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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可能只知道我国香港有一张《大公报》，而不知道当年《大公报》是从天津起家，“文革”前的北京《大公报》曾是中央一级全国性的经济报纸。现在人们大都知道我国有一张权威性的经济报纸《经济日报》，而不知道这张报纸和当年的《大公报》有着某些历史渊源。那么，《大公报》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北京《大公报》而今安在？
《大公报》的历史命运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存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报纸跨越了晚清、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历史时期。报馆从天津起家，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北京等地出版。全国解放后，天津《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继续出版；上海《大公报》保持原名出版；重庆《大公报》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维持原样未作变动。1953年，上海《大公报》奉命迁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以《大公报》原名出版；1956年，北京大公报社新楼落成（即今光明日报社斜对面的北京市邮局大楼），天津《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经历13年，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大公报》风雨飘摇，处境十分不妙，恰在这时，总编辑常芝青同志被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我被推上《大公报》夜班总负责人的位置。由于中央财金学院造反派学生进驻报社，闹得报社人仰马翻，编辑部工作极其困难，大家惟一的希望就是维持报纸继续出版。1966年12月30日晚，造反派学生强行命令《大公报》停刊。我据理力争，毫无结果；想打电话给报社上级领导、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学生把住电话，无法联系（据先念同志事后说，他那时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报社的事管不了啦。）。在天将黎明时，我坚持签发大样，以为可以付印。谁想学生们到印刷厂印报机前横行霸道，不准工人开动机器。这最后一张已经编排好的报纸硬是被扼杀在“母腹”之中了。
次日，报社门口贴出了白纸大字书写的所谓“《大公报》讣告”，历数报纸在旧中国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等“罪行”，因而宣判《大公报》“死刑”。造反派学生堂而皇之成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大公报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是中央财金学院学生。北京《大公报》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文革”期间被“封”掉的报纸何止《大公报》一家。庆幸的是，“文革”后报纸纷纷复刊，不仅原有的报纸一一恢复，还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版了许多新报纸。令人奇怪的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公报》却迟迟无声无息。其间，原北京《大公报》同仁曾三次上书中央，恳切请求恢复《大公报》。先念副总理在一次会议上也亲口说过：“恢复《大公报》，登广告。”可是当时有人认为，《大公报》在旧社会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不光彩，不要出了。就这样，《大公报》复出受阻，成为“文革”中惟一被彻底“砸烂”的报纸。
那么，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公报》解放前是否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作为解放后曾在天津、北京《大公报》工作了近20年的我，仅就个人了解的情况提供一些材料。
对国民党不止是小骂还有大骂
余生也晚，对于晚清和民初时期的《大公报》既不了解更未参与。我认识《大公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我在四川读国立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不仅是我，可以说那时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最喜爱读的报纸是重庆《大公报》。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每天清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率先出版，但购报者寥寥无几。《大公报》因印量大，发行先外埠后本市，往往要在上午九、十点钟才在街头露面，可是它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为什么读者对此报情有独钟？无非是因为它的报道比较客观、公正、翔实，能替老百姓说话。它的发行量之大，为重庆各报的总和，可见多么受到读者欢迎。记得有一段时期，《大公报》还刊登过启事，因印刷能力所限，劝说读者不要再订阅《大公报》了，一份报纸大家传阅。1941年，它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这是迄今惟一获得国际奖誉的中国报纸。
1940年夏，国民党大后方物价飞涨，当时叫做“米珠薪桂”，群众苦不堪言。《大公报》当即于6月29日发表社评《天时人事之雨》，提出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操纵粮食买卖的奸商，平抑粮价，以解民怒。文章督促当局关心民众生活，动真格的！其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对大后方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的形势予以抨击。这些言论受到读者的同情和重视，却遭到官商一体、鱼肉人民的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忌恨。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同政要翁文灏、徐堪、俞鸿钧等人，约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无端指责社评中引用数字不准，表示抗议。
