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一样的响尾蛇(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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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炎热而潮湿的十二月。雨水多得就跟要赶往大雨世界锦标赛似的,我们正从萨穆乌往回趕。我的爸爸驾驶着他的黑色胶轮福特40轿车。对我来说,他就像个超人一样。
  爸爸的朋友塔诺·波莱迪在他身旁抽着烟,我则坐在后排的位置上,灰头土脸地盯着日落时分像子弹一般钻进车窗的甲虫们。这是行驶在泥泞土路上唯一不太好玩的地方。车开在这样的路上面就像是船,一会儿猛地向这边一摇,一下又忽然往那边一摆,像弹簧小人似的。
  但我当时已经八岁了,很喜欢十二月里放学后的这种仪式。
  查科的公路都糟透了,载棉花的大卡车从农场开出来,在路面留下一道道印记。但我的爸爸对公路的每一米都了如指掌,因为他是总在旅途上的生意人,什么东西都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布料、橄榄油、门多萨的葡萄酒、巧克力、气泡水……应有尽有。
  那个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午后热得就像一千重地狱,福特车呼哧呼哧地喷着热气,努力地拉动后面的两轮拖挂货舱,那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商品。车厢里的湿气重得逼人,当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我们想快点到家,赶上平安夜的晚餐。可路面是如此的坑坑洼洼,车速最快只能开到每小时二十公里,我们已经弄爆了两个轮胎,再也没有备用的了。
  忽然,福特车猛地一弹,好像又要陷进沟里了。爸爸把方向盘一把打向一边,同时踩紧了刹车。我一下子就知道——我们的车胎又爆了。
  “圣诞聚餐算是没戏啦。”他宣布。
  塔诺·波莱迪吐掉嘴里的香烟,骂了一句什么,又笑着说:
  “圣诞快乐,那喝点儿水吧。”
  货舱里面装满了气泡水。
  我爸爸下车去看毁掉的车胎,塔诺叔叔去了树丛里撒尿。当他转身准备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忽然蹦了起来,还一边尖叫一边咒骂着:“一条蛇!他妈的!一条管于一样的响尾蛇!”
  塔诺叔叔倒地的一瞬间,爸爸把手伸进了车座底下,抽出了一把大砍刀,先猛拍了那毒蛇一下,又竖起刀片直劈下去,直接把蛇头砍掉了。“你不许下车,跟紧大人!”他冲我大叫,把塔诺叔叔拖上了车。爸爸很绝望,大声叫着,拜托你千万不要死!
  爸爸快速帮助塔诺叔叔在座位上躺平,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根本不理会他的叫喊,抓起了他的腿,把他的内裤和鞋都脱了下来,看着他膝盖上的伤口,对他说你忍耐一下,就把嘴凑了上去开始用力地吸。
  爸爸一点都不觉得恶心,机械地重复着动作,看上去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他吸一阵,吐出来,用手臂抹抹嘴巴,又继续吸继续吐。他同时还把裤子的膝盖以下都扯了下来,上衣也脱掉了,把它们都撕成布条,在塔诺叔叔的膝盖下面缠成了绷带。
  塔诺叔叔就像生崽的母猴子一样嚎叫着。他看起来那么害怕,一边哭一边问爸爸,是不是真的已经把那可恶的毒蛇杀死了。
  爸爸没有答话,集中全部的精力用一只螺丝刀穿过布条,再慢慢拧紧,把肌肉和血管都勒住。这样血液就不会往上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了。爸爸每拧一下螺丝刀,塔诺叔叔都会一阵大叫,为了忍住疼痛还紧紧地抓着车门。他嘴里的叫骂一直都没停过。
  后来爸爸终于停止了吸和吐,他直起身子,把打的结拉紧,又把碎烟草叶撒在伤口上,此时的伤口已经完全瘀青了。
  伤口很小,只是两条细细的痕,像日本人的眼睛。但他们都知道,事实远比看起来严重得多。响尾蛇非常毒,它们咬的伤口几乎总能致命。
  我瞪着水盆一样的眼睛目睹了这一切,想象着塔诺叔叔的绝望,和我父亲的全神贯注与当机立断。从后座都能清晰地看到,那条刚刚死去的灰绿色毒蛇。它的身躯又粗又厚,直径至少有五厘米。
  后来我的爸爸掏出小刀,全然不理会塔诺叔叔的尖叫,一刀把伤口切开了。他把止血的绷带叉紧了紧,说道,别晕过去塔诺,别晕过去。虽然从来没有亲眼看过,但我也曾经听人们说起,被响尾蛇咬了以后,受伤的人如果声音越来越尖细,目光变得模糊,最后晕过去,那就是死定了。
  所以,塔诺叔叔忽然失去了知觉的时候,我也安静了下来。爸爸让我去前边坐,把塔诺叔叔横放在后排。接着他猛灌了几口杜松子酒,突然也开始骂起脏话来。又过了一会儿,他把那条毒蛇踢到了路边,在方向盘前坐下来,摸摸我的头,又一把抱住了我。
  “我们要过的这狗屎的圣诞节啊!”
