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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之后,各方有关华北地区雾霾成因、PM2.5“主凶”的不同观点再次“碰撞”。
2015年12月14日,环保部通报对华北22个城市(区)的环保督政结果指出,原煤燃烧和工业排放是此次重污染过程最主要的来源。也就是重化产业是华北地区大气污染的“主凶”。
月初,住建部官员则称,此次重污染主要由汽车尾气排放导致,燃煤供暖只是导致雾霾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12月12日召开的“中美智库应对环境与健康挑战研讨会”上,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环境动力学与预测理论研究部主任王跃思表示,环保部门低估了汽车尾气排放对PM2.5的贡献率。北京红色预警效果显著,机动车直接排放水平的降低减少了向PM2.5的二次转化,污染物跟相同的气象条件相比,PM2.5下降了14%。
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称,机动车尾气排放对PM2.5的贡献约32%,而王跃思认为这只是平均数据。中科院的监测数据表明,机动车尾气直接排放占PM2.5不到10%,但尾气的间接催化作用形成的二次颗粒物,在雾霾爆发时占到PM2.5的一半左右。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江亿则认同环保部的说法。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整个华北大区域来讲,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造成雾霾频发的主因;从小区域来看,北京远郊地区散煤燃烧对于PM2.5的贡献很大。
环保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除北京、天津外,华北地区90%的能效消耗都是煤,整个区域每年要消耗的燃煤是4亿吨。就北京来说,即使城六区基本实现了“煤改气”,但城六区面积只占北京行政区域的8%,剩下92%还在以燃煤供暖为主。
12月15日,国家发改委又放出消息,暂缓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原因是为促进资源节约、治理大气污染,一些地区以臭氧、灰霾污染为特征的复合型污染日益突出,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主流科学界与几大政府部门争论不休时,来自工程领域的一种观点逐渐在学术界与公众舆论场中扩大传播,此观点矛头直指国内采用多年的治污“神技”——湿法脱硫技术。
12月8日,一则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蓝天白云能持续多久?一个环保工程师眼里的雾霾真相》文章认为,国内大部分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安装了湿法脱硫设备,但为了节省成本与防止设备堵塞,大部分企业将烟气再热器卸掉,导致排放的烟气烟温较低、湿度较大,致使烟气不易扩散,成为导致雾霾的主要原因。
多位环保领域、热能工程领域的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文主要论点的逻辑理论上是正确的,但结论夸大了脱硫后烟气的致污能力。
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火电厂开始在烟气排放末端加装脱硫设备,到2015年,火电厂脱硫和脱硝基本普及,国内90%以上的脱硫设备属于湿法脱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对《财经》记者分析,“从扩散理论上讲,有效烟云高度越高、烟气的浓度越小,越有利于扩散;如果不加烟气再热器,烟气从烟囱出来后,热力抬升的高度下降,确实不利于扩散与稀释。”
即便在逻辑上成立,柴发合认为,将不安装烟气再热器致使的不容易扩散的烟气列为华北地区雾霾的主要原因,是夸张与夸大的看法。
江亿同样认为上述说法不合理。他说:“小范围的电厂与燃煤企业直接排放的废气,并不是构成雾霾成分的主力。”
专门研究锅炉改造、锅炉减排的上海交通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副教授缪正清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给出了另外一种思路。目前国内燃煤企业普遍采用的脱硫技术确有弊端,湿法脱硫使用的补充水,几乎全部通过烟囱进入大气,成为石灰和石膏分子与颗粒进入烟气的载体,将所有离开烟囱的细颗粒雾化成霾進入大气,“这部分溢出的颗粒可能是PM2.5的主要成分,这就造成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减排越多,大气雾霾反而越来越严重”。
中国现在每年用煤量约40亿吨左右,按照缪正清的算法,湿法脱硫设备将会溢出640多万吨石膏颗粒,是煤灰的两倍。
柴发合则认为,“烟气温度过高说”与“颗粒物溢出说”即便是理论上合理,实际上未必真实,雾霾的追因与治理既是科学问题,也是工程问题。区域性的雾霾形成是不是如网文所述的脱硫设备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模拟,理论上有逻辑,但是必须要有实测数据来支撑。
