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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底到2021年初的“基金热”席卷了各大社交媒体，甚至由此引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基金社交”，该现象引起了网友与各界的热烈讨论。从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基民”群体仪式性传播的内在聚集机制，并探究“情感”这一要素作为驱动力是如何使个体积极、反复地参与到互动中去的。
关键词 基金；互动仪式链；柯林斯；狂欢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9-0086-0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达19.89万亿元，相较于2019年底的14.76万亿元增长了34.70%，创历史新高。如此火爆的基金市场引起了众人的热议，截至2021年1月，新浪微博上“基金跌了”“当代年轻人买基金现状”等话题已经有了9万以上的讨论量、7亿左右的阅读量。
此时流向基金的不仅仅是民众手里的余钱，还有庞大的关注度和流量。“基金热”已经从单一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语境转向了文化语境。当人们围绕“基金”展开频繁互动，创造各种符号传递他们的情感，进行“基金社交”并最终形成一个团结的群体时，我们会发现，“基金热”再一次发生了演变，最终进入了仪式传播的语境。
作者以“基金”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检索，发现现阶段虽然已经有了关于“基金热”现象的思考，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是在经济的宏观视角下探讨问题的，而缺少个体化和经验性的分析。因此，本文将在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视域下，从微观的角度探究“基金热”构建的互动仪式要素，分析这场互动仪式带来的结果和透露出的问题。
2.1 前提性要件：身体的共在与边界的设置
在柯林斯的互动仪式模型中，只有群体内部的成员在同一场所聚集起来，同时对局外人设置边界，才能触发互动仪式，以便成员开展“共有的行动”，或是成就“共同的事件”[1]。
虽然柯林斯表示，互动仪式链的完成需要两个及以上的成员“亲身”在场，并认为传统媒体对仪式的呈现会减少成员的情感共鸣，以至于影响仪式的体验。但不断发展的智能设备增强了人与网络的连接，促进了人的“赛博格化”，人们现实的“身体”被用数据化的方式投射到了网络空间中，达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身体共在”[2]。现在的基金已经不再需要线下购买，投资者们没有一个官方的线下互动空间，但通过转赞评、私聊或是建立话题，“基金人”在社交媒体上实现了群体聚集。
由于社交中的人们会习惯带入“自己独特的经验场”，而且倾向于与和自己具有“共享的意义”的人进行互动，在互动仪式启动之前，对局外人的明显边界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大多数人都对基金有所耳闻，但并不代表他们了解基金这个经济概念，更不用说具体应该如何买入卖出、进行投资。而由基金延伸出来的内部话语体系，比如“追涨杀跌” “日光基”等更是极大地提高了旁观者参与讨论的门槛，为“圈内人”和“圈外人”划出了严格的分界线。
除了设置界限的符号，平台也会阻挡旁观者进入互动仪式中。基金购买者并非只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进行互动，他们同时也会在更为专业化的空间中交流和沟通。支付宝理财社区就是一个有着传递信息和社会交往双重功能的场域，该平台的受众定位天然地拒绝了旁观者的进入，从而為“基民”们构建了一个完全由趣缘群体组成的空间。
不过，参与者与旁观者的身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基金投资者晒出了自己的基金收益时，局外人可能会被利益吸引，从而加入购买基金的行列中；同时，也有旁观者因为被基金所衍生出的各种戏谑的符号引起了兴趣，或者是想要通过基金进行社交，而加入这个互动的群体中。网友“那不是理想的歌”对这种现象就发出了吐槽：“以前身边朋友没有一个玩基金期货这些，怎么最近跌了被当成梗火了以后，全都来问我怎么买？”
2.2 过程性要件：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
“相互关注”和“共享的情感状态”是推动仪式进程的两个过程性要件。人们通过从事“共同的行动”传递自己关注的焦点，并使用各种符号表达自己的情绪，将自己的情感体验与群体共享，从而完成仪式并使群体达到高度团结。