  “他会死吗?”
  “要是有人经过,带我们到医院去,用血清就能把他救过来。但谁会在今天晚上路过这里呢?”
  他自己知道,在这样的日子,这样的钟点,答案一定是——没有人。他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这个圣诞节我们只有两样东西:气泡水和一个危急关头的朋友。如果妈妈说的是真的,上帝真的存在,那妈妈一定会为塔诺叔叔祈祷。
  又过了一会儿,天开始黑了。爸爸从货舱里拿来了两瓶水。它们都是热的,所以他放在了车顶上。他又拿出了一包饼干给我。塔诺叔叔说了好一阵胡话,还烧得滚烫。爸爸用一条湿手帕擦拭他的额头,润湿他的嘴唇。看时间到了午夜十二点,他紧紧地抱住了我,我发现他在哭。
  查科的夏夜一点都不长,而且光彩照人,天空近得似乎触手可及。满天的星斗那么灿烂,我能看见一道白光,爸爸告诉过我,那就是银河。夜色那么美好,我甚至在想,一切都会没事的,那个夏天全世界的人都很乐观,困为庄稼地里的棉花多得摘不完。
  后来爸爸让我睡一会儿,我就闭上了眼睛。他自己随后去了车后座,抱住了塔诺叔叔——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我偷偷地瞄着他们,看到爸爸把塔诺叔叔抱在自己的臂弯里,宛如邮票上的圣母抱着耶稣一样。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了:我默默祈祷了一段时间,直到睡着。
  黎明的时候,太阳开始在空中闪烁,几个拖拉机里的农民发现了我们,他们宿醉还未醒。直到今天,我都记得他们看到眼前的场景时惊愕的样子——塔诺叔叔张着嘴,像是睡着了,躺在我爸爸的怀里;爸爸伤心地哭泣着:我一边赶着苍蝇,一边自言自语。我吓坏了,当时我还是个孩子,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死亡。

丰收的季节


  ——致欧斯金·考德威尔
  胡安·戈麦斯每离开一家农场,穿过大门,总要深深地呼口气,再耸耸肩膀。走出几百米开外,找到一处阴凉,他就会仰面朝天躺下,把手垫在脖颈下方,细细地吹一阵口哨,端详一会儿空中飞过的鹦鹉群,最后轻轻嘟囔一句:
  “他妈的。”
  他慢慢开始明白,生活其实比自己以前想象的还更苦涩一些。他已经四处游荡着找活计一个星期了。有人告诉他,基蒂利皮一带需要短期工,但现在看来所有农场的收割季节都提前了,他这一番奔波寻找都是徒劳。他记忆中独臂内波穆塞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还记得内波穆塞诺总喜欢说;没有比丰收的季节更美妙的了,整个查科都如同换上了洁白的新衣一般,所有人都赶着去摘棉花。
  每年的棉花种植都在减少,每家农场里的每个人都在抱怨政府(据说是因为国家缩紧了生产,允许从国外进口便宜的原材料,致使当地的价格不得不跟着下降),种的少了,收成自然也就少了,所以活计少了,钱也少了。更可怕的是,一年太早,又一年大水。一切都糟透了。
  躺一会儿之后他会慢慢起身,把裤子上的灰抖一抖,继续向前走。他能感觉得到沙粒一般的土透过草鞋上小小的空隙钻进了自己的脚趾之间。每隔一会儿,他都会狐疑地检查一下自己的包袱里面,那几块面包是不是还在,虽然他几乎没怎么吃过。他继续心情平静地走下去,时而这里那里打听着,希望自己沉默而顺从的样子能吸引什么人给他些随便什么活计,挣上几个小钱。每天结束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啃一块面包,心中期待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这可是丰收的季节啊。接着他就会在一棵树下席地而卧,沉沉睡去。
