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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经济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程，近期正在进入下半程，很可能面临更困难的局面和更严峻的挑战。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刘世锦说。
他认为，从需求的角度来看，高投资要调整到位;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必须大幅度去产能。这样才能和已经下降的需求相适应，才会找到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再平衡”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转折，降至近年来的最低水平，高增长、高投资模式即将触底;在制造业方面，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此外，在互联网 的推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高潮。这些都是经济转型的具体体现。
就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以及宏观经济走向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在7月20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
刘世锦自1994年4月起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长期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回落到7%？
刘世锦：7%的增长是最近一些年来的新低，但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具有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正在转变为更多地依靠消费、依靠服务业、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
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后，所面临的问题、矛盾和挑战必然多于其他时期，但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来看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均属不容易。总的来说，7%的增长速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你领衔开展《中国经济十年展望2015-2024：攀登效率高地》课题的研究，请问开展该课题研究的背景是什么？
刘世锦：《攀登效率高地》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连续性成果。研究内容以十年为框架，观察在未来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状态，同时书中会列有一些重要指标。
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之上，我们分析预测短期的经济态势，包括上一年经济增长的状况，以及下一年经济增长的前景，再过一年，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十年增长的框架做一些调整，然后再次做一个短期分析。
《攀登效率高地》这本书中，基本判断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下一步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仅仅是哪一个部门或者是哪一个方面要做的，而是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领域和部门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再平衡”，请具体阐释这个理论。
刘世锦：首先是它的基本含义。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有一个基本的供求架构：需求方主要依靠高投资带动，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汽车工业和其他一些新兴的消费领域;和它相对应的供给方也依靠一些重要的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这次经济增速回落，首先在于需求端开始回落，投资的增长速度在下降。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高投资在过去几年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这三项构成，大概占中国投资领域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所以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高增长触底依赖于高投资触底，而高投资触底又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落地。
目前来看，出口和基础设施这两只靴子基本上已经落地，第三只靴子房地产从去年开始有一个回调，随着今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原来下行的态势现在也有所缓和，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房价上涨。但总体来说，因为这次调整还未到位，今年全年房地产的投资如果能保持一个正的增长就相当不错了。今后一两年内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投资负增长的局面，当在再次恢复正增长时，房地产就调整到位了，这时高投资也就基本调整到位了。
第二层意思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讲，主要与重化工业有关。最近几年重化工业和需求下降相适应，有所回调，但由于回调幅度不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问题。通缩集中表现为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40个月负增长。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国流动性不足，而是因为重化工业调整缓慢，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导致突出的供大于求问题。
同时，伴随着PPI的回调，企业的盈利水平也出现了负增长。这类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财政收入也大幅度下滑，地方经济面临很大压力。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减产能方面做出大力度、实质性的动作。我们大概做了一个测算，煤炭、钢铁等过剩的产能已经超出需求值20%～30%左右，只有按照这个幅度去产能后，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
总的来说，从需求的角度来看，高投资要调整到位，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也必须大幅度去产能，这样才能和已经下降的需求相适应，才会找到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这就是所谓的转型再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再平衡处于哪一阶段？
