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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前夕，在短短十七年间豫剧迅速发展壮大、走红全国，融入由国家意识引领的戏曲现代戏运动中去，并开创了艺术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现代戏在豫剧整个演出剧目中所占比重之大，是其他剧种不能比拟的。如这个时期，河南省开封市豫剧团先后创作、改编、移植传统戏l5个，新编历史剧3个、现代戏17个。滑县豫剧团改编、整理上演传统戏55个，排演现代戏37个。信阳县豫剧团整理、新编、移植和上演传统戏12个，新编历史剧24个、现代戏30个。洛阳市豫剧团在参加历届戏剧会（调）演中，参演剧目则全部为现代戏。
现代戏的兴起，当然是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正是凭借现代戏的演出，豫剧迅速奠定了在戏曲界的优势地位。
遍查中国戏曲史，除了明末清初的弋阳腔、昆腔，18世纪的罗罗腔、秦腔，19世纪的徽班和民国年间的皮黄以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剧种能在如此短暂的年份占领如此广袤的地域。豫剧适应时代要求而大量创演现代戏，反之，现代戏又促成豫剧巨大的飞跃。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豫剧适合编演现代戏，适合展现现代生活。
豫剧青睐现代戏，首要源于其扎根于民众，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易于反映现实生活。
早期的“河南梆子”之所以“土”，主要是指其内容俚俗，唱词及道白全是妇孺能解的方言，唱腔旋律及伴奏乐器也简单，化妆服饰粗俚，经常演于草台之上。
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情况略有改变。这时，各剧种都有一批文人参与到戏曲改革中来。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文人又自觉地保持了豫剧的通俗特色，这与京剧作家形成明显的对比。以樊粹庭、王镇南、王培义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的介入，使豫剧剧目“由原来口传心授的方式向以文学剧本的方式进行传承和用以固定、规范演员的艺术表演方向转型”。但即便如此，豫剧的主流仍扎根在农村，仍普遍被人们以低俗视之，评价为“粗俗不雅”。因此，豫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属于“草根”艺术，更接近底层民众的生活，更易于被普通老百姓理解和接受。恰恰是豫剧的“土”，成为日后发展繁荣的最大优势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文人参与戏曲改革的趋势仍在继续。在河南，以编导杨兰春、音乐家王基笑等为代表，十分熟悉群众的生活，又十分热爱和熟悉传统。因此，他们创作出的人物有深厚的传统根基，符合群众的审美需要。在豫剧现代戏的人物画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群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朝阳沟》《小二黑结婚》《人欢马叫））等现代戏中鲜活的人物形象，都使人过目不忘。充满理想的王银环；一甩毛巾一拍腿、热心快肠的二大娘；残留着夫权思想，几分质朴、几分狡黠的孙喜旺；心直口快、急公好义的李双双；外表本分、内心精明的常有福……这些人物，从动作到气质，从爱好到心理，是典型的中原农民，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侉子”。正是这些带有“侉”味的农民人物，才使观众看见了自己或自己的亲朋好友，使观众在真挚强烈的美感中和审美对象融为一体，产生更强烈的欣赏热情。现代戏拉近了豫剧与群众的距离，现代戏把传统与现代联结起来，这是豫剧能够保持生机与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处中州的“土腔土调”，是豫剧善于演出现代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豫剧、评剧等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北方，相比南方越剧、粤剧、闽剧、湘剧等剧种而言，外省人能够掌握，渗透也比较容易。除豫剧外，由“落子”演进而成型的评剧就更易普及，登上舞台尚不足80年，便流行到了15个省。有学者指出：考之各剧种，传唱最远、习演最烈的，民国时期当首推京剧；那以后代之而起的，便是居于“九州之中”“声韵通于全国”的豫剧了。
从文艺史的角度观察，豫剧形成较晚，向现代转型相对较易。能够很好地吸收先进文艺理论，容纳其他艺术品类优势，展现出强劲的现代活力。这构成了豫剧青睐于现代戏的重要历史因素。