  艰苦跋涉的第八天早上,他又一次失望地离开了一家名叫“罗西塔”的农场,往北朝着彭巴印地约的方向走了几里路以后发现,百米开外有一家面朝大路的小铺。那是栋有年头的房子了,又方又平,两边各有一棵巨大的风铃树,门口立着一台破旧的前接口式加油机。他感觉到了口渴,加快了脚步。前一天晚上,他选择了不吃东西,这样自己已经没剩多少的补给就能多坚持一天了。走向小铺的过程中他决定,今天要吃一整个面包,还要买一瓶甘蔗水,让自己有精神继续走下去。他会把瓶子装进包袱里,这样就能带着它走,每次停下来歇脚的時候也能喝上一口了。这要把身上的钱花掉一半以上,但他很快就说服了自己,这一点小小的奢侈还是应得的——他已经瘦了不少,用来当裤带的那根绳子至少紧了两厘米。最难熬的还是心中的悲伤和仍然没有找到活计的焦虑,它们比饥饿还要难受。
  他掏出了一块硬得像石头的面包,咬了一口却只能吐出来,慢慢舔软,最后才啃下来一小块。刺眼的阳光倾泻而下,快把他烤熟了。他不得不用袖子抹了两下脸——北风带来的沙粒粘在了他汗水斑驳的皮肤上,嚼面包的同时不得不同时嚼沙子。他估摸着大雨应该随时都可能倾盆而下,等最燥热的狂风安静下来以后,乌云密布的天空会放睛。之后的湿气会让人无法忍受,但他宁愿想象自己即将走在清新的泥土气息之中,满眼是山中雨后的新绿。
  走最后几米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去过的所有农场,里面的工人疯狂地劳作,在查科夏天密不透风的寂静中心无旁顾。他们都带着压到耳朵的帽子,湿漉漉的手巾搭在脖子后面,必不可少。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感觉它们一阵发紧,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摘一次棉花。同时胸中是一阵汹涌的波涛,伴随着妒忌与愤怒,仿佛针刺一般。他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渴望,想要也把手指淹没在棉花苞里,把它们一个个揪下来,看着指尖的伤口中重新涌出鲜血。
  “早啊。”他一进门就说。
  他走向柜台,那里离门口大约四米,里面唬人的昏暗过了好一会儿才能适应。地面是砖铺的,店里有三张小小的方桌,两张都有人了——其中一张坐了一个肩膀宽宽的黑大个儿,胳膊粗得连喝醉的时候都能轻松举起一辆拖拉机.另一张坐了三个农民,看起来像是三胞胎兄弟,鼻子下面都留着一样的精致胡须,刚好跟鼻头一样宽,头上是一样的宽檐帽子,下面露出一簇簇卷发,三个人没精打采地搭着话,跟咕咕叫的鸽子似的。
  “你要啥?”柜台另一端的女人问道,身子撑在胳膊肘上。她有四十多岁了,乳房跟熟透的木瓜似的,两只手就像又胖又大的毛蜘蛛。
  “甘蔗水。”胡安回答:“一瓶。”
  女人转过身去,再转回来手里已经攥着瓶子了,好像它刚才就悬浮在空气中一样。
  “三百。”
  胡安掏过口袋,数出三张钞票,一张张捋平放在柜台上。她数也没数就抓了起来,塞进自己的双乳之间。
  “借我个杯子,老板娘。我想喝点儿。”
  女人继续盯着他,好像完全没听见他说的话。
  “一个杯子。”他重复道:“给我个杯子。”
  “没门儿。你现在就走。”
  “但借我个杯子咋了。拜托。我就喝一点儿。”
  “不行,我都说了。什么也不能给你。这儿不欢迎你们。”
  “谁?我们?
  “你们这些外头来的短期工!我们自己都没活干了,真不懂你们还来干啥。没一点用,还把工钱都拉低了。”
  “行,老板娘。可我还正找活儿干呢,自己找,一个人,没妨碍别人。我只想要个杯子喝点儿你刚卖给我的甘蔗水,喝完就走。”
  “不行,现在走。出去,我们这儿不欢迎你们。”
  “都说了我一个人来的老板娘。而且,别这么冲我吆喝,我不是条狗。”
  “出去!混蛋!”
