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风险在于制度性缺陷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稳定的高增长周期当中，真正的问题不是还有没有长期增长的潜力，而在于这种长期的增长会不会被一些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所打断。甚至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停顿下来。
　　中国经济中存在许多不平衡，最大的几个不平衡是：储蓄过多；外贸顺差太大；外汇储备过多；流动性过剩，即货币过多。
　　经济领域存在这么多的货币，如果难以通过通胀释放，这些过剩流动性的影响主要就会体现在产生资产泡沫、出现在资产通胀上。第一是金融资产，比如股票；第二是房产，就是楼市。我们的特点又在于这两个市场都有些制度缺陷，这些制度缺陷就有可能导致很大的金融风险。
　　中国的房产市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一个内在的稳定机制，比如没有房产税制度，这就造成需求扩张的能力非常大。另外就是供给。有了供求稳定的机制，投资性需求才能受到抑制。
　　股市是最容易出现一些预期的错误、最容易产生矫枉过正、最容易出现波动的市场。从监管实践角度来讲，我们还处在监管的初级阶段。目前股市牛、股市热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完善监管制度、打击违规操作、打击内部交易、打击资金的违规使用、建立防范风险的机制、加强监管的好时机。我们现在已有很多监管制度了，怎样去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才是最根本的。
　　 摘自《中国经营报》
　　
　　慈善困境不仅仅是文化的事儿
　　
　　当前中国，文化因素还不是制约慈善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在中国的古代，很多乡村的士绅富商办义仓、开义学；解放以前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民国时期的慈善事业曾经达到过一个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的高度。目前，已经有一批有现代观念的企业家接受了现代慈善的思维，“企业社会责任”也已提上日程。
　　民间也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慈善能量。但在现有的政策法规和社会氛围下，举步维艰。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一是“双重监督”的规定，就是要注册一个公益团体必须先找到“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这样大批做着好事的人和组织得不到合法地位；二是税法不健全，虽然名义上对公益捐赠给予“税收优惠”，但操作性较差，特别是不平等。只有捐赠给少数基金会，才享受免税，这是很不合理的。民间慈善组织搞一个活动都很不容易。此外，成立一家私募公益基金会的门槛也太高。这些都是人为的限制。
　　慈善机构“官办”色彩浓厚，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受到制约。应该弄清一个观念——公益慈善事业从根本上讲是民间的事，是民间自愿的一种财富的再分配的途径。政府福利的主要途径是收税，然后以一部分财政拨款用于福利。而民间慈善公益事业恰恰是补政府的不足，如果全是官办就没有意义了。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
　　
　　科学家要爱惜“羽毛”
　　
　　科学家群体的声望正在逐渐下降。原因主要是科学研究的不端行为逐渐增多；学术泡沫现象日趋严重；科技论文内容雷同、缺乏创新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与科研大环境的变化相关。现在社会追求快速致富、快速成功，这种浮躁的气息也蔓延到了科技领域，使得某些科研工作者淡忘了科学的本质，过分追求眼前利益。科学研究的最初目的是追求真理和满足科学家的爱好与兴趣，然而现在，科学研究更多地成为一种职业和求生手段，这决定了科技界越来越不能“免俗”，科学家也越来越无法“脱俗”。
　　正如鸟儿的羽毛需要精心呵护一样，科学家的声誉也需要用心维护——这不仅关系到科学家的个人利益，还会影响整个科学家群体在公众面前的声望与地位。
　　维护科学家的声誉，不能仅靠体制、环境等外因推动，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即首先必须讲诚信，不能造假。科研工作在研究过程中要有严肃的工作态度、严格的求证精神、严密的工作方法。要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永远记住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攀登。因为现代科学事业是集体事业，一项成果的取得必须依赖于一个团队的工作，所以要有合作精神。每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只具有相对真理性，不可故步自封。要关心、培养和扶持年轻人，并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友好共处。
　　摘自人民网
　　
　　
　　珍重3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价值”
　　
　　改革开放近30年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赋予了我们一种新的价值观。那就是一个新的“中国梦”，一个通过每一个个体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在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同时，也改变社会和国家命运的基本观念。也就是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基本价值”，一种注重个体能力发挥的新的文化性格。
　　我们发现，当每一个个体都发挥自己的最大力量，社会就有了我们难以想像的进步。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支持我们走向未来的动力。
　　当然，我们要在竞争中不忘分享和关怀，在前行中相互慰藉和守望；在个人奋斗时牢记社会的责任，在追求自我成功的同时关爱他人和社群；我们的价值观也需要来自传统文化的滋养。但这一切仍是基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这种价值观。无论我们怎样进步和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对此轻率否定。
　　人们纪念高考30年，其实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真切肯定，也是尝试重新认识和发掘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价值观的努力。虽然这方面的努力还比较朦胧，有很多感性色彩，但毕竟是一个社会对自己走过的道路的珍重。没有这种珍重，我们就不可能更好地向前走。
　　 摘自《人民日报》
　　
　　公交理应回归公益
　　
　　北京2006年年底宣布，从今年起，北京市财政每年将支付20亿元的票价“直补”，用于大幅下调公交车票价——全市所有单一票制公交车线路(不论空调车还是非空调车)，一律实施1元票价。不久前，北京又大幅下调轨交票价，我们以为，借鉴北京经验，国内的其他大城市没理由不迎头赶上。
　　公交优先本质上属于民生优先，其社会价值深入而长远。何况，向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公共服务用品，本身就是每个城市政府应当普遍遵循的服务理念和服务内容。
　　智者既要静态算账锱铢必较，更该动态算账眼光长远。立足于长远，从现在起量力而行——切实把市民出行成本降下来，受益的不只是市民群体，而是整座城市，也包括政府本身。出行成本系城市商务成本的组成部分，降低出行成本所带来的“溢价效益”多多，譬如，降低低收入市民群体生活压力利于城市和谐；低票价公共交通乃成本最低的“排堵”举措；买私家车将凸显性价比不划算……城市商务成本因公共交通低票价而降一分，经济发展就能长一寸，政府税收相应长一尺。而且，当公共交通回归公益属性，很多社会难题也将随之大大缓解。
　　
　　 摘自《东方早报》
　　重视实质平等
　　
　　现代性的弊病之一，就是在平等成为基本价值的同时，新的不平等特别是经济不平等在惊人地扩大，它成为现代社会的最大危机。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作为基本价值的平等，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从形而上的超验世界去寻找其基础，它完全可以从人本主义那里寻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点。康德的“人是目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是自明的真理。
　　所有人的共同生活构成了社会，这是一切财富的历史前提，也是最为基本的经验事实。如果将平等分别为基本权利的完全平等和非基本权利的比例平等，那么完全平等就由于社会的共同生活而得以确立。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要素，“平等”的理论应该将形上与形下打通，将信念和实践联结。
　　当然，我们说“平等”是价值要素，就是说“平等”是理想。就直接经验而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普遍的自然的现象。平等不是单一化，不能完全抹去个人之间的差异。但是既然我们将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奋斗目标，就要认真对待现象世界的不平等，更不能听任不平等的扩大。因为和谐社会需要自己的价值，平等就是与此相应的价值。一个真正和谐的现代社会，决不能满足于形式平等；事实上，当我们认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时，就是在承认机会平等的过程中逐步做到最大可能地实现实质平等。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