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矮的老屋
　　一座建筑物跟年老的人一样，年份久了，就会渐渐变矮，我们城里二十年前造的汽车东站，现在看来不知不觉变矮了。再追溯到四十年前造的东门口老车站，看起来显得更矮。这变矮的原因一方面是周遭林立的高樓造成的巨大反差，另一方面是道路路基在不断提升，可我估摸着还有第三种变矮的原因。
　　镇上我们家住过的那间老屋也在变矮。那天我在屋后抚摸着它黝黑斑驳的墙体，想起以前爬上瓦楞需要借助一把梯子，现在只要一条凳子就可纵身上去了。还有这屋门，以前尽可昂首挺胸进出，现在需低头弯腰进出了。按理，造房时候，门框是以成年人身高为标准设计的。只是这周围既没一幢高楼，又不曾垫高过路基，那我只能断定这老屋的结构跟人的骨骼和血肉一样，如今到了我母亲一般大的年龄，开始进入骨质疏松、脊柱缩短阶段了。那一刻，我突然看见一个长大了的正在老掉的自己，总有一天，我也会老得跟这屋子一样矮小。
　　除了我们家住过的老屋，左邻右舍的，整排的每间屋子莫不如此，又矮又旧又暗。也难怪镇上这小地方，不像城里有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天天在旧貌换新颜。镇上的变化实在太慢了，房龄几十年、上百年，且毫无文物价值的破败房子比比皆是。
　　我在这个叫南街头的地方溜达，我猜这时候应该会有一个人出来，并且脸上会带着疑惑的表情，可是没有人出来，许久都没有人出来，甚至连一条小狗、一只鸡仔也没出来，遑论遇到一个熟悉的人了。老屋周边少了许多东西，变得更加陌生了，幸亏有这排老屋遗留着，别的压根不像南街头当年的模样。那些后来造的房子见缝插针，密不透风，看过去杂乱无序。就连天空中也像少了许多东西，从前屋顶的天空总是鸟雀飞舞，总是弥漫着蓝色的炊烟，而现在变得陌生又寂寞。
　　我贴着当年孙家的墙根往前走，再也看不到南面一马平川的田野了，看不到成熟的稻子、绿色的紫云英、金色的油菜花……那里现在是一家大型服装企业大片高低错落的现代化厂房，再往前是连绵不绝的楼房和道路，望不到尽头。
　　我们这一排西面第一间是戴家住过的房子，如今不知他们搬到哪里去了。戴家爸爸当年在剡江上撑乌山船，后来改为驾驶大航船，每天往返宁波，是镇上航运公司的模范职工;善于持家的戴家妈妈是否还健在，她应该有九十多岁了;还有她家的儿女们应该比我还要老了。我围着老屋一遍遍转悠着，脚底下踩着旧时的路径，想起作家刘亮程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早年跺起的尘土，在他回来时开始慢慢往下落，落在脚下和身上。”那么这落下的尘土不知有没有记忆，可曾记得当年那张胖乎乎的娃娃脸。
　　这个叫南街头的地方，当年仅二三十户人家，混住着居民户和农民户，每家每户都知根知底，人与人熟悉得毫无秘密可言。我们住的屋子不属于我们家，是母亲向东首的胡大叔家租的。胡大叔家房子有好多间，自家人住不完，就租给我们一间，起先是每月三元钱，几年后提高到五元钱。胡大叔耳朵不好使，经常处于半聋状态，这让他在干活时显得非常专一。他干的活很累，是替镇上的理发店挑水，天天挑，一年挑到头，总也挑不完，要怪这理发店的生意太好，因为全镇只此一家，人人都要来光顾。理发店的后门就在我们住的屋子后面，胡大叔挑水得走后门，得迈十几级台阶，再吃力地倒入两口大缸里。在镇上，胡大叔挑水挑出了名气，从小河到理发店的两百多米泥石路上总是湿漉漉的。胡大叔有个独生女叫胡雅芬，是我同班同学，她长着一张小瘪嘴，走路时迈着小步子，上身又左右摆动，整个儿看去像小老太，班上同学就此喊她为“雅芬老太婆”。“老太婆”作为房东的女儿兼同学，一向对我客气厚道，从不会拿房东的架子对我装腔作势。
　　我推开老屋的门扉，跨进四十多年前的旧光阴里。
　　老屋坐北朝南，有联排九间，我家从东数过来是第七间，从西数过来是第三间。屋子有三十多平方米，我们把它分隔成前后两半区，中间用三根竹竿和若干硬纸板撑起隔墙。前半区放着一张兄妹仨睡的大床，还有书桌箱柜啥的;后半区是厨房，房东胡大叔没有给我们搭建土灶，屋角只有两口圆形的缸灶。里侧的那口用来烧饭，外侧的这口用来做菜。屋子开有前门和后门，大多数时候，我们走的是后门。父亲在城里工作，每周来一次，忙时每两周来一次。而母亲则住在采购商店的寝室里，我们兄妹仨就驻扎在这间屋子里。母亲一日三餐过来张罗饭菜，操持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