刘世锦：从需求的角度来讲，目前还没有调整到位。刚刚提到在房地产等领域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投资负增长的情况，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可能有所降低，所以这个底现在还没有探到。估计在今后一两年时间内，会有可能探明底部。
中国新闻周刊：过剩产能的调整，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会有哪些影响？
刘世锦：现在一些煤炭、钢铁企业较多的地区产能严重过剩，如果不去产能，产品价格就会太低，造成企业大面积亏损。
在煤炭行业，现在80%以上的企业都呈亏损状态，煤炭企业多的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就有困难，所以这些地方一定要减少产能。关闭一些企业，把20%～30%的产能去掉后，供给的减少才会使得价格回升，价格回升以后，地方财政状况才会有所好转。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地方稳增长和稳效益之间要做出一个选择。所谓稳增长就是保证GDP的增长速度，保持稳增长要求煤炭的产量不能减少;但如果不减少，价格就会保持在一个低区间内，企业一直是亏损状态，地方财政就会减收。所以只有减产能，企业才能恢复盈利，财政收入才能恢复增长。所以减产能就是稳效益。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有效地实现减产能？
刘世锦：我提出了“等比例减产 配额可交易”的方案，即国家实施地方等比例减产，同时允许减产配额交易。
具体来说是国家出面搞一个减产能的总量配额方案，提出总减产目标，在现有的产能数据下按地区、等比例划分，下达减产指标。但为了体现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允许各个企业对指标进行交易。这就意味着，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可以购买其他地区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的配额。
这样，从总量上来看，产能是可以减下来的。与此同时，好的企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减产能较多的地区也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目前产能严重过剩，价格低迷，一部分企业经营不善，竞争力较差。企业在发现这些问题后，正常情况下已经到了需要关闭的阶段，但在中国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市场机制不能够有效起到作用。所以上述提及的国家进行总量减产、下达配额的办法是一个次优的办法，是在市场不太起作用的情况下，从特定国情出发采取的一种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是不是会出现实力较强的国企减产能较少，而一些民企因实力稍弱，就不得不减掉更多产能？
刘世锦：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例如，目前在煤炭这类行业里国企较多，所以在一些产煤大省，国企占据了主体地位。但我们强调的是，减产过程中让效率高的企业兼并效率低的企业，国企有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民企亦然;另外，国企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也是上市公司，是我们所说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减产过程中他们也要积极推进改革，转换自己的经营机制。
我们所主张的兼并是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去兼并一些效率相对比较低的劣势企业。
中国新闻周刊：兼并过程中企业会遭遇一些困难，应该如何应对？
刘世锦：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在调整中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企业关闭会面临职工下岗、转岗问题，还有一些企业会面临坏账如何处理的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建议国家给出一些支持性政策，例如可以设立一个支持调整严重产能过剩的基金，对于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企业的兼并重组给予一定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刘世锦：在投资触底的过程中，要防止下滑过快的现象产生。最近，国家也在采取一些稳增长的措施，除了关注那些传统的增长点，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外，眼界要放得更宽一些。
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要素流动不顺畅，我国经济中存在不少低效率洼地。要加大对低效率洼地的关注，从这些领域中间挖掘潜力。
关于房地产下一步还有没有潜力这个问题，以京津冀协调发展为例，北京市区和天津市区恐怕没有潜力再盖更多的房子，但在北京和天津、北京和唐山的中间地带，可以设想建成30至50个可容纳5至10万人的小城镇。在这些地方盖一些楼房，房前屋后可以种花、种草、种瓜、种菜，适合城市中的老年人居住。居住在小城镇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空气又比城市中好，交通也便利，如果居民想进城，开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坐高铁可能也只需要20分钟左右。
除此之外，目前城市中的一些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其实并不适合坐落在闹市区，相比之下，上面提到的中小城镇更适合于发展制造业，如果将一些工厂和企事业单位转移到这些中小城镇中去，相应的一部分就业人口也可以跟着转移出去。
我们过去搞城镇化建设还没有摆脱老思路，下一步真正要按照一个现代化的、网络化的城市结构来改造现有的城市布局。也就是说在京津冀城市带中间，重点要在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做文章，建立起一种城市网络，将人的居住结构、生产结构做一个大调整，这样就会带动一大批新的建设项目的发展。
现在提到的城镇化是要走一条新道路，关键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城市带，重点是在原有的大城市中间做文章。这里涉及到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农民要适当进城，城里人也要下乡，这个乡是指大城市中间的乡镇。通过改革，使城乡之间人员、资金、土地等要素要充分流动，进一步优化配置，这样将有效拓宽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资源配置，在实现转型再平衡期间，资本市场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刘世锦：资本市场对经济转型有重要作用。以互联网 为例，要在某个领域进行尝试，如果试10次，可能七八次都是失败的，在这个过程中想要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很难，因为银行并不会为这类项目提供资金服务。
互联网 需要风险投资、PE等方式进行，这就要求中国整体金融结构进行大的改革。过去以间接融资、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结构要逐步转型，以后会更多依赖于直接融资，进一步扩大股权融资的比重。由于股权融资的比重相对较低，所以整体来看，中国企业的负债率相当高，改变这种状况也需要资本市场有更大发展。
最近几周股市的大起大落，对资本市场发挥其对经济转型的积极作用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是能够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推动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进而对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有效服务。
