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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
丁瑜是土生土长的河南濮阳人，父母从事公安工作，她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有看守所。她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教师或者军人，丝毫没有想过会和死囚有任何接触与关联。
大学期间，丁瑜获得中文和法律双学士学位，毕业后进入电视台，做法制节目。
2006年，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次采编会上，丁瑜提节目策划，叫《临刑会见》，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节目经过多方碰撞后通过了，可最大的难题是后期制作。
因为死刑、死囚话题带有一定敏感性，制作时遇到很多困难。对即将走上刑场的犯人，监管上非常严格，需要一整套完备的手续。而对有些犯人的采访时间，更是以分钟来计算，如何让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尽快批准并加以配合，都是难颢。
为此，丁瑜和她的同事们绞尽脑汁，在选择访谈对象、协调各方关系、做好案头准备以及预防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等方面，能做多细致就做多细致。毕竟这些罪犯都是命案在身。而且，他们不一定愿意接受访谈，还可能在访谈中不配合等，作为主持人，如何调节采访气氛、如何与采访对象建立起良好的访谈关系，需要过人的智慧和随机应变的功力。
但丁瑜带领她的团队坚持了下来，一做就是六年。每周一期，周六晚9点30分，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与大象网同步播出。只要是一审判决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报道。采访一般在二审开庭时进行，后期制作时，加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本案最终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字幕。
为了节目，丁瑜和她的团队长期驻扎在河南省高院的刑事审判庭。为防止死刑犯失去理智，作出过激的行为，采访时，丁瑜身边有专门人员保护她的安全。采访刚开始的时候，她会关心地询问犯人在狱中的情况，用专注的眼神、关注的视角、平和的语气，注重从细节对人性的追问。
每次采访后，看着罪犯们变得平静、释然，丁瑜就觉得成功了，创办此节目的目的，就是让死囚们内心不再充满怨恨，打开他们的心扉，带着平静面对未来的结果。
见证从生到死
2008年，丁瑜采访了河南省三门峡市因杀害自己的母亲而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同性恋犯人包荣亭。
“你觉得和我说话别扭吗？”包荣亭问她。从未接触过同性恋的丁瑜其实非常别扭，但为了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让包荣亭敞开心扉，丁瑜违心地说：“不……不别扭啊。”然后拿回问话权：“我现在问你，直到现在，直到今天，你后悔杀死你妈妈吗？”
“我不后悔，她70岁了，她如果是10岁，我杀死她，可能来这儿的第三天，我就被枪毙了，你说呢？”
“70岁的人就该死吗？”丁瑜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虽然丁瑜深知，在采访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情绪，就算他们罪行滔天、恶贯满盈，也不要对他们进行言语上的攻击。但这次，她因为气愤而无法控制声音高度。
采访包荣亭一个月后，对方要求临刑前见她最后一面。没有亲人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不原谅他。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和他有联系的人。他问丁瑜：“能和你握一下手吗？”丁瑜愣了一下，随后伸出自己的手。丁瑜不知道握手能给他带来什么慰藉，而且，他的手还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但丁瑜隐忍着满足了他最后的请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心里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疼。
很多人用“天使与恶魔”来形容丁瑜的工作，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天使，她把自己定位为见证者，见证犯人为何走到死的边缘，见证他们从生到死的过程。
到2012年，在丁瑜的真诚启发与引导下，200多名死刑犯在最后一眼回眸这个世界的时候，放下了心中的怨恨和罪孽，坦陈内心世界，虔诚忏悔，获得心里的平静。所以，《临刑会见》开头语就是：“唤醒人性回归，感悟生命可贵”。
在节目中，丁瑜不仅要面对死刑犯，还要面对其家人和受害者的家人及电视机前千万双犀利的眼睛。许多观众给栏目组打电话，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在电话里感慨，因为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动过杀死他的念头，看了《临刑会见》才把“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
让丁瑜更开心的是，这档与死囚犯的生死对话栏目，还被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RobinNewell）看中，他想为丁瑜和她的节目拍摄一部纪录片。
2010年10月，罗本·纽厄尔赶赴郑州，为《临刑会见》拍摄纪录片。2011年3月，罗本·纽厄尔再次来到郑州进行第二次拍摄，完成后期制作后，4月底在国外市场发布。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想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的死刑制度并不是想象中那样野蛮。导演还特意在纪录片中加一段说明字幕：“你会以为，在中国被判死刑就是立刻抓去处决。其实，在中国，所有死刑案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判和复核，如果最高法院认为这个人不应该判死刑，就算犯人自己不上诉，他们也会主动介入要求下级法院重新考量，充分显示出对人生命的尊重。加上中国特有的死刑缓期执行条文，被判死刑的犯人有免死的机会，真正的死刑执行人数已大为降低。”