　　开始几年，整排屋子还没通电，家家点着煤油灯，隔三差五得去店里买煤油。后来绿色的电线挨家挨户伸进来了，老屋经历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一盏十五瓦的黯淡的电灯泡照耀了我们全家，让我们高兴了好一阵子。虽然比煤油灯进步了很多，但灯泡的位置装得太高，灯下总是看不清书上的文字，幸亏那时的老师基本不留家庭作业，我们的眼睛没受到近视的威胁。
　　我们住的是没有土灶的屋子，那时家里搭建土灶很费力，既要花很多钱，又要占屋子很大面积。房东怕房客住不长，房客自己也怕住不长，免得浪费这么一座大灶资源，所以谁也没提出搭灶的事。没有土灶，就没有在屋顶上开烟囱，没有烟囱，烧缸灶时的柴烟和油烟就一股脑往屋子内蔓延。满屋的浓烟常常熏得我们泪流不断，也熏得后半间屋子的墙壁和房梁上的椽子、瓦片下的竹簟黑糊糊一片，隔段时间就能从那里刮下一大堆墨色的烟尘。
　　每天中午到家做饭最让我们烦心和害怕。兄妹仨放学与母亲下班几乎同时，一边家里锅灶冰冷，一边每人饥肠辘辘。看着别家的孩子们一回家就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们羡慕得要死。手忙脚乱的母亲在这个节骨眼上，脾气也特别暴躁，动不动责骂，我们又不敢顶嘴，只能胆战心惊地伺候着，帮她烧火打下手。遇到柴禾潮湿烧不着时，屋内浓烟滚滚，人完全隐没在烟雾里，锅里炒了一半的菜也鸦雀无声了。这时候，屋里的人一边咳嗽，一边抹泪水，一边又不停地用火管“呼哧呼哧”吹，试着把火吹旺。我们小孩的烧火技术毕竟不行，关键时刻，心急如焚的母亲总会一把推开我们，亲自坐在灶口，仔细拨弄灶膛，慢慢地将火弄旺。不久，锅里煮了一半的菜又“滋滋滋”地响起来，旺盛的火苗明显提升了做菜的速度。 　　中午十二点光景，母亲终于炒完了三盘菜肴，在饭桌上摆齐后，每人依次从锅里盛来火热的米饭，开始呼噜呼噜吞吃起来。有了这几个菜肴相伴，这顿饭就算大功告成，这天中午的使命就算顺利完成，而做菜的过程实在漫长又难熬。吃完饭，洗完碗，已經到十二点半，我们总是跑步到学校，最晚走进校门，那会儿，别的同学早做完了作业，已经玩耍了很长时间。
　　屋子两面与邻居的隔墙很薄，做墙的材料一部分是单层的木板，另一部分是竹篾片糊黄泥，只有靠灶间的部分才砌有薄薄的砖块。左邻右舍们放个屁，打个喷嚏或咳嗽，马桶尿尿声……这些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家发出的声音也同样被邻居听得见，什么悄悄话、隐私话之类，只能压低嗓子讲。哪家的人吵架了，如同在自家屋子吵，骂人声、痛哭声时刻回荡在耳边，时刻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不光如此，墙壁上还有几道缝隙，互相之间可以偷窥。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各家都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屋子的地面是夯实的泥地，踩得很光滑。而老鼠们却喜欢在这样的泥地下肆意地打洞，它们挖掘了四通八达的坑道，既为囤积各种鼠粮，又为自己提供便捷的流窜路径。它们经常在墙角挖出一个个泥洞，半夜里偷偷摸摸钻出来啃啮番薯，咬坏米桶，叼走雏鸡，偷吃剩饭……迫不得已，各家定期发动各种形式的灭鼠战。
　　在家庭还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我们这间屋子连简单的收音机也没有，主要的文化娱乐就是看连环画。母亲对此是持鼓励态度，尽管她在别的方面不舍得花钱，但对买连环画还是舍得的，以至于我们家连环画藏书量一直在镇上名列前茅。
　　身处简陋的屋子，我们时常会寻找一些新鲜有趣的事情，设法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比如张贴年画，算得上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时尚文化。每年元旦过后至春节时段，供销社的文具商店总会推出各种彩色年画，而且隔几天便会上柜一批新年画，每张一两毛钱。人们把最钟爱的年画买来后，贴在屋里的墙上，瞬间会让屋子焕然一新，会让年味倍加浓郁。谁家的年画贴得多，贴得漂亮，并且贴得到位，能吸引屋外路人，博得人家啧啧赞叹，谁家的颜面就足，家里人都引以为豪，随后到来的春节就显得格外风光。每种版式的年画，店里限量进货，卖完为止，遇到某幅人见人爱的年画，稍耽搁些时间，再去买，早没了，徒留遗憾与失望。