香港被日寇侵占后，爆发出孔祥熙的二小姐带着洋狗和老妈子乘飞机从港飞渝的新闻，举国哗然。这条消息是《大公报》首先在社评中揭露出来的。缘起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陷于香港，总编辑王芸生为此事专门找了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他设法救援。陈很快答复：蒋介石已电告香港机场，帮助胡政之尽快离港。《大公报》于是派人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守候迎接。12月9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到达。机门打开，不见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式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对国民党当局之如此腐败，报馆同仁义愤填膺。因国民党每天审查报纸大样，不能直书其事，王芸生便在一篇社评中巧妙地提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这起飞机洋狗事件就这样在群众中广泛传开了，广大群众为之激愤，流亡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和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中法大学、同济大学、云南大学等师生，先后游行示威，抗议国民政府腐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使蒋介石惊恐不已。
1942年，河南省大旱，3000万同胞深陷在饥馑死亡线上。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致死，啃干树皮的难逃刺喉绞肠之苦。有人把妻女驮到遥远的人肉市场，也换不来几斗粮食。《大公报》于1943年2月1日，刊登记者张高峰寄自河南叶县的通讯《豫灾实录》，对河南惨绝人寰的情况作了详细报道。《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读罢心潮起伏，不能自已。他对比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情景于次日写出了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昨天本报刊载了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为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的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社评接着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效，而阔人泡在灯红酒绿的豪奢生活中，然后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地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当晚便以军事委员会名义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社评能论述得这样淋漓尽致，恐怕不能说是“小骂”了吧！至少蒋介石并不认为是小骂，不然为何暴跳如雷，令《大公报》停刊呢？
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严重地阻碍了抗战的进行。《大公报》1944年12月9日题为《为国家求饶》的社评，大骂贪官和奸商，忧国忧民的心情溢于言表。
1944年冬，湘桂大撤退，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日寇铁蹄入侵贵州省独山，造成都匀吃紧，贵阳恐慌，重庆震动，国民党政府甚至要“迁都西康以避其锋”，达官贵人纷纷逃避，有的则乘飞机逃往国外。在困难紧急之时，《大公报》于12月24日愤然发表了题为《晁错与马谡》的社评，援引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诸葛亮斩马谡以正军法的史实，说明：“当国事机微，历史关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这是不指名地提出杀“权相”孔祥熙、斩“败将”何应钦，以谢国人。文章直指国民政府的当权显要，不能不说是大胆敢言。遥忆当年，《大公报》的社评不知唤醒多少人的良知，使他们痛恨腐败的国民党。
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滇缅路被截断之后，中国对外交通统统中断，只靠空运从印度向大后方输入少许物资，官僚买办阶级大发国难财，而老百姓（当时称之为“升斗小民”）更加苦不堪言。这时，国民党对新闻控制更为严厉，动辄得咎。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和国民党打迂回战，来一个“王顾左右而言他”，发起“爱恨悔”运动，连续发表文章，提倡敢爱所爱，敢恨所恨。这自然又刺痛了蒋介石那根神经，他看不顺眼，听不入耳，真怕把人心激动起来，动摇他的王朝宝座。他把吴敬恒（稚晖）这个老宝贝搬出来，在星期一的中央纪念周上，吴敬恒说：“《大公报》宣传爱恨悔，有些形迹可疑。因为孙总理（孙中山）的学说只讲仁爱，从不讲恨……《大公报》恐怕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当天，王芸生便接到陈布雷的通知：“《大公报》不要再发表说爱恨悔的文章了。”
言论之外，《大公报》的不少新闻通讯勇于揭露黑暗，放言为民请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信揭露了西北地区的贫穷落后和统治者的残忍凶狠，他的战地通信则大胆指斥那些不顾民族存亡、一味保存实力的“逃跑将军”。杨刚的浙赣战地通信揭露当局对颠沛流离的莘莘学子不管不问，只顾自己升官发财。彭子冈的“重庆航讯”公开揭露和抨击国民党上层统治者的专制无知、骄奢淫逸。1946年2月25、27日，她在题为《济南小组在兖州》通信中，公开揭露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指令国民党军队加入伪军，专事反共，抗战胜利后则收编伪军制造内战。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最高当局。
《大公报》对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明显地采取支持态度，曾多次翔实报道京津沪等城市的学运情况，并发表社评给予声援，对国民党迫害学生也及时揭露。我是一个亲身受惠者，1948年11月2日，在北师大就读的我，以“匪谍学生”罪名被国民党北平特刑庭逮捕入狱。次日，天津《大公报》就发表题为《师大一学生张颂甲被捕》（两行题）的消息。经过公开曝光，对被捕学生是一种保护，避免敌人暗中加害。
一张“文人论政”的报纸
在旧中国，《大公报》一贯标榜自己“不党、不私、不盲、不卖”，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间报纸。因为它敢于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中央日报》曾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为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助长动乱，危害国家”。他们公然连续发表“一查王芸生”、“二查王芸生”、三查王芸生”的社论，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有人说《大公报》曾给国民党帮过忙，那是指《大公报》也登过一些反共言论。早在1941年5月21日，王芸生写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无端指责十八集团军“不积极抗日”。当夜，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逐条加以驳斥。1945年11月20日，《大公报》发表《质中共》的社评，把内战责任转嫁在共产党身上。次日，重庆《新华日报》即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加以批驳。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又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论，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恶毒攻击。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的社论，逐一辩驳澄清，如此等等，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有人就认定：《大公报》当年对国民党的“小骂”是假，“大帮忙”才是真。