接受心理挑战
通过做节目，还让丁瑜感觉国家对死刑犯给予了越来越多的人性关怀。从死刑犯临死前可以会见家属到现在注射行刑，处罚方式上逐渐文明。
从人性角度说，每个人都有诉说的需求，死刑犯更是如此。他们失去人身自由后，面对的是法律的审讯，更有倾诉、表达心声的诉求。他们通过丁瑜之口表达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家人的思念、对自身的救赎，丁瑜再将他们的忏悔、思念和赎罪传达给相关的人，让他们在临终前不留遗憾。
而经常接触如此多的惨案，使丁瑜遇到了巨大的心理挑战。
刚开始做节目前半年，她睡觉的时候，脑海中经常浮现出她采访的死刑犯及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事。而且时不时会梦见，有人在她背后拿刀朝她砍。一次，她和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又出现死刑犯来砍杀自己的幻觉，她一把抱住儿子，好一会儿才回到现实中。
2010年，她去福建旅行，难得的放松机会。深夜，同行“驴友”都睡着了，她拉开窗帘向外看。突然，她看到所采访过的百号死刑犯的人头一个个浮现在眼前，各种表情，每个人都记得她，都叫她的名字。她慌忙拉上窗帘，奔到列车车厢接合处，然后看着贴在车厢上的《列车员须知》，她就念了一遍又一遍，好半天，靠朗读才把心情平复下来。
丁瑜意识到问题严重，此后，她开始关注心灵放松，生活中，不看严肃紧张的影视剧及电视节目，只看喜剧、听相声、看小品，让自己每天能够开怀大笑。
在此后的采访中，采访结束，她目送罪犯离去，然后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周围存在的旺盛生命力。她还从性格上改变自己，以前，她非常要强，得理不饶人，后来慢慢学会迂回，不再钻牛角尖。
采访时，关注的角度也开始不同。采访初期，她主要关注死刑犯和被害人的关系、作案当时和案发后的情况，现在，她越来越关注死刑犯的心理变化。很多死刑犯在作出错误决定前，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犯罪心理，只不过他们心理发生波动、偏离正常轨道时，遇到了爆发的导火索。
截至2012年4月初，丁瑜采访了200多个死刑犯，使她深入了解人性和他们的心理攻防术。因着多年的采访经验，丁瑜已经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平和的心态，设身处地地站在受访者的角度引导对方讲述自己的故事。她还凭借自己这么多的实战经验，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临刑会见》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
现在，丁瑜还逐渐学会把工作与生活分开，靠着理性和智慧，战胜心理压力。不再梦见死刑犯，不再去想案件的细节，睡眠也不再依赖安眠药。
丁瑜是土生土长的河南濮阳人，父母从事公安工作，她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有看守所。她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教师或者军人，丝毫没有想过会和死囚有任何接触与关联。
大学期间，丁瑜获得中文和法律双学士学位，毕业后进入电视台，做法制节目。
2006年，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次采编会上，丁瑜提节目策划，叫《临刑会见》，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节目经过多方碰撞后通过了，可最大的难题是后期制作。
因为死刑、死囚话题带有一定敏感性，制作时遇到很多困难。对即将走上刑场的犯人，监管上非常严格，需要一整套完备的手续。而对有些犯人的采访时间，更是以分钟来计算，如何让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尽快批准并加以配合，都是难颢。
为此，丁瑜和她的同事们绞尽脑汁，在选择访谈对象、协调各方关系、做好案头准备以及预防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等方面，能做多细致就做多细致。毕竟这些罪犯都是命案在身。而且，他们不一定愿意接受访谈，还可能在访谈中不配合等，作为主持人，如何调节采访气氛、如何与采访对象建立起良好的访谈关系，需要过人的智慧和随机应变的功力。
但丁瑜带领她的团队坚持了下来，一做就是六年。每周一期，周六晚9点30分，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与大象网同步播出。只要是一审判决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报道。采访一般在二审开庭时进行，后期制作时，加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本案最终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字幕。
为了节目，丁瑜和她的团队长期驻扎在河南省高院的刑事审判庭。为防止死刑犯失去理智，作出过激的行为，采访时，丁瑜身边有专门人员保护她的安全。采访刚开始的时候，她会关心地询问犯人在狱中的情况，用专注的眼神、关注的视角、平和的语气，注重从细节对人性的追问。
每次采访后，看着罪犯们变得平静、释然，丁瑜就觉得成功了，创办此节目的目的，就是让死囚们内心不再充满怨恨，打开他们的心扉，带着平静面对未来的结果。
见证从生到死
2008年，丁瑜采访了河南省三门峡市因杀害自己的母亲而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同性恋犯人包荣亭。
“你觉得和我说话别扭吗？”包荣亭问她。从未接触过同性恋的丁瑜其实非常别扭，但为了拉近与采访对象的距离，让包荣亭敞开心扉，丁瑜违心地说：“不……不别扭啊。”然后拿回问话权：“我现在问你，直到现在，直到今天，你后悔杀死你妈妈吗？”
