三万元，目前到账一万元。我们参与的工作人员有3个，就她的案子已经讨论了11次，外出也有两次。接下来还有工作，解决完之后还会有后期跟踪。这样算下来，你觉得我们的收费高吗？”
“这个行业还处在萌芽期。同样的案子，不同公司的价格能差好几倍，也确实有‘天价’存在。我能理解，因为有时用的方案不同，或者如果业务在三线城市或者县城，我们需要去客户当地，有时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这个成本挺高的。”杜伟说。
定价方面，杜伟希望国家能够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出台相关的规定予以适当规范。
在杜伟的观察中，做分离第三者业务的公司数量并不多，因为前期广告费投入较大，一些公司慢慢消失了，“从去年年底开始才又多了一些”。
对于开展分离第三者业务的公司或机构，目前国内尚无专门认证。有业内人士透露，有些公司在注册时并非婚姻服务，而是商业咨询。
“这个行业参差不齐，我也听说过同行之间利用网络互相攻击的情况。我建议，是否可把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或者对准入条款加以规范。”杜伟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这些细胞一个个坏了，社会还能安定和谐吗？”明丽认为，婚姻家庭咨询师的市场缺口依然很大。
“在婚姻家庭领域越来越充斥个人主义的今天，在婚姻之外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一定会不断增多，第三者问题势必会在一定人群中存在。对这种客观存在，不论我们肯定抑或否定，它都会在那里，只是我们应考虑采取何种态度和措施才能妥善处理。”李明舜说。
（《法治周末》2015.10.27）
过去二十年间，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离婚率也在不断上升。在中国婚姻家庭中，“小三”问题逐渐显露。
于是，摆在婚姻咨询师和“小三分离师”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市场。如今，婚姻家庭咨询师已是被国家承认的正式职业，然而，所谓的“小三分离师”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在自称“专职”分离第三者的杜伟看来，“大家入行的初衷都是好的”，但这一新兴行业也“急需规范”。
客户们有了新变化
入行以后，明丽才发现“原来小三那么多”。作为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机构维情集团“婚姻医院”首席咨询师，在过去十几年间，她见证了各式各样的情感纠纷。
“十几年前，碰到小三问题，妻子一般很冲动，没有谈的余地，马上离婚，她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离婚后，有不少人后悔不已。”如今，明丽体会到最大的变化，是“98%的妻子能包容、宽容了，她们要去跟小三斗，让丈夫回来，一定要保家庭的完整”。
对于这种变化，明丽认为“应该是进步了”。
明丽的客户多为35岁至55岁之间的女性，其中九成以上的问题是丈夫出轨。“离婚后，中年男性比较好找妻子，女性找来找去也不如自己的丈夫。而且新的家庭成员更难协调经营，新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的问题。”
中年婚姻危机在杜伟的业务量中也占大部分，他负责的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机构名为“七星情盾”。从3年前开始，杜伟专门接手第三者问题处理。
“不懂这个行业的人或许会认为，婚外情都是中年男老板包養二十来岁小姑娘。这样的情况在南方比较多。最近两年，北方地区出现比较多的情况，是中年女性包养二十几岁的小男生。”他说。
这个新情况最初让他有些不太理解，在他看来“男人二十多岁，应该正是奋斗的时候”。
不断地接案让杜伟有机会了解这些男生的心理。至少有3个男生告诉他，自己以前也谈过年龄相当的女朋友，但都受到了伤害，比如因为结婚买不起房导致分手，以至情绪低沉。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有效的沟通来化解的。”杜伟说。
常住北京的王军并非专职“分离小三”，她是北京一家名为“维爱”的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机构专家。包括“小三”问题在内的婚姻、家庭、情感问题，都在公司业务范围内。在她看来，出轨，实际上还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了。
在王军的客户群体当中，年轻丈夫出轨的高峰期多在孩子出生前后。“孩子出生带来的问题很多，一方面，家里人多起来，关注点全在孩子身上，丈夫从情感上被忽视了;另一方面，夫妻之间性生活也减少了，甚至没有。”
中国的传统观念决定了极少有外力介入婚姻家庭问题。现在，“小三分离师”们要做的，就是要介入到客户的私人领域，为其提供服务。
“小三的案子一定不接，只解决原配问题”
最初进入这个行业，杜伟发现，到了离婚环节，往往是想离婚的一方找律师，不想离婚的一方往往非常痛苦。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帮人挽回婚姻。
“心理咨询和婚姻调解的方式需要双方到场，但往往有一方极度不配合，或是不来，或是来了也有抵触情绪。经过一段摸索演变的过程，才有了现在这种方式。”杜伟认为，这个行业在做的，是“解决法律不约束、但有违道德的问题”。
明丽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及法律。她说，自己的工作原则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到包括物质和情感在内的最大利益。
