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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官僚政治”为关键词，以时间轴为主线，结合秦汉到中华民国的历史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阐释官僚政治的产生、存在方式以及变化等。作者通过介绍其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并且与西方官僚制度进行对比，从而系统归纳出官僚政治发展一般规律，剖析出当今中国官僚政治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 中国 官僚政治 理性 应对机制
作者简介：范佳琪，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9.353
通过本书，可以看到贯穿我国历史长河二千多年的官僚政治是如何与我国社会发展相关联，又为何在繁多的政治变动中，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稳固？他跟西方的官僚政治到底有什么区别？因此我认为作者在本质上希望通过对官僚政治进行研究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有力的建议。
一、 作者简介
王亚南，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是王亚南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而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包括本书。
二、内容评析
（一）中国官僚政治何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
纵观全书，作者对于“中国官僚政治何以存续两千多年”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中期，自给自足占了很大一部分，因此这时候的社会结构十分稳定。久而久之，古代地主阶级就开始根深蒂固，地主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于是，中国官僚政治就有了它的物质基础。那么他是如何巩固并发展他的物质基础也就是经济权力的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田制税法上。从后期的发展来看，田制税法成为支撑中国官僚政治的一大重要力量。自古以来，田地就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也因此，田地时常作为每个王朝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其实质是对税收的掌控权，通过田地税收的手段，统治者作为“领头人”把领土范围内的田地税收收入掌控在手里，而我们知道，官僚政治的物质基础是经济，所以，一旦统治者掌控了田地税收，实际就形成了一种指向性，也昭示着他的地位之高。你们所有人都必须以我为中心。可是统治者虽掌控着一切，但是莫大的疆土，靠他一人万不可能。于是，科举制应运而生，与田地税法一同为中国官僚政治打下根基。科举制类似于当代的高考，是社会公平的集中体现，在科举制面前，贵族与农民平等地享有机会。这无疑给了贫苦百姓一丝改变命运的希望，能够从一介布衣毫无政治话语权变成在朝堂之上叱咤风云、举足轻重。因此分析看来，这样一个绝佳机会，肯定是眾人争之。这样，对统治者来说科举制不失为一举两得，一是调和农民对贵族专权的不满，二来可以帮助统治者管理国家。于是，一个最核心的官僚体系诞生，科举制选出来的官僚作为统治者的代表管理着疆土以保证长治久安。俗话说“学而优则仕”，学子们寒窗苦读十二年，终于有一天金榜题名，于是政治抱负终于得以施展，可是，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之下，学子们的思想被禁锢，习惯了被统治的生活，那么到了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同时自然也就忘记反抗，而是一味的执行。
（二）农民的冷漠导致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稳固
在本书第十篇中提到了“中国王朝变更的政治风云，不曾对中国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引起何等根本改革”，即“政治变动未能改变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而我们知道，社会经济基础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本书认为，中国官僚政治如此顽固是因为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结构并未发生改变，他默认农民对社会组织和政治的不关心是这一现象的前提条件。就其而言，农民自身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而对于是谁统治国家却并不关心。只要赋税不加重，只要有自己的土地，那么谁统治的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美国学者罗伯特·A·达尔在论述政治冷漠时将其产生原因归于以下六点：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其他活动得到的报酬低、在所面临的各项政治选择之间无多大差异、个人“政治效能感”弱、不介入结局也会相当满意、政盲、障碍阻塞等。农民因为在封建阶级地位低下，所以在政治舞台上的份额极小，被采纳意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样长期下来，就导致他们习惯了听从上层阶级的命令，逐渐就在政治问题上变得冷漠。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农民对于政治习惯了冷漠，为何还有农民起义的出现呢？追根溯底，还是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人民的生活难以在维持下去，是不得已而为之。以陈胜吴广起义为例，这次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起源就是农民不堪秦末的暴政，他们自身的利益受损，只不过，这场起义因为领头人后期骄傲自大没有成功。换个层面讲，他们到最后也成了这个团体里官僚主体。
就算到了现代社会，政治冷漠的现象依然没有改观。这种现象存在的前提是：“无论在‘主权在民’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民参与的权利在法律上都给予完美的规定。然而，人这个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不必然要卷入政治关系当中。”也就是说，法律赋予我们权利，但是大多数的公民属于无政治阶层，对政治并不大了解，所以对政治显得冷漠。也因此，权力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定意义上加大了形成官僚作风的可能性。
（三） 商人在官僚政治中的定位
与农民对于政治的冷漠不同，商人似乎对官僚政治抱有极大的热忱。但是，在中国古代，商人地位并不高，这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同样地位不高，但是商人却对官僚政治热情满满，而大多数农民选择政治冷漠？要知道，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感叹中国商人命途多舛、处境艰辛、地位低下的大有人在，而且有重农抑商的政策大环境，商人为何还能越挫越勇？原因在于官僚政治的包容性和贯彻性。当然还好官僚阶级自身的腐败，以及他们消费欲望的增加，从而使得官商勾结进一步发展。商人看准了这一时机，因此蓬勃发展起来。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官僚政治当中，商人与官僚阶级密不可分，在社会大环境下，他们选择迎合官僚阶级从而获得发展。这是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向所导致的结果。 （四）与韦伯的官僚制进行比较
