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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人气十足的《明报》一脚跨进一度以情色为卖点的《苹果日报》，董桥的举动曾令外界诧异。与报人身份并行的是文人董桥，新书《橄榄香》被评论为“回叩过去、承担现在的一炉香火”。过去笔下的华丽香艳，七十岁的他现在更愿意淡淡地写。
读不读董桥
到底要不要读董桥？是个问题。
“你一定要读董桥！”罗孚说，上世纪80年代末，这位香港知名报人（笔名柳苏）应沈昌文之邀，给内地《读书》杂志写了这篇流传甚广的评论《你一定要读董桥》。
罗孚引用了董桥《中年是下午茶》一文来展现后者文笔的趣致：“中年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是吻女人额头、不吻女人嘴唇的年龄，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中年是下午茶，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取几滴希望……”
再往下，更是铺陈洋溢，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中年，是纳博科夫怕吵醒妻儿躲在冲凉房里书写的年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念着彼得堡的长夜泛出白光的年纪，是托马斯·曼在威尼斯破晓起床，以冷水淋浴抵御肉身的疲惫的年纪……”
对于1980年代的内地读者而言，董桥的文字来得确有惊喜，起码于传统的中文书写中另辟蹊径：一半是从明清小品里继承的灵动趣味，另一半则是从英文随笔里偷来的琐碎渊博—何止是掉书袋，通篇尽是书袋。
罗孚在文章里说，力荐董桥，是要告诉大家香港不是沙漠，它有文学的绿洲，甚至是精致的文学。“（董桥）使人想起余光中、陈之藩……但他们大约只能算半个香港或几分之几个香港”，而董桥的风味，就是香港。
推荐引发强烈反响，《董桥散文》开始红遍海峡两岸三地，而此前，董桥的书只敢在人文气最浓重的台湾卖，怕香港没销量。此后二十余年，董桥的各类随笔、文选在内地出版近三十种，读董桥，成了一种流行，一种标签。
“你一定要少读董桥！”二十年后，才子冯唐说。他嫌董桥的文字甜腻：吃一口，有滋味，吃几坨，不但倒了胃口，还坏了牙齿。
而董桥那段交代自己对炼字造句的郑重的文章亦被冯唐拿来戏谑。董桥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名字的每一篇文章”，冯唐回应：好像对着一个六十岁的艺伎，涂着一张大白脸，说我扎扎实实用功几十年，计计较较每天画我的脸，一丝不苟，笔无虚落，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肉的每一个人—只觉毛骨悚然。
5月13日，当我们在《苹果日报》采编部一隅，谈起罗孚与冯唐关于到底要不要读董桥之争，对于这两种说法，董桥皆有怨言：“当年罗孚那句话害死我了，那么说肯定要招来反感的。”
而对于冯唐的刻薄，董桥则拿出来西洋背景的矜持：“我个人受英国传统的影响大一些，为文做事，喜欢留三分余地。中国人叫厚道，西方人则叫讲究礼貌。所以我不习惯用这样的笔调讲一个人。”
“遗老”董桥
董桥形容自己“文字是肉做的”。但七十岁的董桥，实际上高而瘦，衣着考究，冷峻清癯。在我们的采访开始之前，他正在修改写给当周《苹果日报》副刊“苹果树下”的专栏稿。厚厚一沓绿色稿纸铺在写字台上，手写的黑色墨迹，满页红笔的圈圈画画。
“这大概是第五稿，”他说，“一般改到七八稿就差不多了。”
董桥不会打字，拒绝学习电脑。他说：“我对新世界没有兴趣。”却也有一只iPhone 4，他笑说不是为了潮流，而是因为漂亮。
年轻时候写的字不要再提，董桥说。他十分怕人说起当年那杯“中年下午茶”。
那时的文字太顺，太油，依仗着小小的聪明，提起笔一溜烟便写出来，写的人沾沾自喜，读的人赏心悦目。他的文字天生艳丽，稍不克制便会流于妩媚。年纪越大，他越注重一个“淡”字，反复修改，为的就是像一个美人卸妆一样，把那层艳色狠狠抹去。
《橄榄香》是董桥的新作，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四月刚上架，卖点是“董桥的第一本小说集”。三十个短篇，全部控制在两千五百字之内，董桥说这是他刻意为之，“台湾、内地的文章都太松了”，香港呢，报章杂志的版面，寸土寸金如这小岛的地皮，逼得你练就在最小天地里苦心经营的本事。
