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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家》：在您涉及的众多艺术形式中，评书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何祚欢：它是我着陆的地方，它是我的停机坪，任何东西的着眼点，最终还是要放在我的评书上的，这才是我。我不觉得写评书就比写小说简单，因为写小说我不会管观众这三分钟里听不听得进去，小说只要有一个节骨眼看入眼之后，就放不下来了，评书就不一样，只要有三分钟观众听不进去，你的评书就砸了。我写小说对我写评书的文采上可以提高和锻炼，在有兴趣的事情上会启发我说书的本领。很多人可以把观众说笑，但难得把观众说哭，何祚欢可以把观众说哭，什么原因？因为我很杂，我对于感情的调度就会是多种多样的。
《生活家》：您讲《三国》，也有一个武汉人易中天靠讲《三国》在全国
走红，您怎么看两者的区别？
何祚欢：上电视之后，《三国》被讲得太娱乐化了。我觉得即使是说书的，也应该很负责任的把你的认识说出来。讲评书的时候，包袱是有则用，没有就绝对不用。
《生活家》：您的弟子自发组织了一个拜师仪式，作为老师，您传授给弟子们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何祚欢：他们都很努力。我总觉得搞艺术的还是要多读书。不只对我的徒弟而言，直到今天为止，很多从事艺术工作的都对读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等你不经意的读了很多东西之后，它会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你就体会到了。你对生活的认识随着你的阅读会快的化成你的结论，然后起码会变成一种修养。你在谈到生活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对艺术表现上来讲，就会很不一样。
当然也不必去责怪别人，毕竟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不一样，生活趣味不同，每个人会在实践当中总结自己，这都不是师傅教就能解决的问题，是自己修来的。做师傅的千万不要在别人成长的期间，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那你就是无形的杀手摧残了人才。他的不足在他感觉到的时候，会来问你，不能在他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依靠你的权威让他承认。作为长辈，有宽容的态度，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提出严格要求。但是严格要求也不是凭空的，也得找准时机抓住核心。
《生活家》：下一辈的人中，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吗？您觉得您这一辈与下一辈人有哪些区别之处？
何祚欢：不同的几代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是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读书不读书，对语言的选择取向是绝对不一样的。老百姓的俗语里有很多有趣的说法，比如说“捏到鼻子哄眼睛”，我喜欢把这些生动的语言用到我的评书里，不喜欢用一些生僻的词语，但我也绝不会用一些流俗的语言，流俗不是通俗，庸俗更不是通俗，这就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了。
《生活家》：艺术需要传承，您觉得湖北评书的走向将会是什么样？
何祚欢：艺术传承从来都不是艺术家个人的事情，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当整个社会环境处于一个非常浮躁的情况下，艺术传承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更不能急于去搞，或者去找徒弟来教。当社会有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朝这儿来聚集。这种艺术形式是死不了的，它的根很深，人们每天讲的不都是跟评书息息相关的么？所以我一点都不着急，采取很淡然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听，你学了又能去哪儿说呢？而随着商品社会的分工发展，人们必然在工作之余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社会分工一细，各个行业的需要都会有人来满足。
《生活家》：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如何去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
何祚欢：周立波找了一条路，不错，直接切入年轻人的兴趣点，抓住今天说今天。但他也有忧患，让他规规矩矩讲故事的时候，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可不可以抓住今天说昨天呢？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武汉大学给武大中文系的研究生说了一场《火烧博望坡》，他们面对的是电脑和鼠标，我手上拿的是醒木。听完之后，200多个学生写了50多篇观后感。
《生活家》：您有没有想过如何推广湖北评书？
何祚欢：现在就在想这件事情。对于文化传承，整个国家的风气有偏差。各大广播电视台奉行的是低成本做节目，自然而然的对节目质量要求下降，这也是现在电台电视台很少看到评书节目的原因。
几十年都在倡导看戏不要钱的观念，导致文艺单位形成不了产业，难以从体制内走出去。今年文化部下决心对全国各地的文化团体进行改制，几乎全部推向市场，留下来的没几个。这其实是好事，肯奋斗的人依然会留下来。文化本来是有产业的，像梅兰芳、尚小云这些人，都是有产业的，梅兰芳解放后还在给别人发工资，尚小云赚了钱去办学校，培养人才。文艺界的人不应该愁钱，进行产业化的改革，评书不仅能被推广和传承，还能赚钱。
《生活家》：您也在全国性的卫视上做节目，面对全国的观众与面对湖北的观众有什么不同？
何祚欢：我从读书的时候开始说相声，到1961年开始讲革命故事，评书就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不是刻意，而是自然而然觉得自己值得为评书这个艺术样式奉献一辈子。不必在全国开湖造海，而要在湖北挖井。我也有很多机会给全国的观众讲书，有这样的机会我会去尝试，面对全国观众我会用普通话来讲，回到湖北，我就会用武汉话为湖北人讲故事。
《生活家》：您觉得怎么样才算是成功？
何祚欢：包括我的徒弟们都说，何老师最成功。在艺术道路上，出名不一定是成功，最大的成功是，我总在乐呵呵地做。这样的一生也许不会很富有，但会很平顺。人活这几十年，花钱难买更多的时间，多大的世俗的成就真的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活出自己，活在自在当中。
《生活家》：退休之后您也没闲着，您是怎么规划退休生活的？