　　在我家贴过的所有年画中，印象最深的有两幅，它们都被赋予了强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幅年画描绘的是我国第一艘万吨轮船下水的壮观场景，码头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气球满天升腾。作者以船身下成千上万微小的身影来反衬万吨轮船的巨大，从而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这张年画那时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另一幅是摄影师的佳作，画面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袖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归来的周恩来，周恩来手里捧着鲜花，四位伟人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笑容慈祥。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屋里贴过的年画不计其数，大多数记不清了，唯有这两张成为难忘的经典。
　　屋内原本陈旧泛黄的墙面，自从有了彩色年画的点缀，满屋变得亮堂，变得生气勃勃，也让全家人每天心情舒畅。很多年画百看不厌，画里反映的内容，都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带来思想的启迪，并提振人的精气神，能让我们插上理想的翅膀，飞翔于画面之外的大千世界中。
　　给南街头带来热闹的还有猫狗鸡鸭们，它们在南街头人日常中不可或缺。那时候，家家都喜欢放养这类牲畜，牲畜们在每家门前、院子大大咧咧走动，有时悠闲地漫步，有时专心地觅食，它们从来不被圈养，跟人也相安无事。那个年代的牲畜们全都这样自由而快活，我想如果牲畜们会讲人话，想必他们有许多话要对人说，它们会非常渴望人畜间交流，只是人们忙于生计，不愿与牲畜们多说半句话。
　　每家门口的屋檐有三米深，是室内空间的延伸和补充，窗台下都堆放着密集的柴草，牲畜们特别喜欢栖息于这种环境。为此，我们把鸡窝搭在柴垛下，便于它们进出和下蛋;把狗窝设在门旁，便于它看门护院;把猫窝做在柴垛上，便于它攀爬和跳跃。
　　有一年春天，我们买来十几只雏鸡放养，到秋天长大时，只存活下四只母鸡，大部分中途夭折，有的被人不慎踩死、有的被狡猾的老鼠叼走、有的莫名中毒而死、有的因偷吃稻谷被乱棍打死。这四只幸存者不愧是鸡中的精华，每只都是下蛋能手，而且你追我赶，相互竞赛。由于经常给它们喂食野生的黄鳝与泥鳅，它们额上的鸡冠红得像燃烧的火苗，在鸡群里显得出类拔萃。四只鸡按体型大小，分别唤它们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与我们兄妹四个的排行对应，各自结对认养，精心呵护。那两年，我们四兄妹每人获得的荣耀与快乐，竟然维系在四只母鸡的下蛋业绩上。
　　我家还先后养过两条土狗，一条是纯黑的，另一条是黄白相间的。早年养的是黑狗，冬天时不幸被马路上的汽车撞倒，我们都不在现场，好心人把奄奄一息的黑狗抬到我们家，我们目睹它的眼神渐渐黯淡，直至闭上眼睛……兄妹们全都伤心而哭。狗这种动物相比其他动物，拥有很高的智商，对人忠诚友善，天生惹人喜爱，所以人与狗的感情深厚纯朴，对小孩子来说，狗是他们小时候最亲密的玩伴。
