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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大以来，我国在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体制与格局在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矛盾仍很突出，无法适应并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本文以沈阳市新村社区为例，从网格化的概念、动态分析、网格化存在的问题、社会工作介入的优势以及新村社区的实践，来阐述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社会工作;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
十九大报告多次强调要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将会更多着眼于城市社区治理。对此，沈阳市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在全市推广社会治理网格化制度，在这一治理长效机制的规范运行下，公共管理与综合服务效率能得以发展。新村社区凭借着先进的网格化治理成为全市的优秀典范。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的概念与动态分析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就是把一个城市社区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元，加之统一的城市管理，并且每一个网格都能被辐射到。此类模式是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建立的综合数字化的管理服务系统。政府通过这一系统整合政务资源，社区居民以此获得高效且有针对性的服务。
网格化这一词最开始起源于网格化管理，2003年上海市将其应用于抗击非典的城市管理体制，即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制度。同时“网格化”一词也来源于2004年北京东城区为迎接奥运会而创造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到2007年，浙江舟山为全国提供了网格化治理的创新经验，即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这是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转变，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相当于独轮车装上一个辅助的新轮子。舟山经验很快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肯定，“网格化”首次出现于中央文件中，“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这一提法表明对于基层的治理由管理转向治理，这也意味着网格化管理正式转变为网格化治理。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网格化也是密切相关的。十九大与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将网格化治理写入社区治理体系建设里面。
二、城市社区网格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治理行政化、科层化
社区基层行政化与社区科层化在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进程中常为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社区相关工作人员所为之诟病，同样，社区的基层行政化特征表现即行政职能单位行政化、人员使用公职行政化、权力直接行使化和集中行政化、工作方式机关化等等也延续到了网格化治理当中。从网格管理层的职能上来说，作为网格位于整个社区之下的又一级网格管理层的职能职责层级，网格的管理职能职责是由整个社区及其上级人民政府及其主管机关所直接负责赋予。在笔者调研访谈过程中发现，实际情况不同，再加上政府多干预、介入，行政化的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的，再加上政府关于这一方面的管理统筹工作不是很到位，资源整合较弱，导致社区居委会事务多且分散，社区公共资源被极大的浪费，工作人员工作难度大、效率低，最终导致治理难度加大。
（二）治理主体单一化
访谈期间，治理主体单一化这一问题频繁地被提及。目前的治理主体主要为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所以社区与居委会如今多鼓励和引导社区居民成为志愿者与义工，推动治理主体多样化。单一的治理主体不仅仅让社区治理的难度大大提高，也削弱了治理的效果。综言之，造成治理主体单一化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是太多的政府介入，导致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非政府组织加入协调。其次，治理主体认知不足。社区居民还是缺乏相对的主体治理意识和自治精神。再次，协同治理机制的滞后。我国一直在推行与宣传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影响，街道与居委会仍是主要参与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力量还较为薄弱，机构资源少、配置设施与工作人员能力有限，再加上社区居民主体自治意识不强，所以多元化的主体并没有在社区发展起来。
（三）治理队伍人员有限，凝聚力与能力不强
城市社区的事务复杂而繁多，这些大事小事都需要社区工作人员悉数完成，而社区工作人员的数量一般是在7人到10人之间，一般情况下既要完成街道下达的工作任务，又要从社区居民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难以协调。社区工作人员事务繁忙且压力大，难免对社区居民一些“小事”疏于关照，治理队伍的凝聚力不强。他们大多缺少科班的专业知识训练。在调研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许多网格管理员多为热心居民，专业的社区治理人才在社区非常紧缺，尤其是科班出身的社会工作者。社区治理队伍较为单薄，居民多持着不关心的心态或者没有时间的借口，他们觉得既然社区拿了政府工资，就应该由他们全权负责社区中所发生的事。
三、社会工作介入网格化治理的优势