《橄榄香》的副题是“人生小说”，步入七十的作者，对自己的写作提出了最严格的要求：情节要淡，情味要浓，记忆要远，况味要近。偶尔笔调太像小说时，还要收一收。“不写一株老树，只写树上几片绿叶，不写山中草药，只写云兴霞蔚。”
小说家刘绍铭评论《橄榄香》“是董桥以文字回叩过往、承担现在的一炉香火”。
董桥追忆的过往，不是远古，不是明清，而是“近古”的民国。董桥祖籍福建，1942年出生于印尼，父亲和舅舅合伙开书店，做商务印书馆的南洋代理商，这让童年的董桥精神和物质生活都相当富足。董桥曾在文章里描摹印尼家中的书房：紫檀书桌，乌木书橱，窗外荷塘蛙鸣，一丛幽篁，墙上挂着“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武器但率真”的对联。1958年，印尼开始排华，雅加达动乱频频，次年十七岁的董桥起身前往台湾念书。
如果说父亲的书房是董桥在南洋为自己围成的心灵故国，台湾之行则让董桥与他的精神家园真正相逢。
台岛七年，是董桥第一段重要的求学经历。其意义不在于读书，而是令他见识、珍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民国”。1970年代初，董桥负笈英伦，一边为BBC打工，一边入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半工半读，一晃就是八年。这一趟被他视作学识、素养乃至趣味上的全面洗礼，整个人为之焕然。
南都周刊：说说您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台湾吧？
董桥：那时候的台湾，是“林海音的台湾”。长亭古道，芳草连天，先生们还都穿着长衫。我念的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外文系，之前白先勇在成大念了一年水利，后来转去台大外文系，当时已经凭《玉卿嫂》几部小说走红。这下好了，我们成大外文系的呢，觉得和白先勇两头沾，个个觉得自己应该当小说家。当时我们说外文系写小说，中文系只能搞文学批判（笑）。
南都周刊：当时成功大学给您印象特别深的老师有哪些？
董桥：印象最深的是苏雪林。我读外文系，她教中文，但我经常去听她的课。苏老师当时六十多岁了，声音还是宛若少女，很甜美。每天穿着黑旗袍、黑外套，拿把黑雨伞，踩着高跟鞋，笃笃笃就来上课。她是胡适的学生嘛，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女人，谁要是敢讲胡适一句坏话，她就跟你拼命。苏老师讲《楚辞》的，讲得非常好，可以倒背，绝对是下过苦工夫的。
南都周刊：您的文章里也写到蹭梁实秋的课上，还听过胡适先生的讲座？
董桥：是啊！是这样的，当时一到暑假我就跑去台北，住在台大同学的宿舍。台北啊毕竟不一样，当时的台北对文学青年来说真是如鱼得水。比如武昌街有个明星咖啡馆，周梦蝶，那个鸳鸯蝴蝶派的大师就在门口摆个书摊，卖书，好像还卖袜子？我记不得了。还有周弃子，号称台岛第一的大诗人，文章写得非常悲凉，也老在附近出没。黄春明啊、白先勇啊，就在明星咖啡馆里头写小说。
梁实秋他是在师范大学教书。我从小看他文章，特别佩服他，真正学贯中西的一个人，翻译了整套莎剧。他的《雅舍小品》，是翻译成英文也会很好的中文。后来我们通信很多，尤其是我去编《读者文摘》中文版的时候，梁实秋先生还会写信来帮忙翻译、订正、作注释，这是后话了。
听胡适讲座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了，你从小读到大的、那个影响中国白话文的胡适之就站在你面前、很亲切地跟你说话—这个感觉是很震撼的。我记得讲座那天天气很冷，胡适走下讲台问前排女生，你们冷吧？说着就走过去把窗户关上了。我一下子觉得感动得不得了，如果是一个只讲中国道德的老学究，他才不会管你女生冷不冷呢。胡适穿着长衫，和照片里一个样子，看上去非常随和，又非常骄傲。
南都周刊：伦敦的经历，对您的影响何在？
董桥：首先是英语。小时候在印尼，我就有英文家庭老师的，后来读的也是外文系，考试很一般，但自己还是觉得自己英语很不错的。到了伦敦，一天比一天发现原来自己懂的连皮毛都不算。我开始发奋苦读，先从十八到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文论读起，然后一个一个地攻山头，狄更斯、奥斯丁、伍尔夫啊，都是读全集的，每一个我都通读了不止一遍。而且我一向觉得，外语好对中文是有帮助的，好像帮你开了扇窗，气脉流通，所以那八年让我中英文都很有长进。