“不光要提供心理咨询、婚姻咨询、法律咨询，有时还需要提供医学咨询和生活咨询。有些客户不会玩微信，我告诉她们去买个智能手机，拍拍照片发发微信，增加自信，同时你的丈夫也会对你刮目相看。”她说。
目前，什么样的人在开展“小三分离师”业务呢？
王军称，在业内，硬性规定是“首先得有心理咨询师和婚姻家庭咨询师证书”;同时“原则上，年龄35岁以上、有5年以上婚龄”。“结婚5年后，往往会对婚姻有新的感悟。”她说。
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曾经参加了婚姻家庭咨询师职业标准的制定，熟悉婚姻家庭咨询师的从业范围和执业标准。在他看来，婚姻家庭咨询师和“小三劝退师”不能画等号。
“作为咨询师不应该拒绝任何当事人的求助和咨询，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婚姻家庭咨询师不可能完全的价值中立，其咨询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劝退小三的过程也必须遵守这一基本要求。”李明舜说。
接受采访的几位婚姻家庭咨询师均表示，“小三的案子一定不接，只解决原配问题”。
亮明身份的劝退“最有效”
“有些客户很冲动，找到第三者，甚至还有暴力冲突。如果我们发现客户有这样的迹象，会马上制止。因为这样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把自己老公往外推了。”杜伟说。
在几位接受采访的婚姻咨询师看来，劝退小三同样需要动脑筋，处理一个案子必须团队合作。根据案情性质，团队从3人到9人不等。一般而言，劝退工作多是以客户的朋友、老同学等角色做“伪装”进行沟通。然而王军认为，亮明身份才是最有效、最有力度的。
明丽坦言，自己开始做这行时“不太有经验”，也批评小三。现在她对第三者比较包容了，因为保有包容和友好的态度，才能让第三者更容易信任自己。“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为她们着想，然后再帮助妻子把她们分（离）掉。”
最让杜伟震撼的，是一位客户的丈夫为表离婚决心，用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砍掉一根。“她老公层次还不差，身家也有几千万，做出这样的举动，我开始非常不理解。”
经过了解，杜伟和同事们发现，客户的性格比较刚烈，对丈夫看得很紧，丈夫因此多次离家出走。进而，团队与第三者的最初交流也效果不好，第三者认为是原配妻子的主要问题。 杜伟观察发现，客户和丈夫一起多年打拼生意，感情基础是很深的。这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们花了十几次和第三者见面，试图感化她，前后费时有三四个月。同时，我们还帮助客户和她丈夫一起回忆曾经一起做過的事情，回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种种压力之下，我们终于说服了第三者，她愿意配合我们，还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这是杜伟唯一一次碰到第三者最终帮助他们让夫妻成功复合的情况。
在“小三分离师”们承接的一些案件中，图财出轨者并不少见。但“能拿钱解决的不是大问题，难度大的，是拿钱解决不了——小三不要钱，就要人。”明丽说。
缺“规矩”的萌芽期
“很多人认为，这个行业怪怪的，收费方面也有耳闻，起价二三十万元的都有。如果只是心理咨询或婚姻咨询，这个费用确实比较高，但如果我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工作的，你可能就会觉得不高了。”王军介绍，公司的收费以工作时间和工作量来定价。
她以最近在处理的一个案子举例道：“总收费三万元，目前到账一万元。我们参与的工作人员有3个，就她的案子已经讨论了11次，外出也有两次。接下来还有工作，解决完之后还会有后期跟踪。这样算下来，你觉得我们的收费高吗？”
“这个行业还处在萌芽期。同样的案子，不同公司的价格能差好几倍，也确实有‘天价’存在。我能理解，因为有时用的方案不同，或者如果业务在三线城市或者县城，我们需要去客户当地，有时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这个成本挺高的。”杜伟说。
定价方面，杜伟希望国家能够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出台相关的规定予以适当规范。
在杜伟的观察中，做分离第三者业务的公司数量并不多，因为前期广告费投入较大，一些公司慢慢消失了，“从去年年底开始才又多了一些”。
对于开展分离第三者业务的公司或机构，目前国内尚无专门认证。有业内人士透露，有些公司在注册时并非婚姻服务，而是商业咨询。
“这个行业参差不齐，我也听说过同行之间利用网络互相攻击的情况。我建议，是否可把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或者对准入条款加以规范。”杜伟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这些细胞一个个坏了，社会还能安定和谐吗？”明丽认为，婚姻家庭咨询师的市场缺口依然很大。
“在婚姻家庭领域越来越充斥个人主义的今天，在婚姻之外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一定会不断增多，第三者问题势必会在一定人群中存在。对这种客观存在，不论我们肯定抑或否定，它都会在那里，只是我们应考虑采取何种态度和措施才能妥善处理。”李明舜说。
（《法治周末》2015.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