马克思·韦伯也曾提出一种官僚制理念。是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即以规则为管理标准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亦称科层制。
相比较而言，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更具理性。这里的理性是对秩序和效率的考量，而非停留在传统官僚政治中有关伦理、道德、人情的层面。传统官僚制太注重人的主观意识，忽略他的客观基础，而韦伯的官僚制则不然，他看中规则，不存在所谓的“贵族”和“任人唯亲”。而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中，皆为人治，所以一定意义上具有片面性和随意性。众所周知，世袭制在我国古代历时甚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体制已经根深蒂固，这就导致我国古代在人治的同时也是依靠人情、伦理道德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所谓的法律在权威、人情面前只是条条框框。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长此以往，社会阶级固化，就算以科举的方式改变阶层，那也只是少数人，绝大多的农民还是生活在最底层。其次，古代的“官二代”只需凭借家族力量便可获得一官半职，这又给平民带来不公平的待遇。长此以往，社会矛盾就会激化。而韦伯的官僚制合乎理性，以能力说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冷漠现象会减少很多。
就近当代的中国官僚制来讲，他的基础是古代官僚制度，而古代官僚制度又是以人治、人情为特征，所以，当今中国官僚制度还需要找到一条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路径，加强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注重效率层面的理性。当然，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历史不可能一时间完全根除，而且我们目前的制度和法律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完全健全，这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这又是一个必须的过程，需要我们每代人、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两者的相同之处都在于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过分的强调服从导致的结果就是公民或者成员参与的积极性的下降，这就是政治冷漠的根源。忽略了人自身的利益需求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对政治体制或者这个组织失去信心。
三、反思与应对机制
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存续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的方方面面。它的物质基础是地主经济，它的制度基础是世袭制和家长制，它的理性是关乎伦理道德以及人情的层面，它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它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是血缘关系形成的纽带，支撑他发展的两大杠杆是两税制和科举制。
虽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两千多年存续下来的官僚政治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我们既然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放任他的存在继续抑制我国官僚制的后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反思总结并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分析总结出一条取精华、弃糟粕的发展官僚制的正确道路。
（一）提倡效率、秩序层面的理性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潜移默化中我们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人情观念，这也就印证了：传统官僚制关注实质合理性，关注于伦理的、道德的、理想的层面，反映的是人们的主观意识，以人为中心，就不利于事情效率的提高；而现代官僚制的理想型态是形式的、客观的合理性，关注秩序和效率，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增强事物的客观性，从而使事物得到指向性的发展，也不至于导致官僚制的覆败。
（二）弄清政治冷漠现象的根源
今天的中国社会重关系、背景的熟人社会思维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再加上受到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思想的冲击，政治水平的发展跟不上经济，使得政治体制还不够完善，从而进一步加深了道德冷漠现象。另一方面，公民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普及力度比较缺乏，对自己政治参与的权利还没有清楚的认知。
（三）组织内部权责分明，实行激励机制
就“官僚制”本身詞义而言，他是一个中性词，实质就是一种制度，可是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一提到官僚，就呈现出腐败、不作为、互相推诿责任等影响极其恶劣的画面，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知？其原因与官僚阶级一派作风不无关系，工作的稳定导致这其中部分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与此同时，从组织层面来来讲，可能是各部门职能的重合给了他们推诿责任的机会，所以，组织内部分工明确极为重要。对于某些缺乏积极性的成员，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制度，比如说，我国实行的“政治锦标赛”的制度，不仅可以推动地方经济增长，还能拉动人的积极性。这里还可以联想到新加坡实行的“高薪养廉”制度，它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道德风险并且提高了组织成员的职业尊崇感，我认为这就是个很好的激励方式，但是高薪不是必然，新加坡能有这样的廉洁体系，必然与他们整个官僚体制文化环境不无关系，所有人都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不遵守规则的情况就会相对少见。相反，如果一个人无视制度获得了甜头，还没有任何惩罚措施，那其他人为什么不做呢？当然，也不能全靠个人自觉，也需要健全的体制来进行约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官僚制的健全之路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我们需要更全面，更客观地分析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重视效率层面的理性，弄清冷漠现象的根源。与此同时，注重组织内部的权责分明并且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官僚制氛围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2]刘洁.农民政治冷漠的原因——以2013年河南省濮阳县胡壮乡黄村的选举为例. 学理论.2014 （3）.
