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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南省巩义市人，巩义原来叫巩县，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的故乡。杜甫出生的村子离我们村只有二十几里路，到现在那里还有“诗圣”降生时的窑洞。巩县还是清末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农商业者康鸿猷的故乡，他有一个国人皆知的绰号“康百万”。庚子年间，光绪和西太后蒙尘西安途经巩县时，他曾接驾留宿并资助白银一百万两，西太后感激之余，特赐此名。康家大院无论从规模还是文化底蕴上比山西那几所大院毫不逊色，我高中就是在康家祠堂改成的学校里读的。豫剧大师常香玉也是我们巩县人。总之，我的家乡是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热土，我为它骄傲。
在谈到自己的从军经历时，曲处长先讲了一段令记者几欲落泪的往事。
我是1982年11月入伍到北京军区驻秦皇岛某高炮师的。1984年7月，老母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家中连发电报，我都没收到，直到第13天，战友探亲归队，带来了哥哥写的信，我才知噩耗，当时的感觉真好比万箭穿心一样。部队领导很理解我，马上准假，并帮助买票把我送上火车。我赶到老家时，正是老母的“二七日”(亡故14天)。哥哥姐姐及亲戚们正在哀悼，因为我是家中的老小，母亲在世时最为疼爱。众人一见我愈加伤心，上
百口人哭成一团
在我休假期间，接到了郑州高炮学院(现郑州防空兵指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随后两年的正规军校教育使我打下了牢固的军事理论基础。我能有今天的成绩，与在学院受到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院我学的是雷达指挥仪专业，毕业后分到27集团军高炮旅任火控指挥仪站长(排级)。
1986年12月，我们27集团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从军部所在地石家庄市出发，以铁路输送方式开往云南老山战区参加轮战。军列恰好经过巩义，哥哥姐姐他们为了能“再见”我一面，轮流守候在离我家十几里远的火车站，只要一见有军列停站，马上就过去挨车厢打听我，结果在第四天我哥哥还真找到了我乘坐的闷罐车厢，他不由分说就把用“口挪肚省”攒下的钱买的“高档烟”往战友们手里塞
军列开动了，为了怕亲人们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我特地戴上墨镜。哥哥和抱着我小侄子的姐姐，追着军列流着泪喊着向我招手。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杜甫在他那首著名的“兵车行”中的诗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战争对于亲人来讲就意味着永远的生离死别，在这一点上，应该是不会有时代和政治色彩的。亲人们的身影看不见了，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旁若无人”地任凭泪洒衣襟。
在埋葬着976名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烈士的麻栗坡县陵园里，我看见一位来自山东自发苍苍的老奶奶，把从家乡带来的已经干裂破碎的煎饼摆在儿子的墓前，坐在泥泞的红土地上放声痛哭
曲处长讲到这里，几滴热泪重重滴在玻璃板上(记者也把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咽进肚里)
我之所以谈这一段似乎与您的采访主题无关的往事，就是要说明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死一个战士，对军队和国家来讲是“九牛毛，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则是亲人们铭心刻骨永远的伤痛。现在我国在努力倡导用谈判、协商等和平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无疑是深得人心的。当然，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在我国的头上，我们也决不害怕，但在具体战略战术上，应当精心谋划，采取更有效的战法，以国家的巧实力和必要的国家威慑力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战争的最高境界，尽量不死人或少死人。