何祚欢：我总觉得人一辈子就这么长，必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退休之后就成立了这个“何祚欢文艺工作室”，为那些有才华但没有经济条件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创作的地方。我也在做《武汉商业史》的梳理，准备出版。
《生活家》：您讲《三国》，也有一个武汉人易中天靠讲《三国》在全国
走红，您怎么看两者的区别？
何祚欢：上电视之后，《三国》被讲得太娱乐化了。我觉得即使是说书的，也应该很负责任的把你的认识说出来。讲评书的时候，包袱是有则用，没有就绝对不用。
《生活家》：您的弟子自发组织了一个拜师仪式，作为老师，您传授给弟子们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何祚欢：他们都很努力。我总觉得搞艺术的还是要多读书。不只对我的徒弟而言，直到今天为止，很多从事艺术工作的都对读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等你不经意的读了很多东西之后，它会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你就体会到了。你对生活的认识随着你的阅读会快的化成你的结论，然后起码会变成一种修养。你在谈到生活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对艺术表现上来讲，就会很不一样。
当然也不必去责怪别人，毕竟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不一样，生活趣味不同，每个人会在实践当中总结自己，这都不是师傅教就能解决的问题，是自己修来的。做师傅的千万不要在别人成长的期间，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那你就是无形的杀手摧残了人才。他的不足在他感觉到的时候，会来问你，不能在他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依靠你的权威让他承认。作为长辈，有宽容的态度，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提出严格要求。但是严格要求也不是凭空的，也得找准时机抓住核心。
《生活家》：下一辈的人中，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吗？您觉得您这一辈与下一辈人有哪些区别之处？
何祚欢：不同的几代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是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读书不读书，对语言的选择取向是绝对不一样的。老百姓的俗语里有很多有趣的说法，比如说“捏到鼻子哄眼睛”，我喜欢把这些生动的语言用到我的评书里，不喜欢用一些生僻的词语，但我也绝不会用一些流俗的语言，流俗不是通俗，庸俗更不是通俗，这就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了。
《生活家》：艺术需要传承，您觉得湖北评书的走向将会是什么样？
何祚欢：艺术传承从来都不是艺术家个人的事情，它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当整个社会环境处于一个非常浮躁的情况下，艺术传承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更不能急于去搞，或者去找徒弟来教。当社会有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朝这儿来聚集。这种艺术形式是死不了的，它的根很深，人们每天讲的不都是跟评书息息相关的么？所以我一点都不着急，采取很淡然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听，你学了又能去哪儿说呢？而随着商品社会的分工发展，人们必然在工作之余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社会分工一细，各个行业的需要都会有人来满足。
《生活家》：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如何去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
何祚欢：周立波找了一条路，不错，直接切入年轻人的兴趣点，抓住今天说今天。但他也有忧患，让他规规矩矩讲故事的时候，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可不可以抓住今天说昨天呢？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武汉大学给武大中文系的研究生说了一场《火烧博望坡》，他们面对的是电脑和鼠标，我手上拿的是醒木。听完之后，200多个学生写了50多篇观后感。
《生活家》：您有没有想过如何推广湖北评书？
何祚欢：现在就在想这件事情。对于文化传承，整个国家的风气有偏差。各大广播电视台奉行的是低成本做节目，自然而然的对节目质量要求下降，这也是现在电台电视台很少看到评书节目的原因。
几十年都在倡导看戏不要钱的观念，导致文艺单位形成不了产业，难以从体制内走出去。今年文化部下决心对全国各地的文化团体进行改制，几乎全部推向市场，留下来的没几个。这其实是好事，肯奋斗的人依然会留下来。文化本来是有产业的，像梅兰芳、尚小云这些人，都是有产业的，梅兰芳解放后还在给别人发工资，尚小云赚了钱去办学校，培养人才。文艺界的人不应该愁钱，进行产业化的改革，评书不仅能被推广和传承，还能赚钱。
《生活家》：您也在全国性的卫视上做节目，面对全国的观众与面对湖北的观众有什么不同？
何祚欢：我从读书的时候开始说相声，到1961年开始讲革命故事，评书就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不是刻意，而是自然而然觉得自己值得为评书这个艺术样式奉献一辈子。不必在全国开湖造海，而要在湖北挖井。我也有很多机会给全国的观众讲书，有这样的机会我会去尝试，面对全国观众我会用普通话来讲，回到湖北，我就会用武汉话为湖北人讲故事。
《生活家》：您觉得怎么样才算是成功？
何祚欢：包括我的徒弟们都说，何老师最成功。在艺术道路上，出名不一定是成功，最大的成功是，我总在乐呵呵地做。这样的一生也许不会很富有，但会很平顺。人活这几十年，花钱难买更多的时间，多大的世俗的成就真的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活出自己，活在自在当中。
《生活家》：退休之后您也没闲着，您是怎么规划退休生活的？
何祚欢：我总觉得人一辈子就这么长，必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退休之后就成立了这个“何祚欢文艺工作室”，为那些有才华但没有经济条件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创作的地方。我也在做《武汉商业史》的梳理，准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