豫剧在全国几百个地方戏曲剧种之中，是个年轻的剧种，直至民国时期，才步履蹒跚地向正规化转型。历史机缘的这种对接，使得豫剧向现代演化过程中呈现出某种跨越模式。由乡村土戏不经“宫廷”和城市熏染，直接向现代化演进。中国传统戏曲多对历史题材偏爱，多以虚拟的手法作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戏曲已经形成了许多相对固定的程式。要用这些程式化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事件，必然会遇到巨大困难。传统程式化程度越高，转变越加困难。因此，像豫剧、评剧等新诞生的，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表演程式的剧种，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反而较少障碍。
从美学意义上讲，如果说以京剧为代表的众多中国传统戏曲剧种，更多体现的是历史之美，那么豫剧则更多地展现出时代之美。这当然不是说京剧等传统戏曲不适于展现现代生活，这已经被现代戏曲史所证明。毕竟，任何艺术形式不能创新就不会发展、不能进取就会凝固，此中道理不用赘述。这里所要表明的是一种“度”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阶层不断进入戏曲队伍，西方文艺理论在戏曲界广泛传播，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的介入，使整个戏曲界更加趋向规范化和程式化。这些都有利于现代表演体系的完善。在这种氛围下，豫剧艺术的后发优势得到充分展现。1949年后，豫剧在吸收了歌剧、话剧以及苏联艺术体系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开创出了豫剧现代戏的黄金时代。
同一时期进行的戏曲改革运动，更是直接推动了豫剧现代戏的繁荣。1950年前后，文化部提出了整改传统戏、历史剧和创作现代戏三者同时进行的政策。在很长一个时期，虽然强调的是所谓的“三并举”，但是以强调创演现代戏为核心理念。豫剧在全国众多剧种中，是最适应这种要求的戏曲形式之一。相对京剧等剧种改革的步履蹒跚，豫剧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豫剧现代戏的创作者已经意识到现代戏应该自成体系，并且着手创造这个体系。随着这个时期的戏改不断深入，豫剧现代戏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戏的音乐唱腔和表演规范。1952年年底至1953年年初，河南省歌剧团演出的《新条件》《罗汉钱》已不再使用传统戏的唱腔和表演程式，而是向话剧学习，采取生活化的表演，向歌剧学习，在豫剧音乐唱腔中注入新的音乐语汇。于是，豫剧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现代戏剧目。
豫剧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地适应新的政治气候，紧跟政治题材，弘扬时代主旋律，这构成了豫剧青睐现代戏的重要外因。
通过国家力量的广泛宣传，一些优秀的豫剧现代戏剧目被推向全国，成为整个现代戏运动的正统和标志。反之，巨大的成功又进一步促使豫剧越发向现代戏倾斜。由此，豫剧现代戏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辉煌时期。仅1963年1月至11月，就有《李双双》《好媳妇》《社长的女儿》《沙岗村》等几出影响较大的剧目出现在豫剧舞台。这批剧目一出现就受到了普遍的认可。如《社长的女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有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00多个剧团移植演出，20多家媒体进行介绍和评论。这里当然不排除政治因素的导向作用，但剧目本身的艺术性仍有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豫剧作者，不管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都把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视为创作的头等大事。豫剧相比其他戏曲剧种，更容易打破剧场模式，进行土台演出。其实，豫剧进入剧场演出也仅仅几十年光景，仍没有完全脱离农村演出的习性。在“上山下乡”“到民众中去”的口号声中，豫剧重新返回广阔的农村天地，真正达到了“复得反自然”的境界。很快，豫剧现代戏为全国各地人民群众所熟知，特别是得到边远农村群众的认可。
不可否认，受时代因素的束缚，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豫剧现代戏自身也存在很多缺陷。诸如：把编演现代戏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创作质量上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缺点；出现对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排斥的现象；等等。