“我不后悔，她70岁了，她如果是10岁，我杀死她，可能来这儿的第三天，我就被枪毙了，你说呢？”
“70岁的人就该死吗？”丁瑜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虽然丁瑜深知，在采访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情绪，就算他们罪行滔天、恶贯满盈，也不要对他们进行言语上的攻击。但这次，她因为气愤而无法控制声音高度。
采访包荣亭一个月后，对方要求临刑前见她最后一面。没有亲人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不原谅他。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和他有联系的人。他问丁瑜：“能和你握一下手吗？”丁瑜愣了一下，随后伸出自己的手。丁瑜不知道握手能给他带来什么慰藉，而且，他的手还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但丁瑜隐忍着满足了他最后的请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心里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疼。
很多人用“天使与恶魔”来形容丁瑜的工作，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天使，她把自己定位为见证者，见证犯人为何走到死的边缘，见证他们从生到死的过程。
到2012年，在丁瑜的真诚启发与引导下，200多名死刑犯在最后一眼回眸这个世界的时候，放下了心中的怨恨和罪孽，坦陈内心世界，虔诚忏悔，获得心里的平静。所以，《临刑会见》开头语就是：“唤醒人性回归，感悟生命可贵”。
在节目中，丁瑜不仅要面对死刑犯，还要面对其家人和受害者的家人及电视机前千万双犀利的眼睛。许多观众给栏目组打电话，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在电话里感慨，因为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动过杀死他的念头，看了《临刑会见》才把“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
让丁瑜更开心的是，这档与死囚犯的生死对话栏目，还被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纽厄尔（RobinNewell）看中，他想为丁瑜和她的节目拍摄一部纪录片。
2010年10月，罗本·纽厄尔赶赴郑州，为《临刑会见》拍摄纪录片。2011年3月，罗本·纽厄尔再次来到郑州进行第二次拍摄，完成后期制作后，4月底在国外市场发布。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想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的死刑制度并不是想象中那样野蛮。导演还特意在纪录片中加一段说明字幕：“你会以为，在中国被判死刑就是立刻抓去处决。其实，在中国，所有死刑案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判和复核，如果最高法院认为这个人不应该判死刑，就算犯人自己不上诉，他们也会主动介入要求下级法院重新考量，充分显示出对人生命的尊重。加上中国特有的死刑缓期执行条文，被判死刑的犯人有免死的机会，真正的死刑执行人数已大为降低。”
接受心理挑战
通过做节目，还让丁瑜感觉国家对死刑犯给予了越来越多的人性关怀。从死刑犯临死前可以会见家属到现在注射行刑，处罚方式上逐渐文明。
从人性角度说，每个人都有诉说的需求，死刑犯更是如此。他们失去人身自由后，面对的是法律的审讯，更有倾诉、表达心声的诉求。他们通过丁瑜之口表达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家人的思念、对自身的救赎，丁瑜再将他们的忏悔、思念和赎罪传达给相关的人，让他们在临终前不留遗憾。
而经常接触如此多的惨案，使丁瑜遇到了巨大的心理挑战。
刚开始做节目前半年，她睡觉的时候，脑海中经常浮现出她采访的死刑犯及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事。而且时不时会梦见，有人在她背后拿刀朝她砍。一次，她和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又出现死刑犯来砍杀自己的幻觉，她一把抱住儿子，好一会儿才回到现实中。
2010年，她去福建旅行，难得的放松机会。深夜，同行“驴友”都睡着了，她拉开窗帘向外看。突然，她看到所采访过的百号死刑犯的人头一个个浮现在眼前，各种表情，每个人都记得她，都叫她的名字。她慌忙拉上窗帘，奔到列车车厢接合处，然后看着贴在车厢上的《列车员须知》，她就念了一遍又一遍，好半天，靠朗读才把心情平复下来。
丁瑜意识到问题严重，此后，她开始关注心灵放松，生活中，不看严肃紧张的影视剧及电视节目，只看喜剧、听相声、看小品，让自己每天能够开怀大笑。
在此后的采访中，采访结束，她目送罪犯离去，然后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周围存在的旺盛生命力。她还从性格上改变自己，以前，她非常要强，得理不饶人，后来慢慢学会迂回，不再钻牛角尖。
采访时，关注的角度也开始不同。采访初期，她主要关注死刑犯和被害人的关系、作案当时和案发后的情况，现在，她越来越关注死刑犯的心理变化。很多死刑犯在作出错误决定前，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犯罪心理，只不过他们心理发生波动、偏离正常轨道时，遇到了爆发的导火索。
截至2012年4月初，丁瑜采访了200多个死刑犯，使她深入了解人性和他们的心理攻防术。因着多年的采访经验，丁瑜已经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平和的心态，设身处地地站在受访者的角度引导对方讲述自己的故事。她还凭借自己这么多的实战经验，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临刑会见》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
现在，丁瑜还逐渐学会把工作与生活分开，靠着理性和智慧，战胜心理压力。不再梦见死刑犯，不再去想案件的细节，睡眠也不再依赖安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