伦敦人—其实欧洲人都爱淘书，藏书。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收藏的。不过当时经济还不太宽裕，大多是陪朋友看。偶尔我相中什么东西，古董商会说：董先生啊，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以后有了钱再来买。
四十年后，董桥写了《故事》，梳理的便是他这一场念旧怀古的心路。乔伊斯《尤利西斯》1930年版，水蓝封面映白字，英国书商专门给他做了个布面书盒送过来，“妥当极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版，劳氏的签名就供在后配的书盒里。几年前花三十多万买下了奥斯丁的初版，已经升值了好几倍；偶得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几页旧信，“高兴得两眼泛泪”。还有98岁张充和先生的赠书，100岁杨绛的来信，梁启超的遗墨，王世襄的玉钗呼噜，徐志摩的旧藏—还有林青霞的新书，董桥戏言，他每天都有“小儿得饼之乐”。说到藏书的奢侈，董桥又要讲起这个故事了：家里藏书又多又体面的毛姆，坐在书房里抽着雪茄说他看书看累了，远远瞄一眼书脊偷笑，心说都安好，真踏实。
报人董桥
董桥的办公室设在《苹果日报》采编部一角，门上贴着A4纸打印的“社长室”三个字，似乎非常临时。实际上董桥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做了十三年。五年前他曾说，做完当年他就辞职，回家专心读书写字去。
“有什么办法？他们不让我走—不过，做完今年我就辞职。”董桥坐在他铺着稿纸的办公桌后面对我们说。“社长室”很小，只有六七平方米大，书架上立着一张胡适的旧照。
文人身份之外，办报其实才是董桥的主业。1980年他从伦敦回香港，最早就是被金庸请去《明报月刊》做总编辑。这份杂志1966年由金庸创办，倡导“文化、学术、思想”，旨在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作积极贡献”。
董桥接手《明报月刊》后，邀了余英时来写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作谈判之际，两人信件来往频密，商量文稿之余，余英时常叫董桥告诉他香港的近况，非常关切。“当时很多颇有名望的学人都会写些暮鼓晨钟的文章，我也请余先生写。有一次来信，余先生引了清代黄宗羲提醒读书人的诗句：不放河汾身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对我如当头棒喝。从此，我宁愿观赏余先生像一弯清流那样，对所谓审时度势不闻不问的文字。”
董桥在《明报月刊》主政六年，后应林语堂先生之女林太乙邀请任《读者文摘》中文版主编。1989年，又被金庸挖回，全面执掌《明报》。1995年，《苹果日报》诞生。创立之初的《苹果》以情色暴力为卖点，销量一跃四十万份，而立场中正、知识分子气的《明报》当时只得十一二万。两年后，董桥入主《苹果日报》并担任社长。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而董桥兴致勃勃，表示他非常想弄清《苹果》热销背后的奥秘。
南都周刊：您当时从文人气的《明报》去到《苹果》，是不是让很多人都诧异了？
董桥：是，很多人问我不抗拒《苹果》的风格吗？我说为什么要抗拒呢？它的阅读率全港第一，就像一个漂亮女人走过，回头率很高，你就要说她是坏女人吗？
我在《明报》的时候，认为报纸旨在教导人，教导读者是报纸的责任，读者只能吸收报纸筛选过的信息。但《苹果》扭转了我的这个看法，《苹果》认为读者很成熟，我们是要听他们的。创立之初，《苹果》就很重视读者想法，在街上捉十个人坐下来，拿份今日报纸随便讲哪里好、哪里不好。你看到这座大楼的地下报告板没有？上面时刻报告最新销量。我每天观察两次，例如今天开卖38万份，下午三点半已卖了八成半，晚上六点半再看一次剩余数量，就能知道社会对今天《苹果》的接受度。
南都周刊：《苹果日报》的副刊很有特色，陶杰、迈克、蔡澜都在上面开专栏。副刊是香港每家报纸的卖点之一，您是怎么挑选作者的？
董桥：我很高兴陶杰读书那么多、非常聪明，写得非常好，他是香港有特点的作者。除了你说的这几位，其实星期日的副刊我还请了陈之藩、刘绍铭、龙应台来写专栏，还有林青霞和刘若英，刘若英的文字很好的。请专栏作者，我不会追求高眉，要的一定是雅俗共赏。