（本刊记者岳巍对此文亦有贡献）
他认为，从需求的角度来看，高投资要调整到位;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必须大幅度去产能。这样才能和已经下降的需求相适应，才会找到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再平衡”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转折，降至近年来的最低水平，高增长、高投资模式即将触底;在制造业方面，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此外，在互联网 的推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高潮。这些都是经济转型的具体体现。
就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以及宏观经济走向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在7月20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
刘世锦自1994年4月起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长期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
7%的增长速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回落到7%？
刘世锦：7%的增长是最近一些年来的新低，但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具有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正在转变为更多地依靠消费、依靠服务业、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
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后，所面临的问题、矛盾和挑战必然多于其他时期，但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来看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均属不容易。总的来说，7%的增长速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你领衔开展《中国经济十年展望2015-2024：攀登效率高地》课题的研究，请问开展该课题研究的背景是什么？
刘世锦：《攀登效率高地》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连续性成果。研究内容以十年为框架，观察在未来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状态，同时书中会列有一些重要指标。
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之上，我们分析预测短期的经济态势，包括上一年经济增长的状况，以及下一年经济增长的前景，再过一年，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十年增长的框架做一些调整，然后再次做一个短期分析。
《攀登效率高地》这本书中，基本判断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下一步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仅仅是哪一个部门或者是哪一个方面要做的，而是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领域和部门的问题。
中国经济仍未探底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再平衡”，请具体阐释这个理论。
刘世锦：首先是它的基本含义。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有一个基本的供求架构：需求方主要依靠高投资带动，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汽车工业和其他一些新兴的消费领域;和它相对应的供给方也依靠一些重要的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这次经济增速回落，首先在于需求端开始回落，投资的增长速度在下降。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高投资在过去几年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这三项构成，大概占中国投资领域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所以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高增长触底依赖于高投资触底，而高投资触底又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落地。
目前来看，出口和基础设施这两只靴子基本上已经落地，第三只靴子房地产从去年开始有一个回调，随着今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原来下行的态势现在也有所缓和，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房价上涨。但总体来说，因为这次调整还未到位，今年全年房地产的投资如果能保持一个正的增长就相当不错了。今后一两年内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投资负增长的局面，当在再次恢复正增长时，房地产就调整到位了，这时高投资也就基本调整到位了。
第二层意思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讲，主要与重化工业有关。最近几年重化工业和需求下降相适应，有所回调，但由于回调幅度不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问题。通缩集中表现为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40个月负增长。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国流动性不足，而是因为重化工业调整缓慢，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导致突出的供大于求问题。
同时，伴随着PPI的回调，企业的盈利水平也出现了负增长。这类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财政收入也大幅度下滑，地方经济面临很大压力。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减产能方面做出大力度、实质性的动作。我们大概做了一个测算，煤炭、钢铁等过剩的产能已经超出需求值20%～30%左右，只有按照这个幅度去产能后，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
总的来说，从需求的角度来看，高投资要调整到位，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也必须大幅度去产能，这样才能和已经下降的需求相适应，才会找到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这就是所谓的转型再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再平衡处于哪一阶段？
刘世锦：从需求的角度来讲，目前还没有调整到位。刚刚提到在房地产等领域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投资负增长的情况，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可能有所降低，所以这个底现在还没有探到。估计在今后一两年时间内，会有可能探明底部。
减产能就是稳效益
中国新闻周刊：过剩产能的调整，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会有哪些影响？
