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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5年对天津市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性别差异的视角下，分析了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人口数量、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的态度、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只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找工作途径、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只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所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6-006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6009
近些年，我国农地流转面积持续增长，到2014年6月底，全国流转耕地面积已达到3.8亿亩，流转率为28.8%。然而，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发展主要取决于有效的农地供给和需求[1]，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农地转出方的考虑至关重要，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考虑直接影响农地流转效率，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对农地流转市场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深入分析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有效增加农地流转市场供给，提升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水平意义重大。
1分析框架和计量模型
1.1文献回顾
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多年来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在国外，虽然也有农地流转的说法，但更常用的是农地交易的概念，国外学者关于农地流转意愿的研究由来已久。Bogaerts认为，中欧国家制度因素导致的交易成本上升抑制了土地交易行为[2]；Field和Conrad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土地规模、劳动力结构等是影响农民转出土地的显著因素[3]。Turner和Brand[4]、Lohmar[5]等发现农民转出土地的意愿与其非农就业机会成正比。Deininger和Jin研究发现农民转出土地的意愿与人均土地面积、文化程度、非农就业经历、非农资产比重等成正相关[6]。
国内学者基于我国农地流转现状分析了影响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聂建亮、钟涨宝指出，农地就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程度越高，农民转出土地的意愿越强烈[1]。赵晓秋、李后建指出，自然灾害预期、土地出租价格、非农就业可能性等对转出土地意愿有正向作用，而粮食价格、租金收取风险具有负面作用[7]。赵光、李放研究指出，土地转出的预期回报、非农就业经验、社会保障水平对农民转出土地意愿有正向作用[8]。
综上所述，当前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思路借鉴。但这些研究通常把农民视作“中性”、内部均质的整体，忽视了农地流转中的性别差异，这无疑会弱化相关政策制定及实施中的针对性和效果。事实上，由于在生理心理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资本、非农就业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在农地转出中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本文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1.2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解析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确定了农民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依据“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假设，个人总是试图并能够判断选择有益于自己的行动方案。一方面，农民是理性行为者，必然会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正如Schultz所言“与资本家相比农民都毫不逊色”[9]。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农民不仅考虑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还考虑附加在农地上的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养老、医疗等功能价值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笔者对农地流转实地调研的结果，把影响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农民拥有土地状况。农民拥有土地状况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的效益，进而影响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本文选取“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反映农民拥有土地状况。一般而言，农地经营成本越高，预期收益就越低，通过农地流转提高未来收益的期望越高，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烈[10]。农地经营收益越高，农地转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农民越不愿转出农地。
（2）非农就业状况。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农村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日益拉大，由此也导致农民种地和外出打工的的比较利益在扩大，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民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时间必然越少，农地开始出现剩余，为避免撂荒，农民自然愿意转出土地。本文选取“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来表征非农就业状况。非农就业的工资越高一方面意味着种地的机会成本越高，另一方面也说明非农收入在农民全部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大，农民对农地依赖不强，自然越愿意转出农地。劳动合同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依据，签订劳动合同可使农民在心理上形成安全感，减少转出土地的顾虑，更愿意转出农地。同时，签订劳动合同也有利于增强农民就业的稳定性，就业稳定性越高，农民对于未来非农就业的前景越看好，越放心转出土地。对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越满意，越愿意从事非农产业，越乐意将土地转出。
（3）对土地的认知。行为经济学认为认知、态度、情感等主观因素对于决策有重要影响。选取“对农地的态度”、“对农村土地政策了解程度”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认知。一般来说，农民土地情结越重，对农村土地政策越了解，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烈。 （4）社会资本状况。社会资本能够在非农就业信息提供、农地转出对象筛选、农地流转价格谈判等方面为农民提供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网络会显著影响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11]，用“外出找工作途径”、“是否与城市人交过朋友”来反映。农民外出找工作越不局限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与城市人交往越密切，非农就业的难度越小，转出土地的便捷度越强，转出农地的意愿也越强。