南都周刊：但您个人对文字的要求极高，您在《这一代的事》里点评内地和港台三地的文章，说道，“内地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却不知节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香港文章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
董桥：哈哈，这是多年前写的了，现在我观察也有变化。比如台湾现在出了个张大春，他的文章就硬气了很多，不再做抵死缠绵状了。
三地里头，我一向觉得香港是最可惜的。香港底子好，英文好的大有人在，我一向觉得懂多一些外语是可以和中文齐头共进的。但香港人习惯了粤语思维，我觉得中文写作必须是要有国语语感的。
内地呢，内地文化的脉络，被“文革”断得太厉害。而且大家似乎看了太多翻译的东西，西洋腔调很重，缺少纯纯正正的中文味道。
南都周刊：内地的作家里，您怎么看待阿城和木心？读《橄榄香》里的短篇，看人物淡入淡出，以“人生之一瞥”替代戏剧化的叙述，仿佛有木心在《温莎墓园日记》里的倒影。
董桥：这两位文字都很好。你能看出木心很有意思，他好像很晚才在内地走红。1980年代他在台湾已经很出名，我们那时便传看他的文章。内地的好文字还有杨绛先生，她写得干干净净。反而钱钟书的文字，我觉得太顺了，快得无声无息，不耐读。
我最近又在重读毛姆。我从十三四岁就读他，怎么读都不腻。翻来覆去读的作家就那么几个，毛姆、奥斯丁、莫泊桑、契诃夫。你问我读不读新书，像布克奖的最新得主之类的，我现在不看了。到我这个年纪，重要的不是吸收新东西，而是赶紧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有人说你的文章好像打了董桥二字的烙印一般，但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把我的风格练出来，真的。我想写得淡、再淡一些。毛姆说：写得简单和写得好一样难，我深有感触。
所以无论如何，做完今年我要退休了。到明年一月我就满七十岁了。到时候香港大学会给我一个小房间，临着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读书，写文章，也欢迎年轻人来和我讨论文章。
“有人说你的文章好像打了董桥二字的烙印一般，但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把我的风格练出来，真的。我想写得淡、再淡一些。毛姆说：写得简单和写得好一样难，我深有感触。”
读不读董桥
到底要不要读董桥？是个问题。
“你一定要读董桥！”罗孚说，上世纪80年代末，这位香港知名报人（笔名柳苏）应沈昌文之邀，给内地《读书》杂志写了这篇流传甚广的评论《你一定要读董桥》。
罗孚引用了董桥《中年是下午茶》一文来展现后者文笔的趣致：“中年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是吻女人额头、不吻女人嘴唇的年龄，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中年是下午茶，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取几滴希望……”
再往下，更是铺陈洋溢，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中年，是纳博科夫怕吵醒妻儿躲在冲凉房里书写的年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念着彼得堡的长夜泛出白光的年纪，是托马斯·曼在威尼斯破晓起床，以冷水淋浴抵御肉身的疲惫的年纪……”
对于1980年代的内地读者而言，董桥的文字来得确有惊喜，起码于传统的中文书写中另辟蹊径：一半是从明清小品里继承的灵动趣味，另一半则是从英文随笔里偷来的琐碎渊博—何止是掉书袋，通篇尽是书袋。
罗孚在文章里说，力荐董桥，是要告诉大家香港不是沙漠，它有文学的绿洲，甚至是精致的文学。“（董桥）使人想起余光中、陈之藩……但他们大约只能算半个香港或几分之几个香港”，而董桥的风味，就是香港。
推荐引发强烈反响，《董桥散文》开始红遍海峡两岸三地，而此前，董桥的书只敢在人文气最浓重的台湾卖，怕香港没销量。此后二十余年，董桥的各类随笔、文选在内地出版近三十种，读董桥，成了一种流行，一种标签。
“你一定要少读董桥！”二十年后，才子冯唐说。他嫌董桥的文字甜腻：吃一口，有滋味，吃几坨，不但倒了胃口，还坏了牙齿。