现在书归正传，我们经过了5天5夜的铁路开进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然后又以摩托化行军进至文山州，开始为期三个月的战前训练。虽然我们是27集团军，但对外代号是14集团军(T)。在这里我想再多说一句，那次我们27集团军全体参战部队，采用铁路输送和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开赴战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全部投送部署完毕。而现在我军经常举行建制师规模的跨区域军演，不仅动用各型固定翼军用运输机、陆军航空兵直升机，还可征调民航客机远距离投送兵力，使军运速度可以用小时来计算，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在战前训练期间，我们除了针对性地练好体能和军事技能以外，重点端正了在部队中普遍存在的三种思想。一是畏敌思想。有些人总认为越军如何善战，其特工如何狡猾残暴，这种思想来自某些随意夸大添油加醋的不实传言。当然，必要的措施还是有的。那时部队的岗哨都是荷枪实弹双岗，但个别哨兵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开枪的情况也有。二是麻痹思想。文山离前沿阵地还有好几十千米，当地老百姓对这种“准前方”环境早已习以为常，过着安静平和的生活，一些战士由此产生错觉，认为战场不过如此。第三就是急于求战思想，认为来到前线就赶紧打，打完了赶快回去，老练个什么劲儿啊?当然这些思想问题，后来都得到真正的解决，并未在后来的实战中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另外搞好军民关系也是集训期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云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兄弟民族的某些生活习惯、文化风俗和行为举止与汉族有较大差异，搞不好会出乱子的。我们27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首善之地，理应在这方面做的更出色。事实上，我们部队也真正成为老山战区少数民族心目中的“文明之师”，他们编了个顺口溜来夸奖我们“东北虎，西北狼，北京来的小绵羊”。
1987年4月，我部开赴老山战区，正式接手兰州军区47集团军的阵地。由于该地区属于热带山岳丛林和喀斯特地貌，洞多谷深林密，地形复杂，敌我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为了防止移交阵地时让越军钻了空子，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先派干部、班长、老战士到兄弟部队阵地上“实习”，了解人家是怎么处理敌情和突发事件的。二是采用撤一个上一个，交替掩护环环相扣，避免产生防守漏洞。
当时，有些固定阵地换人但基本上不换重装备(火炮)，所以我所在的高炮旅去了2个高炮营，只有一个营是携带装备的。另外的1个营担负军工任务，说实话，他们是最苦的。
我们营的主要装备是57毫米高炮。由于越军空军的飞机没有出动，所以我们的57高炮就被安排在前沿阵地当机关枪使，以直瞄平射对付越军。当时我23岁，在连里当排长。我们连阵地在老山主峰南坡的一个北南榔的地方，阵地离著名的“李海欣高地”、天宝农场、八里河东山等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几个重要阵地都很近。离越军阵地直线距离不足1600米，在观察镜里看到越军的洞口有脸盆口那么大，非常清楚。高炮原是打高速活动目标的，现在用来打固定目标非常有效，打三发炮弹，第三发保证打进越军的洞里，绝对有把握。
我们连的炮阵地是在47集团军原有阵地上加以扩建而成的。阵地位于半山坡开出的一小片平地上。掩体上面覆盖着拱形的波纹钢板，钢板上还有很厚的石渣和土，相当坚固，没有大口径炮弹直接命中是很难摧毁的。阵地前面就是深沟，敌人打来的炮弹十有八九都落到沟 里了。打得稍远一点又飞过我们的阵地落到了后山坡上。所以在一年的作战时间里，敌人的远射程重炮几乎没有伤着我们阵地。但为了以防万一，打完炮我们的战士就会立刻从掩体撤到山背后的防炮洞里去。这样做一是为了防止敌人真的击中掩体，二来也是为了让战士们休息凉快一会儿。因为高炮安放在近乎密闭的空间里，开炮时产生的冲击波非常大，我们都要带着钢盔、耳塞和穿着防震背心，即便这样，也有不少同志的耳膜被震出了血。还有火炮发射后产生的有害烟尘，退出炮膛灼热的发射药筒都积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战士们在里面操炮是很辛苦的。但我们的战士克服了一切困难，勇敢作战。在一次作战的紧要关头，一名五炮手(负责装炮弹的战士)，连续装填每夹4发炮弹的弹夹(一个弹夹有近20千克重)50多个，共200多枚炮弹，高炮像机关枪一样，把弹雨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那叫一个痛快