（5）政策支持情况。当前我国的农地流转基本上是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推进与调控，农地流转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政策正面的激励将会推动农民产生流转农地的内在冲动，强化流转农地的意愿。选取“对农地转出程序的评价”、“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的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来反映政策支持情况，对上述变量评价越高越有可能转出农地。
（6）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农地具有养老保障的功能，农地保障是我国农村转型期社会稳定的缓冲器，有学者认为我国新农保的推行是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部分替代，替代程度越高，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越强烈[1]。选取“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的评价”来反映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已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较高的农民越愿意转出农地。
此外，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所在地区也是影响农地转出的因素。
1.3模型构建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分为“愿意”、“不愿意”两种情况，是典型的二元选择变量，Logistic模型可以对此类定性变量开展回归分析。因此，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将愿意转出定义为“y=1”，将不愿意转出定义为“y=0”。
2数据与变量
2.1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2.1.1调查样本区域的选择
本文选择天津作为调查样本区域，主要原因是：其一，天津农地流转起步较早，近些年一直在大力推行农地流转，农地流转面积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截止到2015年1月，农地流转面积已经超过了130万亩，约占农民承包地总面积的1/3，已建成示范性家庭农场3个，土地股份合作社37个，土地流转服务中心131个，天津市农地流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二，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天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现代都市农业不断推进，农地流转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天津市农地流转具有较强的现实背景，所得研究结论和启示可以为其他地区农地流转政策的完善优化提供参考借鉴。
2.1.2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5年3—4月本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开展的抽样调查。为保证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首先，基于天津各涉农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差异，从中选择3个区县；然后，在每个区县依照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选择10个村，再在每个村随机选取20位来自不同家庭的农民作为调查样本。本次调研共发放600份调查问卷，回收591份，剔除缺少关键信息而无法统计以及填写错误或自相矛盾的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78份，有效率为97.80%。
2.1.3被调查农民的基本特征
在被调查农民中，选择“愿意”转出农地的343人，占样本总量的59.34%；选择“不愿意”转出农地的235人，占样本总量的40.66%。可见，多数农民认可农地转出政策。调查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存在明显差异，男性意愿明显要高于女性。从被调查农民基本特征来看，女性的比例要大于男性，女性占56.53%；男性占43.47%。从平均年龄看，女性要比男性大。相比于女性，男性总体受教育水平更高。在婚姻状况方面，女性已婚比例要高于男性。
2.2变量选择及说明
依据上述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解析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在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时，针对农地转出意愿，主要从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农民拥有土地状况、非农就业状况、对土地的认知状况、社会资本状况、政策支持情况、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所在地区等方面选取解释变量（如表1）。
3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分别针对男性和女性农民构建模型，以比较性别差异。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分别对251份男性样本数据和327份女性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用发生比OR（odds ratio）解释模型中变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详见表1。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回归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有较强的解释力，回归结果可信。由表1可看出，不同因素对于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不同的影响。
（1）个人特征。年龄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年龄与农地转出意愿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即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到了一定年龄后，农地转出意愿均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及相关研究[12]，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随年龄增长呈倒“U”型变化，而农民农地转出意愿与其非农就业能力呈同向变化关系。文化程度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男性受教育程度平均，内部同质性较强，文化程度的差异难以凸显；女性文化程度异质性较强，同时，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在家务农的机会成本越高，生育率越低，抚养孩子的时间较少，这使得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对农业的依赖越小，转出农地的意愿也就越强。婚姻状况在模型Ⅰ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模型Ⅱ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这说明未婚女性比已婚女性的农地转出意愿更强。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不管结婚与否，成年男性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在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情况，非农就业始终是男性的第一选择，因此，“婚否”不会显著影响男性农地转出意愿；而女性结婚后往往都回归家庭，对农地自然有更强的依赖，农地转出的意愿相对较弱。 （2）家庭特征。家庭农业收入比重估计系数为负，且两模型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家庭农业收入比重越大，越不愿转出土地，原因主要在于：在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家庭农业收入比重越大意味着农民家庭生计越依赖于农业生产，他们转出土地的意愿自然就越低。家庭劳动人口数量估计系数为正，且在两模型中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家庭劳动人口数量越多，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原因主要在于：家庭劳动人口越多，拥有农地规模越大，农地对劳动力的束缚越强，但由于种地效益较低，他们期望能够转出农地以从事较高收入的职业，因此农地转出意愿越强。
