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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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黄墙纸》是女性哥特小说的代表作,也是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作者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技巧,与传统女性哥特小说中不管清醒与否都以叙事者口中他者身份出现的女性人物不同,吉尔曼塑造了一个被关在阁楼里的疯女人这样一种极具哥特特征的形象,并以这个疯癫叙事者的口吻,通过独特的叙事话语表达了作者反抗父权压迫的内心世界。小说还一反传统的书写形式上,有意地运用了日记体。所有这些都是在以独特的隐蔽性表达了女性反抗父权压迫的心声。
  关键词: 女性哥特小说 《黄墙纸》 第一人称 叙事视角 疯癫叙事者
  
  一、引言
  女性哥特小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自从艾伦·摩厄斯1976年在她的著作中提出“女性哥特”一词之后,众多女性批评家们竞相提出各自的见解,对女作家笔下的哥特小说进行多角度的阐释和分析,并对女性哥特是否应当成为一个独立文学样式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在这类小说中女主人公都被囚禁在神秘而让人快要窒息的房子中,并被迫害、追捕。这类小说首先以房子为主要意象,象征女性被束缚受压抑的地位,比主流小说更注重逼真的心理刻画。此外,这类小说质疑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认为其束缚女性发展独立的人格。女性在父权社会所处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她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内容有限,缺乏自我发展空间。
  美国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黄墙纸》正是这样的女性哥特小说。小说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描写了一位没有姓名的知识女性“我”,因患有轻微的精神抑郁症而被丈夫关进一间糊有黄色墙纸的婴儿室里进行“疗养”而最终导致精神崩溃的过程。它通过刻画一位被禁锢的疯妻子的形象和心理,挑战当时社会指定的女性的从属地位。
  《黄墙纸》又有别于传统的女性哥特小说,具有独特的颠覆性和隐蔽性。吉尔曼通过独特的叙事话语向父权社会发起了挑战。故事场景由传统的哥特式地窖变成了阁楼。与传统女性哥特小说中不管清醒与否都以叙事者口中他者身份出现的女性人物不同,吉尔曼塑造了一个被关在阁楼里的疯女人这样一种极具哥特特征的形象,并以这个疯癫叙事者的口吻,通过独特的叙事话语表达了作者反抗父权压迫的内心世界。小说的隐蔽性则多表现在吉尔曼一反传统的书写形式上。她有意地运用了日记体。所有这些都生动地将一个疯女人的内心痛苦展露无遗,使读者更真实地体会到了黄墙纸所代表的父权对女性的压制。
  二、“我”,独特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传统哥特小说中,叙述者往往是男性,被叙述者是女性,因此充分表现的是男性意识,女性意识和经验或被歪曲或被抹杀。如果改用女性视角来叙述故事,女性的意识和人生体验就能得到更多的体现。吉尔曼在《黄墙纸》中,就是以一位女性为叙述者,从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展开叙述。
  1.第一人称经验视角的采用对父权制话语发起了挑战。它将象征男性权威的丈夫放逐到叙事的边缘,赋予女性主人公以自我言说的机会,在叙述主体和读者之间建构了一条潜在的对话渠道。实际上,任何一部作品,可以说都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或多或少地可以说是作者自身的某种情感交流、思想对话,同时这种交流和对话当然也包含着读者的参与。在这部小说中,“我”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身份,不仅讲述了故事,而且讲述的是“我”自身参与、并在其中作为主人公的故事。由于第一人称经验视角的作用,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展开了潜在的对话和交流。“我”可以尽情地倾诉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种种情感与体验,种种隐秘与渴望,叙述内心最细微的思想波动,无须任何顾忌。“我”所讲述的“我”看到、听到、感受过、经历的一切就显得十分真实而可信。而读者能洞察“我”的心理活动,知道“我”是在极度的孤独之中将自己的思想投射到了墙纸上,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和同情“我”的所作所为。同时,通过第一人称经验视角,读者还可以间接地观察到丈夫和周围人对“我”的行为举止的反应,从而间接地展示“我”的心理逐渐崩溃的过程。读者因为始终和“我”进行潜在的交流,了解“我”的一切心理上和行为上的循序渐进的变化,所以对“我”的最后的行为变化不会感到突然。