  胡安·戈麦斯定定地看着她,眼睛越眯越细,直到它们变成了两条阴暗的沟渠,里面满是厌恶。他发现店里的其他人一声不吭,虽然都默默观察着他和女人的对话,周围的气温仿佛上升了两度。在开口回答之前——其实他还没想好要不要回答,因为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在告诉他此刻或许闭嘴比较好——女人身后一个男人出现了。他看起来比她年纪大些,头顶已经半秃了,身子像酒瓶树树干一样圆滚滚的。男人的眼神里完全没有光,就像个冰冷的死人一般。他问发生了什么事,女人抢在前头答话:   “这混蛋在这儿撒野呢,佩德罗。就是不走,都说了我们这儿不欢迎可恶的短期工。”
  胖子盯住胡安。
  “你想千吗?打架?”
  “不是啊老板。我只要个杯子,喝我的甘蔗水。我渴啊。”
  “你是从萨恩斯佩尼亚来的?”
  “那莲内。”
  “都一样。谁带你来的?”
  “没人带。”胡安·戈麦斯笑了,耸了耸肩膀“我就是一个人来的啊。”
  “那你上哪儿去?”
  “想找点儿活干。”
  胖子紧紧地盯着他,满眼鄙夷,目光冰冷,好似等待着压顶的死寂倾泻在所有人的背脊上。接着他不屑地嘟囔了句什么,几乎是同时吐出了一口厚厚的浓痰,又伸出汗津津的手抓住胡安·戈麦斯的右肩膀,往后一推。
  “走开你个狗娘养的!”他声嘶力竭地冲着其他人嚷:“他找活儿千,你们就都没工做了!说得好像没事人儿似的!带他们过来,就冲着这个的吧,为了抢走本地人的活儿!这些混蛋来了,把大家的日子都搞砸了,活计也全抢走了!”
  “不是啊,你搞错了。”胡安·戈麦斯重申道,想从胖子的手中挣脱出来,“我没想从谁那边抢走啥,你们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也没谁带我来,我自己来的。”
  “是拉米洛带你来的。别编了。”
  “啥拉米洛?我不认得啊。”
  “就是他派你来看笑话的,来羞辱我们所有人。”
  那个宽肩膀的黑大个儿已经站起身,向胡安·戈麦斯走来。他用双手抓住胡安的上衣,一下就扯开了一道口子。伴随着直接喷到胡安脸上的恶臭,黑大个儿慢悠悠地说:
  “你真他妈是个狗娘养的。”
  胡安向后退了一步,感觉全身的血液都聚拢到脸上来了。他有些害-怕,把本来要出口的话吞了回去,心脏跳动的节奏已然失去了控制,猛烈地敲击着自己的肋骨。另一张桌子上的三个农民也站起身,朝柜台走来。胡安·戈麦斯又向后退了一步,确认了一下自己背后没有人,又用余光瞟了瞟阻隔住炽热光线的店门,开始后悔自己走进了这家店。
  “他是拉米洛用卡车拉过来的。”村民中个子最矮的一个说,“我今天早上看见他了,拉米洛从基蒂利皮拉过来了一車人,就有他。”
  “咋会是那蓬内呢?”另一个人也质疑道。
  “他打哪儿来,关我屁事。”黑大个儿也附和道,挥起一只张开的手,重重地甩在了胡安脸上。
  黑大个儿又甩出了一记右勾拳,胡安直接飞了起来,摔在了一张桌子上,又滚落到地面。他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好几条腿就争先恐后地踢向他全身各处,他只能用双臂把身体遮起来,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因为疼痛和无助大叫着。那女人也发狂一般地怂恿着男人们打。胡安感觉到嘴里涌出了一股又咸又涩的液体,把身体向一边滚去,眼中看到的是自己的鲜血。他挣扎着挤出人群站起身来,又挨了重重的一拳,仿佛敲在自己身上的是一把铁锹。他向门口逃去。那个叫佩德罗的胖子想抓住他,甚至揪住了他的衣服,但是胡安用尽全身的力气捏了对方的睾丸一把,冲出门去,耳朵里还能听到佩德罗倒地的声音,还有他痛苦的嚎叫。
  他开始奔跑,一定会有人追上来的。某一刻他向后望去,果然不错.黑大个儿和两个农民正在百米开外追他,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抓着枪。胡安本能地偏离了道路,冲进了山林里,把那瓶甘蔗水紧紧地握在胸前。他歇斯底里地把瓶嘴撞向豆角树树干,然后直接就举到嘴边咕咚咕咚地大口灌下去,也不顾玻璃会不会划伤嘴唇。那一刻,他好像急切地需要自己的血变得甜一些。他重新上路狂奔的时候,依然紧捏着那玻璃瓶子。他发现自己在哭。
  他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最终精疲力尽脸朝下扑倒在地时,他感觉到自己的双腿都在颤抖,手不再听脑子的使唤了。他心里知道,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逃下去,但他的躯体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站不起来了。他扭过头看,眼前的一切都含混不清。汗水、左额头上仍然淌着的血和剩下的甘蔗粘液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把残破的瓶子放在一旁,用衣袖擦拭着双眼。他已经没在哭了。勉强坐起身来,他发现自己身处一片空地,把全身的重量都支撑在一个胳膊肘上,他环顾四周,仔细地倾听山间的响动,直到目光落在了一株巨大的金钟树上,这时候视野又开始模糊了。他本能地抬起一只手,抹了一下,被手上如此多的血惊呆了。那一刻,他听到了狗吠的声音。
