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不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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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附近有家电影院,甫有新片,就出动宣传车一台,广播员若干。喊的内容很单调,《泰坦尼克号》上片,喊的是你跳我也跳,为什么我看你不看。后来要演《珍珠港》,播音员用激动人心的语调报告我们说,比泰坦尼克好看,女演员的腹部比胖罗丝瘦多啦。前一阵演《我的兄弟姐妹》,宣传车介绍说你可以从中欣赏到梁咏琪之甜,姜武之威,崔健之酷,夏雨之纯,播音员换了个女的,扁平的声线把那些意蕴丰腴的词汇削磨得干瘪生涩。她总结说,《我的兄弟姐妹》是本年度第一部心灵电影!最后一句斩钉截铁地打动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是个酷爱精神生活的人,她说去看看吧还能看崔健这酷嘛。
  崔健之酷没看到,看到的是俞钟之聪明。
  之前我没看过崔健演戏。他在这部片子里戴着套袖,声音不高,是一个平和的中年男子,在自己的命运里安之若素,不是个峥嵘的力量型的精神角斗士。这个角色的存在就是为了孩子们经验人生中第一次罹难。他的贡献就在于在苦难中做了音乐为代表的爱与自由的启蒙。灵台一点的烛照,保佑他的孩子们不致于因灵魂流离失所而受了恶的牵引。
  之后父母的遇难,老大忆苦的托孤并没有触动我的心灵而让我落泪。铺天盖地的知青文学伤痕之文学深思与忏悔的教育让我有了足够的储备来平淡面对别人的痛苦流涕撕心裂肺。事实上只要用鼠标点击60年代或70年代,满沟满谷的伤心故事,那时代中国是几乎没有个人不幸的。苦难汪洋大海般铺天盖地,你听不到自己的呼号同样也听不清别人的嚎啕。既然有这样的大背景,一个家破人亡的故事并不比《星星知我心》更了不起。
  俞钟的智慧在于他没有止于此。影片的成功在于它对个体命运可能性的探讨,它对环境这样的外力对人的重塑作用的尊敬。时代对人实际生活的戕害并不是最可怕,那个时代的残酷性在于它做了一口铡刀,腰斩了无数人已经上路的梦想,阻绝了无数人甚至是呼之欲出的未来。命运在时代手里,所有人都毫无差异性,痛苦的感受会相应易于接纳。难过的是如处倒悬的时刻,个体的命运又属于你自己了,时代瞬间撒手了。一个人被横剖成两段,在现实的流里经历支离破碎,然后看个人际遇,运气好的可以从容地忘记、遗弃,铭记和确认。没有新的栖息地,灵魂只能重复地流浪在过去。父母去世了,姐姐思甜被哥哥送给了即将出国的邻居,于是她有了一口港台腔的国语和一双握指挥棒的手。妹妹齐妙死了养父母,于是她有了一头乱七八糟的短发和一双充满戒备的眼睛。可以说,齐思甜中了正彩,而齐妙中了负彩。如果这算是将生命中的可能性大致实现的话,齐思甜站有上限,齐妙站的地方就是下限。而很多年前她们是在同一个地方有着不相上下的迷惘。向上追溯,某个冬天命运的分野就这样悄悄划分,而命运的干预者是个也许比她们更迷惘的少年。
  时间还回来的是这样芥蒂丛生的四张长大的脸,而在此前他们各有着不漂亮的眉眼但有同样美丽的笑容。时间的成功疏离在淡化甚至忽略了对各自成长的交待之后仍然引来了陌生感。他们的笑容已不能在同时刻绽放,最终相遇时他们各以各的方式在流泪,泪水里有不同的内容。与其说是骨肉之情,毋宁说是对个人命运的不能承受,对命运差异性的不能承受。
  