平心而论，旧中国的《大公报》对国民党既有小骂，又有大骂，还有一些不能简单地以小大来区分的怒骂、痛骂，这些都有白纸黑字留下的事实。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台盟副主席的李纯青所写《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称：“至于《大公报》的新闻版面，可以说十分之六七是左倾的。如果说《大公报》左右开弓，以左的力量为大……”。依我看，大公报人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他们对事物的认识难免会产生偏差，甚至会发生谬误，这也不足为怪。《大公报》虽然也曾尖锐地抨击过共产党，可是在《大公报》版面上，一直书写“中共”、“共军”。后来，国民党宣传“戡乱剿匪”，诬共党、共军为“匪”，命令国统区的报纸都把“匪”字加到共党、共军头上。即使如此，《大公报》敢于不听“训令”，报上仍直书“中共”、“共军”，坚持不让“匪”字上版面，这在当时是不容易做到的。
1944年夏，《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访问，毛泽东主席宴请记者团时，请孔坐首席，并举杯对孔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毛主席、周总理关心、重视《大公报》
毛泽东主席一直十分重视《大公报》，并亲自做《大公报》的工作。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工作十分繁忙紧张，仍然多次会见《大公报》的负责人。一次是1945年9月5日下午，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办事处，毛主席接见了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谈话三小时，并留吃晚饭，作陪的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同志。第二次是9月20日，毛主席再次接见上述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第三次，当晚7时，《大公报》以总经理胡政之名义，宴请毛主席和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时，毛主席为《大公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如果是一张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报纸，毛主席以及中央领导同志何至于如此热心地做它的工作？退一步讲，即使这张报纸有过所谓“小骂大帮忙”行为，解放后的十七年，它已改弦更张，作为中央一级的全国性报纸，努力宣传报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内外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又何至于不辨历史时期，不分青红皂白，一直把这顶帽子死死扣在它的头上？
1948年冬，辽沈战役结束后，接着发起平津战役，天津市的解放迫在眉睫。当时天津市是即将解放的第一个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的解放，将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处理和对待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公报》，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大公报》总管理处设在上海，下辖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分馆，分别出版四份日报和两份晚报（重庆《大公晚报》和香港《新晚报》），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报业集团。
《大公报》是什么性质的报纸？它从未接受过国民党政府的一文资助，当然不是国民党的报纸；它也从未接受过官僚资本的津贴，更不含有外资，与官僚资本也是无缘的。它应属于民族资本企业。就其在国际和国内的地位和影响而论，在中国报界中，当时尚无出其右者。《大公报》在国内各界中拥有广大读者，特别是在高层知识界和工商界中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天津解放后，如何处理《大公报》天津版的问题，显然就不仅仅是一张报纸的存废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民营报纸的政策以及它的读者影响的问题了。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亲自过问天津《大公报》如何继续出版问题。
当中央决定发起平津战役后，有关部门即把已在解放区的原《大公报》同仁杨刚（女，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孟秋江（与名记者范长江齐名，被称为“两江”，后任天津《进步日报》社长、北京《大公报》副社长、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邀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持下，研究了天津《大公报》的出报问题。
当时决定的处理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条：一、按私营企业对待，党和政府不予接管；二、易名《进步日报》出版。《进步日报》的报头是由毛泽东命名，由郭沫若正楷书写。有的同志觉得这个报名革命的味道不足，毛泽东同志说，办报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就是进步；看报的也要进步，解放了，大家都要进步嘛！就这样，才最后确定下来。
接着，杨刚等人即衔命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市，会同天津《大公报》中共地下党员徐盈、彭子冈、李光诒、李定（杨邦祺）、胡邦定、刘桂梁等，发动职工进行改组，易名出版了《进步日报》。
在《进步日报》的代发刊词中，曾“上纲上线”对报纸的过去加以鞭挞。对此，李纯青也曾著文予以澄清，说明问题的实质。他说那是“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以自我讨伐代替实事求是，是言过信史的”。的确，知识分子迫于形势，自我上纲、自我讨伐的例子，我们见的还少吗？
事实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天津《大公报》易名的决定很快地进行了反思，并用实际行动作了纠正。毛泽东主席在看到刚创刊的《进步日报》后，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报名也可以不改嘛！”