（3）拥有土地特征。农地经营成本、收益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对女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从回归系数符号来看，都是农地经营成本越高、经营收益越低，农地转出意愿越强。可能的解释是：其一，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种地的行为决策都要遵循“收益最大，成本最小”原则，因此，农地转出意愿自然与农地经营成本呈正向变化关系，与收益呈反向变化关系；其二，相比男性，女性生存就业能力较差，对农地的就业保障、养老保障等价值更看重，因此女性农地转出的意愿往往并不会因为农地经营成本收益的变化而改变。
（4）非农就业状况。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男性农地转出意愿受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主要在于，男性非农就业的主要动机是赚钱以更好“养家”；而女性非农就业往往是“随夫进城”，就业动机往往是多元的，除了赚钱以贴补家用外，工作之余照顾丈夫孩子，农忙时节回家种田，老人身体不适回家照顾也是他们的重要诉求。这种非农就业动机的差别使得工资水平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显著，而对女性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男性更看重就业的稳定性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因此他们对劳动合同更为看重，签订劳动合同能够使他们对未来的非农就业有较乐观的预期，从而能够更安心将土地转出。而如前所述，很多“随配偶进城”的女性就业动机多元，这使得他们往往并不能较长时间的固守某份工作，就业大多有季节性，更倾向于灵活自由的非正规就业[13]。因此，很多女性对签订劳动合同并不奢望，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也就无法发挥显著作用。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对女性农地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主要是：男性外出打工经历较丰富且大多从事“脏累苦”的体力劳动，他们对于工作生活环境改善的诉求并不强烈；而女性外出打工多从事轻体力劳动，一些年轻的主要从事餐饮、娱乐、家政等服务业，他们对于工作生活环境往往更为看重，“即使少赚钱，也不愿脏乱差”是很多女性的意愿，因此，对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能显著影响女性转出农地的意愿。
（5）对土地的认知。对农地的态度估计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民越是意识到农地的重要性，越不愿意转出农地。对农村土地政策了解程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对农村土地政策了解程度不是影响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显著因素，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一方面，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越了解，越能够充分认识到农地流转的社会价值及其对自身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的重大意义，这会产生促使农民转出土地的动力；另一方面，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越了解，也越能够认识到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存在的一些弊端和相关政策的不完善，这极可能成为农民转出农地的顾虑，从而降低了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以上两方面的效应使得对农村土地政策了解程度不能显著影响农地转出意愿。
（6）社会资本状况。外出找工作途径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但对于女性的影响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传统家庭制度、性别角色以及家庭内部分工的存在，女性生活空间有限，社会网络资源大多局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女性社会网络资源较低的异质性无法对其农地转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由于社会网络资源相对丰富，男性在寻找就业机会时，已不再局限于血缘、地缘关系，业缘、友缘关系成为他们寻找工作的重要支撑，这样男性寻找工作越是更多依赖业缘、友缘关系，其社会网络资源越丰富，就业越容易，就越愿意转出农地。是否与城市人交过朋友对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回归系数均为正，这可能主要因为与城市人交往能够有效增加其非农就业的信息源，从而提高农民非农就业信心，降低非农就业风险，降低对农地的依赖，从而更愿意转出农地。
（7）政策支持情况。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但对女性影响并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农地转出程序的繁简直接关系到农地转出交易成本的高低，程序越简单，交易成本越低，转出农地的意愿也就越强。农地转出过程中，交易成本主要是农民办理相关手续而发生的机会成本，相对而言，女性的闲暇时间较多，单位时间劳动收入较低，对于农地转出中时间和精力的消耗也就不太在意，因此，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并不明显。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民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越满意，越愿意转出农地。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在模型Ⅰ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在模型Ⅱ中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其一，研究区域开展的就业技能培训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性别的差异，存在诸如培训内容不适合女性、培训时间安排与女性家务劳动冲突等问题；其二，女性初始人力资本较低，对培训内容的接受能力有限，然而相关培训安排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事实，往往只注重培训的速度、数量，而忽略了女性的学习能力、培训效果。这样，就业技能培训对女性素质技能的提升作用有限，也就无法显著影响女性农地转出的意愿。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转出意愿，这表明，随着农民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问题，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能有效激励农民转出农地。
（8）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在模型Ⅰ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但在模型Ⅰ中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女性非农就业技能较差，他们对农地有更强的依赖，土地情节也更浓；同时，当前天津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并不高，女性非农就业还存在很多制约性因素。因此，对于女性而言，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很强，要使他们主动、自愿转出土地并不容易。 （9）所在地区的影响。所在地区在模型Ⅱ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但在模型Ⅰ中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主要在于：男性在外出务工时大多并不把工作空间限定在“家周边”，因此所在地区变量无法显著影响男性；而女性由于要兼顾家庭，他们在考虑外出务工的选择时，往往把“离家近”作为重要考虑因素，近郊区相比于远郊区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能满足女性“就近就业”和“照顾家庭”的双重考虑，因此，近郊区女性比远郊区女性更愿意转出农地。
4结论