　　我家后来养的花狗，个性太活泼，喜欢到处乱跑，最后把自己给跑丢了。那天放学到家，平时欢蹦乱跳前来迎接的小花，竟然不见踪影。我们四处搜寻，整个晚上搜寻，到第二天、第三天，依旧没有踪影，我们泄气了，也开始失望了，认定小花必死无疑。可谁也想不到，十天后，小花竟然奇迹般回来了，一边摇着尾巴，一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心里明白，它害怕被主人责骂。于是，我们拿出好菜好饭招待它，从心理上慰藉它。然而，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它再度失踪，这次失踪是永久性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后悔没把它及时拴住，以为它已受尽了折磨，会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乱跑，以致于过分信任它了。
　　事到如今，小花失踪去哪儿了，一直是个谜。我们猜想是它遇到了特别慈爱的新主人，给吃给喝给更多的温暖，它立马忘了我们旧主人。中间也许是偷着溜出来探望我们，仅是想道个别，其实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了，所以隔天又不见了，让人觉得消失的速度实在太快。至于后来不再现身，可能回去后被新主人永远关禁闭了，也可能是跑到别处被人捕获吃肉了。唉，这小花不该对我们忘情负义，既然它命该如此，我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我们住的屋子属于独层木结构，房内空间有限，时间长了，不免有些枯燥单调。但这屋子有较高的人字梁，梁上横卧着两根粗大的圆木柱，我们横着搁上去几块木板，发觉挺合适，于是五六块木板固定后，旋即成了一处温馨的小阁楼。虽然有高度限制，只能弓着腰，但上面可以坐，也可以躺下，而且环境安静，很适宜看书、做作业。我们感觉屋子里增加了一层房间，兄妹们内心都喜滋滋的，大家踩着木梯，轮流爬上去，享受这新鲜而别致的空间。
　　邻居花姐家也安装了阁楼，但他们家的阁楼是经过了木匠的专业改造，完全算正儿八经的阁楼，可以同时容纳多个人。那两年，花姐处于美好的恋爱年龄，城里的男朋友经常来她家。男朋友是国营厂里的工人，见过的世面多，听到的故事也多，饭桌上边陪着未来的丈人喝酒，边滔滔不绝聊着各种话题。天黑后，这镇上也没地方逛，这对鸳鸯只能爬上阁楼，在温暖的巢穴里享受爱情的甜蜜。在住房艰苦年代，花姐的爸妈考虑真够周到的，这“爱情阁楼”让他们家受益无穷，这“爱情阁楼”也珍藏了很多浪漫故事。
　　那时我们屋顶上密集的瓦片像钢琴的琴键，对外来的触碰异常敏感，动辄发出响亮的声音。遇到倾盆大雨时，瓦片的声音是清脆而富有韵律的;遇到群猫奔跑追逐时，瓦片的声音是急促而惊心动魄的;遇到熊孩子扔石块时，瓦片的声音是痛苦而让人心碎的。瓦片们似乎在时刻提醒屋里的主人，作为房屋身体的重要部分，它们在外面时刻承受风吹雨打，随时遭遇意外袭击，请不要忽略它们，要对它们定期补漏和更换。事实上每家每户关爱自己的屋顶，胜过关爱自己的身体，不然雨天里遭殃的可是屋子里住着的人。屋顶这架“钢琴”发出的声音就是瓦片表达的各种语言，我们除了用耳聆听，还得用心去感受。
　　眼前的屋门虚掩着，里面不见人影，光线暗得很，屋里堆满了杂乱的物件和原料，我断定这是前面店心铺人家租的仓库。不知这胡大叔家的屋子是否易主，我四面打量着室内，试图找出一点当年留下的印记，嗅出一点当年未散尽的气味，但早今非昔比了，人字梁改掉了，门窗材料改掉了，不隔音的墙壁改掉了，还有黄泥地也改成水泥地了……更令人失望的是，这间老屋几十年来不知住过多少人，这些人早把我们的印记和气味一层一层覆盖掉了。
　　我没有理由再苛求老屋，老屋也早已不认得我，它只认得当年十五岁少年离开时的模样。老屋还能生存多久，我无法预知，也许这要取决于它的耐心和坚韧。在漫长的岁月中，也许它会一直这样默然等待，等待一颗颗随时归来的灵魂。
　　副食店驚魂
　　我每回去小镇，总不忘拐到那条老街上，从南走到北，再从北走到南。老街短而逼仄，不适合城里人的大步流星，我慢慢地走，依次打量着每间门面，寻找着五十年前住在里边的人家，咀嚼着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
　　那些熟稔的老街人家，其实早湮没于时光深处，眼前物是人非，街两面的主人在不断地变换，老街在不停地吐故纳新，犹如旧瓶灌新酒。诸多陌生人家在晃动，他们的面孔跟这条老街是那么不匹配，他们压根不知道这条老街的过往历史，就像是一株株外来植物被人为移栽到这片生疏的土地上，然后寄居在这个缺乏亲情和记忆的新颖年代。沿着这条古旧的路径，依照不变的格局与走向，我可以轻易地走入老街的梦境，在梦的烟岚里飘荡和起伏。