2015年12月14日,环保部通报对华北22个城市(区)的环保督政结果指出,原煤燃烧和工业排放是此次重污染过程最主要的来源。也就是重化产业是华北地区大气污染的“主凶”。
月初,住建部官员则称,此次重污染主要由汽车尾气排放导致,燃煤供暖只是导致雾霾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12月12日召开的“中美智库应对环境与健康挑战研讨会”上,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环境动力学与预测理论研究部主任王跃思表示,环保部门低估了汽车尾气排放对PM2.5的贡献率。北京红色预警效果显著,机动车直接排放水平的降低减少了向PM2.5的二次转化,污染物跟相同的气象条件相比,PM2.5下降了14%。
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称,机动车尾气排放对PM2.5的贡献约32%,而王跃思认为这只是平均数据。中科院的监测数据表明,机动车尾气直接排放占PM2.5不到10%,但尾气的间接催化作用形成的二次颗粒物,在雾霾爆发时占到PM2.5的一半左右。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江亿则认同环保部的说法。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整个华北大区域来讲,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造成雾霾频发的主因;从小区域来看,北京远郊地区散煤燃烧对于PM2.5的贡献很大。
环保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除北京、天津外,华北地区90%的能效消耗都是煤,整个区域每年要消耗的燃煤是4亿吨。就北京来说,即使城六区基本实现了“煤改气”,但城六区面积只占北京行政区域的8%,剩下92%还在以燃煤供暖为主。
12月15日,国家发改委又放出消息,暂缓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原因是为促进资源节约、治理大气污染,一些地区以臭氧、灰霾污染为特征的复合型污染日益突出,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主流科学界与几大政府部门争论不休时,来自工程领域的一种观点逐渐在学术界与公众舆论场中扩大传播,此观点矛头直指国内采用多年的治污“神技”——湿法脱硫技术。
12月8日,一则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蓝天白云能持续多久?一个环保工程师眼里的雾霾真相》文章认为,国内大部分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安装了湿法脱硫设备,但为了节省成本与防止设备堵塞,大部分企业将烟气再热器卸掉,导致排放的烟气烟温较低、湿度较大,致使烟气不易扩散,成为导致雾霾的主要原因。
多位环保领域、热能工程领域的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文主要论点的逻辑理论上是正确的,但结论夸大了脱硫后烟气的致污能力。
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火电厂开始在烟气排放末端加装脱硫设备,到2015年,火电厂脱硫和脱硝基本普及,国内90%以上的脱硫设备属于湿法脱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对《财经》记者分析,“从扩散理论上讲,有效烟云高度越高、烟气的浓度越小,越有利于扩散;如果不加烟气再热器,烟气从烟囱出来后,热力抬升的高度下降,确实不利于扩散与稀释。”
即便在逻辑上成立,柴发合认为,将不安装烟气再热器致使的不容易扩散的烟气列为华北地区雾霾的主要原因,是夸张与夸大的看法。
江亿同样认为上述说法不合理。他说:“小范围的电厂与燃煤企业直接排放的废气,并不是构成雾霾成分的主力。”
专门研究锅炉改造、锅炉减排的上海交通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副教授缪正清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给出了另外一种思路。目前国内燃煤企业普遍采用的脱硫技术确有弊端,湿法脱硫使用的补充水,几乎全部通过烟囱进入大气,成为石灰和石膏分子与颗粒进入烟气的载体,将所有离开烟囱的细颗粒雾化成霾進入大气,“这部分溢出的颗粒可能是PM2.5的主要成分,这就造成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减排越多,大气雾霾反而越来越严重”。
中国现在每年用煤量约40亿吨左右,按照缪正清的算法,湿法脱硫设备将会溢出640多万吨石膏颗粒,是煤灰的两倍。
柴发合则认为,“烟气温度过高说”与“颗粒物溢出说”即便是理论上合理,实际上未必真实,雾霾的追因与治理既是科学问题,也是工程问题。区域性的雾霾形成是不是如网文所述的脱硫设备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模拟,理论上有逻辑,但是必须要有实测数据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