基于天津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性别差异，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天津市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②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人口数量、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的态度、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③只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找工作途径、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④只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所在地区。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农地转出必须关注农民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提升农民农地转出意愿。
对于男性农民而言，要通过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加强社会支持网络建设降低其非农就业难度；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用工制度、农民工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提高农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和满意度；要通过优化完善农地流转服务体系降低农地转出成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对于女性农民而言，要基于女性特点，建立女性农民就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他们非农就业能力；要通过完善子女上学、老人赡养、生育等方面的服务体系，解决女性非农就业的后顾之忧；基于女性农民要照顾家庭，不愿或不能异地就业的实际，要根据区域特点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使得女性能够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编辑：徐天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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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2015 survey data on Tianjin farmers，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differences， this paper analyzed determinants of farmers’ will of farm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ge， the proportion of farming income， number of family labor force， nonfarm payrolls in wages， the attitude towards farmland， evaluation on government’s land transfer service and migrant pupils’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 male and female farmers’ will.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costs and income， whether to sign labor contract， approaches of going out to work， evaluation on farmland transfer program， skills training，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level，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only significantly affect male farmers’ will. Education level， marital status， feeling of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region， remarkably affect female farmers’ will.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finally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Key wordsfarmland transfer； will； influencing factors； gender difference
关键词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6-006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6009
近些年，我国农地流转面积持续增长，到2014年6月底，全国流转耕地面积已达到3.8亿亩，流转率为28.8%。然而，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发展主要取决于有效的农地供给和需求[1]，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农地转出方的考虑至关重要，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考虑直接影响农地流转效率，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对农地流转市场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深入分析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有效增加农地流转市场供给，提升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水平意义重大。
1分析框架和计量模型
1.1文献回顾
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多年来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在国外，虽然也有农地流转的说法，但更常用的是农地交易的概念，国外学者关于农地流转意愿的研究由来已久。Bogaerts认为，中欧国家制度因素导致的交易成本上升抑制了土地交易行为[2]；Field和Conrad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土地规模、劳动力结构等是影响农民转出土地的显著因素[3]。Turner和Brand[4]、Lohmar[5]等发现农民转出土地的意愿与其非农就业机会成正比。Deininger和Jin研究发现农民转出土地的意愿与人均土地面积、文化程度、非农就业经历、非农资产比重等成正相关[6]。
国内学者基于我国农地流转现状分析了影响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聂建亮、钟涨宝指出，农地就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程度越高，农民转出土地的意愿越强烈[1]。赵晓秋、李后建指出，自然灾害预期、土地出租价格、非农就业可能性等对转出土地意愿有正向作用，而粮食价格、租金收取风险具有负面作用[7]。赵光、李放研究指出，土地转出的预期回报、非农就业经验、社会保障水平对农民转出土地意愿有正向作用[8]。