老山地区的气候终年都比较热，而且只分雨季和旱季。雨季还好过，因为下雨就凉快一些。但到旱季几乎天天大雾弥漫，而且那雾几乎像毛毛雨一样，当时我住在帐篷里，一起雾帐篷里都渗水珠。战士们住在猫耳洞里就更难受了，又湿又热又闷，身上整天湿漉漉的，非常难受。洗的衣服好几天也干不了，所以战士们索性就赤膊作战。虽然下雨不少，但想出洞凉快一下是极其危险的，因为随时都可能飞来冷枪或踩上地雷。长期在这种潮湿闷热的环境下生活，很多战士都得了皮肤病。后方送上来的水只够喝的，山泉有也不都能喝，因为那些水都是从腐烂的树叶下流过来的，很不干净，喝了会拉肚子甚至中毒。
战士们的伙食是这样的，猫耳洞小、人数少的一般吃压缩饼干、方便食品和午餐肉罐头，猪肉、牛肉的都有，还有“雪里蕻”一类的蔬菜罐头。由于一线阵地很少吃到新鲜蔬菜，所以战士们很喜欢这类素罐头，到现在我仍喜欢吃这种罐头。人数较多的猫耳洞发煤油炉，战士们轮流做饭，虽然手艺欠佳，但也能吃到东南西北各地不同的风味儿。上级对于一线部队是非常照顾的，地方上的慰问品，总是最早送到猫耳洞里。
在老山的阵地上，除去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随时可能流血牺牲之外，战士们最难忍受的就是长时间的孤独寂寞。几个人一个猫耳洞，“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对故乡和亲人的思恋成为战士们挥之不去的“阵地思想病”。
尽管有着各种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难以想象的寂寞和危险，但我们的战士却表现出了极端的乐观主义精神。作战之余，他们用弹皮做成“和平鸽”、用子弹壳做成“项链坠”、“戒指”等各种小饰品，这都是我们老山战士的发明呀1他们当之无愧“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在一年的作战中，我们连的战绩是：摧毁越军高射机枪3挺，隐蔽的敌人屯兵点3个，消灭越军115人，并且多次为我出击部队提供了有效的火力掩护。乍听起来，这样的战绩似乎并不太大，但要从当时的形势上看。实际上，我们27集团军是西线最后一支参加轮战的野战军了。当时我们的作战方针除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作战之外，主要是在某些地区把敌人挤出去。具体讲就是一发现那里有敌人活动就开炮，不让敌人在那里扎根盘踞有立足之地。所以说我们军轮战时，仗已经打得很少了。除了有几次中央军委通过前指下达的出击作战之外，前沿部队很少出击作战，双方猫耳洞的士兵更不轻易主动攻击对方了。不仅如此，有时还会有一些友好行动。阵地犬牙交错，我们的洞在上边，越军的在下面，我们的战士会把吃不了的罐头用绳子绑好，放到下边给越军吃。诸如此类的双方主动“示好”的事情并不鲜见。
1988年5月，27集团军胜利完成轮战任务，把老山防务交给成都军区和边防部队后胜利凯旋。我们高炮旅也回到原驻地石家庄市，开始进行全面细致的战斗总结和评功授奖工作。我由于在轮战中表现比较突出被提升为连指导员，具体主持全连的评功工作，亲身体验了一回“仗好打，功难评”。由于参加轮战，很多老战士延长了两年复退。以我们连108个人来讲，全连绝大部分人都是服役五六年的老兵(当时的兵役制是三年义务兵)，两年的新兵只有几个人。这些老兵很多都已成家，所以部队回来以后，家属纷纷来队探亲，一时间军营“人满为患”了。在我们国家，立功不仅是一种崇高的政治荣誉，而且与军人退役后的生活工作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立了一、二等功，回到地方可以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工作，三等功也有些用处。但如果没立功，在老家又没有什么“门路儿”，那只能回去务农了。当时农村条件还比较差，所以同志看得很重，以致于一些过去在猫耳洞里生死相托的战友也争得面红耳赤。那段时间里，我的办公室从早到晚都有来要功的人，有战士们自己来的，也有带着妻子儿女大家子来的。大吵大闹哭哭啼啼什么样的都有，弄得我真有点“焦头烂额”了。但我又不能对自己昔日同生共死的战友动怒发脾气斥责，只好苦口婆心讲道理、摆政策，并尽量采用一些变通的办法，争取让每一个前来申诉的人都满意或比较满意。但原则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如政策明文规定，战伤者可以评功授奖，但自伤误伤不行。我们连有一个河北蔚县籍的战士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未被评功。事情是这样，我们连的阵地前面是悬崖，越军上不来，但左右两边相对比较平坦，为了防备越军可能摸上来捣乱，我们就在那些地方布了岗哨，而且设置了铁丝网，网上挂了些空罐头盒，这样晚上越军一碰，就有了响动，哨兵会开枪。那天夜里是这个战士站岗，当他听到铁丝网那边有动静，马上开枪。可能是他太紧张了，枪弹打在哨所工事的波纹钢板上后反弹回来打在他的手臂上致伤，结果他非要按战伤立功。我向他明白表示，他属于误伤。但他不服气，又带着他爱人来哭闹，经过了我多日说服，才了结此事。同时我也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给他一些经济补偿。