1949年2月，为避免国民党迫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王芸生等人由上海秘密赴香港。他听说天津《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非常懊丧。后来当他同一批著名民主人士由海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周恩来同志很快对王芸生说：“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果然，周恩来即派杨刚同王芸生一起奔赴上海，主持上海《大公报》的工作。
据著名报人徐铸成撰文回忆：“记得1949年百万大军渡江成功，我和王芸生、杨刚等随军南下，周恩来曾为我们饯行。席间，周恩来说《大公报》曾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新闻人才。”
谈到《大公报》培养人才，我国新闻界著名编辑记者像范长江、杨刚、徐铸成、孟秋江、萧乾、徐盈、子冈、李纯青、谭文瑞、陆诒、朱启平、李侠文、唐振常、季崇威、吕德润、曾敏之……，均出自《大公报》或在《大公报》工作过，他们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成为一代新闻精英，许多人至今还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解放前夕也曾在上海《大公报》工作过。对和平解放北平作过突出贡献的傅冬菊同志（解放后改名傅冬），曾是天津《大公报》青年群副刊的编辑；名噪海内外的小说家、现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长的金庸先生（查良镛），也在上海《大公报》担任过译员。
其后，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一再肯定《大公报》，说《大公报》是爱国的，抗日的，《大公报》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大公报》人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等等。曾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从未提及解放战争时期某些人加给《大公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帽子。
不仅周总理，毛泽东同志解放后也一直重视《大公报》。早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时，他天天阅读天津《进步日报》（《大公报》）。我参观他的故居时发现报架上陈列的几份报纸中就有《进步日报》，讲解员说这是毛主席每天必看的报纸。1950年10月底，北京大学曾昭伦教授等在《进步日报》撰文抗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1950年11月3日，毛致函胡乔木：“乔木：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可发表，请酌办。”其后，毛泽东同志也一直运用《大公报》推动工作。当他看到1957年4月13日北京《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时，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他于4月26日还写了一个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北京《大公报》未能恢复令人惋惜
1953年，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出版新的《大公报》，升格为中央一级全国性报纸，负责财经工作和国际方面的宣传。1953年1月4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指出：“为了适应社会及国家建设事业的规模和发展的需要，《大公报》改组以后，已按照中央的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除了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经问题，特别是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为主，各级党委应该领导和督促各有关部门，重视运用这份报纸，使之成为发表意见、解释政策、交流经验的工具。中央一级的财经工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轻工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劳动部等部门党组，应该指定专人和《大公报》取得经常的联系，指导其编辑采访和评论工作。”1954年10月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曾明确规定《大公报》以财政、经济、贸易方面的工作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的宣传报道内容，并准备条件，向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报纸的方向发展。此外，并可适当注意配合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这一方针，今后仍应继续贯彻执行。”这两个通知虽然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但它影响深远，随着中华大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可以说开了我国专业经济报纸的先河。
1956年，在北京出版的《大公报》逐步明确为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下的一张全国性财经报纸。为此，中共中央再一次向全党下达了文件，明确《大公报》为财经系统党报的性质，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强订阅。其后，《大公报》在国内成为一张中央权威性的经济报纸，发行量大增，《大公报》从此走上了坦途。
谁也想不到，一场灾难性的风暴降临，《大公报》同许多新闻单位一样遭到劫难。报纸先是在1966年10月被迫改名为《前进报》，陈伯达决定由对开大报改出四开小报。报社同仁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只是企求保住报社。然而，善良的愿望破灭了。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当年年底，造反派学生硬是把一张全国性大报给封杀了。
《大公报》停刊后，全体同仁在“军管”下，搞所谓“斗、批、改”，这一批知识分子和印刷厂工人，包括王芸生在内，斗来斗去，朝不保夕、人人自危。后来，整个单位又“连锅端”，下放到北京市，由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整天搞什么“大批判”、“上纲上线”，最后只落得个“斗批散”，全体人员下放北京郊区，北京《大公报》被彻底瓦解了。
直到1978年，各行各业学大庆、学大寨，李先念副总理决定办一张以财贸为主要宣传内容的报纸，他想起他的《大公报》旧部，调集了原《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曾任《晋绥日报》、《光明日报》总编辑）为首的八人（我也在其内）进行筹备。这本来是恢复《大公报》的最好时机，但由于前边所述的某种原因未能实现，而是将这份报纸定名为《财贸战线》报，这只能令人徒唤奈何耳！