综上所述，当前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思路借鉴。但这些研究通常把农民视作“中性”、内部均质的整体，忽视了农地流转中的性别差异，这无疑会弱化相关政策制定及实施中的针对性和效果。事实上，由于在生理心理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资本、非农就业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在农地转出中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本文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1.2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解析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确定了农民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依据“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假设，个人总是试图并能够判断选择有益于自己的行动方案。一方面，农民是理性行为者，必然会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正如Schultz所言“与资本家相比农民都毫不逊色”[9]。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农民不仅考虑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还考虑附加在农地上的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养老、医疗等功能价值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笔者对农地流转实地调研的结果，把影响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农民拥有土地状况。农民拥有土地状况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的效益，进而影响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本文选取“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反映农民拥有土地状况。一般而言，农地经营成本越高，预期收益就越低，通过农地流转提高未来收益的期望越高，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烈[10]。农地经营收益越高，农地转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农民越不愿转出农地。
（2）非农就业状况。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农村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日益拉大，由此也导致农民种地和外出打工的的比较利益在扩大，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民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时间必然越少，农地开始出现剩余，为避免撂荒，农民自然愿意转出土地。本文选取“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来表征非农就业状况。非农就业的工资越高一方面意味着种地的机会成本越高，另一方面也说明非农收入在农民全部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大，农民对农地依赖不强，自然越愿意转出农地。劳动合同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依据，签订劳动合同可使农民在心理上形成安全感，减少转出土地的顾虑，更愿意转出农地。同时，签订劳动合同也有利于增强农民就业的稳定性，就业稳定性越高，农民对于未来非农就业的前景越看好，越放心转出土地。对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越满意，越愿意从事非农产业，越乐意将土地转出。
（3）对土地的认知。行为经济学认为认知、态度、情感等主观因素对于决策有重要影响。选取“对农地的态度”、“对农村土地政策了解程度”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认知。一般来说，农民土地情结越重，对农村土地政策越了解，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烈。 （4）社会资本状况。社会资本能够在非农就业信息提供、农地转出对象筛选、农地流转价格谈判等方面为农民提供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网络会显著影响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11]，用“外出找工作途径”、“是否与城市人交过朋友”来反映。农民外出找工作越不局限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与城市人交往越密切，非农就业的难度越小，转出土地的便捷度越强，转出农地的意愿也越强。
（5）政策支持情况。当前我国的农地流转基本上是由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推进与调控，农地流转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政策正面的激励将会推动农民产生流转农地的内在冲动，强化流转农地的意愿。选取“对农地转出程序的评价”、“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的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来反映政策支持情况，对上述变量评价越高越有可能转出农地。
（6）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农地具有养老保障的功能，农地保障是我国农村转型期社会稳定的缓冲器，有学者认为我国新农保的推行是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部分替代，替代程度越高，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越强烈[1]。选取“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的评价”来反映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已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较高的农民越愿意转出农地。
此外，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所在地区也是影响农地转出的因素。
1.3模型构建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分为“愿意”、“不愿意”两种情况，是典型的二元选择变量，Logistic模型可以对此类定性变量开展回归分析。因此，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将愿意转出定义为“y=1”，将不愿意转出定义为“y=0”。
2数据与变量
2.1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2.1.1调查样本区域的选择
本文选择天津作为调查样本区域，主要原因是：其一，天津农地流转起步较早，近些年一直在大力推行农地流转，农地流转面积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截止到2015年1月，农地流转面积已经超过了130万亩，约占农民承包地总面积的1/3，已建成示范性家庭农场3个，土地股份合作社37个，土地流转服务中心131个，天津市农地流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二，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天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现代都市农业不断推进，农地流转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天津市农地流转具有较强的现实背景，所得研究结论和启示可以为其他地区农地流转政策的完善优化提供参考借鉴。
2.1.2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5年3—4月本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开展的抽样调查。为保证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首先，基于天津各涉农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差异，从中选择3个区县；然后，在每个区县依照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选择10个村，再在每个村随机选取20位来自不同家庭的农民作为调查样本。本次调研共发放600份调查问卷，回收591份，剔除缺少关键信息而无法统计以及填写错误或自相矛盾的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78份，有效率为97.80%。
2.1.3被调查农民的基本特征
在被调查农民中，选择“愿意”转出农地的343人，占样本总量的59.34%；选择“不愿意”转出农地的235人，占样本总量的40.66%。可见，多数农民认可农地转出政策。调查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存在明显差异，男性意愿明显要高于女性。从被调查农民基本特征来看，女性的比例要大于男性，女性占56.53%；男性占43.47%。从平均年龄看，女性要比男性大。相比于女性，男性总体受教育水平更高。在婚姻状况方面，女性已婚比例要高于男性。
2.2变量选择及说明
