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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很热,一年12个月中有9个月的天气类似于杭州的伏天,唯一驱热的工具是芭蕉扇;那里条件很艰苦,大多数房子是用土坯垒的,富裕指的仅是有饭吃;成群的蚊子叮得人不仅奇痒难忍,更是大肆传播着疟疾……
虽然已经过去了39年,今年70岁的浙医二院眼科教授姜节凯,回忆起作为我省第二支赴马里医疗队成员的工作经历时,仍然印象深刻。
在新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是一种重要的援外形式。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已先后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务人员上万人次。浙江的医疗队援外经历始于1968年2月,主要承担着中国援助马里、中非和纳米比亚三个国家医疗队的选派任务。
高超技术赢得信任
1968年2月,首批浙江援外医疗队员一行19人飞抵马里。这是一支配备齐全的医疗队,有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针灸科、放射科、麻醉科的医师,还有一位手术室护士以及随行翻译。
当时许多马里群众见到外国人有一种恐惧感;而第一个医疗点所在的马尔格拉医院院长,从法国留学归来,对中国医生一开始并不信任。
“每次去病房,这位院长都要拿一些病人的病情考验我们。”曾任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现已离休的马振山是第一队浙江援马医疗队队长,对此记忆犹新。
一次,一个落枕病人来医院求诊,这位院长想考一考中国医生。他问来自省中医院的医师刘宽:“这个病人怎么治?”刘宽说:“用针灸治。”院长又问:“要多久才能治好?”刘宽自信地答:“一针就可以了。”果然,一针下去,那病人连声说:“阿卡依,阿卡依!”意即“好了”。这神奇的疗效,给那位院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针灸在当地有了“神针”的传说。
第一支医疗队通过自己的医德与医术,渐渐赢得了马里人民的信任,为后来陆续到来的医疗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医疗队成员一至两年轮换一次,至今已整整41年。
3部电影看了几十遍
“等我们第二支医疗队去的时候,中马之间的友谊已非常深厚,但当地经济、卫生状况等落后的面貌没有改变麻风、霍乱、疟疾等流行病到处可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教授姜节凯1970年来到马里时刚满30岁,身强力壮,但为了预防疟疾,每周二中午大家都要吃抗疟疾的药,“如果有个星期忘吃了,下个星期肯定得病。”
物资匮乏的年代,基本没什么娱乐项目,队员们自带的唯一一台小型放映机翻来覆去播放着3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这3部电影我足足看了几十遍,差不多都会背了。”姜节凯忍不住乐了。
前赴后继的中国父子兵
浙江援外41年来,众多事迹感动着国内外的人。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程纪中是位优秀的驾驶员,1984年参加中国医疗队到中非,负责后勤,工作任劳任怨。翌年3月,在一次医院电路抢修中不幸殉职,独自长眠在异国他乡。噩耗传到杭州,才17岁的儿子程军似乎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这年参加高考的他决心学医,学成后去为非洲人民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已是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脑外科医生的程军,终于成为援中非医疗队队员,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
因为优秀、敬业,中国医生经常是当地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还有不少医生荣获受援国各类荣誉勋章。
等病好了还要回来
时任浙医二院副院长的王世炯是1990年出发的第七支援中非医疗队队长,队员与当地人民建立的深厚情谊,他至今清晰记得。
“来自省中医院的孙同全,出现发烧、咳嗽症状,长时间退不下来,我们诊疗后发现他肺部有个球形阴影,由于仪器设备落后,无法排除肿瘤的可能性。”在大家再三劝说下,孙同全才同意回国治疗,但他表示,等自己病好了,一定要重新回来。
回国的诊断显示,孙同全患的是肺结核,并不是肺癌。“他立即又给我写了封信,说自己的病情没多大问题,等治疗好了立即回来。”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浙江援外医疗队于1991年8月撤回。王世炯回忆,临走的时候,当地医院工作人员都舍不得他们走,院长拉着他的手流下了眼泪,担心地说:“这一年来,医院全靠你们支撑,你们这一走,不知道医院以后如何发展。”