在这次轮战中，我们连108个人没有发生一起非战斗伤亡事故，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好的。老山战区的非战斗伤亡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非作战时期敌人的冷枪冷炮所致，还有就是误踩地雷造成的。而后一种造成的非战斗伤亡更多。那时的老山前沿阵地几乎遍地是雷，一支部队上阵地作战，就埋下一批地雷，另一支部队接防又会再埋一些地雷。再加上老山地区雨水很多，有时连几天大雨倾盆，山洪和流水会把一些地雷冲出来，堆积或“搬运”到另一个地方。原本没有雷的地方，一场大雨过后，可能会被“老天爷”布上雷，雷场界限和位置很难精确。更何况还可能有越军特工偷着溜过来埋的雷，总之处处是雷场。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要想活着回去，就不要乱走半步”当然我们的行军巡逻路和猫耳洞及炮阵地都经过了工兵仔细探测排雷，是绝对安全的。由于我们严格执行战场管理制度，所以才没有发生非战斗伤亡事故，这也是我感到很欣慰的。
越军的游击战术应该讲是很到位的，他们也比较顽强，但在我们部队熟悉了他们的打法以后，再加上我们有强大的炮兵火力，越军基本上没有占什么便宜。
高科技装备的优势在那场战争中已经有所显现。当时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两部专门侦察迫击炮发射点的“辛柏林”炮位侦察雷达，它在敌人迫击炮发射后极短的时间里，即可精确测得其炮位，我军马上炮火定点清除，很厉害。后来其中的一部雷达被越军给炸坏了，修复后停放在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我曾经去看过，从中也体会到了我们国家的工业水平与西方大国的差距。我国有关兵工厂在修理完“辛柏林”雷达后，在外壳缺损处，又喷上了我们自己的绿色油漆，从颜色上看与原来的漆差别不大，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我们的漆是烫手的，而人家的漆则与常温样。毫无疑问，洋漆的防红外探测性是很好的。
记者为了采访曲处长，事先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发现在1988年的北京军区《战友报》上有一篇有关曲处长的“有功不要功，让功最光荣”的报道，讲的是曲处长主动让功的事迹。记者想请他谈谈这方面的事，曲处长听罢淡然一笑，说“这没什么可讲的，当时我已经被破格提升为指导员了，而我的同学和战友还是排长，好事儿别都让我一个人占了啊”
在谈到自己的从军经历时，曲处长先讲了一段令记者几欲落泪的往事。
我是1982年11月入伍到北京军区驻秦皇岛某高炮师的。1984年7月，老母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家中连发电报，我都没收到，直到第13天，战友探亲归队，带来了哥哥写的信，我才知噩耗，当时的感觉真好比万箭穿心一样。部队领导很理解我，马上准假，并帮助买票把我送上火车。我赶到老家时，正是老母的“二七日”(亡故14天)。哥哥姐姐及亲戚们正在哀悼，因为我是家中的老小，母亲在世时最为疼爱。众人一见我愈加伤心，上
百口人哭成一团
在我休假期间，接到了郑州高炮学院(现郑州防空兵指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随后两年的正规军校教育使我打下了牢固的军事理论基础。我能有今天的成绩，与在学院受到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院我学的是雷达指挥仪专业，毕业后分到27集团军高炮旅任火控指挥仪站长(排级)。
1986年12月，我们27集团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从军部所在地石家庄市出发，以铁路输送方式开往云南老山战区参加轮战。军列恰好经过巩义，哥哥姐姐他们为了能“再见”我一面，轮流守候在离我家十几里远的火车站，只要一见有军列停站，马上就过去挨车厢打听我，结果在第四天我哥哥还真找到了我乘坐的闷罐车厢，他不由分说就把用“口挪肚省”攒下的钱买的“高档烟”往战友们手里塞
军列开动了，为了怕亲人们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我特地戴上墨镜。哥哥和抱着我小侄子的姐姐，追着军列流着泪喊着向我招手。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杜甫在他那首著名的“兵车行”中的诗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战争对于亲人来讲就意味着永远的生离死别，在这一点上，应该是不会有时代和政治色彩的。亲人们的身影看不见了，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旁若无人”地任凭泪洒衣襟。