[3]杨光斌.政治冷漠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3）.
[4]吴晓波.企业家的改革使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2（11）.
关键词 中国 官僚政治 理性 应对机制
作者简介：范佳琪，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9.353
通过本书，可以看到贯穿我国历史长河二千多年的官僚政治是如何与我国社会发展相关联，又为何在繁多的政治变动中，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稳固？他跟西方的官僚政治到底有什么区别？因此我认为作者在本质上希望通过对官僚政治进行研究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有力的建议。
一、 作者简介
王亚南，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是王亚南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而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包括本书。
二、内容评析
（一）中国官僚政治何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
纵观全书，作者对于“中国官僚政治何以存续两千多年”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中期，自给自足占了很大一部分，因此这时候的社会结构十分稳定。久而久之，古代地主阶级就开始根深蒂固，地主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于是，中国官僚政治就有了它的物质基础。那么他是如何巩固并发展他的物质基础也就是经济权力的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田制税法上。从后期的发展来看，田制税法成为支撑中国官僚政治的一大重要力量。自古以来，田地就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也因此，田地时常作为每个王朝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其实质是对税收的掌控权，通过田地税收的手段，统治者作为“领头人”把领土范围内的田地税收收入掌控在手里，而我们知道，官僚政治的物质基础是经济，所以，一旦统治者掌控了田地税收，实际就形成了一种指向性，也昭示着他的地位之高。你们所有人都必须以我为中心。可是统治者虽掌控着一切，但是莫大的疆土，靠他一人万不可能。于是，科举制应运而生，与田地税法一同为中国官僚政治打下根基。科举制类似于当代的高考，是社会公平的集中体现，在科举制面前，贵族与农民平等地享有机会。这无疑给了贫苦百姓一丝改变命运的希望，能够从一介布衣毫无政治话语权变成在朝堂之上叱咤风云、举足轻重。因此分析看来，这样一个绝佳机会，肯定是眾人争之。这样，对统治者来说科举制不失为一举两得，一是调和农民对贵族专权的不满，二来可以帮助统治者管理国家。于是，一个最核心的官僚体系诞生，科举制选出来的官僚作为统治者的代表管理着疆土以保证长治久安。俗话说“学而优则仕”，学子们寒窗苦读十二年，终于有一天金榜题名，于是政治抱负终于得以施展，可是，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之下，学子们的思想被禁锢，习惯了被统治的生活，那么到了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同时自然也就忘记反抗，而是一味的执行。
（二）农民的冷漠导致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稳固
在本书第十篇中提到了“中国王朝变更的政治风云，不曾对中国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引起何等根本改革”，即“政治变动未能改变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而我们知道，社会经济基础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本书认为，中国官僚政治如此顽固是因为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结构并未发生改变，他默认农民对社会组织和政治的不关心是这一现象的前提条件。就其而言，农民自身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而对于是谁统治国家却并不关心。只要赋税不加重，只要有自己的土地，那么谁统治的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美国学者罗伯特·A·达尔在论述政治冷漠时将其产生原因归于以下六点：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其他活动得到的报酬低、在所面临的各项政治选择之间无多大差异、个人“政治效能感”弱、不介入结局也会相当满意、政盲、障碍阻塞等。农民因为在封建阶级地位低下，所以在政治舞台上的份额极小，被采纳意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样长期下来，就导致他们习惯了听从上层阶级的命令，逐渐就在政治问题上变得冷漠。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农民对于政治习惯了冷漠，为何还有农民起义的出现呢？追根溯底，还是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人民的生活难以在维持下去，是不得已而为之。以陈胜吴广起义为例，这次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起源就是农民不堪秦末的暴政，他们自身的利益受损，只不过，这场起义因为领头人后期骄傲自大没有成功。换个层面讲，他们到最后也成了这个团体里官僚主体。
就算到了现代社会，政治冷漠的现象依然没有改观。这种现象存在的前提是：“无论在‘主权在民’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民参与的权利在法律上都给予完美的规定。然而，人这个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不必然要卷入政治关系当中。”也就是说，法律赋予我们权利，但是大多数的公民属于无政治阶层，对政治并不大了解，所以对政治显得冷漠。也因此，权力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定意义上加大了形成官僚作风的可能性。
（三） 商人在官僚政治中的定位
与农民对于政治的冷漠不同，商人似乎对官僚政治抱有极大的热忱。但是，在中国古代，商人地位并不高，这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同样地位不高，但是商人却对官僚政治热情满满，而大多数农民选择政治冷漠？要知道，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感叹中国商人命途多舛、处境艰辛、地位低下的大有人在，而且有重农抑商的政策大环境，商人为何还能越挫越勇？原因在于官僚政治的包容性和贯彻性。当然还好官僚阶级自身的腐败，以及他们消费欲望的增加，从而使得官商勾结进一步发展。商人看准了这一时机，因此蓬勃发展起来。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官僚政治当中，商人与官僚阶级密不可分，在社会大环境下，他们选择迎合官僚阶级从而获得发展。这是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向所导致的结果。 （四）与韦伯的官僚制进行比较
马克思·韦伯也曾提出一种官僚制理念。是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即以规则为管理标准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亦称科层制。