无论是真正的基金购买者，还是单纯出于好奇而转变为参与者的人，他们关注的焦点都指向了基金的涨与跌。当基金由绿转红，社交媒体上就喜气洋洋，如同过节；而当基金由红转绿，“基金人”就抛出各种“梗”来宣泄自己的无奈与悲伤。这些自嘲的、狂欢式的“梗”是代表群体的符号，哪怕成员脱离了互动仪式的情境，它们也会如“图腾”一般把成员和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前段时间在微博、朋友圈等平台上频频被转载的符号“韭零后”就是对其的完美阐释。“韭零后”被网友们解释为：“因为基金大跌而破灭坐拥百万资产梦想的，1990年以后出生的韭菜们。”正如维克多·特纳所言，“仪式象征符号最简明的特点是浓缩，它以高度浓缩的形式扎根于意义深处并能使情感迅速得到释放。”[3]作为网络术语“韭菜”的延续，“韭零后”以一种自嘲的形式释放了“90后基民”的现实焦虑，表达了他们期待获得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当与他人“相互关注”和“共享情感状态”时，作为个体的“90后基民”逐渐对自我的群体成员身份产生了认同，并“加持了相应强度的‘情感能量’”。而积极的情感能量又会催生出更加强烈的表达欲望，使成员自动开始下一轮的互动。“群体团结”就在这样的反馈和再反馈的循环中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柯林斯认为，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感才是互动仪式的核心因素，传播从本质上讲即互动参与者“情感能量”波动变化的动态进程。个体积极的“情感能量”，比如兴奋、自信等情绪，不仅仅是互动成功的前提性条件之一，是“生成新的情感与加强团结的动力引擎”，也同样是互动仪式的重要产物。 3.1 符号表演：理想化的自我表达
新媒体时代，用户有着越来越强烈的自我表达需求。有网友表示：“当和朋友聊基金时，这种能够侃侃而谈、指点江山的感觉让我有一种满足感。”通过运用相关知识和各种渠道消息预测基金未来走势、决定继续持有还是马上退仓，基民们在交流中满足了自我表达的需求，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另外，象征性符号的创造也是成员满足自我表达欲望的一种方式。随着互动仪式的不断推进，群体符号的形式变得多样化，文字、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让群体成员能够更加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宣泄自己的感情。网友“咸鱼丁强”在1月份分享了一条微博：“小明从小就没了父亲，为了感受到父爱，他买了基金，现在他终于看见跌了。”通过“跌”与“爹”的谐音暗示，他对投资惨遭滑铁卢的基民进行了调侃。这条微博被转发13 000多次，得到了26 000多次的点赞。而在私密性和关系连接程度都较强的朋友圈中，也有许多网友分享了许多自己创造、或转载自网络的“梗”。而这些戏谑的符号的评论，往往是一片欢声笑语。
当基金亏损，面对自己流失的金钱，所有成员显然不可能保持一致的好心情，但正如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所提示的那样，在人际传播中个体总是更倾向于表演观众所期待的角色，而非真实的“主我”[4]。通过自嘲式、调侃式的符号传达，互动参与者将自己不幸的一面掩盖了起来，而用诙谐的语言将自己乔装打扮成了一个幽默、有趣的人。这样的方式往往更能得到观众们的捧场，满足了他们自我表达的需要，从而使成员得以将符号与自信、热忱等积极的情感能量连接起来，激发了他们继续主动表达自己、进行互动的热情。
3.2 基金社交：身份认同的渴求
“今天不买基金，你在90后里甚至插不上话”，有媒体通过这样的标题表现公募基金在“90后”之中的火爆程度。随着“90后”投资基金的白热化，“基金热”已经逐渐脱离社会经济的语境，进入了文化传播的领域当中。原本门槛颇高的理财投资演化成了一个泛娱乐化的表演场。除了线下日常的基金社交之外，关于基金的线上互动也很频繁。支付宝理财社区沦陷为相亲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月16日，无数“基民”涌入讨论区，纷纷晒出了自己的理财收益和自身条件，“在线征友”。有网友表示：“逛基金社区的人基本符合几个特征：双方都知道理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的自由相亲比被爸妈强迫好多了。”随着智能设备、社交媒体的发展与演变，时间和空间都被虚化，人们的意识可以自由地在虚拟与现实当中穿梭，但人与人之间曾经稳定、可靠的联系变得岌岌可危。因而，现代化的人们更加渴望与他人建立各种联系，进行自我认知与相互认知，并获得群体归属感。
3.3 情绪的宣泄：无处安放的现实焦虑