而董桥那段交代自己对炼字造句的郑重的文章亦被冯唐拿来戏谑。董桥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名字的每一篇文章”，冯唐回应：好像对着一个六十岁的艺伎，涂着一张大白脸，说我扎扎实实用功几十年，计计较较每天画我的脸，一丝不苟，笔无虚落，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肉的每一个人—只觉毛骨悚然。
5月13日，当我们在《苹果日报》采编部一隅，谈起罗孚与冯唐关于到底要不要读董桥之争，对于这两种说法，董桥皆有怨言：“当年罗孚那句话害死我了，那么说肯定要招来反感的。”
而对于冯唐的刻薄，董桥则拿出来西洋背景的矜持：“我个人受英国传统的影响大一些，为文做事，喜欢留三分余地。中国人叫厚道，西方人则叫讲究礼貌。所以我不习惯用这样的笔调讲一个人。”
“遗老”董桥
董桥形容自己“文字是肉做的”。但七十岁的董桥，实际上高而瘦，衣着考究，冷峻清癯。在我们的采访开始之前，他正在修改写给当周《苹果日报》副刊“苹果树下”的专栏稿。厚厚一沓绿色稿纸铺在写字台上，手写的黑色墨迹，满页红笔的圈圈画画。
“这大概是第五稿，”他说，“一般改到七八稿就差不多了。”
董桥不会打字，拒绝学习电脑。他说：“我对新世界没有兴趣。”却也有一只iPhone 4，他笑说不是为了潮流，而是因为漂亮。
年轻时候写的字不要再提，董桥说。他十分怕人说起当年那杯“中年下午茶”。
那时的文字太顺，太油，依仗着小小的聪明，提起笔一溜烟便写出来，写的人沾沾自喜，读的人赏心悦目。他的文字天生艳丽，稍不克制便会流于妩媚。年纪越大，他越注重一个“淡”字，反复修改，为的就是像一个美人卸妆一样，把那层艳色狠狠抹去。
《橄榄香》是董桥的新作，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四月刚上架，卖点是“董桥的第一本小说集”。三十个短篇，全部控制在两千五百字之内，董桥说这是他刻意为之，“台湾、内地的文章都太松了”，香港呢，报章杂志的版面，寸土寸金如这小岛的地皮，逼得你练就在最小天地里苦心经营的本事。
《橄榄香》的副题是“人生小说”，步入七十的作者，对自己的写作提出了最严格的要求：情节要淡，情味要浓，记忆要远，况味要近。偶尔笔调太像小说时，还要收一收。“不写一株老树，只写树上几片绿叶，不写山中草药，只写云兴霞蔚。”
小说家刘绍铭评论《橄榄香》“是董桥以文字回叩过往、承担现在的一炉香火”。
董桥追忆的过往，不是远古，不是明清，而是“近古”的民国。董桥祖籍福建，1942年出生于印尼，父亲和舅舅合伙开书店，做商务印书馆的南洋代理商，这让童年的董桥精神和物质生活都相当富足。董桥曾在文章里描摹印尼家中的书房：紫檀书桌，乌木书橱，窗外荷塘蛙鸣，一丛幽篁，墙上挂着“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武器但率真”的对联。1958年，印尼开始排华，雅加达动乱频频，次年十七岁的董桥起身前往台湾念书。
如果说父亲的书房是董桥在南洋为自己围成的心灵故国，台湾之行则让董桥与他的精神家园真正相逢。
台岛七年，是董桥第一段重要的求学经历。其意义不在于读书，而是令他见识、珍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民国”。1970年代初，董桥负笈英伦，一边为BBC打工，一边入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半工半读，一晃就是八年。这一趟被他视作学识、素养乃至趣味上的全面洗礼，整个人为之焕然。
南都周刊：说说您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台湾吧？
董桥：那时候的台湾，是“林海音的台湾”。长亭古道，芳草连天，先生们还都穿着长衫。我念的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外文系，之前白先勇在成大念了一年水利，后来转去台大外文系，当时已经凭《玉卿嫂》几部小说走红。这下好了，我们成大外文系的呢，觉得和白先勇两头沾，个个觉得自己应该当小说家。当时我们说外文系写小说，中文系只能搞文学批判（笑）。
南都周刊：当时成功大学给您印象特别深的老师有哪些？
董桥：印象最深的是苏雪林。我读外文系，她教中文，但我经常去听她的课。苏老师当时六十多岁了，声音还是宛若少女，很甜美。每天穿着黑旗袍、黑外套，拿把黑雨伞，踩着高跟鞋，笃笃笃就来上课。她是胡适的学生嘛，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女人，谁要是敢讲胡适一句坏话，她就跟你拼命。苏老师讲《楚辞》的，讲得非常好，可以倒背，绝对是下过苦工夫的。