但无论如何，豫剧在特殊历史时期凭借现代戏而走向繁荣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豫剧一直保持了青睐现代戏的传统。如果说京剧等众多戏曲形式，在革命现代戏浪潮中是被迫迎合的姿态，那么豫剧则是积极主动地投入其中。在新时期里，“样板”现代戏的光环逐渐消去、传统戏回归时，现代戏却仍然是豫剧生命力延续的巨大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现代戏在豫剧整个演出剧目中所占比重之大，是其他剧种不能比拟的。如这个时期，河南省开封市豫剧团先后创作、改编、移植传统戏l5个，新编历史剧3个、现代戏17个。滑县豫剧团改编、整理上演传统戏55个，排演现代戏37个。信阳县豫剧团整理、新编、移植和上演传统戏12个，新编历史剧24个、现代戏30个。洛阳市豫剧团在参加历届戏剧会（调）演中，参演剧目则全部为现代戏。
现代戏的兴起，当然是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正是凭借现代戏的演出，豫剧迅速奠定了在戏曲界的优势地位。
遍查中国戏曲史，除了明末清初的弋阳腔、昆腔，18世纪的罗罗腔、秦腔，19世纪的徽班和民国年间的皮黄以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剧种能在如此短暂的年份占领如此广袤的地域。豫剧适应时代要求而大量创演现代戏，反之，现代戏又促成豫剧巨大的飞跃。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豫剧适合编演现代戏，适合展现现代生活。
豫剧青睐现代戏，首要源于其扎根于民众，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易于反映现实生活。
早期的“河南梆子”之所以“土”，主要是指其内容俚俗，唱词及道白全是妇孺能解的方言，唱腔旋律及伴奏乐器也简单，化妆服饰粗俚，经常演于草台之上。
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情况略有改变。这时，各剧种都有一批文人参与到戏曲改革中来。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文人又自觉地保持了豫剧的通俗特色，这与京剧作家形成明显的对比。以樊粹庭、王镇南、王培义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的介入，使豫剧剧目“由原来口传心授的方式向以文学剧本的方式进行传承和用以固定、规范演员的艺术表演方向转型”。但即便如此，豫剧的主流仍扎根在农村，仍普遍被人们以低俗视之，评价为“粗俗不雅”。因此，豫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属于“草根”艺术，更接近底层民众的生活，更易于被普通老百姓理解和接受。恰恰是豫剧的“土”，成为日后发展繁荣的最大优势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文人参与戏曲改革的趋势仍在继续。在河南，以编导杨兰春、音乐家王基笑等为代表，十分熟悉群众的生活，又十分热爱和熟悉传统。因此，他们创作出的人物有深厚的传统根基，符合群众的审美需要。在豫剧现代戏的人物画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群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朝阳沟》《小二黑结婚》《人欢马叫））等现代戏中鲜活的人物形象，都使人过目不忘。充满理想的王银环；一甩毛巾一拍腿、热心快肠的二大娘；残留着夫权思想，几分质朴、几分狡黠的孙喜旺；心直口快、急公好义的李双双；外表本分、内心精明的常有福……这些人物，从动作到气质，从爱好到心理，是典型的中原农民，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侉子”。正是这些带有“侉”味的农民人物，才使观众看见了自己或自己的亲朋好友，使观众在真挚强烈的美感中和审美对象融为一体，产生更强烈的欣赏热情。现代戏拉近了豫剧与群众的距离，现代戏把传统与现代联结起来，这是豫剧能够保持生机与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处中州的“土腔土调”，是豫剧善于演出现代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豫剧、评剧等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北方，相比南方越剧、粤剧、闽剧、湘剧等剧种而言，外省人能够掌握，渗透也比较容易。除豫剧外，由“落子”演进而成型的评剧就更易普及，登上舞台尚不足80年，便流行到了15个省。有学者指出：考之各剧种，传唱最远、习演最烈的，民国时期当首推京剧；那以后代之而起的，便是居于“九州之中”“声韵通于全国”的豫剧了。
从文艺史的角度观察，豫剧形成较晚，向现代转型相对较易。能够很好地吸收先进文艺理论，容纳其他艺术品类优势，展现出强劲的现代活力。这构成了豫剧青睐于现代戏的重要历史因素。
豫剧在全国几百个地方戏曲剧种之中，是个年轻的剧种，直至民国时期，才步履蹒跚地向正规化转型。历史机缘的这种对接，使得豫剧向现代演化过程中呈现出某种跨越模式。由乡村土戏不经“宫廷”和城市熏染，直接向现代化演进。中国传统戏曲多对历史题材偏爱，多以虚拟的手法作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戏曲已经形成了许多相对固定的程式。要用这些程式化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事件，必然会遇到巨大困难。传统程式化程度越高，转变越加困难。因此，像豫剧、评剧等新诞生的，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表演程式的剧种，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反而较少障碍。