有关数据表明，“基民”明显具有年轻化趋势，在2020年的新增“基民”中，“90后”占新增基民的一半以上。“90”后出生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但当他们长大成人，社会却处于转型期，“遍地是黄金”的时代已然过去。同时，他们作为独生子女，还承担着赡养老人与成家立业的双重压力，但依然有很多人過着“月光”的生活，甚至背负巨额债务。而当大部分“90后”被生活的琐屑困扰时，高度发达的社交媒体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展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从而进一步导致“90后”们产生了极大的落差感，使得普遍的社会焦虑流传开来。
正是基于这种想要突破现状的焦虑，当发现2020年形势大好的基金市场时，“90后”们才会飞速投身于这种看似轻松的理财活动中，以期实现财富的累积。然而，2021年年初，随着基金市场的迅速降温，无数年轻人“基金致富”的美梦也随之破碎了。有网友发微博戏称：“本来是想买点基金以防养老，谁想到提前送终了。”
这样的“段子”表面上流露出的是十足消极的情绪，但实际上“段子”的创作者是在通过这样的调侃式话语释放负能量，进行自我减压。虽然没有办法改变现实的窘境和社会的顽疾，但是通过自我反讽，人们对现实进行着仪式抵抗，符号的消极内涵被消解，诙谐、戏谑、幽默的因素增加了。
在围绕基金进行互动的过程中，等级的差异消失了，无论现实中的经济状况如何，是负债累累还是小有身家，所有“基民”都在对基金的狂欢式的吐槽中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正如巴赫金所说，在狂欢节中，个体暂时性地超越了现实中由地位、经济、受教育水平等构成的障碍和壁垒，在虚拟的社会关系中与一切人和事随意不拘地交往，并在放纵自我中释放心灵的快乐。这也就是所谓的“翻了个的生活”“第二种生活”[5]。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网络世界中，“基民”们用娱乐代替思考，用戏谑消解权威[6]，通过非暴力的形式宣泄着自己的不满。而“狂欢节”的主要仪式是笑谑地为国王加冕和脱冕。易方达的明星经理张坤，由于操盘的基金大涨在微博有了粉丝后援会。当基金盈利，张坤超话中就一片欢呼叫好，“坤坤放心飞，ikun永相随”，而一旦基金下跌，“坤坤”就变成了“渣坤”，诺安基金经理蔡嵩松就从“蔡神”沦为“菜狗”。人们通过不断为其加冕与脱冕，象征性地、暂时地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命运，编织财富、权力和自由的美梦。
虽然“基民”的狂欢宣泄了他们的现实压力，表现了现在年轻人渴望获得美好生活的愿望，但“基金热”的现象依然表露了一些问题。今年被“割韭菜”的新“基民”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投资时机，他们在高涨的市场情绪中重仓买入，却在市场绝望之中清仓出局。勒庞认为：“即将变成组织化群体中的个体的首要特征，就是个体自觉个性的消失以及思想和情感迈向不同的方向。” [7]在与群体的互动中，个体极易受到无意识因素的刺激与影响，从而与理智产生背离。在张坤“出圈”后不久，大量资金跟风涌入，即使将申购上限从十万降至两千，也无法阻挡很多年轻人的热情，他们以每天两千元的定投追加投资。原本应该是冰冷、理性的投资理财，如今却被狂热的情感所干扰。在回音室的效应之下，情绪不断暗示、感染，过度的狂欢化扰乱了正常的基金市场，将焦虑的喧嚣声传播得更遥远。
社交媒体实现了人们的虚拟在场，群体符号和平台设置了群体的边界。通过对基金的共同关注，并依托符号媒介实现情感连带，最终成员们达到了高度的群体团结，仪式链形成。而借助“情感”这把钥匙，我们得以看到微观的互动仪式如何对宏观的经济产生影响，并探究当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与现实压力。但在明白了年轻人的情感需求之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解决他们的生存困境，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62.
[2]彭兰.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J].新闻记者，2019（12）：4.
[3]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9.
[4]王长潇，刘瑞一.网络视频分享中的“自我呈现”：基于戈夫曼拟剧理论与行为分析的观+察与思考[J].当代传播，2013（3）：10-12，16.
[5]叶虎.巴赫金狂欢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传播[J].理论建设，2006（5）：66-68.
[6]秦扬.从巴赫金的“狂欢化”视角解读网络综艺《明星大侦探》[J].科技传播，2019，11（10）：58-59.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体时代的社会心理[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6.
