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2年，当时已是处级干部的冯仑，选择了弃官下海。郭广昌刚满25岁，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才3年。陈东升35岁，已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官至副局级。
然而，他们的命运因为邓小平这一年的南国之旅而改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制度的创新，伴随的是一波波下海创业的浪潮。
新势力崛起
事实上，邓小平第一次著名的南巡是1984年。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年，“下海”的冲动席卷大江南北各个阶层。以此为契机开始的八年，无数创业家作为一股新的势力崛起于国企羽翼之下，崛起于穷乡僻壤之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在多年后成为中国企业的标杆人物。
1984年，广东顺德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作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敲打出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嚎啕大哭。当年10月，顺德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品牌“容声”，潘宁出任厂长，后来这家小厂更名“科龙”。
跟潘宁一样，远在温州柳市的南存辉卖了自家房屋凑起5万元，和几个朋友建起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朋友之中，有他的小学同班同学胡成中。多年后两人一分为二，分别成立正泰和德力西。
在深圳，王石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是万科的前身；在山东青岛，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多年后这家厂更名“海尔”；在中科院20平米的门房里，联想诞生。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对中科院领导说：“将来我们的公司会成为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1984年，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颇受器重。直到某天单位新分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带着她领办公桌椅。这位同事百般挑剔，挑了足足一个小时都没确定。潘石屹忍不住劝她凑合着用。没想到她十分认真地回答：“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让潘石屹打了个寒噤，“难道我这一生就要与一套桌椅共度？”春节一过，潘石屹毅然辞职南下。因为没有边境通行证，他只能从铁丝网下面的洞偷爬进深圳特区，当时他的身上只剩30多块钱。
无疑，创业的激情激励着千千万万像潘石屹这样的青年人。但这一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活得好。1984年，梁稳根组了个“贩羊组”，买了一大批羊。结果偶然得知羊要跌价，他赶紧给同伴发电报，“羊不要，毛留。”同伴莫名其妙。接报的电报局更认定这是特务暗号，当地派出所立刻把他的同伴监控起来，梁稳根赶到澄清才得以脱身。
在四川养鸡的刘永好，更是直接面对生死存亡。有个客户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欣喜的他赶紧借钱买种蛋。没想到，先期2万只小鸡孵出来交货后，客户就跑得无影无踪。眼看剩下的小鸡就要孵出来，而他已经没钱买饲料，又恰逢农忙，小鸡卖不出去。他走投无路，只能跟几个兄弟商量，“究竟是从岷江桥上跳下去，还是隐姓埋名跑去新疆？”
新时代来临
经历三年多高速成长，1988年3月，邓小平决定从上海开始破除“价格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由此却引发席卷全国的“抢购风”。当年10月，“物价闯关”宣告失利，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中央启动改革开放后第三次宏观调控。
1989年2月，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吹响了渐变式改革的号角。1990年，中央开启新一轮“海南热”，确立浦东开发政策。在深圳和上海，中国资本市场初现“双市格局”。尽管1991年的中国还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但突变前夜已经到来。
不夸张地说，1992年的深圳是一座正在尽情“燃烧”的城市，并且带着整个中国为之癫狂。这一年的3月26日，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长篇通讯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国人创业创富“新时代”的来临。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短短数月内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称，人数最多的一天，深圳市政府接待办同时迎接60批考察团。
这一年8月，唐万新带了5000人从乌鲁木齐奔赴深圳。这些人露宿深圳街头，通宵达旦三天守候，只为获取一张新股发行的抽签表。最终，共有100多万人加入到抽签买股票的行，并导致震惊全国的“810股灾”。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9家特大型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5月21日，上海股市价格全面放开。
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郭广昌看到了另一种生活，他拿出原本准备用来出国留学的3.8万元开始创业。郭广昌和他的复星集团，从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街头做市场调研开始，短短20年内，成为一家管理资产超过1350亿元的投资集团，即便如美国凯雷集团、保德信金融集团这样的全球投资巨擘，也已经是郭广昌的座上宾。