1978年出版的《财贸战线》报于1980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1983年1月3日，中央决定《中国财贸报》易名为《经济日报》继续出版。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现在的《经济日报》报头下有两个序号，其中“总序号”是从《财贸战线》报创刊号开始，由《经济日报》延续至今。由此可知，今天的《经济日报》是由《财贸战线》报脱胎而来，而创办《财贸战线》报的人都是原大公报人。1978年7月4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以“《财贸战线》报在京创刊”为题刊登的新华社消息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个渊源。2001年第3期《新闻探索》刊登的《百年新闻——20世纪新闻事业编年史》在1978年栏内也写明：“《经济日报》前身《财贸战线》创刊。”
掐指算来，“文革”开始至今三十余年过去了。某些人硬加给《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至今还没有摘下去。对解放前的《大公报》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对建国后十七年由国务院领导的《大公报》更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如今，北京《大公报》已不复存在了，但香港《大公报》未遭“文革”劫难，得以保留出版。所幸，香港回归，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还保留了一张《大公报》，使它不至于“香烟”绝灭。不然，《大公报》这张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竟然莫名其妙地在祖国消失，恐怕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责任编辑：萧 徐)
《大公报》的历史命运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存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报纸跨越了晚清、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历史时期。报馆从天津起家，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北京等地出版。全国解放后，天津《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继续出版；上海《大公报》保持原名出版；重庆《大公报》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维持原样未作变动。1953年，上海《大公报》奉命迁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以《大公报》原名出版；1956年，北京大公报社新楼落成（即今光明日报社斜对面的北京市邮局大楼），天津《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经历13年，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大公报》风雨飘摇，处境十分不妙，恰在这时，总编辑常芝青同志被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我被推上《大公报》夜班总负责人的位置。由于中央财金学院造反派学生进驻报社，闹得报社人仰马翻，编辑部工作极其困难，大家惟一的希望就是维持报纸继续出版。1966年12月30日晚，造反派学生强行命令《大公报》停刊。我据理力争，毫无结果；想打电话给报社上级领导、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学生把住电话，无法联系（据先念同志事后说，他那时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报社的事管不了啦。）。在天将黎明时，我坚持签发大样，以为可以付印。谁想学生们到印刷厂印报机前横行霸道，不准工人开动机器。这最后一张已经编排好的报纸硬是被扼杀在“母腹”之中了。
次日，报社门口贴出了白纸大字书写的所谓“《大公报》讣告”，历数报纸在旧中国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等“罪行”，因而宣判《大公报》“死刑”。造反派学生堂而皇之成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大公报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是中央财金学院学生。北京《大公报》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文革”期间被“封”掉的报纸何止《大公报》一家。庆幸的是，“文革”后报纸纷纷复刊，不仅原有的报纸一一恢复，还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版了许多新报纸。令人奇怪的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公报》却迟迟无声无息。其间，原北京《大公报》同仁曾三次上书中央，恳切请求恢复《大公报》。先念副总理在一次会议上也亲口说过：“恢复《大公报》，登广告。”可是当时有人认为，《大公报》在旧社会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不光彩，不要出了。就这样，《大公报》复出受阻，成为“文革”中惟一被彻底“砸烂”的报纸。
那么，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公报》解放前是否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作为解放后曾在天津、北京《大公报》工作了近20年的我，仅就个人了解的情况提供一些材料。
对国民党不止是小骂还有大骂
余生也晚，对于晚清和民初时期的《大公报》既不了解更未参与。我认识《大公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我在四川读国立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不仅是我，可以说那时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最喜爱读的报纸是重庆《大公报》。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每天清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率先出版，但购报者寥寥无几。《大公报》因印量大，发行先外埠后本市，往往要在上午九、十点钟才在街头露面，可是它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为什么读者对此报情有独钟？无非是因为它的报道比较客观、公正、翔实，能替老百姓说话。它的发行量之大，为重庆各报的总和，可见多么受到读者欢迎。记得有一段时期，《大公报》还刊登过启事，因印刷能力所限，劝说读者不要再订阅《大公报》了，一份报纸大家传阅。1941年，它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这是迄今惟一获得国际奖誉的中国报纸。