关键词 基金；互动仪式链；柯林斯；狂欢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9-0086-03
1 背景概述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达19.89万亿元，相较于2019年底的14.76万亿元增长了34.70%，创历史新高。如此火爆的基金市场引起了众人的热议，截至2021年1月，新浪微博上“基金跌了”“当代年轻人买基金现状”等话题已经有了9万以上的讨论量、7亿左右的阅读量。
此时流向基金的不仅仅是民众手里的余钱，还有庞大的关注度和流量。“基金热”已经从单一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语境转向了文化语境。当人们围绕“基金”展开频繁互动，创造各种符号传递他们的情感，进行“基金社交”并最终形成一个团结的群体时，我们会发现，“基金热”再一次发生了演变，最终进入了仪式传播的语境。
作者以“基金”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检索，发现现阶段虽然已经有了关于“基金热”现象的思考，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是在经济的宏观视角下探讨问题的，而缺少个体化和经验性的分析。因此，本文将在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视域下，从微观的角度探究“基金热”构建的互动仪式要素，分析这场互动仪式带来的结果和透露出的问题。
2 互动仪式要素
2.1 前提性要件：身体的共在与边界的设置
在柯林斯的互动仪式模型中，只有群体内部的成员在同一场所聚集起来，同时对局外人设置边界，才能触发互动仪式，以便成员开展“共有的行动”，或是成就“共同的事件”[1]。
虽然柯林斯表示，互动仪式链的完成需要两个及以上的成员“亲身”在场，并认为传统媒体对仪式的呈现会减少成员的情感共鸣，以至于影响仪式的体验。但不断发展的智能设备增强了人与网络的连接，促进了人的“赛博格化”，人们现实的“身体”被用数据化的方式投射到了网络空间中，达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身体共在”[2]。现在的基金已经不再需要线下购买，投资者们没有一个官方的线下互动空间，但通过转赞评、私聊或是建立话题，“基金人”在社交媒体上实现了群体聚集。
由于社交中的人们会习惯带入“自己独特的经验场”，而且倾向于与和自己具有“共享的意义”的人进行互动，在互动仪式启动之前，对局外人的明显边界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大多数人都对基金有所耳闻，但并不代表他们了解基金这个经济概念，更不用说具体应该如何买入卖出、进行投资。而由基金延伸出来的内部话语体系，比如“追涨杀跌” “日光基”等更是极大地提高了旁观者参与讨论的门槛，为“圈内人”和“圈外人”划出了严格的分界线。
除了设置界限的符号，平台也会阻挡旁观者进入互动仪式中。基金购买者并非只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进行互动，他们同时也会在更为专业化的空间中交流和沟通。支付宝理财社区就是一个有着传递信息和社会交往双重功能的场域，该平台的受众定位天然地拒绝了旁观者的进入，从而為“基民”们构建了一个完全由趣缘群体组成的空间。
不过，参与者与旁观者的身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基金投资者晒出了自己的基金收益时，局外人可能会被利益吸引，从而加入购买基金的行列中；同时，也有旁观者因为被基金所衍生出的各种戏谑的符号引起了兴趣，或者是想要通过基金进行社交，而加入这个互动的群体中。网友“那不是理想的歌”对这种现象就发出了吐槽：“以前身边朋友没有一个玩基金期货这些，怎么最近跌了被当成梗火了以后，全都来问我怎么买？”
2.2 过程性要件：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
“相互关注”和“共享的情感状态”是推动仪式进程的两个过程性要件。人们通过从事“共同的行动”传递自己关注的焦点，并使用各种符号表达自己的情绪，将自己的情感体验与群体共享，从而完成仪式并使群体达到高度团结。
