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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5月CPI(消费物价指数)上涨5.5％，创下34个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投资大鳄索罗斯日前明确表达了“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硬着陆风险”的观点。未来中国的通胀形势、经济走势及经济转型将如何，记者就此专访了经济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地区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南平教授。
CBF《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中国当前面临严峻的通胀压力，对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的讨论也卷土重来。对此您怎么看?
余南平：当前的通胀是由诸多因素叠加产生的。首先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这是内在深层次的原因。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导致用工短缺现象的出现，这种短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短缺，而是必须用更高的价格才能找到合适的制造业工人。这种劳动力成本推动的通胀，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其次从表象来讲，就是因为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超发的货币，以及地方债务平台产生的巨大融资能力，再加上流入资本，对整个价格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个因素则是输入性通胀。央行对此采取了_人民币升值的办法进行对冲，但既要考虑由此引起的外汇流入，还要考虑国内出口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就业等，难度很大。
第四个方面是中国特有的，即在中国核心CPI的构成中，食品所占的比重比较大。
控制通胀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就今年而言，基本应该可以控制在一定水平上，6月可能高些，如果没有出现大的天气变化，之后可能下降，全年控制在4％或更高些的水平，但不会高得太多。
对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转型，外界有种说法，认为并不如巴西那样成功。因为巴西是在一个适度通胀水平下维持较高的增长，而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用了很多措施压制价格水平，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该领域的很多价格改革，包括水、电、天然气等价格改革没有到位，在过去人为手段控制下，现在开始出现了反弹。
中国过去维持经济长期高增长下的低通胀，是不健康和不正常的，对于未来进一步理顺经济体制是比较不利的。
至于可能出现硬着陆的说法，我不认为中国经济马上会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但经济结构调整的隐忧或者说压力是存在的。原因是过去我们比较成功的手段就是利用地方融资平台，扩大基础设施投入能力，来维持投资的高增长。而现在全球债务，不管是欧洲主权债务还是美国国债，抑或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都已经到了临界点。未来，如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
就目前来说，可选择的路径有：其一，收缩地方债务，地方政府压缩开支和进行成本控制。但如何保障民生投入，这将是一个难题，要么对政府冗员冗事进行有效精简，否则福利覆盖程度和渗透度就会下降，处于两难状态。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通过转让地方国企的部分股权来套取资金，因为过去长期的资金源头是土地出让金，但随着楼市调控，原有的第二财政来源空间受到一定的压缩。此外，还可开拓新的税源，来补充这个缺口，包括房产存量税、资源税、环境税，而如何开征、怎么开征，地方和中央如何分成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力在下降，再加上中国整体产能过剩的局面没有改变，因此未来两年，调结构、降速度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路径。未来GDP增长如果能够保持在7％左右，也属于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高增长，也是可以接受的。同时，过去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的一个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未来随着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减少，这个压力也能得到缓解。
中国未来经济增速的调整和结构的调整将是长期的，在此过程中出现任何波动，也是比较正常的。当然还要看地方债务问题爆发的水平，在13万亿元(另一说法是14万亿元)地方债务总额中，有3万亿元是无抵押无担保的，这可能会形成坏账，渗透到银行体系中。
CBF：当前应对通胀的做法与中国经济转型是否存在矛盾?
余南平：央行目前控制通胀主要是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收缩银行间流动性的手段，而没有更多采取加息的价格工具。因为加息会增加庞大的地方债务利息支出，对加息反对声音最大的也是地方政府。
但回收流动性只能限于回收当前的流动性，却不能回收历史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后者还存在于市场上，通过各种手段来寻求收益，比如今年主要的就是银行间理财产品，据称目前已经达到7万亿元的规模。
目前通胀已经到了临界点，5％是一个心理关口，如果长期通胀，社会成本很大，对于结构转型也是不利的。在这两者之间的权衡，就今年上半年来说主要是以控制通胀为主，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调结构。因为在控制流动性的过程中，一些小企业或者说过剩产能企业就被自然淘汰了。但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对称性，大企业拿到更多金融资源，小企业拿不到，一些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也可能稍带被误伤。
央行不好通过加息等手段迅速控制通胀，这也使通胀预期得以继续，从而导致资本错配，从原来的绿豆到现在与基本生活无关的一些商品，都被热炒，而本来这些资本应该被配置到生产体系当中去，或者是创新的行业当中去。
CBF：有观点认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是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导火索。对此您怎么看?
