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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到1994年近30年间，张爱玲给友人写过84封亲笔信。这批珍贵信札在埋藏几十年后，近日公之于世。
84封信札，内容涉及张爱玲在美国找工作、搬家、收集资料等许多方面，令人再一次关注张爱玲赴美后的生活状况……
1955年，张爱玲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翌年她到麦道伟文艺营写作。可是，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说没有《秧歌》的好运。
赖氏研究所任满之后，1970年，张爱玲赴伯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工作。她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一年期满，张爱玲即遭解聘。张爱玲在伯克莱水土不服，老是感冒，决定搬居洛杉矶，以为气候温暖，身体或可转好。
1971年秋季搬居洛杉矶后，她身体一年一年转坏，不说上班工作，能对付日常生活——买菜、付账、看医生、打电话——就把她累坏了。
在洛杉矶住了几年之后，不仅感冒照旧，牙齿也永远看不好。骨头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断了。最可怕的是，张爱玲添了一种皮肤病，而且觉得屋子里到处是跳蚤，身上永远发痒。为了逃避“虫患”（张语），她就不断搬家，每次都会遗失、丢掉些东西。那两年在赖氏研究所，张爱玲差不多已把《海上花》译好了。她想找经纪人把它交给书局审阅，但一直无着落，结果这部译稿在一次搬家时丢了，除了首两章已发表过外，张爱玲三四年的心血全部付之流水。
1988年4月6日，几年去信没有回音后，夏志清终于收到张爱玲一封信，告知“直到昨天才看了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原来她“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看病），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
在麦道伟文艺营，张爱玲碰到一位30年代即从欧洲移民美国的老作家赖雅，两人一见钟情。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于1956年3月13日第一次见面，5月12日，赖雅日记记载，“去小屋，一同过夜”。
两天后，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一个多月后，张爱玲也离开了文艺营。7月5日，赖雅接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已怀了他的孩子。赖雅向张爱玲求婚，但要求她堕胎，不要孩子。8月18号，两人相识半年之后，在纽约结了婚。
新婚刚两个月，曾经中风的赖雅又一次中风。当时张爱玲与赖雅分居两地。为筹措给赖雅治病的费用，张爱玲奔走于港台之间，寄人篱下，狼狈不堪，心情特别恶劣。
贯穿张爱玲书信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经济的困窘。张爱玲关照赖雅如何节省每一笔开支，以竭力维持生计。最令张爱玲感到悲苦失望的，是她为了挣钱而不得不独自去香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红楼梦》，然而剧本总不能令电影公司满意，三个月苦工换来一场空，身体又坏： “辛苦的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手脚都肿了”，焦躁失眠，独自苦撑，“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有拿到一份酬劳”；怀着希望的远行给她身心带来诸多的困扰和折磨，“‘疯言疯语’成了我惟一可用的心理道具”。
夏志清在谈到张爱玲时，曾愤怒地说：“张爱玲去世前几个月给我写了最后一封长信，哀叹老年孤独生活的不易和对文学的依恋。唉，胡兰成是个大坏蛋，什么女人都要沾手，生活品格比政治品格更低下；而赖雅又太老太穷，自己明明中风多次却不告诉比他小近30岁的张爱玲。结果婚后仅两个月再次中风，给了她沉重打击。张爱玲为了给丈夫筹钱治病不得不为港台写应景笑剧，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和大好时光。嫁给这两个丈夫，真真作孽！”“这个赖雅，因为穷得淌淌滴，一定要张爱玲流产！孩子对于女人就像生命一样重要啊。张爱玲流产后真真是萎谢了。如果她有个一男半女，在以后寡居的几十年中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欣慰快乐！我想，这可能是她在最后的《对照记》中既没有胡兰成，也没有赖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这两个男人实在都不值得她爱恋思念！”
但是，当年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上曾开玩笑地称赖雅是“并无作品出版的作家”。难得一露幽默，表明她对赖雅颇有感情。张爱玲那一时期身体也好，毕竟年纪还轻。一方面忙于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一方面努力于英文写作、翻译。张爱玲至死以赖雅为姓。
张爱玲给赖雅的家书，也反映了两人相濡以沫。信中有她对两人未来生活的规划，对自己未来创作的自许。可惜赖雅过早去世，使张爱玲对未来的希望全部落空。
夏志清说：“我有时想，如果她生活在纽约，可以写写第五大道、时代广场、林肯中心这些有血有肉真实的美国大都市生活。可她来美后一直在小地方生活，孤陋寡闻，拒交朋友，总是独自埋头写些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东西，虽然她英文好，但美国人是不要看的呀！张爱玲对现实的社会和人失去了兴趣，这是她的致命伤。”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张爱玲校阅了台湾皇冠为她出版的《全集》，夏志清认为，“她已为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读者留下一套校对精确的《全集》，可谓死无遗憾了”。
“二十多年来一向多病，两三年来更显得虚弱不堪，能够安详地躺在地板上，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维持做人尊严、顺乎自然的一种解脱方法。”