无论是真正的基金购买者，还是单纯出于好奇而转变为参与者的人，他们关注的焦点都指向了基金的涨与跌。当基金由绿转红，社交媒体上就喜气洋洋，如同过节；而当基金由红转绿，“基金人”就抛出各种“梗”来宣泄自己的无奈与悲伤。这些自嘲的、狂欢式的“梗”是代表群体的符号，哪怕成员脱离了互动仪式的情境，它们也会如“图腾”一般把成员和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前段时间在微博、朋友圈等平台上频频被转载的符号“韭零后”就是对其的完美阐释。“韭零后”被网友们解释为：“因为基金大跌而破灭坐拥百万资产梦想的，1990年以后出生的韭菜们。”正如维克多·特纳所言，“仪式象征符号最简明的特点是浓缩，它以高度浓缩的形式扎根于意义深处并能使情感迅速得到释放。”[3]作为网络术语“韭菜”的延续，“韭零后”以一种自嘲的形式释放了“90后基民”的现实焦虑，表达了他们期待获得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当与他人“相互关注”和“共享情感状态”时，作为个体的“90后基民”逐渐对自我的群体成员身份产生了认同，并“加持了相应强度的‘情感能量’”。而积极的情感能量又会催生出更加强烈的表达欲望，使成员自动开始下一轮的互动。“群体团结”就在这样的反馈和再反馈的循环中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3 情感驱动：自我表达、社交需求和情绪宣泄
柯林斯认为，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感才是互动仪式的核心因素，传播从本质上讲即互动参与者“情感能量”波动变化的动态进程。个体积极的“情感能量”，比如兴奋、自信等情绪，不仅仅是互动成功的前提性条件之一，是“生成新的情感与加强团结的动力引擎”，也同样是互动仪式的重要产物。 3.1 符号表演：理想化的自我表达
新媒体时代，用户有着越来越强烈的自我表达需求。有网友表示：“当和朋友聊基金时，这种能够侃侃而谈、指点江山的感觉让我有一种满足感。”通过运用相关知识和各种渠道消息预测基金未来走势、决定继续持有还是马上退仓，基民们在交流中满足了自我表达的需求，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另外，象征性符号的创造也是成员满足自我表达欲望的一种方式。随着互动仪式的不断推进，群体符号的形式变得多样化，文字、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让群体成员能够更加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宣泄自己的感情。网友“咸鱼丁强”在1月份分享了一条微博：“小明从小就没了父亲，为了感受到父爱，他买了基金，现在他终于看见跌了。”通过“跌”与“爹”的谐音暗示，他对投资惨遭滑铁卢的基民进行了调侃。这条微博被转发13 000多次，得到了26 000多次的点赞。而在私密性和关系连接程度都较强的朋友圈中，也有许多网友分享了许多自己创造、或转载自网络的“梗”。而这些戏谑的符号的评论，往往是一片欢声笑语。
当基金亏损，面对自己流失的金钱，所有成员显然不可能保持一致的好心情，但正如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所提示的那样，在人际传播中个体总是更倾向于表演观众所期待的角色，而非真实的“主我”[4]。通过自嘲式、调侃式的符号传达，互动参与者将自己不幸的一面掩盖了起来，而用诙谐的语言将自己乔装打扮成了一个幽默、有趣的人。这样的方式往往更能得到观众们的捧场，满足了他们自我表达的需要，从而使成员得以将符号与自信、热忱等积极的情感能量连接起来，激发了他们继续主动表达自己、进行互动的热情。
3.2 基金社交：身份认同的渴求
“今天不买基金，你在90后里甚至插不上话”，有媒体通过这样的标题表现公募基金在“90后”之中的火爆程度。随着“90后”投资基金的白热化，“基金热”已经逐渐脱离社会经济的语境，进入了文化传播的领域当中。原本门槛颇高的理财投资演化成了一个泛娱乐化的表演场。除了线下日常的基金社交之外，关于基金的线上互动也很频繁。支付宝理财社区沦陷为相亲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月16日，无数“基民”涌入讨论区，纷纷晒出了自己的理财收益和自身条件，“在线征友”。有网友表示：“逛基金社区的人基本符合几个特征：双方都知道理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的自由相亲比被爸妈强迫好多了。”随着智能设备、社交媒体的发展与演变，时间和空间都被虚化，人们的意识可以自由地在虚拟与现实当中穿梭，但人与人之间曾经稳定、可靠的联系变得岌岌可危。因而，现代化的人们更加渴望与他人建立各种联系，进行自我认知与相互认知，并获得群体归属感。
3.3 情绪的宣泄：无处安放的现实焦虑
有关数据表明，“基民”明显具有年轻化趋势，在2020年的新增“基民”中，“90后”占新增基民的一半以上。“90”后出生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但当他们长大成人，社会却处于转型期，“遍地是黄金”的时代已然过去。同时，他们作为独生子女，还承担着赡养老人与成家立业的双重压力，但依然有很多人過着“月光”的生活，甚至背负巨额债务。而当大部分“90后”被生活的琐屑困扰时，高度发达的社交媒体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展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从而进一步导致“90后”们产生了极大的落差感，使得普遍的社会焦虑流传开来。