　　在老街中段两间旧式矮平房门口，有一次，我意外认出了当年的搬运社工人徐大妈，96岁了，身体硬朗得让你无法猜出她的年龄，也许是年轻时练就了强健的体魄——像男人一样肩挑背扛各种货物。她应该是这条老街最古老的人物，就像她家门口种植的那棵活化石——银杏树一样长寿。
　　就在徐大妈家对面，与陈家弄堂一墙之隔的地盘，曾是四间门面的镇上副食店，现在却被四户人家瓜分了，昔日一排灰旧的商店门板被现代钢窗和防盗门完全取代，上世纪70年代小镇副食店丰盛的空间被彻底肢解了，连同副食店背后那座隐秘的大仓库。
　　那时，副食店柜台内终日站着憨厚朴实的老吴叔，他皮肤白皙、剃着平头、面容慈祥的模样，令镇上的孩子们过目不忘。当然店里还有几位店员，我一概记不清了，也许大伙对老吴叔印象太深刻，以致于把其他人都给过滤掉了。在物质贫乏年代，老吴叔掌控着孩子们最喜欢的糖果糕饼，他身上浸染了副食店的各种香味，对又饥又馋的孩子们是种莫大的诱惑，他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圣诞老人（那时白胡子爷爷还没抵达中国）。
　　副食店的柜台与我们的肩膀一样高，我们去买零食时，总爱把下巴支在柜台的边沿上，目不转睛地盯住某样喜爱的食品。柜台上排列着一只只方形的玻璃罐，里面装满深绿的苔藓饼、金黄的油赞子、黑色的橄榄果、椭圆的糖酥饼、喷香的油果、白色的香糕、可爱的动物饼干、漂亮的奶油糖、白纸裹的豆酥糖……全都是那个年代小吃货们的最爱，副食店还售卖散装豆瓣酱、余姚榨菜、萧山萝卜干、什锦菜、桂皮茴香、油盐酱醋糖等。
　　来副食店的孩子们心情都是亢奋的，他们踮起脚尖，把手里攥着的几枚硬币交给老吴叔，老吴叔用夹子从罐里熟练地夹出食品，装到牛皮纸袋里，再小心地递到孩子们手里，老吴叔乐呵呵的表情会让孩子们的内心雀跃不已。
　　副食店的生意总是那么红火，每天都是门庭若市，连乡下的农民们都特意来光顾。迎着孩子们惊奇的目光，老吴叔骄傲地将一箱箱、一包包新鲜吃货从店后的仓库里搬出来，拆封，倒出，均匀地摆上货架，保持琳琅满目。这仓库究竟有多大？这里面究竟有多好玩？这堆放的食品会多得眼花缭乱吗？仅隔着一层厚厚的货架，这店后面的世界显得那么神秘，让我们充满好奇，也让我们想入非非。而老吴叔就像是一位魔术师，只许他自个儿在前台独立表演，不许观众闯入后台，不许观众偷窥谜底。
　　副食店后面的世界，真让我魂牵梦萦。
　　我向四十多岁的徐大妈打听，因为她无数次进入过副食店仓库，她是镇上搬运社的壮劳力，经常与伙计们一起，把一箱箱货物从三轮卡车上卸下来，再哼哧哼哧扛进去，分门别类码放好。但徐大妈对此事讳莫如深，不肯告诉任何人，似乎与老吴叔串通一气了。我隔着陈家弄堂的墙壁，砰砰砰地敲打着仓库那边的墙垣，除了听到像遥远的地底下传来的震荡声外，没有其他任何反响。我又绕到仓库后门，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动库门，库门纹丝不动，里面早被门闩紧紧顶住。 　　失望之情郁积在心头，让我每天郁郁寡欢，始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满足我的美好夙愿。
　　当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副食店仓库时，我那欲望的潮水已经慢慢退却。我好像是从某个梦里游荡进去的，但又分明记得不是梦，我是随邻家大哥大姐们溜进去的，是去打乒乓球，因为仓库角落有张乒乓台。我不清楚他们是通过什么关系，进入这神秘之地的。
　　那是个宁静的夜晚，老吴叔他们早早打烊回家，仓库异常空旷，除了那团微弱的灯光映照着乒乓台，四周黑魆魆的，我根本没看到满屋子光芒四射的糖果糕饼。幼小的我是去看哥姐们打乒乓的，纯粹是瞎凑热闹，仓库的现实环境让我有点胆怯，怕随时会被身边深不可测的黑暗吞噬。
　　乒乓球击打桌面的声音，在孤寂的仓库里许久回荡着，哥姐们专注于激烈有趣的博弈中，他们早已忘记了时间的概念。我瑟缩着身子，丝毫不离乒乓台半步。