刘世锦：现在一些煤炭、钢铁企业较多的地区产能严重过剩，如果不去产能，产品价格就会太低，造成企业大面积亏损。
在煤炭行业，现在80%以上的企业都呈亏损状态，煤炭企业多的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就有困难，所以这些地方一定要减少产能。关闭一些企业，把20%～30%的产能去掉后，供给的减少才会使得价格回升，价格回升以后，地方财政状况才会有所好转。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地方稳增长和稳效益之间要做出一个选择。所谓稳增长就是保证GDP的增长速度，保持稳增长要求煤炭的产量不能减少;但如果不减少，价格就会保持在一个低区间内，企业一直是亏损状态，地方财政就会减收。所以只有减产能，企业才能恢复盈利，财政收入才能恢复增长。所以减产能就是稳效益。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有效地实现减产能？
刘世锦：我提出了“等比例减产 配额可交易”的方案，即国家实施地方等比例减产，同时允许减产配额交易。
具体来说是国家出面搞一个减产能的总量配额方案，提出总减产目标，在现有的产能数据下按地区、等比例划分，下达减产指标。但为了体现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允许各个企业对指标进行交易。这就意味着，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可以购买其他地区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的配额。
这样，从总量上来看，产能是可以减下来的。与此同时，好的企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减产能较多的地区也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目前产能严重过剩，价格低迷，一部分企业经营不善，竞争力较差。企业在发现这些问题后，正常情况下已经到了需要关闭的阶段，但在中国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市场机制不能够有效起到作用。所以上述提及的国家进行总量减产、下达配额的办法是一个次优的办法，是在市场不太起作用的情况下，从特定国情出发采取的一种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是不是会出现实力较强的国企减产能较少，而一些民企因实力稍弱，就不得不减掉更多产能？
刘世锦：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例如，目前在煤炭这类行业里国企较多，所以在一些产煤大省，国企占据了主体地位。但我们强调的是，减产过程中让效率高的企业兼并效率低的企业，国企有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民企亦然;另外，国企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也是上市公司，是我们所说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减产过程中他们也要积极推进改革，转换自己的经营机制。
我们所主张的兼并是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去兼并一些效率相对比较低的劣势企业。
中国新闻周刊：兼并过程中企业会遭遇一些困难，应该如何应对？
刘世锦：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在调整中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企业关闭会面临职工下岗、转岗问题，还有一些企业会面临坏账如何处理的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建议国家给出一些支持性政策，例如可以设立一个支持调整严重产能过剩的基金，对于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企业的兼并重组给予一定支持。
低效率洼地有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
中国新闻周刊：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刘世锦：在投资触底的过程中，要防止下滑过快的现象产生。最近，国家也在采取一些稳增长的措施，除了关注那些传统的增长点，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外，眼界要放得更宽一些。
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要素流动不顺畅，我国经济中存在不少低效率洼地。要加大对低效率洼地的关注，从这些领域中间挖掘潜力。
关于房地产下一步还有没有潜力这个问题，以京津冀协调发展为例，北京市区和天津市区恐怕没有潜力再盖更多的房子，但在北京和天津、北京和唐山的中间地带，可以设想建成30至50个可容纳5至10万人的小城镇。在这些地方盖一些楼房，房前屋后可以种花、种草、种瓜、种菜，适合城市中的老年人居住。居住在小城镇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空气又比城市中好，交通也便利，如果居民想进城，开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坐高铁可能也只需要20分钟左右。
除此之外，目前城市中的一些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其实并不适合坐落在闹市区，相比之下，上面提到的中小城镇更适合于发展制造业，如果将一些工厂和企事业单位转移到这些中小城镇中去，相应的一部分就业人口也可以跟着转移出去。
我们过去搞城镇化建设还没有摆脱老思路，下一步真正要按照一个现代化的、网络化的城市结构来改造现有的城市布局。也就是说在京津冀城市带中间，重点要在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做文章，建立起一种城市网络，将人的居住结构、生产结构做一个大调整，这样就会带动一大批新的建设项目的发展。
现在提到的城镇化是要走一条新道路，关键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城市带，重点是在原有的大城市中间做文章。这里涉及到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农民要适当进城，城里人也要下乡，这个乡是指大城市中间的乡镇。通过改革，使城乡之间人员、资金、土地等要素要充分流动，进一步优化配置，这样将有效拓宽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资源配置，在实现转型再平衡期间，资本市场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刘世锦：资本市场对经济转型有重要作用。以互联网 为例，要在某个领域进行尝试，如果试10次，可能七八次都是失败的，在这个过程中想要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很难，因为银行并不会为这类项目提供资金服务。
互联网 需要风险投资、PE等方式进行，这就要求中国整体金融结构进行大的改革。过去以间接融资、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结构要逐步转型，以后会更多依赖于直接融资，进一步扩大股权融资的比重。由于股权融资的比重相对较低，所以整体来看，中国企业的负债率相当高，改变这种状况也需要资本市场有更大发展。
最近几周股市的大起大落，对资本市场发挥其对经济转型的积极作用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是能够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推动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进而对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有效服务。
（本刊记者岳巍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