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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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这已成为一个思想钟摆:每当思想的探险进入一种眩晕的失重的状态,就必定会产生一种对当初的出发点的回归,以便弄清这一路是如何走来以及在何处误入歧途。那个出发点通常被称作“经典”。不过,这种空间隐喻会带来一种空间联想,即“经典”是处在历史之外、处在“我”之外、自身具有稳定意义的一些文本。思想史的写作通常假定思想是按时序展开的,因此一部思想史意味着从古到今的思想谱系。 社会史是“外在”的历史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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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这已成为一个思想钟摆:每当思想的探险进入一种眩晕的失重的状态,就必定会产生一种对当初的出发点的回归,以便弄清这一路是如何走来以及在何处误入歧途。那个出发点通常被称作“经典”。不过,这种空间隐喻会带来一种空间联想,即“经典”是处在历史之外、处在“我”之外、自身具有稳定意义的一些文本。思想史的写作通常假定思想是按时序展开的,因此一部思想史意味着从古到今的思想谱系。
社会史是“外在”的历史的记录,必定遵守事件发生的先后时序,因为前一个事件必定成为后一个事件的历史条件。然而,“内在”的思想却并非如此:它是共时的,而不是历时的,后来的思想经验大有可能成为以前的思想的历史条件。这里呈现的是一种“永恒的循环”。我们生活在语言中,而且只能在语言中思考,而语言的隐喻性和多义性使得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是固定的。实际上,不存在这么一个自身不动的出发点,它总是在语言中飘移出没。与其说我们是在回归“经典”,不如说我们是为解决当下的问题而对“经典”提供另一种解释,即从一条歧路误入另一条歧路,因为并不存在一条正路。没有任何客观的参照可以证明新的解释比以前的解释更接近“原意”——因为“原意”自身就是隐喻的、多义的。
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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