　　突然，十几米开外的一架木梯上的电灯亮了，昏黄的光圈立马投射到楼梯口的石板地上。接着，传来人的脚步声，从楼上开始，啪嗒、啪嗒……一级一级踩下来，缓慢而富有节奏。我的小心脏开始收紧，没料想这里竟然住着人。由于楼梯的走向与我们呈侧面，我只能看到大半个朦胧的背影，渐渐看清了，走下来的是一个阴森森的长发女人。当她踩完最后一级楼梯，触碰到地面的刹那间，猛然回过头来，射出鬼魅般的眼光。幽暗的光线里，我看不清她的面孔，也辨不清她的年纪，但可以断定这女人的年纪不轻了。女人朝我们死死盯了几秒钟，又转过身子，抬起膝盖，一步一步跨上楼梯去，速度跟下来时一样慢。
　　女人回到楼上后，又有一个人下来，这回是个僵硬的男人，啪嗒、啪嗒……一级一级踩下来，脚步依然缓慢而富有节奏。当他踩完最后一级楼梯，接触到地面时，也迅猛地回过头，同样射出鬼魅般的眼神。这个男人的模样仍然看不清，但年龄明显要比女人小，我很有把握地作出判断。
　　男人回头又一步一步跨上楼去，女人又重新一步一步踩下楼来。这女人和男人互相交替上下着楼梯，机械地复制着每个相同的动作。
　　看来他们事先已经过谋划，打算轮流监视我们，他们会长着一副狰狞的面目吗？可千万别走过来呀！我一边在心里猜度，一边在暗暗祈祷，一边又留意着哥姐们打球的神态。奇怪的是，哥姐们对眼前的现象视若无睹，他们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剩下我一个人在关注着眼前这看似危险的情景。
　　他们是谁？为什么要上下楼梯？他们会偷吃店里的东西么？我满腦子狐疑，注意力早不在乒乓球上面。那个晚上，我第一次遭遇到成人世界带来的困惑，原来我心仪的副食店仓库，竟住着一对模样惊悚怪异的男女。
　　哥姐们继续在乒乓台两侧展开厮杀，我继续窥视着楼梯上的男女。我感觉我也在跟那对男女厮杀，彼此用敌对犀利的眼神在隔空厮杀，只是谁都无法战胜谁。不可理喻的是，这男女竟然不知道疲倦，连歇会儿都不敢，生怕一有空隙，就会让我们乘虚而入，卷走仓库里的一切，尽管仓库四壁空空如也。我想，老吴叔他们不会把糖果糕饼放这里的，旁边一定还有别的仓库。副食店不会这么傻，把如此贵重的东西拱手让给这对可怕的男女，我随即排除了他们是仓库管理员的想法。
　　我准备把这个答案抛给哥姐们，却又打消了念头，此刻他们打球正酣，无论如何不会告诉我的，相信以后也不会，他们觉得有的事永远不能让小孩子知道，大人与小孩的世界总是隔着这么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那我就大胆推断这是一对处于软禁中的夫妻，遭遇了政治迫害，被迫在此反思和交代问题，许多日子过去了，造反派组织一无所获，却把人家整出了毛病，导致精神逐渐失常。每当夜晚，遇见外界来人，他们便条件反射般不停地上下着楼梯，以此怪异的行为抵挡来自外部世界的恐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患难中的男女，为了战胜厄运，寻找生存之路，在极度困苦的环境里，发明了这种排纾愁闷和痛苦的游戏，类似《红岩》中的地下党员华子良，在监狱中装疯卖傻，迷惑敌人。
　　这个推断，瞬间让我产生恻隐之心，对他们的憎恶之情荡然无存。我宁愿相信答案是后一种情况，至少在政治高压年代还孕育着希望，潜藏着生机，只要留住一颗不羁的灵魂和高贵的生命。
　　那天晚上我们几时回到家，已记不清了，反正我们离开前，这对男女一直在上下着楼梯，他们也许不想让我们看到抢先停下来的情形，他们一定要坚持到我们走后，然后畅快地成为精神上的胜利者。很明显，这男女俩的行为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
　　第二天早上，老街上的副食店照例开门，老吴叔照例满面春风，边卸着店里的一块块门板，边与对面的徐大妈唠嗑。阳光正透过对面徐家银杏树叶的缝隙，在副食店门口筛下斑驳的光影。顾客们络绎不绝跨进店里，老吴叔忙不迭地与他们打着招呼。副食店开始迎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那晚以后，在很长时间里，我又进了仓库两次，仍是看哥姐们打乒乓，仍是遇见这对男女一成不变地上下着楼梯……我有点见怪不怪了，内心逐渐适应，继而开始麻木。
　　那年头，副食店仓库夜晚的事情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仓库的昼夜是泾渭分明，副食店前后是天壤之别，风光八面的老街里该藏匿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老吴叔知道，徐大妈知道，我养娘知道，镇上的许多大人都知道，唯有我懵懂无知。
