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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确立思想建党原则的重要里程碑。在《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的表现、产生的根源以及纠正方法都有了明确的表述。毛泽东党建思想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其中，思想建党是灵魂，制度治党是根本。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党建思想。严格思想建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想信念支撑；完善制度治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规矩制度保障；结合中国实际，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改革创新动力。
[关键词]古田会议；毛泽东；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 D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8）02-0071-07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对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具体情况，代表前委起草了三万余字的八个决议案，经讨论一致通过。在这八个决议案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此文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结合红四军组建以来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了形势发展及革命队伍扩大使党内、军内错误思想滋生的表现极其根源，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纠正方法，从而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整篇文章渗透着毛泽东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思想，不仅对当时治党治军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仍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思想建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灵魂所系
思想建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灵魂，为党的建设提供精神先导。作为“思想建党”原则确定的标志，古田会议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通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详细列举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表现、形成的根源及纠正方法，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问题，开辟了思想建党的成功之路，形成了党的建设独特的政治优势。
（一）坚定信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问题。同样，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文章中，也处处闪烁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睿智。诚如文中所言，这个决议“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1]（P85）。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观，根据中国红军自建立以来两年多的时间具体情况，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革命队伍的发展，不仅指出了党内的错误思想表现，而且清晰地分析了这些错误倾向的根源。此外，他还用发展、联系的观点，看到错误思想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生变化，“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P85），从而指出必须肃清这些错误思想。他多次指出，这些错误思想的出现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必须予以揭示根源，并通过实践来肃清这些错误思想，从而使党内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这篇文章是对这一结论的最好解释之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同时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在面对一系列错误思想，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实践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他认为纠正错误思想的方法不是用一种思想对抗另一种思想，脱离实践去空谈，而是通过教育广大党员，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同时在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强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加深对正确思想的理解和认同，在以后的行动中形成自觉。
（二）明辨是非，揭露错误思想的本质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揭露错误思想的本质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方面之一。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那样思想上的错误倾向，甚至是演变为错误思想。能否对这些错误思想及时认识，并揭露这些错误思想的本质，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严峻挑战。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上归纳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八种错误思想，并对每一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形成根源都进行了单独分析。他首先指出：错误思想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影响，“妨碍极大”。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出发，认为错误的思想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甚至有可能演化为阻碍中国革命胜利的“马蹄钉”。在具体分析各种错误思想之前，他经过仔细思考，指出这些错误思想形成的根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受革命形势的发展，各种阶层的人纷纷加入党和军队，以致于党外错误的思想也随之进入党内，对马克思主义带来一定的冲击。此外，毛泽东还提到，“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没有仅仅从外部客观原因分析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而且善于从党内主观因素对导致错误思想产生和发展进行分析，认识到党自身在处理这些错误思想方面存在的不足。这样，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认识的基础上，可以更加深刻揭示问题阐述的根源，从而避免认识问题片面化，也能够为更好地解决问题提供两方面的路径。
（三）崇尚学习，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学习和教育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路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在历史上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传统。这一方面是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开放性的特点分不开的，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因。在毛泽东看来，学习教育是坚定党内理想信念的重要方式，是纠正错误思想的良药。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11次提到“教育”。诚如在根源分析过程中，毛泽东就明确把“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作为根源之一。在对错误思想肃清的方法中，他也多次提出通过教育的方法。在谈到党内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时，毛泽东认为纠正的首要办法就是“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1]（P85）。在谈到“非組织观点”时，针对非组织的批评，毛泽东也指出，“纠正的办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1]（P90）。关于“主观主义”部分，毛泽东在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及根源进行揭示后，谈到根本的纠正办法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还特别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1]（P92），通过这种教育方式，使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根除主观主义的影响。在“个人主义”阐述中，毛泽东从缺乏教育来分析这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尤其指出，个人主义其中一个表现“消极怠工”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对这种错误思想的纠正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1]（P93）。