余南平：房地产泡沫是毋庸置疑的。租金回报率是考量地产有无泡沫的最可行指标，就上海而言，租金回报率已经到了一个让人无法承受的水平，香港楼市崩盘前这一指标是1.7％，日本是2％，上海目前大概在2％-2.2％之间。
楼市调控从北京的意图来讲，应该是不希望出现快速下跌，而是保持现状，即横盘，通过居民收入增长来减少落差，同时建设保障房，来缓解楼市泡沫。
目前开发商还没有采取主动降价的做法，一方面从调控周期来说，要在9-12个月后市场才会出现调整，现在还处于周期过渡阶段。另一方面，虽然进行了限贷限购，但房地产资金链还比较正常，目前则主要通过银行间的理财产品，得到极大补充。
即使楼市出现调整，我相信也不会很剧烈，因为中国人对住房财产权和养老功能的依赖还是比较重，这与国外不具太多可比性，同时宏观政策对于市场的影响非常大。
CBF：面对诸多问题，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被认为是关键所在。在您看来。实现经济转型的着眼点主要在哪里?
余南平：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产业结构调整，主攻方向是产业升级，从低水平的初级自动化的粗加工转向高端产品制造国。比如，中国的汽车产业就有很大的升级空间。最好的榜样是德国，当然中国的产业空间要更广一些。
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的产业升级，可以使其在这方面的制成品与欧洲等进行市场划分。而中国目前还完全不具备像美国那样发展生物制药、IT等高新技术产业群的条件。
由于过往“中国制造”的成本是一个全球性的标杆，这个转型的过程将是比较痛苦的，难度很大。但在上述两方面还是都要进行努力。
CBF：您曾经提过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能否做个具体的阐释?
余南平：目前就城市化来说，该做的都做完了，土地没有了，增长模式已经定型，该建设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完成了，比如上海或许可以增加几条地铁，但经济总量和增长空间已经很小了。
城镇化比较适合中国。中国不适合特大城市化的原因是，人口密度大、经济落差大，这样会产生人口相对比较集中于某个区域，使得该区域的基础设施等不堪重负，导致后城市化难题。当前，在拉近地区发展水平的同时，应该让城镇承担主要人口功能的集聚地。我所指的城镇与以前的农村集镇不同，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城镇，具备卫生教育与养老等必要的基础设施。
这种城镇化现象已经开始隐现。比如近年设立的重庆两江新区，台湾鸿海集团向成都等地的内迁，目前人口已经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回流，第二步将会出现由于辐射作用，一些人开始就近打工，城镇化慢慢就起来了，而现在的城镇化则还没有基础。
城镇化可以疏导人口的均匀分配，而不是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它可以熨平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城镇化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城镇化以后，如果手段合适，方法适当，可以带来一个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因为城市消费增长空间已经有限了，跳跃式增长不太可能，而农村的基数还很低，消费欲望很强，只是没有钱，如何培育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消费能力，将是中国经济转型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如果成功，中国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国家，否则内需将只是停留在口号上。
CBF：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出现了不少问题，您觉得这方面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
余南平：社会管理改革方面，难题在于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到了一个汇集点，很多事件都成为问题的宣泄口。
地方政府这几年还是在民生上做了一些工作，但存在的问题是，其采取的是—种自上而下的模式，群众参与度比较差。这种模式从历史经验来看，是很难持久的。不是光提高社会福利，就能保持社会稳定。比如德国在俾斯麦时代就建立了工伤养老，却未能阻挡工人对抗运动和社会运动。中国也要汲取这个教训。未来应该更多发扬社会民主，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吸引社会公众进行互动，是个可选择的方式，有助于缓解当前激化的社会矛盾。
CBF《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中国当前面临严峻的通胀压力，对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的讨论也卷土重来。对此您怎么看?