从美学意义上讲，如果说以京剧为代表的众多中国传统戏曲剧种，更多体现的是历史之美，那么豫剧则更多地展现出时代之美。这当然不是说京剧等传统戏曲不适于展现现代生活，这已经被现代戏曲史所证明。毕竟，任何艺术形式不能创新就不会发展、不能进取就会凝固，此中道理不用赘述。这里所要表明的是一种“度”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阶层不断进入戏曲队伍，西方文艺理论在戏曲界广泛传播，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的介入，使整个戏曲界更加趋向规范化和程式化。这些都有利于现代表演体系的完善。在这种氛围下，豫剧艺术的后发优势得到充分展现。1949年后，豫剧在吸收了歌剧、话剧以及苏联艺术体系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开创出了豫剧现代戏的黄金时代。
同一时期进行的戏曲改革运动，更是直接推动了豫剧现代戏的繁荣。1950年前后，文化部提出了整改传统戏、历史剧和创作现代戏三者同时进行的政策。在很长一个时期，虽然强调的是所谓的“三并举”，但是以强调创演现代戏为核心理念。豫剧在全国众多剧种中，是最适应这种要求的戏曲形式之一。相对京剧等剧种改革的步履蹒跚，豫剧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豫剧现代戏的创作者已经意识到现代戏应该自成体系，并且着手创造这个体系。随着这个时期的戏改不断深入，豫剧现代戏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戏的音乐唱腔和表演规范。1952年年底至1953年年初，河南省歌剧团演出的《新条件》《罗汉钱》已不再使用传统戏的唱腔和表演程式，而是向话剧学习，采取生活化的表演，向歌剧学习，在豫剧音乐唱腔中注入新的音乐语汇。于是，豫剧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现代戏剧目。
豫剧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地适应新的政治气候，紧跟政治题材，弘扬时代主旋律，这构成了豫剧青睐现代戏的重要外因。
通过国家力量的广泛宣传，一些优秀的豫剧现代戏剧目被推向全国，成为整个现代戏运动的正统和标志。反之，巨大的成功又进一步促使豫剧越发向现代戏倾斜。由此，豫剧现代戏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辉煌时期。仅1963年1月至11月，就有《李双双》《好媳妇》《社长的女儿》《沙岗村》等几出影响较大的剧目出现在豫剧舞台。这批剧目一出现就受到了普遍的认可。如《社长的女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有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00多个剧团移植演出，20多家媒体进行介绍和评论。这里当然不排除政治因素的导向作用，但剧目本身的艺术性仍有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豫剧作者，不管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都把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视为创作的头等大事。豫剧相比其他戏曲剧种，更容易打破剧场模式，进行土台演出。其实，豫剧进入剧场演出也仅仅几十年光景，仍没有完全脱离农村演出的习性。在“上山下乡”“到民众中去”的口号声中，豫剧重新返回广阔的农村天地，真正达到了“复得反自然”的境界。很快，豫剧现代戏为全国各地人民群众所熟知，特别是得到边远农村群众的认可。
不可否认，受时代因素的束缚，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豫剧现代戏自身也存在很多缺陷。诸如：把编演现代戏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创作质量上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缺点；出现对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排斥的现象；等等。
但无论如何，豫剧在特殊历史时期凭借现代戏而走向繁荣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豫剧一直保持了青睐现代戏的传统。如果说京剧等众多戏曲形式，在革命现代戏浪潮中是被迫迎合的姿态，那么豫剧则是积极主动地投入其中。在新时期里，“样板”现代戏的光环逐渐消去、传统戏回归时，现代戏却仍然是豫剧生命力延续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