远在北京的陈东升也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第二年，他辞职下海，创建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之后，他又组建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年后的今天，郭广昌和陈东升都成了企业家的“榜样”，虽然他们自己戏称，一个人的头发少了，一个人的头发白了。
前仆而后继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人们的问候语里也多了几分“财气”，《人民日报》甚至也刊发了题为“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继第一波下海热潮之后，以陈志列、俞敏洪、刘晓光、傅军等为代表的“60后”企业家前仆后继，集体下海，创办实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十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1992年，深圳带给陈志列的感受是新奇、刺激和震撼。，并导致震惊全国的“810股灾”。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9家特大型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5月21日，上海股市价格全面放开。
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郭广昌看到了另一种生活，他拿出原本准备用来出国留学的3.8万元开始创业。郭广昌和他的复星集团，从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街头做市场调研开始，短短20年内，成为一家管理资产超过1350亿元的投资集团，即便如美国凯雷集团、保德信金融集团这样的全球投资巨擘，也已经是郭广昌的座上宾。
远在北京的陈东升也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第二年，他辞职下海，创建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之后，他又组建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年后的今天，郭广昌和陈东升都成了企业家的“榜样”，虽然他们自己戏称，一个人的头发少了，一个人的头发白了。
前仆而后继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人们的问候语里也多了几分“财气”，《人民日报》甚至也刊发了题为“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继第一波下海热潮之后，以陈志列、俞敏洪、刘晓光、傅军等为代表的“60后”企业家前仆后继，集体下海，创办实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十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1992年，深圳带给陈志列的感受是新奇、刺激和震撼。
正天置业有限公司，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第二年，傅军进军北京通州区，先后开发了新华联家园、新华联锦园、北京青年城三个楼盘。如今，低调傅军率领的新华联旗下的相关产业却鼎鼎大名：金六福、香格里拉藏秘、猎豹越野吉普、华联炻瓷、新华联地产、通化葡萄酒……
1995年，时任北京市计委副主任的刘晓光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组织上指派他去完成一桩整合国有资产的重要任务。
1995年10月，原北京市市属的170多家企业重组成为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刘晓光任总经理，开始运用资本的方式重组、重塑国资。
1997年9月22日，首创集团下属公司北京阳光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成功收购上市公司广西虎威，借壳上市成功。一年之后，首创集团被北京市政府确定为四大融资窗口之一。
1992年，冯仑、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组成的“万通六兄弟”远赴海南“淘金”。到了海南，冯仑倒卖批文，炒作土地，自称“过着江湖游侠般的日子”。
当时，海南很多楼盘一拿到批文，就登广告，地基尚未浇灌，价格就已驴打滚似地翻了几倍。一天，冯仑提着一箱橘子去规划局“走后门”，看到一份内部材料写着，海南报建面积已达到50平方米/人，足足是北京的7倍！冯仑大吃一惊，与“兄弟们”带着尚冒着热气的第一桶金逃回北京。
果不其然，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900万元一亩的地，隔天就只值90万元。
这便是1992-1998年的典型场景：机会随处可见，却也跌宕起伏，暗藏沟壑，创业者需要在理性与胆识二者之间妥善权衡。
陈东升，率先提出“92派”的概念，涵盖所有“南巡”前后前仆后继的创业者。这是一个受教育程度更高、机会捕捉更灵敏的群体；同时，“92派”面对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狂热市场，阵阵热浪逼迫下，理性渐渐弱势于偏执机会的胆识。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涤荡，时间变得流畅，空间变得平坦。殊途同归，前后两拨创业家们在不同的路口相遇。
在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的双重支持下，出身贫寒的优秀青年成长为创业精英，他们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结束野蛮的原始积累后，创业家们开始破茧成蝶，思考企业的命运和归属。他们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整体认知，创意和资本成为最具魅力而富有内涵的词汇。正像郭广昌所感叹的：“这些在过去都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国家的梦想有多大，决定了企业家的天地有多大。”