余南平：当前的通胀是由诸多因素叠加产生的。首先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这是内在深层次的原因。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导致用工短缺现象的出现，这种短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短缺，而是必须用更高的价格才能找到合适的制造业工人。这种劳动力成本推动的通胀，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其次从表象来讲，就是因为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超发的货币，以及地方债务平台产生的巨大融资能力，再加上流入资本，对整个价格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个因素则是输入性通胀。央行对此采取了_人民币升值的办法进行对冲，但既要考虑由此引起的外汇流入，还要考虑国内出口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就业等，难度很大。
第四个方面是中国特有的，即在中国核心CPI的构成中，食品所占的比重比较大。
控制通胀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就今年而言，基本应该可以控制在一定水平上，6月可能高些，如果没有出现大的天气变化，之后可能下降，全年控制在4％或更高些的水平，但不会高得太多。
对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转型，外界有种说法，认为并不如巴西那样成功。因为巴西是在一个适度通胀水平下维持较高的增长，而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用了很多措施压制价格水平，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该领域的很多价格改革，包括水、电、天然气等价格改革没有到位，在过去人为手段控制下，现在开始出现了反弹。
中国过去维持经济长期高增长下的低通胀，是不健康和不正常的，对于未来进一步理顺经济体制是比较不利的。
至于可能出现硬着陆的说法，我不认为中国经济马上会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但经济结构调整的隐忧或者说压力是存在的。原因是过去我们比较成功的手段就是利用地方融资平台，扩大基础设施投入能力，来维持投资的高增长。而现在全球债务，不管是欧洲主权债务还是美国国债，抑或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都已经到了临界点。未来，如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
就目前来说，可选择的路径有：其一，收缩地方债务，地方政府压缩开支和进行成本控制。但如何保障民生投入，这将是一个难题，要么对政府冗员冗事进行有效精简，否则福利覆盖程度和渗透度就会下降，处于两难状态。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通过转让地方国企的部分股权来套取资金，因为过去长期的资金源头是土地出让金，但随着楼市调控，原有的第二财政来源空间受到一定的压缩。此外，还可开拓新的税源，来补充这个缺口，包括房产存量税、资源税、环境税，而如何开征、怎么开征，地方和中央如何分成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力在下降，再加上中国整体产能过剩的局面没有改变，因此未来两年，调结构、降速度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路径。未来GDP增长如果能够保持在7％左右，也属于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高增长，也是可以接受的。同时，过去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的一个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未来随着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减少，这个压力也能得到缓解。
中国未来经济增速的调整和结构的调整将是长期的，在此过程中出现任何波动，也是比较正常的。当然还要看地方债务问题爆发的水平，在13万亿元(另一说法是14万亿元)地方债务总额中，有3万亿元是无抵押无担保的，这可能会形成坏账，渗透到银行体系中。
CBF：当前应对通胀的做法与中国经济转型是否存在矛盾?
余南平：央行目前控制通胀主要是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收缩银行间流动性的手段，而没有更多采取加息的价格工具。因为加息会增加庞大的地方债务利息支出，对加息反对声音最大的也是地方政府。
但回收流动性只能限于回收当前的流动性，却不能回收历史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后者还存在于市场上，通过各种手段来寻求收益，比如今年主要的就是银行间理财产品，据称目前已经达到7万亿元的规模。
目前通胀已经到了临界点，5％是一个心理关口，如果长期通胀，社会成本很大，对于结构转型也是不利的。在这两者之间的权衡，就今年上半年来说主要是以控制通胀为主，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调结构。因为在控制流动性的过程中，一些小企业或者说过剩产能企业就被自然淘汰了。但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对称性，大企业拿到更多金融资源，小企业拿不到，一些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也可能稍带被误伤。
央行不好通过加息等手段迅速控制通胀，这也使通胀预期得以继续，从而导致资本错配，从原来的绿豆到现在与基本生活无关的一些商品，都被热炒，而本来这些资本应该被配置到生产体系当中去，或者是创新的行业当中去。
CBF：有观点认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是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导火索。对此您怎么看?