相比较而言，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更具理性。这里的理性是对秩序和效率的考量，而非停留在传统官僚政治中有关伦理、道德、人情的层面。传统官僚制太注重人的主观意识，忽略他的客观基础，而韦伯的官僚制则不然，他看中规则，不存在所谓的“贵族”和“任人唯亲”。而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中，皆为人治，所以一定意义上具有片面性和随意性。众所周知，世袭制在我国古代历时甚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体制已经根深蒂固，这就导致我国古代在人治的同时也是依靠人情、伦理道德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所谓的法律在权威、人情面前只是条条框框。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长此以往，社会阶级固化，就算以科举的方式改变阶层，那也只是少数人，绝大多的农民还是生活在最底层。其次，古代的“官二代”只需凭借家族力量便可获得一官半职，这又给平民带来不公平的待遇。长此以往，社会矛盾就会激化。而韦伯的官僚制合乎理性，以能力说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冷漠现象会减少很多。
就近当代的中国官僚制来讲，他的基础是古代官僚制度，而古代官僚制度又是以人治、人情为特征，所以，当今中国官僚制度还需要找到一条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路径，加强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注重效率层面的理性。当然，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历史不可能一时间完全根除，而且我们目前的制度和法律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完全健全，这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这又是一个必须的过程，需要我们每代人、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两者的相同之处都在于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过分的强调服从导致的结果就是公民或者成员参与的积极性的下降，这就是政治冷漠的根源。忽略了人自身的利益需求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对政治体制或者这个组织失去信心。
三、反思与应对机制
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存续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的方方面面。它的物质基础是地主经济，它的制度基础是世袭制和家长制，它的理性是关乎伦理道德以及人情的层面，它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它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是血缘关系形成的纽带，支撑他发展的两大杠杆是两税制和科举制。
虽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两千多年存续下来的官僚政治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我们既然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放任他的存在继续抑制我国官僚制的后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反思总结并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分析总结出一条取精华、弃糟粕的发展官僚制的正确道路。
（一）提倡效率、秩序层面的理性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潜移默化中我们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人情观念，这也就印证了：传统官僚制关注实质合理性，关注于伦理的、道德的、理想的层面，反映的是人们的主观意识，以人为中心，就不利于事情效率的提高；而现代官僚制的理想型态是形式的、客观的合理性，关注秩序和效率，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增强事物的客观性，从而使事物得到指向性的发展，也不至于导致官僚制的覆败。
（二）弄清政治冷漠现象的根源
今天的中国社会重关系、背景的熟人社会思维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再加上受到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思想的冲击，政治水平的发展跟不上经济，使得政治体制还不够完善，从而进一步加深了道德冷漠现象。另一方面，公民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普及力度比较缺乏，对自己政治参与的权利还没有清楚的认知。
（三）组织内部权责分明，实行激励机制
就“官僚制”本身詞义而言，他是一个中性词，实质就是一种制度，可是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一提到官僚，就呈现出腐败、不作为、互相推诿责任等影响极其恶劣的画面，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知？其原因与官僚阶级一派作风不无关系，工作的稳定导致这其中部分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与此同时，从组织层面来来讲，可能是各部门职能的重合给了他们推诿责任的机会，所以，组织内部分工明确极为重要。对于某些缺乏积极性的成员，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制度，比如说，我国实行的“政治锦标赛”的制度，不仅可以推动地方经济增长，还能拉动人的积极性。这里还可以联想到新加坡实行的“高薪养廉”制度，它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道德风险并且提高了组织成员的职业尊崇感，我认为这就是个很好的激励方式，但是高薪不是必然，新加坡能有这样的廉洁体系，必然与他们整个官僚体制文化环境不无关系，所有人都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不遵守规则的情况就会相对少见。相反，如果一个人无视制度获得了甜头，还没有任何惩罚措施，那其他人为什么不做呢？当然，也不能全靠个人自觉，也需要健全的体制来进行约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官僚制的健全之路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我们需要更全面，更客观地分析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重视效率层面的理性，弄清冷漠现象的根源。与此同时，注重组织内部的权责分明并且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官僚制氛围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2]刘洁.农民政治冷漠的原因——以2013年河南省濮阳县胡壮乡黄村的选举为例. 学理论.2014 （3）.
[3]杨光斌.政治冷漠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3）.
[4]吴晓波.企业家的改革使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