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饭”的故事
　　周明灿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县城一所中学任教。当时我家住农村，由于交通不便，要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有一次我回家，吃完晚饭去家门口祠堂里的茶馆走走。刚走到祠堂门口，就见门口摆了一桌茶客，大队会计正忙碌着准备招待公社来的干部。他看到我来了连忙打招呼说：“先生。你来得正好，喝杯茶……”我说：“谢谢!我刚吃完饭、喝完茶，出来散散步……”会计也不勉强我，稍停了下又说：“先生，那么明天4位公社干部到你家吃1天派饭，好不好?”当时公社干部下到大队、生产队检查、指导工作，大都由大队或生产队干部安排轮流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每人每天交1斤粮票、两毛钱给户主。但当时粮食相当紧张，许多社员家都是瓜菜代，更不要说能拿出什么好菜来招待客人了，村里的干部常为安排“派饭”发愁。那天，会计看到我假日回家，大概心里以为我一个月回家一次，家里没有鱼肉吃，鸡蛋、豆腐类的菜肴总有吧。听完会计的话，碍于面子，我不好辞掉。只好说：“让我回去同老婆商量一下……”
　　回到家里，我把“派饭”这件事告诉了爱人。她反问一句：“你答应了吗?”我说：“没直接答应……”她说：“吃‘派饭’，我们家哪里有米呢?”我说：“没米，就去人家借嘛!”她说：“向哪家借啊?XX家借遍了整个村子，也只借到一升米。”我反问道：“那怎么办呢?”她说：“去辞掉!……”
　　我呆呆地站了几分钟之后，还是硬着头皮返回了茶馆。会计见我返回来了，以为我家愿意承担第二天的“派饭”，还没等我开口，就高兴地说：“先生，原来说4个人，现在又来了一个人……”我只好向他招一招手，意思是请他走过来商量一下。他离席走到我身边，我轻轻说：“会计同志，我家没米了……”会计脑子灵，没等我把话说完，就说：“算了，算了，我们另想办法……”我终于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可又背起了愧疚的包袱……
　　当年我掮过枕木
　　王昭煜
　　1968年11月，我当时所在单位被宣布撤销。我的母亲那时是县机关保育院的教师，因为他哥哥的社会关系问题在接受审查。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下放”对象。在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我找来一辆拖拉机，载着我的母亲、妻子和仅3个月大的小女儿，携带着坛坛罐罐回到距離县城60华里的“老家”——吉水县尚贤公社桥头生产大队。
　　那个年代，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苦。我又从小跟随父母在县城长大，对农活不熟悉，不懂犁、耙田，劳动一天只能记7分；妻子虽然来自农村，一天也只记5分。到年终一算，我和妻子一年赚的工分，还不够支付生产队的口粮款。老家的人大都懂手艺，不懂手艺的人也能凭着力气“搞副业”，用赚来的钱弥补生产队的口粮欠款。但是我一不懂手艺、二没搞过副业，怎么能赚到钱呢?思前想后，我凭着自己年轻力壮的身躯，咬咬牙也加入了“搞副业”的行列。
　　我这次搞副业的地点是距离老家60多里的吉安县油田山区，任务就是将一根根重约200来斤的枕木掮下山去。我的同伴原来大都掮过枕木，每人都有一块垫肩搁在肩上，减轻枕木对肩膀的压力，并防止枕木锋利的边沿划破皮肤。我原来没有干过这活，也没有这样的垫肩。但既然来了。没有垫肩也得上!一趟，一趟，又一趟，我竭尽全力支撑着。枕木锋利的边沿早已划破我肩上的衣衫，鲜血和汗水与衣衫碎片粘结在一起，又很快被下一轮掮起的枕木重新划破。我就这样忍受着疼痛，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走着……渐渐地，我仿佛什么也看不见了，一个趔趄摔倒在地，粗大的枕木当头压下来。幸好我一条腿跪着支撑住了身体，才没有被枕木砸下山去。几分钟后，后面的同伴赶来将我扶起，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1975年7月，因为落实政策，我被分配到螺滩水电工地参加建站工作。如今几十年过去，许多往事已被淡忘，但下放“老家”7年的经历，尤其那次“搞副业”被枕木砸倒，命悬一线的惊险一幕，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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