在埋葬着976名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烈士的麻栗坡县陵园里，我看见一位来自山东自发苍苍的老奶奶，把从家乡带来的已经干裂破碎的煎饼摆在儿子的墓前，坐在泥泞的红土地上放声痛哭
曲处长讲到这里，几滴热泪重重滴在玻璃板上(记者也把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咽进肚里)
我之所以谈这一段似乎与您的采访主题无关的往事，就是要说明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死一个战士，对军队和国家来讲是“九牛毛，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则是亲人们铭心刻骨永远的伤痛。现在我国在努力倡导用谈判、协商等和平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无疑是深得人心的。当然，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在我国的头上，我们也决不害怕，但在具体战略战术上，应当精心谋划，采取更有效的战法，以国家的巧实力和必要的国家威慑力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战争的最高境界，尽量不死人或少死人。
现在书归正传，我们经过了5天5夜的铁路开进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然后又以摩托化行军进至文山州，开始为期三个月的战前训练。虽然我们是27集团军，但对外代号是14集团军(T)。在这里我想再多说一句，那次我们27集团军全体参战部队，采用铁路输送和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开赴战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全部投送部署完毕。而现在我军经常举行建制师规模的跨区域军演，不仅动用各型固定翼军用运输机、陆军航空兵直升机，还可征调民航客机远距离投送兵力，使军运速度可以用小时来计算，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在战前训练期间，我们除了针对性地练好体能和军事技能以外，重点端正了在部队中普遍存在的三种思想。一是畏敌思想。有些人总认为越军如何善战，其特工如何狡猾残暴，这种思想来自某些随意夸大添油加醋的不实传言。当然，必要的措施还是有的。那时部队的岗哨都是荷枪实弹双岗，但个别哨兵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开枪的情况也有。二是麻痹思想。文山离前沿阵地还有好几十千米，当地老百姓对这种“准前方”环境早已习以为常，过着安静平和的生活，一些战士由此产生错觉，认为战场不过如此。第三就是急于求战思想，认为来到前线就赶紧打，打完了赶快回去，老练个什么劲儿啊?当然这些思想问题，后来都得到真正的解决，并未在后来的实战中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另外搞好军民关系也是集训期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云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兄弟民族的某些生活习惯、文化风俗和行为举止与汉族有较大差异，搞不好会出乱子的。我们27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首善之地，理应在这方面做的更出色。事实上，我们部队也真正成为老山战区少数民族心目中的“文明之师”，他们编了个顺口溜来夸奖我们“东北虎，西北狼，北京来的小绵羊”。
1987年4月，我部开赴老山战区，正式接手兰州军区47集团军的阵地。由于该地区属于热带山岳丛林和喀斯特地貌，洞多谷深林密，地形复杂，敌我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为了防止移交阵地时让越军钻了空子，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先派干部、班长、老战士到兄弟部队阵地上“实习”，了解人家是怎么处理敌情和突发事件的。二是采用撤一个上一个，交替掩护环环相扣，避免产生防守漏洞。
当时，有些固定阵地换人但基本上不换重装备(火炮)，所以我所在的高炮旅去了2个高炮营，只有一个营是携带装备的。另外的1个营担负军工任务，说实话，他们是最苦的。