1940年夏，国民党大后方物价飞涨，当时叫做“米珠薪桂”，群众苦不堪言。《大公报》当即于6月29日发表社评《天时人事之雨》，提出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操纵粮食买卖的奸商，平抑粮价，以解民怒。文章督促当局关心民众生活，动真格的！其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对大后方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的形势予以抨击。这些言论受到读者的同情和重视，却遭到官商一体、鱼肉人民的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忌恨。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同政要翁文灏、徐堪、俞鸿钧等人，约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无端指责社评中引用数字不准，表示抗议。
香港被日寇侵占后，爆发出孔祥熙的二小姐带着洋狗和老妈子乘飞机从港飞渝的新闻，举国哗然。这条消息是《大公报》首先在社评中揭露出来的。缘起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陷于香港，总编辑王芸生为此事专门找了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他设法救援。陈很快答复：蒋介石已电告香港机场，帮助胡政之尽快离港。《大公报》于是派人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守候迎接。12月9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到达。机门打开，不见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式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对国民党当局之如此腐败，报馆同仁义愤填膺。因国民党每天审查报纸大样，不能直书其事，王芸生便在一篇社评中巧妙地提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这起飞机洋狗事件就这样在群众中广泛传开了，广大群众为之激愤，流亡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和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中法大学、同济大学、云南大学等师生，先后游行示威，抗议国民政府腐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使蒋介石惊恐不已。
1942年，河南省大旱，3000万同胞深陷在饥馑死亡线上。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致死，啃干树皮的难逃刺喉绞肠之苦。有人把妻女驮到遥远的人肉市场，也换不来几斗粮食。《大公报》于1943年2月1日，刊登记者张高峰寄自河南叶县的通讯《豫灾实录》，对河南惨绝人寰的情况作了详细报道。《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读罢心潮起伏，不能自已。他对比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情景于次日写出了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昨天本报刊载了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为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的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社评接着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效，而阔人泡在灯红酒绿的豪奢生活中，然后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地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当晚便以军事委员会名义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社评能论述得这样淋漓尽致，恐怕不能说是“小骂”了吧！至少蒋介石并不认为是小骂，不然为何暴跳如雷，令《大公报》停刊呢？
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严重地阻碍了抗战的进行。《大公报》1944年12月9日题为《为国家求饶》的社评，大骂贪官和奸商，忧国忧民的心情溢于言表。
1944年冬，湘桂大撤退，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日寇铁蹄入侵贵州省独山，造成都匀吃紧，贵阳恐慌，重庆震动，国民党政府甚至要“迁都西康以避其锋”，达官贵人纷纷逃避，有的则乘飞机逃往国外。在困难紧急之时，《大公报》于12月24日愤然发表了题为《晁错与马谡》的社评，援引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诸葛亮斩马谡以正军法的史实，说明：“当国事机微，历史关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这是不指名地提出杀“权相”孔祥熙、斩“败将”何应钦，以谢国人。文章直指国民政府的当权显要，不能不说是大胆敢言。遥忆当年，《大公报》的社评不知唤醒多少人的良知，使他们痛恨腐败的国民党。
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滇缅路被截断之后，中国对外交通统统中断，只靠空运从印度向大后方输入少许物资，官僚买办阶级大发国难财，而老百姓（当时称之为“升斗小民”）更加苦不堪言。这时，国民党对新闻控制更为严厉，动辄得咎。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和国民党打迂回战，来一个“王顾左右而言他”，发起“爱恨悔”运动，连续发表文章，提倡敢爱所爱，敢恨所恨。这自然又刺痛了蒋介石那根神经，他看不顺眼，听不入耳，真怕把人心激动起来，动摇他的王朝宝座。他把吴敬恒（稚晖）这个老宝贝搬出来，在星期一的中央纪念周上，吴敬恒说：“《大公报》宣传爱恨悔，有些形迹可疑。因为孙总理（孙中山）的学说只讲仁爱，从不讲恨……《大公报》恐怕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当天，王芸生便接到陈布雷的通知：“《大公报》不要再发表说爱恨悔的文章了。”
言论之外，《大公报》的不少新闻通讯勇于揭露黑暗，放言为民请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信揭露了西北地区的贫穷落后和统治者的残忍凶狠，他的战地通信则大胆指斥那些不顾民族存亡、一味保存实力的“逃跑将军”。杨刚的浙赣战地通信揭露当局对颠沛流离的莘莘学子不管不问，只顾自己升官发财。彭子冈的“重庆航讯”公开揭露和抨击国民党上层统治者的专制无知、骄奢淫逸。1946年2月25、27日，她在题为《济南小组在兖州》通信中，公开揭露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指令国民党军队加入伪军，专事反共，抗战胜利后则收编伪军制造内战。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最高当局。
《大公报》对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明显地采取支持态度，曾多次翔实报道京津沪等城市的学运情况，并发表社评给予声援，对国民党迫害学生也及时揭露。我是一个亲身受惠者，1948年11月2日，在北师大就读的我，以“匪谍学生”罪名被国民党北平特刑庭逮捕入狱。次日，天津《大公报》就发表题为《师大一学生张颂甲被捕》（两行题）的消息。经过公开曝光，对被捕学生是一种保护，避免敌人暗中加害。