社会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改革是一项基于社会助人自助的新型、具有专业性质的社会救助工作，工作管理发展的全过程以社会公益利他主义者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及其理念体系为基本理论指导，在工作过程中也坚持“尊重、接纳、案主自决、个别化”等伦理与原则，社会工作者帮助案主提高自主能力，整合社会资源，增进社会福祉。社区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中的三大方法之一，它的主要职能有以下几点：第一，使社会服务组织的措施能契合社会政策的实施要求;第二，最合理地运用和分配社区资源;第三，建立有效的社会服务输送网络;第四，提高社会服务的效果与效率。这些与社区治理的核心内涵极其吻合，并且社会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具有对复杂环境极高的适应性。而社会工作中的个别化原则更高度契合了网格化治理中对服务的精细、准确、全面的要求。社区是居民们生活共同体的載体，在社区中处理的大多都是居民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社会工作恰恰能够对社区网格化治理起到正面的作用，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工作的有效健康发展。因此，社会工作的介入恰恰改进并完善了以往行政组织管理社区的单一化的缺陷，极大促进了多元主体治理的发展。
四、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以沈阳新村社区为例 新村社区位于沈阳市一核心区，社区多为老旧小区，现社区办公用房共800余平。社区党委所属党支部4个，党员404人。其中，退休党员287人，其他117人。占地面积0.194平方公里，现有居民2967户，人口总数9016人。新村社区按照全区建设“一盘棋、一张网、一平台”的指导思想，成功搭建了层级清晰、流程顺畅的四级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构架。
（一）政府培育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创新工作流程
针对网格化治理中治理主体单一化问题，政府坚持“一核多元“共治，重视对专业社工的培育与发展，彰显社会工作组织新力量。新村社区孵化基地一共培育13个社会工作组织。也根据居民的兴趣爱好，协同社工组织成立了楹联协会、小区自治管理协会、文体协会、老党员志愿者协会等，有千余人加入各种不同组织，每一个人都在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到自己组织活动中，不断增强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社工的增多减轻了社区工作人员工作量，协助社区服务，让每一件事都有人承接，让每一件事都有人管，形成共建共创共享的新模式。社会工作者来到社区后，协助新村社区创新了工作流程，极大提高了治理效率。针对不同类型责任网格特点，通过定格、定责、定人、定时，定线、定质、定量、定论的“八定”工作机制，对所有流程环节细化、具体、分解，从而做到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流程化，流程问题定量化，定量问题信息化。
（二）社区社工因地制宜，深化“网格+”模式
新村社区具有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社区因地制宜，优化了网格化模式，建立了4个网格党支部、21个服务楼栋党小组、30个党员中心户，形成了“网格+党建”模式，即“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这是坚持以居民为中心，党建引领多样化服务，突破社区党建“封闭单一”的传统模式，实现基层党的组织工作全覆盖。通过社工组织整合社区内的红色资源，打造了“红心堡垒”、“暖心家园”、“暖心四送”、“舒心文化”等五心工作法，为居民提供多样化服务。通过微信平台“微心愿”、“微服务”、“微卡片”、“微讲堂”、“微日志”等“五微工作法”为居民排忧解难。
（三）坚持全科社工服务，网格主导精细化管理
社区坚持全科社工服务，借鉴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推行“五步闭合法”即：发现告知-派遣调度-事件处理-跟踪回访-评价结案。社区分成十个网格，社区干事分成A、B岗，每天由网格员去网格化管理规范了居民、治安、楼宇、流动人口、驻街单位信息管理。社工则细化居民服务，每天巡查、接待居民来访，关注网络平台等，将发现的问题分类，然后上报，由被动变为主动。在了解需要帮助居民的基本情况之后制定合理的介入方案，运用个案、小组和社区等工作方法介入，在介入过程中与居民互动，邀请她们一起参与组织活动或项目，提高她们的恢复生活的能力。从条块结合解民需，让居民更满意社区服务。
从新村社区的实践来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网格化治理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模式。在社区治理这一方面，社工更能运用科学专业的技巧去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避免考虑以往社区行政的命令式。并且，社工能更好地链接政府以及非政府社会组织资源，发掘居民的真正需求，设计社区活动，协助提高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效率。它对以往行政化社区治理来说是一个有益的补充，社工将将专业的知识体系、价值伦理和科学的工作方法融入社区治理，既创新了现有的行政治理模式，同时更好地服务到了社区的主体——居民，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这正是探索结合社会工作本土化和社区治理人本化的一个有益尝试。
从新村社区的社工介入模式实践来看，社会工作在介入城市社区治理时需要对自身服务理念与工作目标有明确的定位与认知，同时立足社区这一服务平台，在满足社区居民普遍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同时也需要基层社区服务不断地完善制度，更好地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介入与协助，更好地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發展。
参考文献：
[1]田毅鹏. 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J]. 社会科学辑刊，2020（01）：19-27+2.
[2]闫臻. 嵌入社区治理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以天津KC社区为例[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01）：46-55+61.
[3]李树文，杜青云. 国内城市“互联网+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举措与探索——对大连市的启示[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01）：33-38.
[4]吴婷婷. 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北京市Z街道为例[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14）：25-26+30.
[5]侯日云.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社区网格化管理[J]. 前沿，2017（07）：83-88.
