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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最早由毛泽东提出,之后伴随着我国发展有了逐渐完善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其内涵不应该被狭隘化,更不应该将其完整意义割裂开来做讨论。孙正聿先生提出的“表征”概念既是思考哲学问题的一个深刻视角,同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研究当中,也有其巨大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简单探讨引出“表征”概念,继而切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义提出了新的思考视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征;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自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并在中国的革命和实践中不断发挥其作用,融入了中国国家发展的血液。它绝不是僵化的、特指的,亦或是说有明确标签的至圣教条,相反,它随中国国情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渐渐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2]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在那个时代的主要内容,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在那个时代被印上了“革命”的色彩。十一届三中全会书写了我国改革与开放的新的历史篇章,邓小平根据对当时世界各国实力对比的准确判断,根据对世界时局发展态势和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的准确把握,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声音。邓小平理论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而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毫无疑问也转移到了“发展”这个问题上。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动态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展现其自身理论优越性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带领人民结合中国国情走出自己发展特色的过程。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是一个虚无的探索过程,正如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一般缺乏新鲜血液与科学感召力;而离开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切合中国实际,救中国人民于危难之中并带领他们走向富裕。所以,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和过分在意“中国化”都是不合适的,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中没有谁是主要,谁是次要,它表达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二、“表征”概念的引入
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整体概念的原因,是为了回答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是否过时?”此类问题。正如孙正聿先生所言,“哲学并不是以某种特殊的语言职能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把握,而是以自己的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使哲学话语系统获得特殊的意义。哲学所需要的是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去解释哲学理论的冲突,而不是把这些冲突视为哲学的自我冲突。”[3]从语言和表达方式上去隔词断句,在常识上是毫无道理的。而其哲学根源则为“语言分析说”,即注重表达认识的媒介而非反思世界的方式。虽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推进了哲学的自我意识,有其重大进步意义,但是按照发问者的思维逻辑,严格来说,这种思维抑或说这种发问已经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了。
当前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种基本的认识:其一认为应从正面、积极、进步的意义角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国情作用下地真正的精粹思想、进步观念、优秀文化。其二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那种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完全正确的历史过程,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因为我国曾经发生过诸如“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历史倒退性事件。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既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面,也有其不能自我完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它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地有长有短的两面体。针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应客观地看待历史的发展,严格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去理解,以使这个涵义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如果将它看做是一种历史进程,毫无疑问,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意识不能适应存在时,发展的作用甚至会使历史退步。但是,如果从广义去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时这种看法是不合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中国人民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便是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特性的最大优越性便是与时俱进,它必将随着社会发展而进行或超前或滞后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必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以焕发其最大指导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要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前亦或是改革没有进入深化阶段时,我们无法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关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等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看法,是历史的发展使得这个问题日渐凸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以中国发展的现实作为全部评判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国际性的学说,它固然有自己的起源地,但其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局部地区的地区性的具体学说,它提供的是一般性原则。而辩证法则告诫我们,它的应用必须是具体的,特殊性包含于一般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问题决不能离开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而哲学社会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立足现实,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为当下的社会发展实际需要进行研究并提供方法。任何研究,哪怕是纯学术性的研究亦或是对历史的分析研究,都应该把握主体,突出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使之有利于整个民族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这就是在自己专业范围内坚持用“表征”的态度学习和研究知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文化、时代特征相结合,使其符合中国国情,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发展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目前学术界正在达成共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在这一概念中,“中国实践”、“中国文化”、“时代特征”条件的增加反映了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出“表征”理解的逐步靠拢。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之一切相关的问题,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是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在当下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境遇正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的形势引出新的问题,如何在变化中不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成了把握“表征”概念新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论新阶段[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3]孙正聿.论哲学的表征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1993(3)
[4]陈金龙.时代特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
[5]刘力波.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陕西师范大学,200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征;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自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并在中国的革命和实践中不断发挥其作用,融入了中国国家发展的血液。它绝不是僵化的、特指的,亦或是说有明确标签的至圣教条,相反,它随中国国情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渐渐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2]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在那个时代的主要内容,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在那个时代被印上了“革命”的色彩。十一届三中全会书写了我国改革与开放的新的历史篇章,邓小平根据对当时世界各国实力对比的准确判断,根据对世界时局发展态势和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的准确把握,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声音。邓小平理论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而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毫无疑问也转移到了“发展”这个问题上。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动态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展现其自身理论优越性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带领人民结合中国国情走出自己发展特色的过程。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是一个虚无的探索过程,正如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一般缺乏新鲜血液与科学感召力;而离开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切合中国实际,救中国人民于危难之中并带领他们走向富裕。所以,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和过分在意“中国化”都是不合适的,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中没有谁是主要,谁是次要,它表达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二、“表征”概念的引入
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整体概念的原因,是为了回答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是否过时?”此类问题。正如孙正聿先生所言,“哲学并不是以某种特殊的语言职能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把握,而是以自己的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使哲学话语系统获得特殊的意义。哲学所需要的是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去解释哲学理论的冲突,而不是把这些冲突视为哲学的自我冲突。”[3]从语言和表达方式上去隔词断句,在常识上是毫无道理的。而其哲学根源则为“语言分析说”,即注重表达认识的媒介而非反思世界的方式。虽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推进了哲学的自我意识,有其重大进步意义,但是按照发问者的思维逻辑,严格来说,这种思维抑或说这种发问已经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了。
当前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种基本的认识:其一认为应从正面、积极、进步的意义角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国情作用下地真正的精粹思想、进步观念、优秀文化。其二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那种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完全正确的历史过程,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因为我国曾经发生过诸如“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历史倒退性事件。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既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面,也有其不能自我完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它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地有长有短的两面体。针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应客观地看待历史的发展,严格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去理解,以使这个涵义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如果将它看做是一种历史进程,毫无疑问,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意识不能适应存在时,发展的作用甚至会使历史退步。但是,如果从广义去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时这种看法是不合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中国人民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便是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特性的最大优越性便是与时俱进,它必将随着社会发展而进行或超前或滞后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必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以焕发其最大指导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要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前亦或是改革没有进入深化阶段时,我们无法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关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等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看法,是历史的发展使得这个问题日渐凸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以中国发展的现实作为全部评判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国际性的学说,它固然有自己的起源地,但其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局部地区的地区性的具体学说,它提供的是一般性原则。而辩证法则告诫我们,它的应用必须是具体的,特殊性包含于一般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问题决不能离开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而哲学社会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立足现实,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为当下的社会发展实际需要进行研究并提供方法。任何研究,哪怕是纯学术性的研究亦或是对历史的分析研究,都应该把握主体,突出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使之有利于整个民族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这就是在自己专业范围内坚持用“表征”的态度学习和研究知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文化、时代特征相结合,使其符合中国国情,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发展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目前学术界正在达成共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在这一概念中,“中国实践”、“中国文化”、“时代特征”条件的增加反映了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出“表征”理解的逐步靠拢。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之一切相关的问题,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是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在当下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境遇正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的形势引出新的问题,如何在变化中不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成了把握“表征”概念新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论新阶段[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3]孙正聿.论哲学的表征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1993(3)
[4]陈金龙.时代特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
[5]刘力波.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陕西师范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