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日本人善于模仿，似乎有一点言下之意：我们是善于创造的，模仿则等而下之。普世以独创为好，甚至连父母也训斥孩子不要学人家。模仿就是学，学而时习之，有什么不好呢？没有模仿做基础，凭空创造，结果只能是捏造。
　　关于日本人的模仿，清末黄遵宪早就看出来，还写诗说他们“不过依样画葫芦”，但“镂金刻木总能工”，关键则在于“颇费三年刻楮功”。
　　民国年间文学家郁达夫是这样说的：“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
　　模仿（学习）与继承（记忆）是人的基本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人就不好生存。模仿与创造的反复是人类进步的足迹，既不能像低级动物那样一味地模仿，也不能止步于创造，如中国至今犹沾沾自喜的四大发明。凡事讲传统、讲规范，就具有模仿性。19世纪末的印象派以前，西方美术强调的不是创造性，艺术创作是模仿。
　　日本浮世绘更以模仿为能事，铃木春信的仕女图风靡，绘师都模仿他的小手小脚，鸟居清长创作出独自的仕女图，又都转向模仿他的长身。畅销以及流行就是由模仿造成的现象，所以雇主不允许绘师自由作画。模仿心理作怪，便形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
　　陶瓷的历史是典型的模仿史。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抓回来百工，1616年陶工李参平等人开始在有田烧制，17世纪5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让那里生产景德镇瓷的代用品，从伊万里装船出洋，就叫作伊萬里瓷。起初仿造青花瓷，渐变为日本风格，被欧洲追捧。1684年景德镇重新出口，就得仿造伊万里瓷了。
　　1945年战败后军需产业瓦解，生产飞机的剩余资源转向各种机械工业，例如摩托车，一时间出现200多厂家。起初单纯地模仿德国、英国、意大利。为时不久，照葫芦画瓢的厂家纷纷落败，而不止于模仿，凭借技术力量加以改良，画出自己的习作，这样的厂家才可能有所发展。更有些厂家努力再创作，研制出别有魅力的商品。
　　草创日本工业设计的荣久庵宪司1980年在悉尼机场遭遇记者问：日本近代以来的产品没有原创吧？他爽快地回答：你们欧美人好像只不过把零件组合了，那确实是蛮不错的机械，但怎么发现它的意义，对于人来说是什么，日本有日本的独创看法。把日本近代以来的产品看作机器，如你所言，大都是欧美仿造品，但发现其意义，开发服务于人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创造性注入了所有的东西。这些话看似强词夺理，却道出让好些中国人赞不绝口的日本产品所具有的人情味，亦即人性化。
　　黄遵宪说博览会是“模形列价，以纵人模拟”，那年月仿造不算事，但历史发展，时代进步，现而今模仿被著作权、专利权、知识产权之类规制，不可以为所欲为。
　　明治时代日本要废除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不得不以德国、比利时为范本，1899年制定著作权法。
　　此法唯有利于欧美从文化上入侵日本。日本本来以文化后进性为由，主张翻译欧美出版物自由的，却转过身来就越过国境对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中国索取著作物权益。
　　1900年善邻译书馆获得《大日本维新史》《国家学》《日本警察新法》《战法学》等书的中国版权，让上海、苏州、杭州、天津、汉口、福州、厦门、重庆等地的领事公告，不许中国人翻刻这些书。这是外国人最初在中国得到版权所有的特权。
　　那时候中国还不知版权为何物，例如1898年黄遵宪刊行《日本杂事诗》，说：“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日本某杂志刊登了一篇《对清国著作权问题》的论文，说两千年来学习中国文物的日本如今反过来教他们了，好不痛快，同时要知道责任不轻。
　　中国人也善于模仿，甚至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看他们拿了那么多诺奖，未来人们说日本人善于创造而中国人善于模仿亦未可知。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