一张“文人论政”的报纸
在旧中国，《大公报》一贯标榜自己“不党、不私、不盲、不卖”，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间报纸。因为它敢于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中央日报》曾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为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助长动乱，危害国家”。他们公然连续发表“一查王芸生”、“二查王芸生”、三查王芸生”的社论，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有人说《大公报》曾给国民党帮过忙，那是指《大公报》也登过一些反共言论。早在1941年5月21日，王芸生写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无端指责十八集团军“不积极抗日”。当夜，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逐条加以驳斥。1945年11月20日，《大公报》发表《质中共》的社评，把内战责任转嫁在共产党身上。次日，重庆《新华日报》即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加以批驳。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又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论，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恶毒攻击。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的社论，逐一辩驳澄清，如此等等，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有人就认定：《大公报》当年对国民党的“小骂”是假，“大帮忙”才是真。
平心而论，旧中国的《大公报》对国民党既有小骂，又有大骂，还有一些不能简单地以小大来区分的怒骂、痛骂，这些都有白纸黑字留下的事实。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台盟副主席的李纯青所写《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称：“至于《大公报》的新闻版面，可以说十分之六七是左倾的。如果说《大公报》左右开弓，以左的力量为大……”。依我看，大公报人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他们对事物的认识难免会产生偏差，甚至会发生谬误，这也不足为怪。《大公报》虽然也曾尖锐地抨击过共产党，可是在《大公报》版面上，一直书写“中共”、“共军”。后来，国民党宣传“戡乱剿匪”，诬共党、共军为“匪”，命令国统区的报纸都把“匪”字加到共党、共军头上。即使如此，《大公报》敢于不听“训令”，报上仍直书“中共”、“共军”，坚持不让“匪”字上版面，这在当时是不容易做到的。
1944年夏，《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访问，毛泽东主席宴请记者团时，请孔坐首席，并举杯对孔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毛主席、周总理关心、重视《大公报》
毛泽东主席一直十分重视《大公报》，并亲自做《大公报》的工作。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工作十分繁忙紧张，仍然多次会见《大公报》的负责人。一次是1945年9月5日下午，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办事处，毛主席接见了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谈话三小时，并留吃晚饭，作陪的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同志。第二次是9月20日，毛主席再次接见上述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第三次，当晚7时，《大公报》以总经理胡政之名义，宴请毛主席和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时，毛主席为《大公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如果是一张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报纸，毛主席以及中央领导同志何至于如此热心地做它的工作？退一步讲，即使这张报纸有过所谓“小骂大帮忙”行为，解放后的十七年，它已改弦更张，作为中央一级的全国性报纸，努力宣传报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内外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又何至于不辨历史时期，不分青红皂白，一直把这顶帽子死死扣在它的头上？
1948年冬，辽沈战役结束后，接着发起平津战役，天津市的解放迫在眉睫。当时天津市是即将解放的第一个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的解放，将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处理和对待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公报》，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大公报》总管理处设在上海，下辖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分馆，分别出版四份日报和两份晚报（重庆《大公晚报》和香港《新晚报》），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报业集团。
《大公报》是什么性质的报纸？它从未接受过国民党政府的一文资助，当然不是国民党的报纸；它也从未接受过官僚资本的津贴，更不含有外资，与官僚资本也是无缘的。它应属于民族资本企业。就其在国际和国内的地位和影响而论，在中国报界中，当时尚无出其右者。《大公报》在国内各界中拥有广大读者，特别是在高层知识界和工商界中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天津解放后，如何处理《大公报》天津版的问题，显然就不仅仅是一张报纸的存废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民营报纸的政策以及它的读者影响的问题了。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亲自过问天津《大公报》如何继续出版问题。
当中央决定发起平津战役后，有关部门即把已在解放区的原《大公报》同仁杨刚（女，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孟秋江（与名记者范长江齐名，被称为“两江”，后任天津《进步日报》社长、北京《大公报》副社长、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邀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持下，研究了天津《大公报》的出报问题。