  他一个激灵跳起身,又开始狂奔,暂时忘记了疲惫与伤痛。草丛弄伤了他,带刺的灌木在他的手臂上、脸上、裤子上和残余的衬衫上划开一道道口子。但他心中的恐惧已经超越了这一切,或许因为恐惧才是所有的痛中最痛的痛。不过他没能跑出去多远,狂乱而毋庸置疑的狗叫声越来越清晰,而他知道,一只狗的嗅觉和固执,在山林之间能起到多么大的作用。
  上气不接下气,他在一棵鲜红的破釜树旁停住了脚步,那树干有不止一米粗。他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他的心脏狂烈地跳动,发出干涩的声音。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呼吸竟然能让嘴唇干裂。他的双腿就像一支香烟尽头的烟灰一样,一阵风刮来就会灰飞烟灭。他的下巴忽然开始疯狂地抖动,上下牙飞快地彼此敲击,咯略作响,完全无法控制住,直到他努力把舌头塞进了两排牙齿之间才终于停了下来。
  狗叫声又一次响起了,听上去近得吓人。但他已经没有力气继续逃了,甚至没有试着往起站。他抓起那没口的瓶子,它看起来就像一顶玻璃的王冠,把里面剩下的液体一饮而尽。他舔干净了最后一滴,根本不在乎里面的玻璃碴会不会割伤嘴巴。
  “在这边儿!”一个声音尖叫着,听起来那么近,耳朵都要给震聋了。
  “佩德罗,快让狗跟过来!”另一个声音催促道,只稍稍远一点。
  胡安·戈麦斯用手捋了捋头发,发出了一声破碎的啜泣。他闭上双眼,背靠着树干躺下来,心里不禁琢磨着,自己到底是怎样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塞可是丰收的季节啊,查科的一切理应是最美好的。但仅仅是一秒钟之后,他看到几条狗出现了,一齐向他猛扑过来。他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

亮黄


  当那个精瘦的男人把车停下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它外壳上的亮黄色吸引了过去。那是一辆破旧的68年菲亚特125轿车,车前的保险杠整个都坑坑洼洼的,左边的车灯也裂开了。但涂了漆的部分闪闪发亮,似乎刚洗过。农庄四周是一片污秽,陋巷里泥泞不堪,空气中尘土飞扬,大群的苍蝇像《独孤里桥之役》中的战斗机一般在目标上空盘旋着。在这样的环境中,它尤为惹人注目。
  所有人尤其是孩子们都盯着那辆车和那个瘦子看。所有人,除了大妈以外。她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叼在嘴里的烟,动作迟缓得像悬浮在太空中的宇航员,把烟气徐徐吐向一边后,对大爷说:
  “你别理他。”
  老大爷缓缓站起身,目光一直没离开瘦子,用手掸了掸裤子上方。这个动作没有任何必要,因为裤子既没有褶痕,也并不千净。那只是传教士们每年两次带来的几样可怜的物件之一罢了。去年秋天分给他的是一套蓝色的衣服,但上衣他根本不能穿,因为只有一根袖子。
  另一个亳不必要的动作是用手掌把头发捋平——他没剩下多少头发了,又都是直竖着的,中间满是虱子。
  大爷站着没动,等待着。大妈走进旁边简陋的屋子,从门边递出来一小片亚麻布,嘴里发着誓,一早就决定不看那人的臉,坚决不看他的脸。
  一群孩子过来围住了125轿车,开始这摸摸,那碰碰。里面最高的一个孩子双腿细长,脸上长满了青春痘,胆子也最大,直接坐在了方向盘前。其他的孩子嫉妒地看着,所有的孩子都在笑,那笑声就像印第安人在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发出的笑声一样。瘦子朝后看看,决定不理睬他们。他们千什么对他无所谓。他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走向小屋,跨过排污的水沟之前站住了,用一个塑料打火机点燃了一支国会牌香烟。
  他穿着一件蓝色竖条的白衬衣,破旧的牛仔裤,皮鞋刚上过漆,但能看出来很旧了。这个男人个子很高,小眼睛,又尖又长的鼻子像个冰锥似的。他应该不到五十岁,但肯定有四十往上了。
  男人走向大爷,说道:“您好啊。”大爷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他接着问,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大爷看着他,脸上的表情空洞而黯淡,像极了雷西斯滕西亚酒店里卖的明信片上印第安人的样子,什么也没说。
  “那姑娘,准备好了吗?”瘦子重复了一遍。
  大爷盯着自己布鞋的鞋尖,那位置刚好一个脚趾冒出来,上面龇着斑驳肮脏的长指甲,宛如一枝出墙的红杏。说:
  “呃……”其中的意思是,对,准备好了,算是好了,但还缺点什么。
  “该给你的我带来了。”瘦子说,“姑娘,在哪儿?”