  《我的兄弟姐妹》面面
  
  
  我绕到了“兄弟姐妹”的背后
  文/毕砚
  俞导在黄军装的记忆中捕捉到兄弟姐妹这一家子,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虽然名角崔健、梁咏琪、姜武和夏武充当了这部影片华美的马辔,如果小演员们入木三分的表演的千里马的话。
  俞导不期然将一个湿漉漉的画面展现在观众面前,一下子搞定了各年龄段的观众,父亲那样的可以沉浸在辛酸的回忆中,相同或相似的经历总让人动容;我虽然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世纪,但是善良的天性让我可以在平静的环境下做任何不夸张的想象和向往,比如要是大伯、父亲和小姑一隔千里阔别数年,他们会有怎样的故事?
  长在90年代的小忆苦的扮演者无疑是成功的,当他把三个弟妹分别托会给不同人家的时候,那双小眼睛里透出不合年龄的坚忍令人震憾。虽然抛弃是残忍的,但是抉择是英明的。包括我和诸如小妹齐妙在内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忆苦的这种做法,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清廉占据着头脑,宁可不寄人篱下。而小忆苦在那个盲荒的年代就以事实颠覆了“死也要死在一起“的荒谬,其中可供分析和参考的第一个意象是:苟且活,有时很好。这正符合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某些言论,这一点在大妹思甜现时的优裕生活得到了充分印证。
  如果他们的父母仍在世,如果当年大哥不忍痛割爱,如果四个兄弟姐妹必须面对若干年后相认时的尴尬、苦痛和心酸的纠缠。影片的第二个着眼点在于,环境造就命运。本是同根生,谁说落地就成荫?没有水分和阳光的滋养,一样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这让我想起关于“恶果开出恶花”和“恶花结出恶果”的争论,其实,花果本无善恶,它们是天地间最脆弱和最无辜的受难者。但是,因了情,受难也变得格外祟高。
  这是一个没有了祟高的现时代。独根独苗的生活使我们丧失了与人分享的潜意识。作为父母唯一的希望,作为一个家庭生命的延续,我们有太多可以炫耀的资本,因而空间变得无限大,但生存空间,或说是可供喘息的空间却越来越小。我们的同龄人再也不是与我们有着血缘瓜葛的兄弟姐妹,那种手足情渐渐蜕化成了连“情同手足”都不如的东西。很难说这应该怪罪谁,我是无辜的,他是无辜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无辜的,那么,只好迁怒于冥冥中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劣根性了。
  然而人性的劣根却不是俞导所要揭示的。
  我悄悄地绕到了“兄弟姐妹”的背后,看见了他们无奈的将来,并成为了他们的下一代,独苗一根。
  
  一部很好的二流电影
  狄 马
  
  我承认我是一个脆弱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我都受不了别人的哭,尤其是女人的。因而,当电影《我的兄弟姐妹》演到老大齐忆苦将三兄妹一个个送给他人时,那种骨肉分离、一步三回头的场面,使我几度泪流如注。但哭也就哭了,即使泪浪滔天,我也不认为这电影有多么了不得。一出电影院,我照样穿衣吃饭,工作休息,它没有影响我什么。
  这就是二流电影的特征,二流电影不是三流电影,它的最大好处是“能看”,拍得好的,还可以催人泪下、感人肺腑,但二流电影只丰富人的泪腺,不丰富人的心灵,只打击人的身体,不打击人的灵魂;只作用于人的情感系统,不作用于人的认知系统。因而它又不是一流电影。
  要让人哭泣?那太容易了。一颗洋葱,一点辣椒水,甚至于一场沙尘暴就能办到。但它不是评价一部好电影的唯一标准,甚至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标准。
  一个青年教师由于生性耿直,不会巴结领导,被贬到偏远地区教书,致使全家生活困顿,衣食无着,这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与“文革”有什么关系?最后当妻子病重,丈夫在将她送往医院的路上,碰到一辆马车坐上,可不巧的是,马车翻转,夫妇同时遇难,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家破人亡,兄妹流散。但这能说明什么呢?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导致的家庭悲剧么?“十一三中全会”开过已经二十年了,彩虹大桥不也照样倒塌么?南丹煤矿不也照样透水么?我发现导演在这儿陷入了一个二难境地:如果他不设置这一场“交通事故”,那么,他就得为这场时代性的悲剧寻找出更本质、更符合生活逻辑的原因。但他如果设置了这一场“交通事故”,那么,给人的印象又是,这一场时代悲剧完全是由一个马车夫的驾驶技术不高引起的。
  这就是一个二流导演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他没有能力对一个时代悲剧作出更合理、更形而上的解释,但他可以把一个由专制和内乱导致的家庭悲剧演绎成一个“妹妹找哥泪”的情感故事;他没有能力从这场家庭悲剧中传达出更丰富、深刻中社会美学信息,但他可以从一场历史灾难中总结出类似于“人间自有真情在”、“让世界充满爱”式的哲理。
  这就够了。在一个平庸、单调、人们的心灵普遍侏儒化的二流时代,你不用指望能有一些真正震撼人心的伟大的作品出现。说到底,电影何为?层层把关,逐级裁剪,不就是要“娱乐人民”么?你说这电影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但问题的关键是,人民究竟需要不需要思想和灵魂?也就是说,是二流的看客催生了二流的艺术——直接地说,就是他们只配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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