  2.第一人称经验视角的采用有效地表现了“我”与周围环境的隔阂。“我”虽然是从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展开叙述,但是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人物叙述者。因此,“我”的思想、情感、言语、行动都只能在一个人物叙述者的范围内活动,而丝毫不能超越这个范围。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人物叙述者,视野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我”无法叙述自己未曾看到、听到,或者未曾经历过、感受过的种种事件。同样,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被阻隔在叙述者的心理世界之外,他们也无法了解“我”的思想和秘密,只能通过“我”的言语行动,或从“我”的表情眼神去揣测。这样,“我”的丈夫和“我”身边的人全都被这种叙述方式阻隔在“我”的内心世界之外。他们虽然也逐渐注意到了“我”的异常行为,也开始关注墙纸,但是却难以了解墙纸给“我”的内心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对“我”的身心造成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统治下,女性的人生体验在现实生活中始终难以言说,也难以为“正常人”所理解。
  三、“疯女人”,独特的疯癫叙事者
  吉尔伯特和古芭把19世纪被禁锢在男性中心主义文学标准中的女性作家的处境比喻为“阁楼上的疯女人”。在传统的男性文本中,女性的形象不外乎两种:天使或魔女。男性主义作家任意地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赞美或丑化女性。而女性作家却跨越了父权文化为她们设置的界限,向原本只属于男性的写作发起了挑战,悖离了由男性为其预设的身份角色。
  通常在某种意义上,疯女人是作者的复本。事实上,在出自女性之手的诗歌和小说中,大部分都虚构出这样一位疯子;只有这样,女性作家才能在她们自身独有的、分裂的女性感情上找到平衡。在《黄墙纸》中,“我”在丈夫眼中的精神异常,实际是隐喻了“我”对男性权威极端的愤怒与反抗。“我”的这种压抑的情绪源于女性作家一直都无法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标准中确认自己和自己作品的价值。因为,按照男性文本提供的女性形象范本,她们所创作出的追求独立个性、向往自由的女性形象显然是不符合标准的。因此,“我”才会陷入对写作的欲望和无法取得成就的失望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我”对自己写作能力的怀疑,对写作这项工作的渴望与冲动,以及写作带给“我”的焦虑,无疑都是处于困境之中的女性作家为自己的处境描摹的复本,使她们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如焦虑、愤怒、恐惧等得以渲泄。
  同时,“疯女人”的形象也象征了一种微妙复杂的文学策略。按照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说法,这种计策赋予19世纪女性小说以革命性的锋刃。在女性真正建立起能够脱离男性中心主义标准的文本话语模式和文学标准之前,女作家只能套用男性的文本模式。她们采用将计就计的策略来篡改男性文本。这就是说,女性作家一面与男性权威强加给她们的界定建立同一关系,一面又对它暗中修改,塑造出作为主人翁对立面的疯癫形象,让这些疯癫形象充当那些安分守纪的自我的社会替身;在文本中,她们建构起一套对立模式,使用囚禁与逃脱,疾病与健康,以及片断与总体的虚构,实现了解构男性中心主义文学标准的策略,即从正面表现社会可以接受的“天使”,从反面表现自己的秘密欲望的魔女。于是,她们在自己厌弃的形式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空间。
  四、结语
  吉尔曼在《黄墙纸》中运用了众多的女性哥特元素,都是小说中传达空间限制主题的哥特意象,揭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甚至婚姻也变成令女性窒息的牢笼。女性是丈夫的附属,女性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女性话语权遭到无情的剥夺。更为重要的是任何试图反抗的女性面临被父权社会定为疯癫的危险。本文通过“我”对房间、壁纸等景物疯癫的臆想,再用一种不连贯的、非逻辑性的语言对其再现,营造出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乍看之下,它与19世纪其它的歌特体小说没什么不同之处。然而,仔细地剥开作者精心用一系列的隐喻所包裹起来的表层文本,读者会发现隐藏在疯癫之下的作者同“我”。通过这个“我”疯癫狂暴的行为,作家使自己那种逃离男性“房间”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念得以实现,而与此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个复本的暴力行为,这位焦虑的作者才能爆发出那种郁积在胸中的不可遏制的怒火,尽管这种爆发有时甚至会为她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吉尔曼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哥特小说,她笔下的女性要逃出牢笼,只能走向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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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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