  “在里面。”大爷说着,用拇指指向身后的房门,“但她不愿意。”
  “谁不愿意?那个小妞”她愿不愿意有什么关系?”
  “她妈不愿意。”
  瘦子皱了皱脸,又轻轻摇了摇头:
  “咱俩早就商量好了啊……她现在还想怎么样咖钱?”
  真是麻烦,他心想。自己是个有耐心的人,但他不喜欢这帮人,这个地方,或许也不喜欢自己这份工作,如果这也能算是工作的话。
  “我向来说一不二。“他补充道,语气很严肃。
  大爷点了点头,像是明白了。但其实他一点都不明白。他想着当天早晨老婆对自己说过的话:“不行,她不能从这出去。”她还说了好多好多别的东西。
  大爷琢磨着这一切的时候,又有几个孩子凑了过来。臭水沟的另一边,亮黄色的轿车里此刻载满了七八个乘客。刚才坐在方向盘前的孩子仍然扮演着驾驶员的角色,天晓得正开往什么地方,估计已经到美国了。他身边靠窗站着的,应该是一群孩子里最大的那个,十二岁左右,大摇太摆地冲着车头保险杠没坏的那一块撒尿,随即又尿到了一棵开花的月桂树上。孩子们都大笑起来,嘴里说着听不懂的土话。一个长着乱莲蓬长头发的孩子趴下来,遮盖着眉毛,又从后车窗冒出来,朝那个撒尿的孩子吐口水。车里的孩子都开始鼓掌,又蹦又跳。瘦子看了他们一眼,就像看一支喝得烂醉、奏出的旋律荒腔走板旋律的乐队一般。
  一个印第安小姑娘,估计是所有人最小的妹妹吧,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明显是受到了什么指令,她绕开了老大爷,奔向街上五十米开外的另一间农舍。她跑过的途中,两三只瘦鸡受惊扑腾了起来,逃向不远处开着蓝花楹和金合欢的小山包。那个小女孩也就七岁左右,穿着一件灰色围裙,跟少管所里的制服样式相似。也有可能是白色,但穿得太久了。她光着脚板,脚下扬起了一片猝不及防的灰尘。几个男孩看到她都大笑起来,其中一个喊了一句什么,另外几个笑得更厉害了。但他们不一会儿就安静了,因为大爷用土话跟他们说了几句,又指向亮黄色的菲亚特,里面的孩子们仍然像在游乐场一般狂欢着。两秒钟之后几个孩子都跑向了轿车。瘦子不禁纳闷这些孩子都是从哪儿出来的,又问:
  “一共几个?”
  “双胞胎。”大爷回答,“他们是双胞胎。”
  过了一会儿,仿佛在脑海中重新数了一遍,又补充道:
  “走了四个了。”
  瘦子又点燃了一支烟。看着大爷有些暗示的目光,就递上了那盒国会。大爷一把抓住,叼了一根到嘴里,又把整个盒子塞进口袋。瘦子用自己的火机给大爷点上了火,两个人开始一起抽烟。
  他们就那么站着,一声不吭。老人隔一会儿就用手赶一下苍蝇,瘦子用一条又皱又油腻的手帕擦着额头,越来越疲惫的样子。
  “那……”他问,“还等什么?把她带来吧,我给你钱。”
  “把钱给我。”大爷说,伸出一只皮肤干裂的手,手掌上无尽的纹路仿佛一道道沟渠。
  但他张开的手在空中停住了,因为对方摇了摇头,用鼻孔喷出了一阵烟雾。
  “先带她出来,让她上车。这才是我们说好的。”
  老人说:
  “行。但先给我点儿,我拿去给她看。“就又伸开了手掌,是个从下到上的动作,仿佛托起了一个想象中的球。这是他的方式,向瘦子表达,不愿意、不合作的是她妈妈,得拿点钱去说服她。   “别耍花招了,戈麦斯。昨天我已经把说好的订金给你了。而且你生得太多了,那姑娘不管去哪儿,都比在这强。”
  大爷放下了手,看上去垂头丧气,脸上空洞的表情难以捉摸。
  “快点去吧。”瘦子坚持道,“难道现在要上演感情大戏了?”