在对“流寇思想”进行分析根源后，也开出了“教育”的药方，“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1]（P94）。通过对文本的考察，结合毛泽东思想的整体，不难发现，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水平，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个人信仰，从而对错误思想进行抵制。 （四）正视问题，开展党内批评活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发展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上就十分鲜明地彰显了这一点。决议认为，必须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肃清，对党内政治生活进行规范。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先后22次提“批评”，通过“批评”的方法来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他把批评分为党内批评和党外批评。在谈及“非组织观点”时，毛泽东认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1]（P90），以达到“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而非对个人的攻击，或是披着忠于党的外衣而从事对同志的批判，破坏党内团结。他格外强调党内批评的重要性，纠正非组织的观点，认为对党委或同志的批评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而非在党外进行。此外，毛泽东对党内批评的着力点、主要任务及批评方式及对待态度方面都有了较为清晰的阐述。他谈到，批评的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1]（P91），而不是关注与政治、组织无关的方面，避免党内出现“因小失大”“噤若寒蝉”的现象。在党内批评方式上，毛泽东指出，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1]（P92），不能从主观出发，无依据的指责、批评，犯主观主义错误。对于受到批评的同志，毛泽东特别指出，要认真接受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纠正“报复主义”，在党内外伺机找茬，这对党的战斗力起着严重的削弱作用，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党外批评是毛泽东思想建党的路径之一。他认为通过外界的监督、批评能够避免党内错误思想的继续，促进党的自身建设，达到从严治党的效果。在古田会议上，为了肃清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提出，“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1]（P88）。进行组织之间的监督、群众政权机关的监督，多元化党的批评方式，这些都对于肃清党内错误思想，树立正确的思想，坚定党组织及党员的理想信念起着督促作用。
二、制度治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根本所在
制度治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根本，为党的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一定程度上讲，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治党史。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按照马克思主义制定了规章纲领。中共一大制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共二大制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一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不断成熟。制度治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通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鲜明地表达了其建立制度、依靠制度、运用制度来治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一）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确保政党有效运行
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长期性、约束性等特点。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和军队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确保中国共产党在规矩下运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既定的制度下运行。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移到井冈山。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寻求继续进行革命的路径。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军事领导权，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党代表制度。为了在军队中扩大民主，保证士兵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这项制度的建立为红军在革命过程中，发扬军内民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1]（P86～87），从而导致党内军内的组织工作成了被取消的状态。他认为这是对制度没能坚守而形成的。为此，在纠正方法中他提到，要“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1]（P88）。这种在军内制定的法规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制度治党的具体体现。此外，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还多次提到进行社会调查，进行社会实践。尤其是在谈到“主观主义”时，在分析表象及根源后，毛泽东对此提出的纠正方法就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P92）。他的这种强调社会调查的观点在后来也逐渐形成为党的社会调查制度，红军政治部并为此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1]（P118）以期更好地了解实际情况，脱离主观主义的影响。在对“盲动主义残余”纠正方法上，毛泽东也强调“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1]（P95），重视制度在纠正错误思想过程中的作用。除了对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他还强调对错误的制度予以取消。在谈到“盲动主义残余”表现上，他指出“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1]（P95），是盲动主义思想在军内的残余表现。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与党和军队的根本制度相违背的，是盲动主义的表现，是应该予以肃清的。
（二）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重要制度之一。民主集中制最早起源并应用于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建设中的应用。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充分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对各种错误思想提出纠正的方法。无论是在“关于单纯军事观点”部分提出“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1]（P88），要求党内发扬民主，经过讨论而后决策，还是在“关于非组织观点”的阐述中，毛泽东把“少数不服从多数”作为其表现之一，并为此提出了纠正方法，“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党内民主。党内的民主意见充分表达后，则要按照“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1]（P89～90）这一規矩，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要使广大党员对于会议决定有坚决的拥护。毛泽东制度治党思想中民主集中制观点，还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对“关于极端民主化”的论述上。他首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进行了分析，对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接下来，他在纠正的办法中着重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首先，强调政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指出，党的机关在民主集中制中占据着中枢领导的地位，要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上级机关要利用社会调查，充分发挥民主。毛泽东强调，“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第三，强调决议的约束性。毛泽东指出，“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1]（P89），务必坚决执行通过讨论而形成的决议。第四，决议要有较强的执行力。下级机关要对上级机关形成的决议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做好动员，严格落实。下级机关可以通过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会议乃至更大规模的会议来组织党员进行学习，了解上级决议的内容，通过讨论，制定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法。 （三）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规范党内组织生活秩序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良好的党内组织生活氛围。受革命形势变化和革命队伍成员扩大的影响，土地革命初期，党内、军内出现了错误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讲，根源就在于党员没有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名党员的政治身份，漠视了组织生活，游离于组织之外，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上对《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把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这一思想贯穿于行文始终，要求广大党员增强党的意识，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首先，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必须坚持会议制度。毛泽东指出，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党支部会议是党员发扬党内民主、集体讨论的一种有效途径。在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过程中，“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1]（P88），强调党的会议的重要性。在对上级指示进行宣传时，也要通过“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1]（P89）来进行动员广大党员深化认识，付诸实践。其次，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必须坚持民主生活会。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党内民主的作用，他在谈及“关于非组织观点”时，对于纠正少数不服从多数思想提到了“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民主生活会不是走形式，装样子，而是把解决问题作为主要目标而进行。再次，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必须坚持谈心谈话制度。毛泽东认为，党内错误思想虽然多种多样，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科学指导，但是，这些错误思想归根结底只是存在于部分党员、士兵头脑中，尤其是近两年新加入的党员思想中。他清楚认识到“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导致错误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通过整体教育和个别谈话，帮助有错误思想的党员改正看法，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纠正不正确思想的重要方法之一。最后，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领导干部必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党的领导机关对下级机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党的领导干部在对广大党员思想认识和行为实践方面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抓住了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就抓住了纠正错误思想的把手。在处理各种错误思想的方法中，毛泽东都强调了领导干部思想、决策的重要性，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发挥模范作用。
三、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党建思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进程
开展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探寻并把握无产阶级政党从严治党的一般规律，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提供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内在的各要素出发，从整体上来推进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还需要立足于深化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建设的实际，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在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从严治党往纵深方向发展。这是当前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发出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最强音。
（一）严格思想建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想信念支撑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党，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像天空中的风筝，随风摆动，飘忽不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犹如旗杆上的红旗，立稳脚跟，迎风飘扬。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严格思想建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想信念支撑。
思想建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正确思想的引领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精神引领，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各种思想纷纷涌入中国，出现思想多元化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能否抓住发展的机遇，从容应对面临的挑战，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全面从严治党，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在党的思想建党上从严做起。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近十几年的发展，当前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纷繁交错，充斥着国人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备论证马克思主义集科学性与革命性为一体的理论本领，同时应该具备揭露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干扰的能力。广大党员也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信念。“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2]（P7），全体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政治思想认识，不断提升自身理论认知水平。在新媒体技术的环境下，广大党员要主动应用互联网技术，在高科技的帮助下深化对党中央精神的认识和了解。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自主学习和集体学习并存的方式，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此外，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组织党员集体讨论，领会会议精神和上级指示，从而更好地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和落实，建设好“学习型”社会主义政党，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崇尚学习的优良传统作风。此外，在党内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错误思想及时发现、及时改正，也是思想建党的重要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制度化，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思想引导。
（二）完善制度治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规矩制度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思想引导，也要靠制度保障。纵观中共党史，制度治党历来是党进行自身建设的重要法宝之一。从建党之初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到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从革命时期的为了适应战争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而完善的制度，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制度治党的思想。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P333）。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尤其是重视从制度上治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必须一贯继续重视制度治党，为管党治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强调制度治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既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又从民主集中制、严格党内组织生活等方面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党建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关于制度治党的思想，用健全的制度为党的自身建设和治理在规矩、制度上提供有力支撑。