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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支持大会达成一项“有力度”的协议，但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首先应维护互信，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决定加以落实。
气候变化，从未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的关注。气候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最直观的表现是频发的气候灾难。
11月30日至12月11日，备受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有望在全球碳减排方面达成某些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于11月29日至11月30日赴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习近平曾强调，中国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新的贡献”。
11月23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他将中国代表团备战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台前幕后娓娓道来，为了准备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他和他的团队已忙碌数月之久。
此次会议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它将决定2030年之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解振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今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
“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积极承担责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过去作出的承诺以及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应该中国政府做的，都在认真地落实。我们取得的成效，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肯定。”解振华说。
谈到中国的环境问题，熟稔内情的解振华深有体会，他认为，就环境谈环境，解决不了问题，从经济改革全局入手，才能找到环境治理的答案。
在采访中，解振华一再强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倒逼改革的作用，并表示这也是中央决策层所希望看到的效果。
解振华是中国环保界的元老级人物，曾多年主政环保部门，长期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从巴厘岛路线图到被誉为“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再到此次的巴黎气候大会。
备战巴黎气候大会
《财经国家周刊》：巴黎气候大会即将举行，你对本次大会有多大信心？
解振华：应该说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里程碑式的一个会议。因为它将决定2030年之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
对此次的巴黎气候大会，我还是比较有信心。最近我去参加了巴黎气候大会部长级预备会议，有70多个国家的部长参与此次会议。总体上，各国意见都是建设性的，互信也在增加。
巴黎气候大会将有100多个国家元首参加开幕式，这也增加了世界气候变化多变进程的政治推动力。
我们希望这次巴黎气候大会成果能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本原则，能达成一个有雄心、有力度、适合各个缔约方的具有法律效力、有包容性的协议。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年的气候大会，各国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民生，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即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路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20%左右。
各国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应通过这一路径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
我们支持大会达成一项“有力度”的协议，但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首先应维护互信，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决定加以落实。这包括尽快批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以及兑现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财经国家周刊》：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直都在用实际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对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中国做了哪些准备？
解振华：巴黎气候大会准备会议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中国政府一直都在积极参与。今年6月底，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明确表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路径。
对11月底的巴黎气候大会，我们希望大会达成的协议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体现各国历史责任、发展阶段、现实国情和应对能力方面的区别。
此次巴黎气候大会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能力、透明度等各方面，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又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路径。
同时，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真正兑现他们已经作出的承诺，要落实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
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积极承担责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过去作出的承诺和在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应该中国政府做的，都在认真地落实。而且我们取得的成效，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肯定。
据国际能源署评估，中国不仅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快，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也大幅降低。近7年来，中国的森林蓄积量增加了近22亿立方米，大大超出原先承诺的13亿立方米。
201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次在经济正增长的情况下没有增加。这其中，中国贡献功不可没。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此次巴黎气候大会的协议，中国代表团有何期望？
解振华：中国代表团希望在协议中更加重视技术合作、技术创新、技术转让。这是解决减排、发展低碳目标的根本措施。
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过程中，能力不足，需要资金支持，这需要发达国家履行责任，兑现自己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没有这种保障措施，應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很难实现。
《财经国家周刊》：谈到资金问题，南非德班气候大会决定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募集目标，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绿色减排的需要。如何看待这个基金？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解振华：资金机制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个要素，但是现实中发达国家并没有履行上述承诺。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责任，在2020年之前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后在此规模的基础上，再有所增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愿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合作。
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这将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供支持。中国还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通过绿色气候基金融资的能力。
在巴黎气候大会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增加“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规模。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经说过“没有不拖的气候会”，从中可以看出气候谈判之艰苦，你认为在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上，会遇到多大阻力？
解振华：每次会议都会遇到阻力。在谈判中，大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追求的是：第一要体现全人类利益;第二要体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着眼长远、深思熟虑的主动作为。面临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等诸多挑战，中国意识到这些挑战也给自身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
所以我们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我们自己该做的认真做好。这也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美共识推动全球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使大卫·金爵士曾经表示，对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有信心”。2014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他看好巴黎气候大会前景的重要原因。如何评价这份联合声明？
解振华：去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应该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亮点，同时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美两国元首宣布了两国在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行动。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20%左右。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份声明提出“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也就是根据国情不同，各自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这个原则在去年的利马气候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次会议延时了42个小时，最后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一些内容和原则借用过来，才把会议僵局打破。可以说，这个联合声明对利马会议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我认为，无论在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还是会上达成的协议中，《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还将发挥更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又发表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国际上有评价认为，中国气候减排目标定得比较高，可能在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下难以做到，你怎么看？