  大爷咧嘴笑笑算是应承,又猛拍了一下苍蝇,再用手臂擦了擦额头。
  大爷慢慢地走进了农舍,瘦子开始用目光在周围搜寻一个能坐下来的地方,一个树桩之类的。他踩扁了一只朝他走过来的螳螂,它像颗假的绿宝石一样翠绿。他又向菲亚特望去,这时所有的乘客都一本正经,聚精会神,宛如一架正在穿过气流颠簸的飞机。
  突然,一聲尖叫,仿佛用久了的刹车片一般尖锐。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的争吵。重复的最多的一个词是“阿奈卡”或者什么类似的发音。大妈说出来的话里每五个词就有一个阿奈卡。还能听到某种坚硬的东西撞上软表面的声音。之后是一声哭叫。又过了一会儿,大爷出来了。
  他头上戴了一顶旧得不能再旧的牛仔帽,整个都被老鼠还是飞蛾咬得不成样了。
  “行了。”他宣布,“现在给我吧。”
  瘦子嘴里叼着一小根苦楝树枝,没有照力。。
  “钱。”大爷坚持道,“给我钱。”
  瘦子缓缓把手插进裤袋,掏出一沓对折的钞票,用舌头沾湿拇指和食指,用左手握住那沓钱数起来。数完以后,又把它们对折塞进了衬衣口袋。他长叹一口气,像是筋疲力尽了,又点燃了一支烟,站起身来,在大爷贪婪的目光中缓缓走向菲亚特,跨过水沟的时候,扭头向污水中吐了一大口痰。
  “闪开闪开!”瘦子走到车边吆喝。小团体一瞬间散去了。就像一群夜里从厨房逃走的蟑螂,朝着四面八方狂奔。瘦子盯着自己要坐的座位,站住不动,靠着驾驶室旁敞开的车门抽着烟。他面无表情地看了看大爷,像是漠视着一个与自己全然无关的悲剧。大爷朝屋里说了些什么,与其说是指示,不如说是命令。
  大妈随后出现了,老大爷怒目而视。她的身后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及腰的长发闪闪发亮,好像刚洗完又梳了好一会儿。她也穿着一件灰围裙,不知是孤儿院还是修道院的样式——短袖、收腰、长到脚踝。女孩四肢纤细,皮肤黝黑光滑,围裙刚好遮住了女性的曲线。脸庞上是高颧骨,平鼻梁,突出丰满的嘴唇,乌黑的眼睛又细又长.却因为害怕睁得无比大。大妈看都不看大爷一眼,只跟女儿说了一句话。少女听到后,挪动脚步走向轿车。跟着她的是大爷。
  两人走到亮黄色的轿车前,大爷伸手示意少女从另一边上车,自己又把手伸向鼻子像冰锥一样的瘦子。瘦子把香烟扔到地上,用鞋底踩熄,把钞票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大爷摊开的粗糙掌心上。随后坐上车,启动马达,看也没看身边的人一眼,绝尘而去。
  曼波·贾尔迪内里,1947年生于阿根廷雷西斯滕西亚市,阿根廷著名作家,曾任教于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被改编成电影,其代表作《热月》中文版即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范童心,墨西哥新莱昂州自治大学教师,孔子学院本土教师。译有数册经典儿童绘本、科普读物和短篇集,负责多位拉美作家的版权及翻译项目,发表译作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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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金秋,六朝古都南京被金黄的梧桐和层层叠叠的红枫覆盖。穿过北京西路两侧一排排古老的梧桐林荫大道,我们来到华东饭店。在这里有幸见到了享誉乡里,驰名华夏的大画家吕恩谊先生。眼前的吕老: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虽已年届耄耋,但岁月的年轮,依旧难掩老艺术家谦谦君子的儒雅和从容。  十帅油画 蜚声画坛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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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下旬,重庆市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收到一封来自江苏泗洪县的信,信中说:在涪陵的郊外,长眠着一位革命先烈,他的名字叫黎纯一。  江苏来信唤起怀念   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收到的这封信为陈子兵所写。陈子兵是江苏泗洪县淮北中学历史教师,也是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那些年,他一直致力于黎纯一在皖东北领导开展抗日斗争的历史研究。2010年,陈子兵偶然在网上查寻到黎纯一唯一的女儿——中国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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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的被俘人员多数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上饶集中营,成了失去自由的新四军将士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另一个战场。本期刊登的几个故事,就是新四军英烈与将士们在上饶集中营与敌人斗争的缩影。   还记得电影《上饶集中营》中那位坚强、美丽的年轻女共产党员吗?她的原型就是新四军军部机要员、有“丹娘”之誉的施奇。   施奇原名施美云,1922年出生于浙江省平湖县,从小家境贫寒,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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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雅、隽永、刚毅,九十七岁高龄的肖寒让人联想起雪中的梅花。