　　大约半年后，养娘告诉我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有个姓王的女人不久前在副食店仓库悬梁自尽了，据说是被冤屈而走上绝路的。养娘的口气很淡定，听起来像是遥远的异乡发生的事，根本与我们无关，我知道她对我的良苦用心。还好，我们已许久没进去打乒乓了，不敢断定死的是哪位女人，也不清楚里面究竟住过多少有问题的人。从此，仓库里有“吊死鬼”的传闻，在镇上迅速蔓延开来。
　　但匪夷所思的是，老吴叔店里的生意丝毫没受影响，这事似乎与副食店毫不相干，人们都默认副食店前后世界的不同，副食店在往后若干年里，仍好端端地开张着，直到某年搬迁到南面的新街为止，然后老吴叔也退休了，回城里颐养天年。上世纪80年代时，副食店旧址被改造成镇上的某家服装厂，前面的店堂与后面的仓库全给打通了，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服装女工，各自埋头踩着一台台缝纫机，传说中的“鬼魂”早被满屋子崭新布料的香味驱散。 　　有位作家说过，历史不值得你我喜悦，也不值得无情悲伤，历史就是曾经发生的事实，喜悦和悲伤之于历史，终归是廉价和虚无。五十年过去了，我只想让此事在文字里留下一道历史的剪影，记住副食店里难以名状的梦境，留下我久远的迷茫与惆怅。
　　少年马小宝
　　少年马小宝考上县越剧团，是那年我们镇上最大的喜讯。
　　那时候，马小宝肤色黝黑，眼神透亮，面庞英俊，说话声富有磁性，浑身上下充满灵气和朝气，是镇上少年中的翘楚。同龄女孩们在老街遇着他，总会回过头来偷看。这样的少年，甭说走在镇上，就是走在县城大街上，也是气场夺人。
　　小宝爹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终日在村里种地。小宝妈是社办企业的会计，在镇上农机厂上班。按理，小宝进越剧团既没家庭背景，又没遗传基因，更何况唱越剧是女孩子们的行当，他一个大男孩跟越剧风马牛不相及。但你得承认，从镇小学念到镇初中，唱歌这玩意儿，同学中没人能与小宝PK，不知道小宝唱歌的天赋遗传谁。
　　马小宝9岁那年，公社革委会在他爷爷村里开批斗大会，晒场上人山人海，四邻八村的人都来了。大会开始前，他爷爷作为“坏分子”代表，跟一群“牛鬼蛇神”在后台排着队，等候上去被批斗。那会儿，小宝挤在人堆里，啪嗒啪嗒掉眼泪，为不能阻拦爷爷上台干着急。革委会的姜主任为强化会前气氛，在高音喇叭里喊着台下的人自告奋勇上来唱革命歌曲。等到几位大人唱过后，小宝不知哪来的勇气，咚咚咚冲上台，抱起大话筒，放开嘹亮的童音唱起来，全场哗然，晒场上的人拼命鼓掌。小宝一口气唱了三首样板戏歌曲，会场的气氛被彻底点燃，姜主任十二分滿意，当他获悉小宝祖孙关系后，当场宣布小宝爷爷免除批斗，即刻回家。那次上去唱歌的结果，小宝始料未及，却在意外中保护了爷爷。
　　小宝平时曲不离口，放学回家一路蹦跳，一路飞飏着革命样板戏的旋律。音乐课上，小宝是同学们的示唱榜样、音乐老师的得力助手。学校合唱比赛时，小宝的领唱能力一枝独秀。有一次，学校举行独唱比赛，马小宝表演《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刚唱出开头第一句“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台下便是掌声雷动。接着唱“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时，台下早已陶醉……此曲让小宝一鸣惊人，成为他在镇上的成名曲，很长时间里，小宝将此作为保留曲目。
　　本来人家马小宝，唱歌纯粹是业余爱好，并没当一回事，即使将来要当一回事，也不会去当越剧这回事，毕竟越剧这种南方曲种，软软糯糯的，阳刚不足，不适合男人唱。但县越剧团的老师们眼光独到，他们认定马小宝是块璞玉，是天然的小生，只要精心打磨，假以时日，必成大器。那个时候，恰逢县越剧团恢复不久，小镇这样的地方，专业声乐机构很少会来光顾，即便民间冒出人才，也是自生自灭，顺其自然。而县越剧团正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寻觅好苗子，各镇凡是唱歌好的孩子，经过百里挑一，统统给招揽进来，不管他们喜不喜欢唱越剧。所以，唱歌好的孩子，进县越剧团是他们唯一的上升通道。