解振华：对于中国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中央和国务院有明确要求：要建立一种倒逼机制，促进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说过，气候减排这件事，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中国自己要做。要通过气候减排建立倒逼机制，促进国家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因此，我们制定的目标，要发挥倒逼转型升级的作用。
李克强总理要求通过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实现能源消费做减法，经济增长做加法，实现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目标要定得“经过努力可以做到”，又要有一定的力度。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低碳的路径。中国两国发了联合声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落实。要兑现自己的承诺，积极采取行动，这才是对本国老百姓负责，对世界负责。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欧盟碳贸易体系，但交易量并不理想。你认为中国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哪些挑战？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解振华：中国搞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有几年时间，通过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深圳和重庆7个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展开摸索。
我们搞碳排放权交易并不追求交易量有多大，价格有多高，而是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12月发布，2015年1月开始实施，碳排放权配额总量如何確定，配额应该如何分配、第三方如何认证等制度和组织，现在正在逐渐探索清楚。
欧盟碳贸易中，价格最高的时候一吨碳排放权是40欧元，最低的时候只有2欧元。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之所以低迷，有可能是配额尤其是无偿的配额分得太多了，加上经济不景气，减排力度不够，所以市场有些疲软。我们也会借鉴欧盟、美国一些经验和教训，为2017年启动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奠定好基础。
最近中欧、中美等联合声明都提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要进行交流。我认为将来要不要在全球建立一个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都是值得探讨的。
治污过程不会太长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成绩有目共睹，但是老百姓还承受着环境污染之苦，雾霾就是其中的代表。如何看待雾霾的治理问题？
解振华：雾霾、空气污染，大家切身感受到了它的影响。但是还没有感到变暖对自己的危害。极端气候在增加，飓风、干旱、洪涝灾害都跟气候变暖有关系。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与治理大气污染是同根同源。中国正在治理大气污染，也制定了节能减排的方案，还采取了节能、提高能效、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森林碳汇等措施。我们看到中国也出现了“阅兵蓝”、“APEC蓝”，为什么？因为找到了根源，治理的措施是对的。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很好地协调，完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要考虑到经济、就业和社会的问题，所以治理污染有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个人认为不会用太长的时间，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找到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赢道路？
解振华：在新的100年中，地球不仅要消解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还要消解资源和环境带来的问题，那怎么办呢？现在来看，基本的路径只能是绿色、循环、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从源头和生产过程解决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有机统一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
党的十八大把循环经济的作用和地位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把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多地要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来推动。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现在循环经济发展态势如何？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解振华：我国循环型的产业体系已经初步构建，实施循环经济配套的政策也逐步完善。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实施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和开展示范试点，实行了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垃圾和沼气发电的优惠政策，制定鼓励生产节能节水专用设备、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支持循环经济的投融资政策，这都对发展循环经济起了很大的鼓励激励作用。
2014年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量近2.5亿吨，节约能源近2亿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7亿吨。但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循环经济还面临着法律约束力不强、配套政策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统计服务等基础能力薄弱的问题，循环经济的规模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水平有待提高。
（本文选自：财经国家周刊 2015年24期）
气候变化，从未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的关注。气候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最直观的表现是频发的气候灾难。
11月30日至12月11日，备受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有望在全球碳减排方面达成某些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于11月29日至11月30日赴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习近平曾强调，中国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新的贡献”。
11月23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他将中国代表团备战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台前幕后娓娓道来，为了准备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他和他的团队已忙碌数月之久。
此次会议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它将决定2030年之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解振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今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
“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积极承担责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过去作出的承诺以及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应该中国政府做的，都在认真地落实。我们取得的成效，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肯定。”解振华说。
谈到中国的环境问题，熟稔内情的解振华深有体会，他认为，就环境谈环境，解决不了问题，从经济改革全局入手，才能找到环境治理的答案。
在采访中，解振华一再强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倒逼改革的作用，并表示这也是中央决策层所希望看到的效果。
解振华是中国环保界的元老级人物，曾多年主政环保部门，长期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从巴厘岛路线图到被誉为“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再到此次的巴黎气候大会。
备战巴黎气候大会
《财经国家周刊》：巴黎气候大会即将举行，你对本次大会有多大信心？
解振华：应该说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里程碑式的一个会议。因为它将决定2030年之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
对此次的巴黎气候大会，我还是比较有信心。最近我去参加了巴黎气候大会部长级预备会议，有70多个国家的部长参与此次会议。总体上，各国意见都是建设性的，互信也在增加。
巴黎气候大会将有100多个国家元首参加开幕式，这也增加了世界气候变化多变进程的政治推动力。
我们希望这次巴黎气候大会成果能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本原则，能达成一个有雄心、有力度、适合各个缔约方的具有法律效力、有包容性的协议。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年的气候大会，各国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民生，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即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路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20%左右。
各国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应通过这一路径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
我们支持大会达成一项“有力度”的协议，但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首先应维护互信，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决定加以落实。这包括尽快批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以及兑现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财经国家周刊》：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直都在用实际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对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中国做了哪些准备？
解振华：巴黎气候大会准备会议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中国政府一直都在积极参与。今年6月底，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明确表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路径。
对11月底的巴黎气候大会，我们希望大会达成的协议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体现各国历史责任、发展阶段、现实国情和应对能力方面的区别。
此次巴黎气候大会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能力、透明度等各方面，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又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路径。
同时，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真正兑现他们已经作出的承诺，要落实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