南都周刊：您的文章里也写到蹭梁实秋的课上，还听过胡适先生的讲座？
董桥：是啊！是这样的，当时一到暑假我就跑去台北，住在台大同学的宿舍。台北啊毕竟不一样，当时的台北对文学青年来说真是如鱼得水。比如武昌街有个明星咖啡馆，周梦蝶，那个鸳鸯蝴蝶派的大师就在门口摆个书摊，卖书，好像还卖袜子？我记不得了。还有周弃子，号称台岛第一的大诗人，文章写得非常悲凉，也老在附近出没。黄春明啊、白先勇啊，就在明星咖啡馆里头写小说。
梁实秋他是在师范大学教书。我从小看他文章，特别佩服他，真正学贯中西的一个人，翻译了整套莎剧。他的《雅舍小品》，是翻译成英文也会很好的中文。后来我们通信很多，尤其是我去编《读者文摘》中文版的时候，梁实秋先生还会写信来帮忙翻译、订正、作注释，这是后话了。
听胡适讲座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了，你从小读到大的、那个影响中国白话文的胡适之就站在你面前、很亲切地跟你说话—这个感觉是很震撼的。我记得讲座那天天气很冷，胡适走下讲台问前排女生，你们冷吧？说着就走过去把窗户关上了。我一下子觉得感动得不得了，如果是一个只讲中国道德的老学究，他才不会管你女生冷不冷呢。胡适穿着长衫，和照片里一个样子，看上去非常随和，又非常骄傲。
南都周刊：伦敦的经历，对您的影响何在？
董桥：首先是英语。小时候在印尼，我就有英文家庭老师的，后来读的也是外文系，考试很一般，但自己还是觉得自己英语很不错的。到了伦敦，一天比一天发现原来自己懂的连皮毛都不算。我开始发奋苦读，先从十八到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文论读起，然后一个一个地攻山头，狄更斯、奥斯丁、伍尔夫啊，都是读全集的，每一个我都通读了不止一遍。而且我一向觉得，外语好对中文是有帮助的，好像帮你开了扇窗，气脉流通，所以那八年让我中英文都很有长进。
伦敦人—其实欧洲人都爱淘书，藏书。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收藏的。不过当时经济还不太宽裕，大多是陪朋友看。偶尔我相中什么东西，古董商会说：董先生啊，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以后有了钱再来买。
四十年后，董桥写了《故事》，梳理的便是他这一场念旧怀古的心路。乔伊斯《尤利西斯》1930年版，水蓝封面映白字，英国书商专门给他做了个布面书盒送过来，“妥当极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版，劳氏的签名就供在后配的书盒里。几年前花三十多万买下了奥斯丁的初版，已经升值了好几倍；偶得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几页旧信，“高兴得两眼泛泪”。还有98岁张充和先生的赠书，100岁杨绛的来信，梁启超的遗墨，王世襄的玉钗呼噜，徐志摩的旧藏—还有林青霞的新书，董桥戏言，他每天都有“小儿得饼之乐”。说到藏书的奢侈，董桥又要讲起这个故事了：家里藏书又多又体面的毛姆，坐在书房里抽着雪茄说他看书看累了，远远瞄一眼书脊偷笑，心说都安好，真踏实。
报人董桥
董桥的办公室设在《苹果日报》采编部一角，门上贴着A4纸打印的“社长室”三个字，似乎非常临时。实际上董桥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做了十三年。五年前他曾说，做完当年他就辞职，回家专心读书写字去。
“有什么办法？他们不让我走—不过，做完今年我就辞职。”董桥坐在他铺着稿纸的办公桌后面对我们说。“社长室”很小，只有六七平方米大，书架上立着一张胡适的旧照。
文人身份之外，办报其实才是董桥的主业。1980年他从伦敦回香港，最早就是被金庸请去《明报月刊》做总编辑。这份杂志1966年由金庸创办，倡导“文化、学术、思想”，旨在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作积极贡献”。
董桥接手《明报月刊》后，邀了余英时来写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作谈判之际，两人信件来往频密，商量文稿之余，余英时常叫董桥告诉他香港的近况，非常关切。“当时很多颇有名望的学人都会写些暮鼓晨钟的文章，我也请余先生写。有一次来信，余先生引了清代黄宗羲提醒读书人的诗句：不放河汾身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对我如当头棒喝。从此，我宁愿观赏余先生像一弯清流那样，对所谓审时度势不闻不问的文字。”