　　马小宝从此将端上剧团的铁饭碗，小小年纪就能替阿爸阿妈赚钱了，并且摇身变为城里人。小宝的命运转变得太快，他和爹妈都没思想准备，全家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爷爷更是激动得老泪纵横。小宝就读过的小学和初中都以小宝为荣，同学们学习小宝，宣传小宝，争做小宝式好少年，小宝的光荣事迹被载入母校史册。
　　镇上像我这样与马小宝同龄的人，久居这弹丸之地，本来就不大安心，随着人渐渐长大，心中的目标变得高远，开始嫌弃眼前的环境。县城对我而言，是“诗和远方”，啥时也像小宝一样一脚跨到县城里，去打量和拥抱那片斑斓的世界，这样的欲望，日夜萦绕在我心头。这样的欲望，也时刻干扰着家长们原先平静的思绪。
　　马小宝考上县越剧团的事迹，让家长们的教育目标不再空洞。比如我母亲抓住这身边的活教材——马小宝励志故事，每天喋喋不休地数落我，夸人家马小宝如何有出息，艳羡马小宝母亲在镇上多有颜面，用今天的话来说，马小宝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马小宝似乎成了我的“夙敌”，他是别人家的孩子，而母亲硬是拉我与他攀比，她的心里早已住了个“别人家的孩子”，这让我很无奈。那些日子，我每天在铅画纸上苦苦作画，一心想追逐马小宝前行的脚步，幻想成为一名画家，像小宝那样有出息。可是我毕竟天赋有限，也不会像小宝那样遇到好伯乐。
　　看来我与小宝不在一条道上，我们之间有距离，他在城里展翅翱翔，我只能在小镇里仰望星空，默默祝福他。小宝去城里后，与我们渐渐失去联系，不久音讯全无。
　　1978年，越剧电影《红楼梦》解禁后，重新在全国上映。那几天，镇上的大礼堂日夜跑片，观众如潮，我一遍遍去观看，徐玉兰扮演的贾宝玉是那么俊美迷人，她的演技又是那么出类拔萃，我情不自禁想起了马小宝。如果现在让我们年轻的小宝来扮演贾宝玉，说不定会轰动全县吧，也许我的想法跟镇上好多人一致。一般来说，小生是越剧大戏中最重要的角色，小宝扮小生的唱段自然就多，舞台上停留时间也长，所以他会是越剧团里的大红人物。
　　1979年春节过后，我们全家迁徙到县城。那时我正念初中，每天经过县城东门路，县越剧团就坐落在东门路上，高墙大院，民国风格建筑，气势非凡，这就是传说中的马小宝的单位，我肃然起敬。里面传来婉转缠绵的演员唱腔，还有由提琴、二胡、笛子、琵琶、扬琴等组成的悠扬动听的演奏音乐，一大群演员在里面的大舞台上专心排练。我立马想到了马小宝，小宝现在的唱腔水平该炉火纯青了吧，人家现在是大明星了，说不定已把我们当年的小伙伴忘了。每次路过剧团，我总看见有穿灯笼裤的漂亮演员进出，却从没碰上过马小宝。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看见越剧团门洞大开，小洋楼对面的舞台上，演员们人头攒动，乐队演奏声齐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估摸着剧团正在排演大戏，准备在后门外的人民剧场隆重上演，也可能赴外地交流演出。但我关心的是马小宝，想挤进大门去看小宝在台上光彩灼人的形象，却被门卫给挡住了，我只能怏怏而回。
　　上世纪80年代某天晚上，我去县人民剧院观看由县越剧团演出的越剧大戏《盘妻索妻》，演员们一茬茬上台，我睁大眼睛使劲找台上的小宝，从头到尾依然没找到。可能在这场戏中他没有角色，暂时没上场吧，我这样安慰着自己，结束了那一晚的观剧。
　　岁月更迭，我的人生不断翻篇，我已不再仰慕马小宝，他在我心中渐行渐远。1990年，曾经风光无限的县越剧团解散，体制变更，主体并入文化馆，许多演员遭遇分流，各奔东西。
　　很多年后，我从别人口中得知，马小宝在那次分流中下岗了，没能进入文化馆，可能不属于正式编制的缘故。他回镇上后，在一家著名的服装企业打工，干过各种岗位，业余时间，偶然与一帮越剧爱好者吊吊嗓子，过把旧瘾。文化馆的老同事们有次去镇上演出，他宝刀不老，再度上台，颇有当年风范。可惜我获知的仅是他的零碎消息，无法了解他整个人生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