然而，他们的命运因为邓小平这一年的南国之旅而改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制度的创新，伴随的是一波波下海创业的浪潮。
新势力崛起
事实上，邓小平第一次著名的南巡是1984年。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年，“下海”的冲动席卷大江南北各个阶层。以此为契机开始的八年，无数创业家作为一股新的势力崛起于国企羽翼之下，崛起于穷乡僻壤之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在多年后成为中国企业的标杆人物。
1984年，广东顺德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作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敲打出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嚎啕大哭。当年10月，顺德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品牌“容声”，潘宁出任厂长，后来这家小厂更名“科龙”。
跟潘宁一样，远在温州柳市的南存辉卖了自家房屋凑起5万元，和几个朋友建起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朋友之中，有他的小学同班同学胡成中。多年后两人一分为二，分别成立正泰和德力西。
在深圳，王石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是万科的前身；在山东青岛，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多年后这家厂更名“海尔”；在中科院20平米的门房里，联想诞生。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对中科院领导说：“将来我们的公司会成为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1984年，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颇受器重。直到某天单位新分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带着她领办公桌椅。这位同事百般挑剔，挑了足足一个小时都没确定。潘石屹忍不住劝她凑合着用。没想到她十分认真地回答：“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让潘石屹打了个寒噤，“难道我这一生就要与一套桌椅共度？”春节一过，潘石屹毅然辞职南下。因为没有边境通行证，他只能从铁丝网下面的洞偷爬进深圳特区，当时他的身上只剩30多块钱。
无疑，创业的激情激励着千千万万像潘石屹这样的青年人。但这一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活得好。1984年，梁稳根组了个“贩羊组”，买了一大批羊。结果偶然得知羊要跌价，他赶紧给同伴发电报，“羊不要，毛留。”同伴莫名其妙。接报的电报局更认定这是特务暗号，当地派出所立刻把他的同伴监控起来，梁稳根赶到澄清才得以脱身。
在四川养鸡的刘永好，更是直接面对生死存亡。有个客户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欣喜的他赶紧借钱买种蛋。没想到，先期2万只小鸡孵出来交货后，客户就跑得无影无踪。眼看剩下的小鸡就要孵出来，而他已经没钱买饲料，又恰逢农忙，小鸡卖不出去。他走投无路，只能跟几个兄弟商量，“究竟是从岷江桥上跳下去，还是隐姓埋名跑去新疆？”
新时代来临
经历三年多高速成长，1988年3月，邓小平决定从上海开始破除“价格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由此却引发席卷全国的“抢购风”。当年10月，“物价闯关”宣告失利，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中央启动改革开放后第三次宏观调控。
1989年2月，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吹响了渐变式改革的号角。1990年，中央开启新一轮“海南热”，确立浦东开发政策。在深圳和上海，中国资本市场初现“双市格局”。尽管1991年的中国还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但突变前夜已经到来。
不夸张地说，1992年的深圳是一座正在尽情“燃烧”的城市，并且带着整个中国为之癫狂。这一年的3月26日，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长篇通讯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国人创业创富“新时代”的来临。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短短数月内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称，人数最多的一天，深圳市政府接待办同时迎接60批考察团。
这一年8月，唐万新带了5000人从乌鲁木齐奔赴深圳。这些人露宿深圳街头，通宵达旦三天守候，只为获取一张新股发行的抽签表。最终，共有100多万人加入到抽签买股票的行，并导致震惊全国的“810股灾”。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9家特大型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5月21日，上海股市价格全面放开。
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郭广昌看到了另一种生活，他拿出原本准备用来出国留学的3.8万元开始创业。郭广昌和他的复星集团，从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街头做市场调研开始，短短20年内，成为一家管理资产超过1350亿元的投资集团，即便如美国凯雷集团、保德信金融集团这样的全球投资巨擘，也已经是郭广昌的座上宾。