“生命是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一语成谶。
（摘自《都市文化报》）
84封信札，内容涉及张爱玲在美国找工作、搬家、收集资料等许多方面，令人再一次关注张爱玲赴美后的生活状况……
1955年，张爱玲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翌年她到麦道伟文艺营写作。可是，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说没有《秧歌》的好运。
赖氏研究所任满之后，1970年，张爱玲赴伯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工作。她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一年期满，张爱玲即遭解聘。张爱玲在伯克莱水土不服，老是感冒，决定搬居洛杉矶，以为气候温暖，身体或可转好。
1971年秋季搬居洛杉矶后，她身体一年一年转坏，不说上班工作，能对付日常生活——买菜、付账、看医生、打电话——就把她累坏了。
在洛杉矶住了几年之后，不仅感冒照旧，牙齿也永远看不好。骨头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断了。最可怕的是，张爱玲添了一种皮肤病，而且觉得屋子里到处是跳蚤，身上永远发痒。为了逃避“虫患”（张语），她就不断搬家，每次都会遗失、丢掉些东西。那两年在赖氏研究所，张爱玲差不多已把《海上花》译好了。她想找经纪人把它交给书局审阅，但一直无着落，结果这部译稿在一次搬家时丢了，除了首两章已发表过外，张爱玲三四年的心血全部付之流水。
1988年4月6日，几年去信没有回音后，夏志清终于收到张爱玲一封信，告知“直到昨天才看了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原来她“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看病），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
在麦道伟文艺营，张爱玲碰到一位30年代即从欧洲移民美国的老作家赖雅，两人一见钟情。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于1956年3月13日第一次见面，5月12日，赖雅日记记载，“去小屋，一同过夜”。
两天后，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一个多月后，张爱玲也离开了文艺营。7月5日，赖雅接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已怀了他的孩子。赖雅向张爱玲求婚，但要求她堕胎，不要孩子。8月18号，两人相识半年之后，在纽约结了婚。
新婚刚两个月，曾经中风的赖雅又一次中风。当时张爱玲与赖雅分居两地。为筹措给赖雅治病的费用，张爱玲奔走于港台之间，寄人篱下，狼狈不堪，心情特别恶劣。
贯穿张爱玲书信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经济的困窘。张爱玲关照赖雅如何节省每一笔开支，以竭力维持生计。最令张爱玲感到悲苦失望的，是她为了挣钱而不得不独自去香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红楼梦》，然而剧本总不能令电影公司满意，三个月苦工换来一场空，身体又坏： “辛苦的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手脚都肿了”，焦躁失眠，独自苦撑，“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有拿到一份酬劳”；怀着希望的远行给她身心带来诸多的困扰和折磨，“‘疯言疯语’成了我惟一可用的心理道具”。
夏志清在谈到张爱玲时，曾愤怒地说：“张爱玲去世前几个月给我写了最后一封长信，哀叹老年孤独生活的不易和对文学的依恋。唉，胡兰成是个大坏蛋，什么女人都要沾手，生活品格比政治品格更低下；而赖雅又太老太穷，自己明明中风多次却不告诉比他小近30岁的张爱玲。结果婚后仅两个月再次中风，给了她沉重打击。张爱玲为了给丈夫筹钱治病不得不为港台写应景笑剧，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和大好时光。嫁给这两个丈夫，真真作孽！”“这个赖雅，因为穷得淌淌滴，一定要张爱玲流产！孩子对于女人就像生命一样重要啊。张爱玲流产后真真是萎谢了。如果她有个一男半女，在以后寡居的几十年中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欣慰快乐！我想，这可能是她在最后的《对照记》中既没有胡兰成，也没有赖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这两个男人实在都不值得她爱恋思念！”
但是，当年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上曾开玩笑地称赖雅是“并无作品出版的作家”。难得一露幽默，表明她对赖雅颇有感情。张爱玲那一时期身体也好，毕竟年纪还轻。一方面忙于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一方面努力于英文写作、翻译。张爱玲至死以赖雅为姓。
张爱玲给赖雅的家书，也反映了两人相濡以沫。信中有她对两人未来生活的规划，对自己未来创作的自许。可惜赖雅过早去世，使张爱玲对未来的希望全部落空。
夏志清说：“我有时想，如果她生活在纽约，可以写写第五大道、时代广场、林肯中心这些有血有肉真实的美国大都市生活。可她来美后一直在小地方生活，孤陋寡闻，拒交朋友，总是独自埋头写些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东西，虽然她英文好，但美国人是不要看的呀！张爱玲对现实的社会和人失去了兴趣，这是她的致命伤。”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张爱玲校阅了台湾皇冠为她出版的《全集》，夏志清认为，“她已为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读者留下一套校对精确的《全集》，可谓死无遗憾了”。
“二十多年来一向多病，两三年来更显得虚弱不堪，能够安详地躺在地板上，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维持做人尊严、顺乎自然的一种解脱方法。”
“生命是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一语成谶。
（摘自《都市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