老人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翻开尘封的往事,办《路东报》的日子历历在目。   那是1941年的冬天,日寇疯狂地向我边区扫荡。为了宣传抗日,同时向上级和兄弟战区通报情况,新四军鄂皖边区党委把王正林、肖寒夫妇调回机关创办《路东报》。《路东报》的名稱,就是因为当时所在区域属于津浦路路东。王正林担任主编,同时又是记者、编辑,肖寒负责排版、刻印和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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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是理论教育和宣传思想工作者的天职。讲政治最忌讳那些空洞的口号和枯燥的说教,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挖掘历史和现实中栩栩如生、群众喜闻乐见、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故事循循善诱,用故事讲政治。我们生活在这个风云际会、如火如荼的时代,如何面向14亿中国人民,面向国际社会,用中国故事讲好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崇高政治责任和全新实践课题。   “用故事讲政治”一代伟人毛泽东是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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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一天,菲利普和阿黛尔结婚了。那天多云,刮着风。后来出了太阳。距离阿黛尔上次结婚有段时间了。她穿一身白:白低跟鞋,紧裹臀部的长色自裙,轻薄上衣下穿白色胸罩,脖子上一串淡水珍珠。他们在她的房子里举行了婚礼——她从上次婚姻中得到的房子。她的朋友都来了。她信赖友谊。房子里很拥挤。  “我,阿黛尔,”她清晰地说,“把自己完完全全交予你——菲尔,做你的妻……”当伴郎的是她的小男孩儿,此时表情淡漠地站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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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父亲   张一阳1923年出生时,父亲张太雷正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父亲在外革命,他与母亲及两个姐姐生活在老家常州。张一阳4岁时,父亲组织领导了广州起义,起义的第二天,张太雷遭敌人伏击不幸牺牲。这一年,张太雷也就29岁。   张太雷牺牲的消息,家里人并不知道。直到第二年初,张一阳的母亲陆静华接到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说张太雷病重,让她赶紧去上海。到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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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被俘,关进了上饶集中营。   林植夫是福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瀛,他认识了同在日本留学的崇安人、同盟会会员朱尔英,与当时在日本的蒋介石也有一面之交。   1931年4月,闽北红军第一次解放崇安县城时,朱尔英带着妻子和儿子到了福州。此时,林植夫在福州担任福建学院院长,经林植夫推荐,朱尔英在福建学院中文系任教。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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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临近圣诞的时候,我写下了这个故事,我身在安大略省的西南部,那是第一场雪之后的第三天。雪是在晚上或者清晨悄悄落下的。半夜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雪。清展时分,我们听到孩子们在走廊对面的房间里唱起了圣诞歌曲。天色依然昏暗,我翻了个身,看看时间,凌晨四点三十分。肯定有个孩子醒来了,望向窗外,看到了雪,便迫不及待地把别人也叫起来了。孩子们为了圣诞节的承诺有点疯狂,这下看到了雪,更是叉惊又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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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冯达飞在突围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大腿,紧急处理后,由战士架着突出重围,在南陵县南村保的一户人家隐蔽养伤。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四处搜剿新四军的残余力量。冯达飞的腿伤愈合后,日夜想着渡江北上,与同志们汇合。于是,他通过南村保的养伤人家在村里找到一位农民帮他送信。他想让组织派人到南村保护送自己到江北,同时组织收容散落在皖南的新四军离散人員。谁知送信的农民在到达繁昌县境内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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