作者简介
1.陈秋红 沈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2.谢嘉奕 沈阳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 大三本科生
关键词：社会工作;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
十九大报告多次强调要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将会更多着眼于城市社区治理。对此，沈阳市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在全市推广社会治理网格化制度，在这一治理长效机制的规范运行下，公共管理与综合服务效率能得以发展。新村社区凭借着先进的网格化治理成为全市的优秀典范。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的概念与动态分析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就是把一个城市社区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元，加之统一的城市管理，并且每一个网格都能被辐射到。此类模式是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建立的综合数字化的管理服务系统。政府通过这一系统整合政务资源，社区居民以此获得高效且有针对性的服务。
网格化这一词最开始起源于网格化管理，2003年上海市将其应用于抗击非典的城市管理体制，即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制度。同时“网格化”一词也来源于2004年北京东城区为迎接奥运会而创造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到2007年，浙江舟山为全国提供了网格化治理的创新经验，即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这是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转变，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相当于独轮车装上一个辅助的新轮子。舟山经验很快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肯定，“网格化”首次出现于中央文件中，“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这一提法表明对于基层的治理由管理转向治理，这也意味着网格化管理正式转变为网格化治理。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网格化也是密切相关的。十九大与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将网格化治理写入社区治理体系建设里面。
二、城市社区网格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治理行政化、科层化
社区基层行政化与社区科层化在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进程中常为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社区相关工作人员所为之诟病，同样，社区的基层行政化特征表现即行政职能单位行政化、人员使用公职行政化、权力直接行使化和集中行政化、工作方式机关化等等也延续到了网格化治理当中。从网格管理层的职能上来说，作为网格位于整个社区之下的又一级网格管理层的职能职责层级，网格的管理职能职责是由整个社区及其上级人民政府及其主管机关所直接负责赋予。在笔者调研访谈过程中发现，实际情况不同，再加上政府多干预、介入，行政化的色彩还是比较浓厚的，再加上政府关于这一方面的管理统筹工作不是很到位，资源整合较弱，导致社区居委会事务多且分散，社区公共资源被极大的浪费，工作人员工作难度大、效率低，最终导致治理难度加大。
（二）治理主体单一化
访谈期间，治理主体单一化这一问题频繁地被提及。目前的治理主体主要为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所以社区与居委会如今多鼓励和引导社区居民成为志愿者与义工，推动治理主体多样化。单一的治理主体不仅仅让社区治理的难度大大提高，也削弱了治理的效果。综言之，造成治理主体单一化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是太多的政府介入，导致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非政府组织加入协调。其次，治理主体认知不足。社区居民还是缺乏相对的主体治理意识和自治精神。再次，协同治理机制的滞后。我国一直在推行与宣传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影响，街道与居委会仍是主要参与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力量还较为薄弱，机构资源少、配置设施与工作人员能力有限，再加上社区居民主体自治意识不强，所以多元化的主体并没有在社区发展起来。
（三）治理队伍人员有限，凝聚力与能力不强
城市社区的事务复杂而繁多，这些大事小事都需要社区工作人员悉数完成，而社区工作人员的数量一般是在7人到10人之间，一般情况下既要完成街道下达的工作任务，又要从社区居民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难以协调。社区工作人员事务繁忙且压力大，难免对社区居民一些“小事”疏于关照，治理队伍的凝聚力不强。他们大多缺少科班的专业知识训练。在调研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许多网格管理员多为热心居民，专业的社区治理人才在社区非常紧缺，尤其是科班出身的社会工作者。社区治理队伍较为单薄，居民多持着不关心的心态或者没有时间的借口，他们觉得既然社区拿了政府工资，就应该由他们全权负责社区中所发生的事。
三、社会工作介入网格化治理的优势
社会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改革是一项基于社会助人自助的新型、具有专业性质的社会救助工作，工作管理发展的全过程以社会公益利他主义者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及其理念体系为基本理论指导，在工作过程中也坚持“尊重、接纳、案主自决、个别化”等伦理与原则，社会工作者帮助案主提高自主能力，整合社会资源，增进社会福祉。社区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中的三大方法之一，它的主要职能有以下几点：第一，使社会服务组织的措施能契合社会政策的实施要求;第二，最合理地运用和分配社区资源;第三，建立有效的社会服务输送网络;第四，提高社会服务的效果与效率。这些与社区治理的核心内涵极其吻合，并且社会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具有对复杂环境极高的适应性。而社会工作中的个别化原则更高度契合了网格化治理中对服务的精细、准确、全面的要求。社区是居民们生活共同体的載体，在社区中处理的大多都是居民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社会工作恰恰能够对社区网格化治理起到正面的作用，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工作的有效健康发展。因此，社会工作的介入恰恰改进并完善了以往行政组织管理社区的单一化的缺陷，极大促进了多元主体治理的发展。
