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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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必要原则包括相关性、最小化、合比例性三个子原则.在适用该原则时,我国实践中的主流做法是只承认网络平台的次要处理目的,即实现具体业务功能,而不承认其主要处理目的,即提供精准的交易媒介服务.最小化原则的要求与网络平台实现其主要处理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匿名化制度都难以缓解该张力.鉴于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利益减损型处理行为,如果网络平台实际上为增进信息主体的利益而行动,便不满足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条件.按照补充性的合同解释方法,网络平台在提供媒介服务时应当承担给付型忠实义务,即有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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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大数据战略下数据交易的合同法问题研究"(18CFX05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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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必要原则包括相关性、最小化、合比例性三个子原则.在适用该原则时,我国实践中的主流做法是只承认网络平台的次要处理目的,即实现具体业务功能,而不承认其主要处理目的,即提供精准的交易媒介服务.最小化原则的要求与网络平台实现其主要处理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匿名化制度都难以缓解该张力.鉴于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利益减损型处理行为,如果网络平台实际上为增进信息主体的利益而行动,便不满足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条件.按照补充性的合同解释方法,网络平台在提供媒介服务时应当承担给付型忠实义务,即有义务为消费者在所媒介交易中的可得利益最大化而行动.履行给付型忠实义务的网络平台,在其个人信息处理的综合影响为正面,且给信息主体造成的损害或者危险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在合理的必要范围内处理非敏感的和敏感度低的个人信息.
其他文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进入21世纪,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都取得了长足进步.2019年1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综合反映了国内抗战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当然,这亦是一个新的起点,研究者仍然需要继续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资料搜集与出版、研究方法与视角创新上不懈努力,寻找新的学术兴奋点和增长点.面对极大丰富的档案资料的开放和种类繁多的数据库的建成,研究者在绝大部分专题上不再感叹无米下炊,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在披沙拣金和抽丝剥茧的过程中提炼问题意
整体史或总体史是历史研究的根本目标.无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还是比较短时的抗日战争史,一切具体的、片段的研究,最终都是为了写出一部大家比较信服的整体史,也就是内容全面、主线清晰、结构平衡、客观反映的通史著作.当然,历史不可能得到全部还原,一切历史书写都是有选择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书写都是如此.由于各种原因,暂时撇开某些历史是无法避免,也是无须苛责的,但无论如何编纂,对关键问题、核心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对所呈现的内容应最大限度地追求真实可信、基本一致①.就抗日战争史而言,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颇为优秀的通论
1859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发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由“斯宾塞之问”所启发的“课程知识”问题,对于各国教育理论发展与教育实践改革都起到了“永久的价值”.①教育领域中围绕“课程知识”问题的研究,旨在解决个体知识和人类社会历史知识之间的矛盾关系.②教育从一定的立场和需要出发,对人类已有的知识成果进行筛选、组织、传播.因此,课程知识的选择与组织问题必然是一个价值决策的过程.在能够制定一个合理课程之前,弄清楚衡量知识的尺度标准成为斯宾塞的逻辑起点——“科学知识”
抗日战争是中国充满荣光的历史.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四强”中的一员,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一票否决权,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被欺凌角色由此改观.这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抗战时期还是中国人民遭受凌辱和苦难的历史,在日军侵略的铁蹄下,大批无辜民众罹难,幸存的民众也不得不承受流离失所的打击.这些辗转于战火硝烟下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痛苦和命运,虽然在大历史的书写中从来没有缺位,但是由于历史材料的留存、历史书写的习惯及学术兴奋点等因素,他们
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一条可行路径是,对一般行政法进行实质法典化,对部门行政法根据条件成熟情况进行实质法典化或形式法典化,形成"1+S+F"的行政法法典化框架.基本行政法典在这一框架中发挥着统领作用.它不是行政法通则、行政法总则、行政程序法典或一般行政法的汇编,而是涵盖一般行政法主要内容、融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为一体,能体现我国行政法治水准、能为世界贡献法典化之"中国方案"的实质性法典.基本行政法典的体系构建应以规范行政权力为主线,形成包括总则编、行政组织编、行政活动编、行政程序与信息公开编、行政监督编、行
法律冲突是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是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考察相关司法实践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在时间上经历了动态转变过程,在对象上呈现出不同的评述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在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过程中,借助制度规则、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司法案例等基本方式,通过激活选择适用权明确权力基础、创制裁判规则强化供给、多元化司法技术应对审判压力和风险等策略选择,总体上维护了法制统一原则.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的具体实践在权力基础、制度规范和程
抗日战争史研究存在两种理解:一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研究,二是仅限于对这场战争本身的研究.前者涉及很宽泛的领域,但凡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均属于研究对象;后者则偏重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属于军事史研究范畴.无论从哪个层面研究抗日战争,学界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亦即战争时期的问题多由战争引起,战争本身无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但从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军事史研究其实最为薄弱:一是抗战军事史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其他领域;二是抗战军事史研究成果的军事史学科属性不够强,研究的广度
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我国纺织行业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文将其置于在国营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解读.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过程,不仅是在技术层面上总结与推广一种工作方法的过程,而且是在国营纺织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的过程,也即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思想改造过程.这种思想改造既有助于把工人改造成为像郝建秀那样的自觉劳动者,也有助于重建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党组织以及工会与工人等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因而促进了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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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考察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的一个重要事件.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动了乡镇企业出乎意料的高速发展?本文从历史和机制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概括地说,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农民对城乡二元体制的自我突围;财政分权体制下基层政府有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强劲动力;长期短缺的经济和局部市场的形成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拓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机会;计划体制的松动和双轨制的形成为乡镇企业从市场获取生产资料和融资提供了条件;充足而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是乡镇企业独有的两大资源优势;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