强化规矩、制度的落实，用制度的执行力度评判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用制度的效果程度评定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党的规矩不仅包括党章党规，而且包括党的纪律、国家法律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培育和践行规矩意识是广大党员依规治党的首要前提。广大党员同志应该形成依规治党的应有政治心态，尊崇党章、敬畏规矩、严守制度。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也应该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维护中央权威；充分发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把党内民主作为维护党员权利的一条重要途径。党内监督是制度治党的关键所在。“信任不能代替监督”[4]（P2）。在对同志信任的基础上，党内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监督能够把权力关进牢笼里，减少出现权力错位、越位、缺位现象的发生，纯洁党的队伍，使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减少腐败对政党肌体的侵蚀。完善党的其他制度，构建完善的党内制度体系，通过监督和其他权力制约方式，保证制度的顺利执行，从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保障。
（三）结合中国实际，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改革创新动力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根植于中国具体实际。无论是“思想建党”的“思想”，还是“制度治党”的“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属于形而上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其起决定因素的经济基础的影响。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中不难看出，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具体相结合而发展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澤东思想，用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和党的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结合中国实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范畴里进行管党、治党，从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改革创新动力。
中国实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源。认识了中国实际，就找到了在实践中改革的引擎；不了解中国实际，必然会在理论上和具体实践上犯错，甚至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重视实际和注重社会调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结合当时的具体革命形势和实际情况，不仅对错误思想的表象清晰认识，而且对错误思想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纠正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了历史性地突破和发展，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政府作为“有形的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宏观调控的作用，缓解市场的缺陷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既定日期即将到来，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还有不长的时间，然而，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还有较长的路需要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所处的环境，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历史重任。只有对国际国内情况认识清楚，才能够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管党、治党，才是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脱离了中国实际，错误思想会如历史般重现，党的建设会走向邪路，甚至回头路。唯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清实际，从实际出发，才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进程，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M].人民出版社，2016.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4]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M].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梁一群
[关键词]古田会议；毛泽东；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 D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8）02-0071-07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对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具体情况，代表前委起草了三万余字的八个决议案，经讨论一致通过。在这八个决议案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此文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结合红四军组建以来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了形势发展及革命队伍扩大使党内、军内错误思想滋生的表现极其根源，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纠正方法，从而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整篇文章渗透着毛泽东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思想，不仅对当时治党治军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仍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思想建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灵魂所系
思想建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灵魂，为党的建设提供精神先导。作为“思想建党”原则确定的标志，古田会议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通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详细列举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表现、形成的根源及纠正方法，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问题，开辟了思想建党的成功之路，形成了党的建设独特的政治优势。
（一）坚定信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问题。同样，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文章中，也处处闪烁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睿智。诚如文中所言，这个决议“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1]（P85）。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观，根据中国红军自建立以来两年多的时间具体情况，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革命队伍的发展，不仅指出了党内的错误思想表现，而且清晰地分析了这些错误倾向的根源。此外，他还用发展、联系的观点，看到错误思想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生变化，“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P85），从而指出必须肃清这些错误思想。他多次指出，这些错误思想的出现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必须予以揭示根源，并通过实践来肃清这些错误思想，从而使党内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这篇文章是对这一结论的最好解释之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同时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在面对一系列错误思想，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实践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他认为纠正错误思想的方法不是用一种思想对抗另一种思想，脱离实践去空谈，而是通过教育广大党员，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同时在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强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加深对正确思想的理解和认同，在以后的行动中形成自觉。