远在北京的陈东升也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第二年，他辞职下海，创建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之后，他又组建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年后的今天，郭广昌和陈东升都成了企业家的“榜样”，虽然他们自己戏称，一个人的头发少了，一个人的头发白了。
前仆而后继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人们的问候语里也多了几分“财气”，《人民日报》甚至也刊发了题为“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继第一波下海热潮之后，以陈志列、俞敏洪、刘晓光、傅军等为代表的“60后”企业家前仆后继，集体下海，创办实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十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1992年，深圳带给陈志列的感受是新奇、刺激和震撼。，并导致震惊全国的“810股灾”。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9家特大型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5月21日，上海股市价格全面放开。
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郭广昌看到了另一种生活，他拿出原本准备用来出国留学的3.8万元开始创业。郭广昌和他的复星集团，从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街头做市场调研开始，短短20年内，成为一家管理资产超过1350亿元的投资集团，即便如美国凯雷集团、保德信金融集团这样的全球投资巨擘，也已经是郭广昌的座上宾。
远在北京的陈东升也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第二年，他辞职下海，创建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之后，他又组建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年后的今天，郭广昌和陈东升都成了企业家的“榜样”，虽然他们自己戏称，一个人的头发少了，一个人的头发白了。
前仆而后继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人们的问候语里也多了几分“财气”，《人民日报》甚至也刊发了题为“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继第一波下海热潮之后，以陈志列、俞敏洪、刘晓光、傅军等为代表的“60后”企业家前仆后继，集体下海，创办实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十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1992年，深圳带给陈志列的感受是新奇、刺激和震撼。
正天置业有限公司，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第二年，傅军进军北京通州区，先后开发了新华联家园、新华联锦园、北京青年城三个楼盘。如今，低调傅军率领的新华联旗下的相关产业却鼎鼎大名：金六福、香格里拉藏秘、猎豹越野吉普、华联炻瓷、新华联地产、通化葡萄酒……
1995年，时任北京市计委副主任的刘晓光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组织上指派他去完成一桩整合国有资产的重要任务。
1995年10月，原北京市市属的170多家企业重组成为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刘晓光任总经理，开始运用资本的方式重组、重塑国资。
1997年9月22日，首创集团下属公司北京阳光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成功收购上市公司广西虎威，借壳上市成功。一年之后，首创集团被北京市政府确定为四大融资窗口之一。
1992年，冯仑、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组成的“万通六兄弟”远赴海南“淘金”。到了海南，冯仑倒卖批文，炒作土地，自称“过着江湖游侠般的日子”。
当时，海南很多楼盘一拿到批文，就登广告，地基尚未浇灌，价格就已驴打滚似地翻了几倍。一天，冯仑提着一箱橘子去规划局“走后门”，看到一份内部材料写着，海南报建面积已达到50平方米/人，足足是北京的7倍！冯仑大吃一惊，与“兄弟们”带着尚冒着热气的第一桶金逃回北京。
果不其然，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900万元一亩的地，隔天就只值90万元。
这便是1992-1998年的典型场景：机会随处可见，却也跌宕起伏，暗藏沟壑，创业者需要在理性与胆识二者之间妥善权衡。
陈东升，率先提出“92派”的概念，涵盖所有“南巡”前后前仆后继的创业者。这是一个受教育程度更高、机会捕捉更灵敏的群体；同时，“92派”面对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狂热市场，阵阵热浪逼迫下，理性渐渐弱势于偏执机会的胆识。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涤荡，时间变得流畅，空间变得平坦。殊途同归，前后两拨创业家们在不同的路口相遇。
在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的双重支持下，出身贫寒的优秀青年成长为创业精英，他们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结束野蛮的原始积累后，创业家们开始破茧成蝶，思考企业的命运和归属。他们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整体认知，创意和资本成为最具魅力而富有内涵的词汇。正像郭广昌所感叹的：“这些在过去都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国家的梦想有多大，决定了企业家的天地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