(摘自《文新传媒》)
虽然已经过去了39年,今年70岁的浙医二院眼科教授姜节凯,回忆起作为我省第二支赴马里医疗队成员的工作经历时,仍然印象深刻。
在新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是一种重要的援外形式。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已先后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务人员上万人次。浙江的医疗队援外经历始于1968年2月,主要承担着中国援助马里、中非和纳米比亚三个国家医疗队的选派任务。
高超技术赢得信任
1968年2月,首批浙江援外医疗队员一行19人飞抵马里。这是一支配备齐全的医疗队,有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针灸科、放射科、麻醉科的医师,还有一位手术室护士以及随行翻译。
当时许多马里群众见到外国人有一种恐惧感;而第一个医疗点所在的马尔格拉医院院长,从法国留学归来,对中国医生一开始并不信任。
“每次去病房,这位院长都要拿一些病人的病情考验我们。”曾任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现已离休的马振山是第一队浙江援马医疗队队长,对此记忆犹新。
一次,一个落枕病人来医院求诊,这位院长想考一考中国医生。他问来自省中医院的医师刘宽:“这个病人怎么治?”刘宽说:“用针灸治。”院长又问:“要多久才能治好?”刘宽自信地答:“一针就可以了。”果然,一针下去,那病人连声说:“阿卡依,阿卡依!”意即“好了”。这神奇的疗效,给那位院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针灸在当地有了“神针”的传说。
第一支医疗队通过自己的医德与医术,渐渐赢得了马里人民的信任,为后来陆续到来的医疗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医疗队成员一至两年轮换一次,至今已整整41年。
3部电影看了几十遍
“等我们第二支医疗队去的时候,中马之间的友谊已非常深厚,但当地经济、卫生状况等落后的面貌没有改变麻风、霍乱、疟疾等流行病到处可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教授姜节凯1970年来到马里时刚满30岁,身强力壮,但为了预防疟疾,每周二中午大家都要吃抗疟疾的药,“如果有个星期忘吃了,下个星期肯定得病。”
物资匮乏的年代,基本没什么娱乐项目,队员们自带的唯一一台小型放映机翻来覆去播放着3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这3部电影我足足看了几十遍,差不多都会背了。”姜节凯忍不住乐了。
前赴后继的中国父子兵
浙江援外41年来,众多事迹感动着国内外的人。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程纪中是位优秀的驾驶员,1984年参加中国医疗队到中非,负责后勤,工作任劳任怨。翌年3月,在一次医院电路抢修中不幸殉职,独自长眠在异国他乡。噩耗传到杭州,才17岁的儿子程军似乎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这年参加高考的他决心学医,学成后去为非洲人民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已是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脑外科医生的程军,终于成为援中非医疗队队员,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
因为优秀、敬业,中国医生经常是当地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还有不少医生荣获受援国各类荣誉勋章。
等病好了还要回来
时任浙医二院副院长的王世炯是1990年出发的第七支援中非医疗队队长,队员与当地人民建立的深厚情谊,他至今清晰记得。
“来自省中医院的孙同全,出现发烧、咳嗽症状,长时间退不下来,我们诊疗后发现他肺部有个球形阴影,由于仪器设备落后,无法排除肿瘤的可能性。”在大家再三劝说下,孙同全才同意回国治疗,但他表示,等自己病好了,一定要重新回来。
回国的诊断显示,孙同全患的是肺结核,并不是肺癌。“他立即又给我写了封信,说自己的病情没多大问题,等治疗好了立即回来。”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浙江援外医疗队于1991年8月撤回。王世炯回忆,临走的时候,当地医院工作人员都舍不得他们走,院长拉着他的手流下了眼泪,担心地说:“这一年来,医院全靠你们支撑,你们这一走,不知道医院以后如何发展。”
(摘自《文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