（二）明辨是非，揭露错误思想的本质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揭露错误思想的本质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方面之一。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那样思想上的错误倾向，甚至是演变为错误思想。能否对这些错误思想及时认识，并揭露这些错误思想的本质，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严峻挑战。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上归纳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八种错误思想，并对每一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形成根源都进行了单独分析。他首先指出：错误思想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影响，“妨碍极大”。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出发，认为错误的思想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甚至有可能演化为阻碍中国革命胜利的“马蹄钉”。在具体分析各种错误思想之前，他经过仔细思考，指出这些错误思想形成的根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受革命形势的发展，各种阶层的人纷纷加入党和军队，以致于党外错误的思想也随之进入党内，对马克思主义带来一定的冲击。此外，毛泽东还提到，“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没有仅仅从外部客观原因分析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而且善于从党内主观因素对导致错误思想产生和发展进行分析，认识到党自身在处理这些错误思想方面存在的不足。这样，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认识的基础上，可以更加深刻揭示问题阐述的根源，从而避免认识问题片面化，也能够为更好地解决问题提供两方面的路径。
（三）崇尚学习，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学习和教育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路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在历史上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传统。这一方面是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开放性的特点分不开的，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因。在毛泽东看来，学习教育是坚定党内理想信念的重要方式，是纠正错误思想的良药。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11次提到“教育”。诚如在根源分析过程中，毛泽东就明确把“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作为根源之一。在对错误思想肃清的方法中，他也多次提出通过教育的方法。在谈到党内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时，毛泽东认为纠正的首要办法就是“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1]（P85）。在谈到“非組织观点”时，针对非组织的批评，毛泽东也指出，“纠正的办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1]（P90）。关于“主观主义”部分，毛泽东在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及根源进行揭示后，谈到根本的纠正办法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还特别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1]（P92），通过这种教育方式，使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根除主观主义的影响。在“个人主义”阐述中，毛泽东从缺乏教育来分析这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尤其指出，个人主义其中一个表现“消极怠工”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对这种错误思想的纠正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1]（P93）。在对“流寇思想”进行分析根源后，也开出了“教育”的药方，“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1]（P94）。通过对文本的考察，结合毛泽东思想的整体，不难发现，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水平，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个人信仰，从而对错误思想进行抵制。 （四）正视问题，开展党内批评活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发展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上就十分鲜明地彰显了这一点。决议认为，必须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肃清，对党内政治生活进行规范。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先后22次提“批评”，通过“批评”的方法来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他把批评分为党内批评和党外批评。在谈及“非组织观点”时，毛泽东认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1]（P90），以达到“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而非对个人的攻击，或是披着忠于党的外衣而从事对同志的批判，破坏党内团结。他格外强调党内批评的重要性，纠正非组织的观点，认为对党委或同志的批评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而非在党外进行。此外，毛泽东对党内批评的着力点、主要任务及批评方式及对待态度方面都有了较为清晰的阐述。他谈到，批评的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1]（P91），而不是关注与政治、组织无关的方面，避免党内出现“因小失大”“噤若寒蝉”的现象。在党内批评方式上，毛泽东指出，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1]（P92），不能从主观出发，无依据的指责、批评，犯主观主义错误。对于受到批评的同志，毛泽东特别指出，要认真接受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纠正“报复主义”，在党内外伺机找茬，这对党的战斗力起着严重的削弱作用，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党外批评是毛泽东思想建党的路径之一。他认为通过外界的监督、批评能够避免党内错误思想的继续，促进党的自身建设，达到从严治党的效果。在古田会议上，为了肃清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提出，“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1]（P88）。进行组织之间的监督、群众政权机关的监督，多元化党的批评方式，这些都对于肃清党内错误思想，树立正确的思想，坚定党组织及党员的理想信念起着督促作用。
二、制度治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根本所在
制度治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根本，为党的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一定程度上讲，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治党史。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按照马克思主义制定了规章纲领。中共一大制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共二大制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一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不断成熟。制度治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通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鲜明地表达了其建立制度、依靠制度、运用制度来治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一）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确保政党有效运行