我们营的主要装备是57毫米高炮。由于越军空军的飞机没有出动，所以我们的57高炮就被安排在前沿阵地当机关枪使，以直瞄平射对付越军。当时我23岁，在连里当排长。我们连阵地在老山主峰南坡的一个北南榔的地方，阵地离著名的“李海欣高地”、天宝农场、八里河东山等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几个重要阵地都很近。离越军阵地直线距离不足1600米，在观察镜里看到越军的洞口有脸盆口那么大，非常清楚。高炮原是打高速活动目标的，现在用来打固定目标非常有效，打三发炮弹，第三发保证打进越军的洞里，绝对有把握。
我们连的炮阵地是在47集团军原有阵地上加以扩建而成的。阵地位于半山坡开出的一小片平地上。掩体上面覆盖着拱形的波纹钢板，钢板上还有很厚的石渣和土，相当坚固，没有大口径炮弹直接命中是很难摧毁的。阵地前面就是深沟，敌人打来的炮弹十有八九都落到沟 里了。打得稍远一点又飞过我们的阵地落到了后山坡上。所以在一年的作战时间里，敌人的远射程重炮几乎没有伤着我们阵地。但为了以防万一，打完炮我们的战士就会立刻从掩体撤到山背后的防炮洞里去。这样做一是为了防止敌人真的击中掩体，二来也是为了让战士们休息凉快一会儿。因为高炮安放在近乎密闭的空间里，开炮时产生的冲击波非常大，我们都要带着钢盔、耳塞和穿着防震背心，即便这样，也有不少同志的耳膜被震出了血。还有火炮发射后产生的有害烟尘，退出炮膛灼热的发射药筒都积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战士们在里面操炮是很辛苦的。但我们的战士克服了一切困难，勇敢作战。在一次作战的紧要关头，一名五炮手(负责装炮弹的战士)，连续装填每夹4发炮弹的弹夹(一个弹夹有近20千克重)50多个，共200多枚炮弹，高炮像机关枪一样，把弹雨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那叫一个痛快
老山地区的气候终年都比较热，而且只分雨季和旱季。雨季还好过，因为下雨就凉快一些。但到旱季几乎天天大雾弥漫，而且那雾几乎像毛毛雨一样，当时我住在帐篷里，一起雾帐篷里都渗水珠。战士们住在猫耳洞里就更难受了，又湿又热又闷，身上整天湿漉漉的，非常难受。洗的衣服好几天也干不了，所以战士们索性就赤膊作战。虽然下雨不少，但想出洞凉快一下是极其危险的，因为随时都可能飞来冷枪或踩上地雷。长期在这种潮湿闷热的环境下生活，很多战士都得了皮肤病。后方送上来的水只够喝的，山泉有也不都能喝，因为那些水都是从腐烂的树叶下流过来的，很不干净，喝了会拉肚子甚至中毒。
战士们的伙食是这样的，猫耳洞小、人数少的一般吃压缩饼干、方便食品和午餐肉罐头，猪肉、牛肉的都有，还有“雪里蕻”一类的蔬菜罐头。由于一线阵地很少吃到新鲜蔬菜，所以战士们很喜欢这类素罐头，到现在我仍喜欢吃这种罐头。人数较多的猫耳洞发煤油炉，战士们轮流做饭，虽然手艺欠佳，但也能吃到东南西北各地不同的风味儿。上级对于一线部队是非常照顾的，地方上的慰问品，总是最早送到猫耳洞里。
在老山的阵地上，除去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随时可能流血牺牲之外，战士们最难忍受的就是长时间的孤独寂寞。几个人一个猫耳洞，“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对故乡和亲人的思恋成为战士们挥之不去的“阵地思想病”。
尽管有着各种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难以想象的寂寞和危险，但我们的战士却表现出了极端的乐观主义精神。作战之余，他们用弹皮做成“和平鸽”、用子弹壳做成“项链坠”、“戒指”等各种小饰品，这都是我们老山战士的发明呀1他们当之无愧“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在一年的作战中，我们连的战绩是：摧毁越军高射机枪3挺，隐蔽的敌人屯兵点3个，消灭越军115人，并且多次为我出击部队提供了有效的火力掩护。乍听起来，这样的战绩似乎并不太大，但要从当时的形势上看。实际上，我们27集团军是西线最后一支参加轮战的野战军了。当时我们的作战方针除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作战之外，主要是在某些地区把敌人挤出去。具体讲就是一发现那里有敌人活动就开炮，不让敌人在那里扎根盘踞有立足之地。所以说我们军轮战时，仗已经打得很少了。除了有几次中央军委通过前指下达的出击作战之外，前沿部队很少出击作战，双方猫耳洞的士兵更不轻易主动攻击对方了。不仅如此，有时还会有一些友好行动。阵地犬牙交错，我们的洞在上边，越军的在下面，我们的战士会把吃不了的罐头用绳子绑好，放到下边给越军吃。诸如此类的双方主动“示好”的事情并不鲜见。