董桥在《明报月刊》主政六年，后应林语堂先生之女林太乙邀请任《读者文摘》中文版主编。1989年，又被金庸挖回，全面执掌《明报》。1995年，《苹果日报》诞生。创立之初的《苹果》以情色暴力为卖点，销量一跃四十万份，而立场中正、知识分子气的《明报》当时只得十一二万。两年后，董桥入主《苹果日报》并担任社长。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而董桥兴致勃勃，表示他非常想弄清《苹果》热销背后的奥秘。
南都周刊：您当时从文人气的《明报》去到《苹果》，是不是让很多人都诧异了？
董桥：是，很多人问我不抗拒《苹果》的风格吗？我说为什么要抗拒呢？它的阅读率全港第一，就像一个漂亮女人走过，回头率很高，你就要说她是坏女人吗？
我在《明报》的时候，认为报纸旨在教导人，教导读者是报纸的责任，读者只能吸收报纸筛选过的信息。但《苹果》扭转了我的这个看法，《苹果》认为读者很成熟，我们是要听他们的。创立之初，《苹果》就很重视读者想法，在街上捉十个人坐下来，拿份今日报纸随便讲哪里好、哪里不好。你看到这座大楼的地下报告板没有？上面时刻报告最新销量。我每天观察两次，例如今天开卖38万份，下午三点半已卖了八成半，晚上六点半再看一次剩余数量，就能知道社会对今天《苹果》的接受度。
南都周刊：《苹果日报》的副刊很有特色，陶杰、迈克、蔡澜都在上面开专栏。副刊是香港每家报纸的卖点之一，您是怎么挑选作者的？
董桥：我很高兴陶杰读书那么多、非常聪明，写得非常好，他是香港有特点的作者。除了你说的这几位，其实星期日的副刊我还请了陈之藩、刘绍铭、龙应台来写专栏，还有林青霞和刘若英，刘若英的文字很好的。请专栏作者，我不会追求高眉，要的一定是雅俗共赏。
南都周刊：但您个人对文字的要求极高，您在《这一代的事》里点评内地和港台三地的文章，说道，“内地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却不知节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香港文章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
董桥：哈哈，这是多年前写的了，现在我观察也有变化。比如台湾现在出了个张大春，他的文章就硬气了很多，不再做抵死缠绵状了。
三地里头，我一向觉得香港是最可惜的。香港底子好，英文好的大有人在，我一向觉得懂多一些外语是可以和中文齐头共进的。但香港人习惯了粤语思维，我觉得中文写作必须是要有国语语感的。
内地呢，内地文化的脉络，被“文革”断得太厉害。而且大家似乎看了太多翻译的东西，西洋腔调很重，缺少纯纯正正的中文味道。
南都周刊：内地的作家里，您怎么看待阿城和木心？读《橄榄香》里的短篇，看人物淡入淡出，以“人生之一瞥”替代戏剧化的叙述，仿佛有木心在《温莎墓园日记》里的倒影。
董桥：这两位文字都很好。你能看出木心很有意思，他好像很晚才在内地走红。1980年代他在台湾已经很出名，我们那时便传看他的文章。内地的好文字还有杨绛先生，她写得干干净净。反而钱钟书的文字，我觉得太顺了，快得无声无息，不耐读。
我最近又在重读毛姆。我从十三四岁就读他，怎么读都不腻。翻来覆去读的作家就那么几个，毛姆、奥斯丁、莫泊桑、契诃夫。你问我读不读新书，像布克奖的最新得主之类的，我现在不看了。到我这个年纪，重要的不是吸收新东西，而是赶紧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有人说你的文章好像打了董桥二字的烙印一般，但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把我的风格练出来，真的。我想写得淡、再淡一些。毛姆说：写得简单和写得好一样难，我深有感触。
所以无论如何，做完今年我要退休了。到明年一月我就满七十岁了。到时候香港大学会给我一个小房间，临着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读书，写文章，也欢迎年轻人来和我讨论文章。
“有人说你的文章好像打了董桥二字的烙印一般，但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把我的风格练出来，真的。我想写得淡、再淡一些。毛姆说：写得简单和写得好一样难，我深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