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长期性、约束性等特点。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和军队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确保中国共产党在规矩下运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既定的制度下运行。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移到井冈山。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寻求继续进行革命的路径。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军事领导权，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党代表制度。为了在军队中扩大民主，保证士兵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这项制度的建立为红军在革命过程中，发扬军内民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1]（P86～87），从而导致党内军内的组织工作成了被取消的状态。他认为这是对制度没能坚守而形成的。为此，在纠正方法中他提到，要“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1]（P88）。这种在军内制定的法规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制度治党的具体体现。此外，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还多次提到进行社会调查，进行社会实践。尤其是在谈到“主观主义”时，在分析表象及根源后，毛泽东对此提出的纠正方法就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P92）。他的这种强调社会调查的观点在后来也逐渐形成为党的社会调查制度，红军政治部并为此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1]（P118）以期更好地了解实际情况，脱离主观主义的影响。在对“盲动主义残余”纠正方法上，毛泽东也强调“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1]（P95），重视制度在纠正错误思想过程中的作用。除了对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他还强调对错误的制度予以取消。在谈到“盲动主义残余”表现上，他指出“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1]（P95），是盲动主义思想在军内的残余表现。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与党和军队的根本制度相违背的，是盲动主义的表现，是应该予以肃清的。
（二）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重要制度之一。民主集中制最早起源并应用于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建设中的应用。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充分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对各种错误思想提出纠正的方法。无论是在“关于单纯军事观点”部分提出“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1]（P88），要求党内发扬民主，经过讨论而后决策，还是在“关于非组织观点”的阐述中，毛泽东把“少数不服从多数”作为其表现之一，并为此提出了纠正方法，“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党内民主。党内的民主意见充分表达后，则要按照“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1]（P89～90）这一規矩，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要使广大党员对于会议决定有坚决的拥护。毛泽东制度治党思想中民主集中制观点，还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对“关于极端民主化”的论述上。他首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进行了分析，对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接下来，他在纠正的办法中着重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首先，强调政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指出，党的机关在民主集中制中占据着中枢领导的地位，要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上级机关要利用社会调查，充分发挥民主。毛泽东强调，“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第三，强调决议的约束性。毛泽东指出，“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1]（P89），务必坚决执行通过讨论而形成的决议。第四，决议要有较强的执行力。下级机关要对上级机关形成的决议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做好动员，严格落实。下级机关可以通过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会议乃至更大规模的会议来组织党员进行学习，了解上级决议的内容，通过讨论，制定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法。 （三）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规范党内组织生活秩序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良好的党内组织生活氛围。受革命形势变化和革命队伍成员扩大的影响，土地革命初期，党内、军内出现了错误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讲，根源就在于党员没有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名党员的政治身份，漠视了组织生活，游离于组织之外，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上对《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把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这一思想贯穿于行文始终，要求广大党员增强党的意识，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首先，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必须坚持会议制度。毛泽东指出，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党支部会议是党员发扬党内民主、集体讨论的一种有效途径。在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过程中，“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1]（P88），强调党的会议的重要性。在对上级指示进行宣传时，也要通过“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1]（P89）来进行动员广大党员深化认识，付诸实践。其次，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必须坚持民主生活会。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党内民主的作用，他在谈及“关于非组织观点”时，对于纠正少数不服从多数思想提到了“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民主生活会不是走形式，装样子，而是把解决问题作为主要目标而进行。再次，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必须坚持谈心谈话制度。毛泽东认为，党内错误思想虽然多种多样，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科学指导，但是，这些错误思想归根结底只是存在于部分党员、士兵头脑中，尤其是近两年新加入的党员思想中。他清楚认识到“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导致错误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通过整体教育和个别谈话，帮助有错误思想的党员改正看法，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纠正不正确思想的重要方法之一。最后，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领导干部必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党的领导机关对下级机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党的领导干部在对广大党员思想认识和行为实践方面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抓住了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就抓住了纠正错误思想的把手。在处理各种错误思想的方法中，毛泽东都强调了领导干部思想、决策的重要性，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发挥模范作用。
三、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党建思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进程
开展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探寻并把握无产阶级政党从严治党的一般规律，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提供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内在的各要素出发，从整体上来推进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还需要立足于深化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建设的实际，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在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从严治党往纵深方向发展。这是当前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发出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最强音。
（一）严格思想建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想信念支撑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党，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像天空中的风筝，随风摆动，飘忽不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犹如旗杆上的红旗，立稳脚跟，迎风飘扬。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严格思想建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想信念支撑。