四、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以沈阳新村社区为例 新村社区位于沈阳市一核心区，社区多为老旧小区，现社区办公用房共800余平。社区党委所属党支部4个，党员404人。其中，退休党员287人，其他117人。占地面积0.194平方公里，现有居民2967户，人口总数9016人。新村社区按照全区建设“一盘棋、一张网、一平台”的指导思想，成功搭建了层级清晰、流程顺畅的四级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构架。
（一）政府培育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创新工作流程
针对网格化治理中治理主体单一化问题，政府坚持“一核多元“共治，重视对专业社工的培育与发展，彰显社会工作组织新力量。新村社区孵化基地一共培育13个社会工作组织。也根据居民的兴趣爱好，协同社工组织成立了楹联协会、小区自治管理协会、文体协会、老党员志愿者协会等，有千余人加入各种不同组织，每一个人都在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到自己组织活动中，不断增强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社工的增多减轻了社区工作人员工作量，协助社区服务，让每一件事都有人承接，让每一件事都有人管，形成共建共创共享的新模式。社会工作者来到社区后，协助新村社区创新了工作流程，极大提高了治理效率。针对不同类型责任网格特点，通过定格、定责、定人、定时，定线、定质、定量、定论的“八定”工作机制，对所有流程环节细化、具体、分解，从而做到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流程化，流程问题定量化，定量问题信息化。
（二）社区社工因地制宜，深化“网格+”模式
新村社区具有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社区因地制宜，优化了网格化模式，建立了4个网格党支部、21个服务楼栋党小组、30个党员中心户，形成了“网格+党建”模式，即“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这是坚持以居民为中心，党建引领多样化服务，突破社区党建“封闭单一”的传统模式，实现基层党的组织工作全覆盖。通过社工组织整合社区内的红色资源，打造了“红心堡垒”、“暖心家园”、“暖心四送”、“舒心文化”等五心工作法，为居民提供多样化服务。通过微信平台“微心愿”、“微服务”、“微卡片”、“微讲堂”、“微日志”等“五微工作法”为居民排忧解难。
（三）坚持全科社工服务，网格主导精细化管理
社区坚持全科社工服务，借鉴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推行“五步闭合法”即：发现告知-派遣调度-事件处理-跟踪回访-评价结案。社区分成十个网格，社区干事分成A、B岗，每天由网格员去网格化管理规范了居民、治安、楼宇、流动人口、驻街单位信息管理。社工则细化居民服务，每天巡查、接待居民来访，关注网络平台等，将发现的问题分类，然后上报，由被动变为主动。在了解需要帮助居民的基本情况之后制定合理的介入方案，运用个案、小组和社区等工作方法介入，在介入过程中与居民互动，邀请她们一起参与组织活动或项目，提高她们的恢复生活的能力。从条块结合解民需，让居民更满意社区服务。
从新村社区的实践来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网格化治理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模式。在社区治理这一方面，社工更能运用科学专业的技巧去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避免考虑以往社区行政的命令式。并且，社工能更好地链接政府以及非政府社会组织资源，发掘居民的真正需求，设计社区活动，协助提高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效率。它对以往行政化社区治理来说是一个有益的补充，社工将将专业的知识体系、价值伦理和科学的工作方法融入社区治理，既创新了现有的行政治理模式，同时更好地服务到了社区的主体——居民，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这正是探索结合社会工作本土化和社区治理人本化的一个有益尝试。
从新村社区的社工介入模式实践来看，社会工作在介入城市社区治理时需要对自身服务理念与工作目标有明确的定位与认知，同时立足社区这一服务平台，在满足社区居民普遍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同时也需要基层社区服务不断地完善制度，更好地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介入与协助，更好地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發展。
参考文献：
[1]田毅鹏. 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J]. 社会科学辑刊，2020（01）：19-27+2.
[2]闫臻. 嵌入社区治理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以天津KC社区为例[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01）：46-55+61.
[3]李树文，杜青云. 国内城市“互联网+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举措与探索——对大连市的启示[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01）：33-38.
[4]吴婷婷. 社会工作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北京市Z街道为例[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14）：25-26+30.
[5]侯日云.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社区网格化管理[J]. 前沿，2017（07）：83-88.
作者简介
1.陈秋红 沈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2.谢嘉奕 沈阳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 大三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