依据上述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解析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在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时，针对农地转出意愿，主要从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农民拥有土地状况、非农就业状况、对土地的认知状况、社会资本状况、政策支持情况、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所在地区等方面选取解释变量（如表1）。
3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分别针对男性和女性农民构建模型，以比较性别差异。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分别对251份男性样本数据和327份女性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用发生比OR（odds ratio）解释模型中变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详见表1。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回归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有较强的解释力，回归结果可信。由表1可看出，不同因素对于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不同的影响。
（1）个人特征。年龄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年龄与农地转出意愿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即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到了一定年龄后，农地转出意愿均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及相关研究[12]，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随年龄增长呈倒“U”型变化，而农民农地转出意愿与其非农就业能力呈同向变化关系。文化程度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男性受教育程度平均，内部同质性较强，文化程度的差异难以凸显；女性文化程度异质性较强，同时，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在家务农的机会成本越高，生育率越低，抚养孩子的时间较少，这使得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对农业的依赖越小，转出农地的意愿也就越强。婚姻状况在模型Ⅰ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模型Ⅱ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这说明未婚女性比已婚女性的农地转出意愿更强。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不管结婚与否，成年男性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在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情况，非农就业始终是男性的第一选择，因此，“婚否”不会显著影响男性农地转出意愿；而女性结婚后往往都回归家庭，对农地自然有更强的依赖，农地转出的意愿相对较弱。 （2）家庭特征。家庭农业收入比重估计系数为负，且两模型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家庭农业收入比重越大，越不愿转出土地，原因主要在于：在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家庭农业收入比重越大意味着农民家庭生计越依赖于农业生产，他们转出土地的意愿自然就越低。家庭劳动人口数量估计系数为正，且在两模型中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家庭劳动人口数量越多，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原因主要在于：家庭劳动人口越多，拥有农地规模越大，农地对劳动力的束缚越强，但由于种地效益较低，他们期望能够转出农地以从事较高收入的职业，因此农地转出意愿越强。
（3）拥有土地特征。农地经营成本、收益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对女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从回归系数符号来看，都是农地经营成本越高、经营收益越低，农地转出意愿越强。可能的解释是：其一，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种地的行为决策都要遵循“收益最大，成本最小”原则，因此，农地转出意愿自然与农地经营成本呈正向变化关系，与收益呈反向变化关系；其二，相比男性，女性生存就业能力较差，对农地的就业保障、养老保障等价值更看重，因此女性农地转出的意愿往往并不会因为农地经营成本收益的变化而改变。
（4）非农就业状况。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男性农地转出意愿受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主要在于，男性非农就业的主要动机是赚钱以更好“养家”；而女性非农就业往往是“随夫进城”，就业动机往往是多元的，除了赚钱以贴补家用外，工作之余照顾丈夫孩子，农忙时节回家种田，老人身体不适回家照顾也是他们的重要诉求。这种非农就业动机的差别使得工资水平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显著，而对女性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男性更看重就业的稳定性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因此他们对劳动合同更为看重，签订劳动合同能够使他们对未来的非农就业有较乐观的预期，从而能够更安心将土地转出。而如前所述，很多“随配偶进城”的女性就业动机多元，这使得他们往往并不能较长时间的固守某份工作，就业大多有季节性，更倾向于灵活自由的非正规就业[13]。因此，很多女性对签订劳动合同并不奢望，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也就无法发挥显著作用。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对女性农地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主要是：男性外出打工经历较丰富且大多从事“脏累苦”的体力劳动，他们对于工作生活环境改善的诉求并不强烈；而女性外出打工多从事轻体力劳动，一些年轻的主要从事餐饮、娱乐、家政等服务业，他们对于工作生活环境往往更为看重，“即使少赚钱，也不愿脏乱差”是很多女性的意愿，因此，对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能显著影响女性转出农地的意愿。
（5）对土地的认知。对农地的态度估计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民越是意识到农地的重要性，越不愿意转出农地。对农村土地政策了解程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对农村土地政策了解程度不是影响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显著因素，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一方面，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越了解，越能够充分认识到农地流转的社会价值及其对自身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的重大意义，这会产生促使农民转出土地的动力；另一方面，农民对农村土地政策越了解，也越能够认识到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存在的一些弊端和相关政策的不完善，这极可能成为农民转出农地的顾虑，从而降低了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以上两方面的效应使得对农村土地政策了解程度不能显著影响农地转出意愿。
（6）社会资本状况。外出找工作途径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但对于女性的影响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传统家庭制度、性别角色以及家庭内部分工的存在，女性生活空间有限，社会网络资源大多局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女性社会网络资源较低的异质性无法对其农地转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由于社会网络资源相对丰富，男性在寻找就业机会时，已不再局限于血缘、地缘关系，业缘、友缘关系成为他们寻找工作的重要支撑，这样男性寻找工作越是更多依赖业缘、友缘关系，其社会网络资源越丰富，就业越容易，就越愿意转出农地。是否与城市人交过朋友对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回归系数均为正，这可能主要因为与城市人交往能够有效增加其非农就业的信息源，从而提高农民非农就业信心，降低非农就业风险，降低对农地的依赖，从而更愿意转出农地。