思想建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为中国共产党在正确思想的引领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精神引领，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各种思想纷纷涌入中国，出现思想多元化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能否抓住发展的机遇，从容应对面临的挑战，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全面从严治党，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在党的思想建党上从严做起。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近十几年的发展，当前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纷繁交错，充斥着国人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备论证马克思主义集科学性与革命性为一体的理论本领，同时应该具备揭露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干扰的能力。广大党员也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信念。“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2]（P7），全体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政治思想认识，不断提升自身理论认知水平。在新媒体技术的环境下，广大党员要主动应用互联网技术，在高科技的帮助下深化对党中央精神的认识和了解。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自主学习和集体学习并存的方式，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此外，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组织党员集体讨论，领会会议精神和上级指示，从而更好地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和落实，建设好“学习型”社会主义政党，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崇尚学习的优良传统作风。此外，在党内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错误思想及时发现、及时改正，也是思想建党的重要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常态化、制度化，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思想引导。
（二）完善制度治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规矩制度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思想引导，也要靠制度保障。纵观中共党史，制度治党历来是党进行自身建设的重要法宝之一。从建党之初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到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从革命时期的为了适应战争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而完善的制度，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制度治党的思想。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P333）。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尤其是重视从制度上治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必须一贯继续重视制度治党，为管党治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强调制度治党，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既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又从民主集中制、严格党内组织生活等方面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党建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关于制度治党的思想，用健全的制度为党的自身建设和治理在规矩、制度上提供有力支撑。强化规矩、制度的落实，用制度的执行力度评判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用制度的效果程度评定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党的规矩不仅包括党章党规，而且包括党的纪律、国家法律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培育和践行规矩意识是广大党员依规治党的首要前提。广大党员同志应该形成依规治党的应有政治心态，尊崇党章、敬畏规矩、严守制度。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也应该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维护中央权威；充分发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把党内民主作为维护党员权利的一条重要途径。党内监督是制度治党的关键所在。“信任不能代替监督”[4]（P2）。在对同志信任的基础上，党内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监督能够把权力关进牢笼里，减少出现权力错位、越位、缺位现象的发生，纯洁党的队伍，使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减少腐败对政党肌体的侵蚀。完善党的其他制度，构建完善的党内制度体系，通过监督和其他权力制约方式，保证制度的顺利执行，从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保障。
（三）结合中国实际，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改革创新动力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根植于中国具体实际。无论是“思想建党”的“思想”，还是“制度治党”的“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属于形而上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其起决定因素的经济基础的影响。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中不难看出，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具体相结合而发展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澤东思想，用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和党的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结合中国实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范畴里进行管党、治党，从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改革创新动力。
中国实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源。认识了中国实际，就找到了在实践中改革的引擎；不了解中国实际，必然会在理论上和具体实践上犯错，甚至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重视实际和注重社会调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毛泽东结合当时的具体革命形势和实际情况，不仅对错误思想的表象清晰认识，而且对错误思想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纠正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了历史性地突破和发展，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政府作为“有形的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宏观调控的作用，缓解市场的缺陷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既定日期即将到来，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还有不长的时间，然而，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还有较长的路需要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所处的环境，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历史重任。只有对国际国内情况认识清楚，才能够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管党、治党，才是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脱离了中国实际，错误思想会如历史般重现，党的建设会走向邪路，甚至回头路。唯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清实际，从实际出发，才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进程，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M].人民出版社，2016.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4]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M].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梁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