1988年5月，27集团军胜利完成轮战任务，把老山防务交给成都军区和边防部队后胜利凯旋。我们高炮旅也回到原驻地石家庄市，开始进行全面细致的战斗总结和评功授奖工作。我由于在轮战中表现比较突出被提升为连指导员，具体主持全连的评功工作，亲身体验了一回“仗好打，功难评”。由于参加轮战，很多老战士延长了两年复退。以我们连108个人来讲，全连绝大部分人都是服役五六年的老兵(当时的兵役制是三年义务兵)，两年的新兵只有几个人。这些老兵很多都已成家，所以部队回来以后，家属纷纷来队探亲，一时间军营“人满为患”了。在我们国家，立功不仅是一种崇高的政治荣誉，而且与军人退役后的生活工作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立了一、二等功，回到地方可以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工作，三等功也有些用处。但如果没立功，在老家又没有什么“门路儿”，那只能回去务农了。当时农村条件还比较差，所以同志看得很重，以致于一些过去在猫耳洞里生死相托的战友也争得面红耳赤。那段时间里，我的办公室从早到晚都有来要功的人，有战士们自己来的，也有带着妻子儿女大家子来的。大吵大闹哭哭啼啼什么样的都有，弄得我真有点“焦头烂额”了。但我又不能对自己昔日同生共死的战友动怒发脾气斥责，只好苦口婆心讲道理、摆政策，并尽量采用一些变通的办法，争取让每一个前来申诉的人都满意或比较满意。但原则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如政策明文规定，战伤者可以评功授奖，但自伤误伤不行。我们连有一个河北蔚县籍的战士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未被评功。事情是这样，我们连的阵地前面是悬崖，越军上不来，但左右两边相对比较平坦，为了防备越军可能摸上来捣乱，我们就在那些地方布了岗哨，而且设置了铁丝网，网上挂了些空罐头盒，这样晚上越军一碰，就有了响动，哨兵会开枪。那天夜里是这个战士站岗，当他听到铁丝网那边有动静，马上开枪。可能是他太紧张了，枪弹打在哨所工事的波纹钢板上后反弹回来打在他的手臂上致伤，结果他非要按战伤立功。我向他明白表示，他属于误伤。但他不服气，又带着他爱人来哭闹，经过了我多日说服，才了结此事。同时我也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给他一些经济补偿。
在这次轮战中，我们连108个人没有发生一起非战斗伤亡事故，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好的。老山战区的非战斗伤亡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非作战时期敌人的冷枪冷炮所致，还有就是误踩地雷造成的。而后一种造成的非战斗伤亡更多。那时的老山前沿阵地几乎遍地是雷，一支部队上阵地作战，就埋下一批地雷，另一支部队接防又会再埋一些地雷。再加上老山地区雨水很多，有时连几天大雨倾盆，山洪和流水会把一些地雷冲出来，堆积或“搬运”到另一个地方。原本没有雷的地方，一场大雨过后，可能会被“老天爷”布上雷，雷场界限和位置很难精确。更何况还可能有越军特工偷着溜过来埋的雷，总之处处是雷场。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要想活着回去，就不要乱走半步”当然我们的行军巡逻路和猫耳洞及炮阵地都经过了工兵仔细探测排雷，是绝对安全的。由于我们严格执行战场管理制度，所以才没有发生非战斗伤亡事故，这也是我感到很欣慰的。
越军的游击战术应该讲是很到位的，他们也比较顽强，但在我们部队熟悉了他们的打法以后，再加上我们有强大的炮兵火力，越军基本上没有占什么便宜。
高科技装备的优势在那场战争中已经有所显现。当时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两部专门侦察迫击炮发射点的“辛柏林”炮位侦察雷达，它在敌人迫击炮发射后极短的时间里，即可精确测得其炮位，我军马上炮火定点清除，很厉害。后来其中的一部雷达被越军给炸坏了，修复后停放在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我曾经去看过，从中也体会到了我们国家的工业水平与西方大国的差距。我国有关兵工厂在修理完“辛柏林”雷达后，在外壳缺损处，又喷上了我们自己的绿色油漆，从颜色上看与原来的漆差别不大，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我们的漆是烫手的，而人家的漆则与常温样。毫无疑问，洋漆的防红外探测性是很好的。
记者为了采访曲处长，事先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发现在1988年的北京军区《战友报》上有一篇有关曲处长的“有功不要功，让功最光荣”的报道，讲的是曲处长主动让功的事迹。记者想请他谈谈这方面的事，曲处长听罢淡然一笑，说“这没什么可讲的，当时我已经被破格提升为指导员了，而我的同学和战友还是排长，好事儿别都让我一个人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