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积极承担责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过去作出的承诺和在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应该中国政府做的，都在认真地落实。而且我们取得的成效，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肯定。
据国际能源署评估，中国不仅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快，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也大幅降低。近7年来，中国的森林蓄积量增加了近22亿立方米，大大超出原先承诺的13亿立方米。
201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次在经济正增长的情况下没有增加。这其中，中国贡献功不可没。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此次巴黎气候大会的协议，中国代表团有何期望？
解振华：中国代表团希望在协议中更加重视技术合作、技术创新、技术转让。这是解决减排、发展低碳目标的根本措施。
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过程中，能力不足，需要资金支持，这需要发达国家履行责任，兑现自己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没有这种保障措施，應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很难实现。
《财经国家周刊》：谈到资金问题，南非德班气候大会决定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募集目标，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绿色减排的需要。如何看待这个基金？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解振华：资金机制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个要素，但是现实中发达国家并没有履行上述承诺。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责任，在2020年之前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后在此规模的基础上，再有所增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愿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合作。
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这将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供支持。中国还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通过绿色气候基金融资的能力。
在巴黎气候大会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增加“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规模。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经说过“没有不拖的气候会”，从中可以看出气候谈判之艰苦，你认为在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上，会遇到多大阻力？
解振华：每次会议都会遇到阻力。在谈判中，大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追求的是：第一要体现全人类利益;第二要体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着眼长远、深思熟虑的主动作为。面临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等诸多挑战，中国意识到这些挑战也给自身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
所以我们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我们自己该做的认真做好。这也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美共识推动全球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使大卫·金爵士曾经表示，对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有信心”。2014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他看好巴黎气候大会前景的重要原因。如何评价这份联合声明？
解振华：去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应该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亮点，同时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美两国元首宣布了两国在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行动。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20%左右。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份声明提出“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也就是根据国情不同，各自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这个原则在去年的利马气候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次会议延时了42个小时，最后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一些内容和原则借用过来，才把会议僵局打破。可以说，这个联合声明对利马会议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我认为，无论在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还是会上达成的协议中，《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还将发挥更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又发表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国际上有评价认为，中国气候减排目标定得比较高，可能在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下难以做到，你怎么看？
解振华：对于中国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中央和国务院有明确要求：要建立一种倒逼机制，促进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说过，气候减排这件事，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中国自己要做。要通过气候减排建立倒逼机制，促进国家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因此，我们制定的目标，要发挥倒逼转型升级的作用。
李克强总理要求通过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实现能源消费做减法，经济增长做加法，实现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目标要定得“经过努力可以做到”，又要有一定的力度。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低碳的路径。中国两国发了联合声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落实。要兑现自己的承诺，积极采取行动，这才是对本国老百姓负责，对世界负责。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欧盟碳贸易体系，但交易量并不理想。你认为中国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哪些挑战？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解振华：中国搞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有几年时间，通过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深圳和重庆7个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展开摸索。
我们搞碳排放权交易并不追求交易量有多大，价格有多高，而是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12月发布，2015年1月开始实施，碳排放权配额总量如何確定，配额应该如何分配、第三方如何认证等制度和组织，现在正在逐渐探索清楚。
欧盟碳贸易中，价格最高的时候一吨碳排放权是40欧元，最低的时候只有2欧元。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之所以低迷，有可能是配额尤其是无偿的配额分得太多了，加上经济不景气，减排力度不够，所以市场有些疲软。我们也会借鉴欧盟、美国一些经验和教训，为2017年启动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奠定好基础。
最近中欧、中美等联合声明都提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要进行交流。我认为将来要不要在全球建立一个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都是值得探讨的。
治污过程不会太长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成绩有目共睹，但是老百姓还承受着环境污染之苦，雾霾就是其中的代表。如何看待雾霾的治理问题？
解振华：雾霾、空气污染，大家切身感受到了它的影响。但是还没有感到变暖对自己的危害。极端气候在增加，飓风、干旱、洪涝灾害都跟气候变暖有关系。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与治理大气污染是同根同源。中国正在治理大气污染，也制定了节能减排的方案，还采取了节能、提高能效、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森林碳汇等措施。我们看到中国也出现了“阅兵蓝”、“APEC蓝”，为什么？因为找到了根源，治理的措施是对的。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很好地协调，完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要考虑到经济、就业和社会的问题，所以治理污染有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个人认为不会用太长的时间，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找到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赢道路？
解振华：在新的100年中，地球不仅要消解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还要消解资源和环境带来的问题，那怎么办呢？现在来看，基本的路径只能是绿色、循环、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从源头和生产过程解决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有机统一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
党的十八大把循环经济的作用和地位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把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多地要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来推动。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现在循环经济发展态势如何？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解振华：我国循环型的产业体系已经初步构建，实施循环经济配套的政策也逐步完善。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实施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和开展示范试点，实行了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垃圾和沼气发电的优惠政策，制定鼓励生产节能节水专用设备、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支持循环经济的投融资政策，这都对发展循环经济起了很大的鼓励激励作用。
2014年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量近2.5亿吨，节约能源近2亿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7亿吨。但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循环经济还面临着法律约束力不强、配套政策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统计服务等基础能力薄弱的问题，循环经济的规模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水平有待提高。
（本文选自：财经国家周刊 2015年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