正是基于这种想要突破现状的焦虑，当发现2020年形势大好的基金市场时，“90后”们才会飞速投身于这种看似轻松的理财活动中，以期实现财富的累积。然而，2021年年初，随着基金市场的迅速降温，无数年轻人“基金致富”的美梦也随之破碎了。有网友发微博戏称：“本来是想买点基金以防养老，谁想到提前送终了。”
这样的“段子”表面上流露出的是十足消极的情绪，但实际上“段子”的创作者是在通过这样的调侃式话语释放负能量，进行自我减压。虽然没有办法改变现实的窘境和社会的顽疾，但是通过自我反讽，人们对现实进行着仪式抵抗，符号的消极内涵被消解，诙谐、戏谑、幽默的因素增加了。
在围绕基金进行互动的过程中，等级的差异消失了，无论现实中的经济状况如何，是负债累累还是小有身家，所有“基民”都在对基金的狂欢式的吐槽中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正如巴赫金所说，在狂欢节中，个体暂时性地超越了现实中由地位、经济、受教育水平等构成的障碍和壁垒，在虚拟的社会关系中与一切人和事随意不拘地交往，并在放纵自我中释放心灵的快乐。这也就是所谓的“翻了个的生活”“第二种生活”[5]。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网络世界中，“基民”们用娱乐代替思考，用戏谑消解权威[6]，通过非暴力的形式宣泄着自己的不满。而“狂欢节”的主要仪式是笑谑地为国王加冕和脱冕。易方达的明星经理张坤，由于操盘的基金大涨在微博有了粉丝后援会。当基金盈利，张坤超话中就一片欢呼叫好，“坤坤放心飞，ikun永相随”，而一旦基金下跌，“坤坤”就变成了“渣坤”，诺安基金经理蔡嵩松就从“蔡神”沦为“菜狗”。人们通过不断为其加冕与脱冕，象征性地、暂时地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命运，编织财富、权力和自由的美梦。
4 盲目从众：对“基金热”的冷思考
虽然“基民”的狂欢宣泄了他们的现实压力，表现了现在年轻人渴望获得美好生活的愿望，但“基金热”的现象依然表露了一些问题。今年被“割韭菜”的新“基民”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投资时机，他们在高涨的市场情绪中重仓买入，却在市场绝望之中清仓出局。勒庞认为：“即将变成组织化群体中的个体的首要特征，就是个体自觉个性的消失以及思想和情感迈向不同的方向。” [7]在与群体的互动中，个体极易受到无意识因素的刺激与影响，从而与理智产生背离。在张坤“出圈”后不久，大量资金跟风涌入，即使将申购上限从十万降至两千，也无法阻挡很多年轻人的热情，他们以每天两千元的定投追加投资。原本应该是冰冷、理性的投资理财，如今却被狂热的情感所干扰。在回音室的效应之下，情绪不断暗示、感染，过度的狂欢化扰乱了正常的基金市场，将焦虑的喧嚣声传播得更遥远。
5 结语
社交媒体实现了人们的虚拟在场，群体符号和平台设置了群体的边界。通过对基金的共同关注，并依托符号媒介实现情感连带，最终成员们达到了高度的群体团结，仪式链形成。而借助“情感”这把钥匙，我们得以看到微观的互动仪式如何对宏观的经济产生影响，并探究当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与现实压力。但在明白了年轻人的情感需求之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解决他们的生存困境，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62.
[2]彭兰.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J].新闻记者，2019（12）：4.
[3]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9.
[4]王长潇，刘瑞一.网络视频分享中的“自我呈现”：基于戈夫曼拟剧理论与行为分析的观+察与思考[J].当代传播，2013（3）：10-12，16.
[5]叶虎.巴赫金狂欢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传播[J].理论建设，2006（5）：66-68.
[6]秦扬.从巴赫金的“狂欢化”视角解读网络综艺《明星大侦探》[J].科技传播，2019，11（10）：58-59.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体时代的社会心理[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