余南平：房地产泡沫是毋庸置疑的。租金回报率是考量地产有无泡沫的最可行指标，就上海而言，租金回报率已经到了一个让人无法承受的水平，香港楼市崩盘前这一指标是1.7％，日本是2％，上海目前大概在2％-2.2％之间。
楼市调控从北京的意图来讲，应该是不希望出现快速下跌，而是保持现状，即横盘，通过居民收入增长来减少落差，同时建设保障房，来缓解楼市泡沫。
目前开发商还没有采取主动降价的做法，一方面从调控周期来说，要在9-12个月后市场才会出现调整，现在还处于周期过渡阶段。另一方面，虽然进行了限贷限购，但房地产资金链还比较正常，目前则主要通过银行间的理财产品，得到极大补充。
即使楼市出现调整，我相信也不会很剧烈，因为中国人对住房财产权和养老功能的依赖还是比较重，这与国外不具太多可比性，同时宏观政策对于市场的影响非常大。
CBF：面对诸多问题，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被认为是关键所在。在您看来。实现经济转型的着眼点主要在哪里?
余南平：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产业结构调整，主攻方向是产业升级，从低水平的初级自动化的粗加工转向高端产品制造国。比如，中国的汽车产业就有很大的升级空间。最好的榜样是德国，当然中国的产业空间要更广一些。
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的产业升级，可以使其在这方面的制成品与欧洲等进行市场划分。而中国目前还完全不具备像美国那样发展生物制药、IT等高新技术产业群的条件。
由于过往“中国制造”的成本是一个全球性的标杆，这个转型的过程将是比较痛苦的，难度很大。但在上述两方面还是都要进行努力。
CBF：您曾经提过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能否做个具体的阐释?
余南平：目前就城市化来说，该做的都做完了，土地没有了，增长模式已经定型，该建设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完成了，比如上海或许可以增加几条地铁，但经济总量和增长空间已经很小了。
城镇化比较适合中国。中国不适合特大城市化的原因是，人口密度大、经济落差大，这样会产生人口相对比较集中于某个区域，使得该区域的基础设施等不堪重负，导致后城市化难题。当前，在拉近地区发展水平的同时，应该让城镇承担主要人口功能的集聚地。我所指的城镇与以前的农村集镇不同，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城镇，具备卫生教育与养老等必要的基础设施。
这种城镇化现象已经开始隐现。比如近年设立的重庆两江新区，台湾鸿海集团向成都等地的内迁，目前人口已经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回流，第二步将会出现由于辐射作用，一些人开始就近打工，城镇化慢慢就起来了，而现在的城镇化则还没有基础。
城镇化可以疏导人口的均匀分配，而不是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它可以熨平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城镇化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城镇化以后，如果手段合适，方法适当，可以带来一个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因为城市消费增长空间已经有限了，跳跃式增长不太可能，而农村的基数还很低，消费欲望很强，只是没有钱，如何培育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消费能力，将是中国经济转型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如果成功，中国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国家，否则内需将只是停留在口号上。
CBF：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出现了不少问题，您觉得这方面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
余南平：社会管理改革方面，难题在于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到了一个汇集点，很多事件都成为问题的宣泄口。
地方政府这几年还是在民生上做了一些工作，但存在的问题是，其采取的是—种自上而下的模式，群众参与度比较差。这种模式从历史经验来看，是很难持久的。不是光提高社会福利，就能保持社会稳定。比如德国在俾斯麦时代就建立了工伤养老，却未能阻挡工人对抗运动和社会运动。中国也要汲取这个教训。未来应该更多发扬社会民主，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吸引社会公众进行互动，是个可选择的方式，有助于缓解当前激化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