（7）政策支持情况。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但对女性影响并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农地转出程序的繁简直接关系到农地转出交易成本的高低，程序越简单，交易成本越低，转出农地的意愿也就越强。农地转出过程中，交易成本主要是农民办理相关手续而发生的机会成本，相对而言，女性的闲暇时间较多，单位时间劳动收入较低，对于农地转出中时间和精力的消耗也就不太在意，因此，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并不明显。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民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越满意，越愿意转出农地。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在模型Ⅰ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在模型Ⅱ中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其一，研究区域开展的就业技能培训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性别的差异，存在诸如培训内容不适合女性、培训时间安排与女性家务劳动冲突等问题；其二，女性初始人力资本较低，对培训内容的接受能力有限，然而相关培训安排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事实，往往只注重培训的速度、数量，而忽略了女性的学习能力、培训效果。这样，就业技能培训对女性素质技能的提升作用有限，也就无法显著影响女性农地转出的意愿。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转出意愿，这表明，随着农民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问题，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能有效激励农民转出农地。
（8）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在模型Ⅰ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但在模型Ⅰ中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女性非农就业技能较差，他们对农地有更强的依赖，土地情节也更浓；同时，当前天津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并不高，女性非农就业还存在很多制约性因素。因此，对于女性而言，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很强，要使他们主动、自愿转出土地并不容易。 （9）所在地区的影响。所在地区在模型Ⅱ中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但在模型Ⅰ中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主要在于：男性在外出务工时大多并不把工作空间限定在“家周边”，因此所在地区变量无法显著影响男性；而女性由于要兼顾家庭，他们在考虑外出务工的选择时，往往把“离家近”作为重要考虑因素，近郊区相比于远郊区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能满足女性“就近就业”和“照顾家庭”的双重考虑，因此，近郊区女性比远郊区女性更愿意转出农地。
4结论
基于天津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性别差异，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天津市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②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人口数量、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的态度、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③只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找工作途径、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④只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所在地区。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农地转出必须关注农民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提升农民农地转出意愿。
对于男性农民而言，要通过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加强社会支持网络建设降低其非农就业难度；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用工制度、农民工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提高农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和满意度；要通过优化完善农地流转服务体系降低农地转出成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对于女性农民而言，要基于女性特点，建立女性农民就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他们非农就业能力；要通过完善子女上学、老人赡养、生育等方面的服务体系，解决女性非农就业的后顾之忧；基于女性农民要照顾家庭，不愿或不能异地就业的实际，要根据区域特点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使得女性能够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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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2015 survey data on Tianjin farmers，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differences， this paper analyzed determinants of farmers’ will of farm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ge， the proportion of farming income， number of family labor force， nonfarm payrolls in wages， the attitude towards farmland， evaluation on government’s land transfer service and migrant pupils’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 male and female farmers’ will.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costs and income， whether to sign labor contract， approaches of going out to work， evaluation on farmland transfer program， skills training，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level，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only significantly affect male farmers’ will. Education level， marital status， feeling of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region， remarkably affect female farmers’ will.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finally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Key wordsfarmland transfer； will； influencing factors； gender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