当时决定的处理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条：一、按私营企业对待，党和政府不予接管；二、易名《进步日报》出版。《进步日报》的报头是由毛泽东命名，由郭沫若正楷书写。有的同志觉得这个报名革命的味道不足，毛泽东同志说，办报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就是进步；看报的也要进步，解放了，大家都要进步嘛！就这样，才最后确定下来。
接着，杨刚等人即衔命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市，会同天津《大公报》中共地下党员徐盈、彭子冈、李光诒、李定（杨邦祺）、胡邦定、刘桂梁等，发动职工进行改组，易名出版了《进步日报》。
在《进步日报》的代发刊词中，曾“上纲上线”对报纸的过去加以鞭挞。对此，李纯青也曾著文予以澄清，说明问题的实质。他说那是“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以自我讨伐代替实事求是，是言过信史的”。的确，知识分子迫于形势，自我上纲、自我讨伐的例子，我们见的还少吗？
事实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天津《大公报》易名的决定很快地进行了反思，并用实际行动作了纠正。毛泽东主席在看到刚创刊的《进步日报》后，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报名也可以不改嘛！”
1949年2月，为避免国民党迫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王芸生等人由上海秘密赴香港。他听说天津《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非常懊丧。后来当他同一批著名民主人士由海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周恩来同志很快对王芸生说：“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果然，周恩来即派杨刚同王芸生一起奔赴上海，主持上海《大公报》的工作。
据著名报人徐铸成撰文回忆：“记得1949年百万大军渡江成功，我和王芸生、杨刚等随军南下，周恩来曾为我们饯行。席间，周恩来说《大公报》曾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新闻人才。”
谈到《大公报》培养人才，我国新闻界著名编辑记者像范长江、杨刚、徐铸成、孟秋江、萧乾、徐盈、子冈、李纯青、谭文瑞、陆诒、朱启平、李侠文、唐振常、季崇威、吕德润、曾敏之……，均出自《大公报》或在《大公报》工作过，他们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成为一代新闻精英，许多人至今还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解放前夕也曾在上海《大公报》工作过。对和平解放北平作过突出贡献的傅冬菊同志（解放后改名傅冬），曾是天津《大公报》青年群副刊的编辑；名噪海内外的小说家、现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长的金庸先生（查良镛），也在上海《大公报》担任过译员。
其后，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一再肯定《大公报》，说《大公报》是爱国的，抗日的，《大公报》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大公报》人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等等。曾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从未提及解放战争时期某些人加给《大公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帽子。
不仅周总理，毛泽东同志解放后也一直重视《大公报》。早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时，他天天阅读天津《进步日报》（《大公报》）。我参观他的故居时发现报架上陈列的几份报纸中就有《进步日报》，讲解员说这是毛主席每天必看的报纸。1950年10月底，北京大学曾昭伦教授等在《进步日报》撰文抗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1950年11月3日，毛致函胡乔木：“乔木：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可发表，请酌办。”其后，毛泽东同志也一直运用《大公报》推动工作。当他看到1957年4月13日北京《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时，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他于4月26日还写了一个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北京《大公报》未能恢复令人惋惜
1953年，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出版新的《大公报》，升格为中央一级全国性报纸，负责财经工作和国际方面的宣传。1953年1月4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指出：“为了适应社会及国家建设事业的规模和发展的需要，《大公报》改组以后，已按照中央的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除了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经问题，特别是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为主，各级党委应该领导和督促各有关部门，重视运用这份报纸，使之成为发表意见、解释政策、交流经验的工具。中央一级的财经工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轻工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劳动部等部门党组，应该指定专人和《大公报》取得经常的联系，指导其编辑采访和评论工作。”1954年10月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曾明确规定《大公报》以财政、经济、贸易方面的工作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的宣传报道内容，并准备条件，向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报纸的方向发展。此外，并可适当注意配合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这一方针，今后仍应继续贯彻执行。”这两个通知虽然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但它影响深远，随着中华大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可以说开了我国专业经济报纸的先河。
1956年，在北京出版的《大公报》逐步明确为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下的一张全国性财经报纸。为此，中共中央再一次向全党下达了文件，明确《大公报》为财经系统党报的性质，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强订阅。其后，《大公报》在国内成为一张中央权威性的经济报纸，发行量大增，《大公报》从此走上了坦途。
谁也想不到，一场灾难性的风暴降临，《大公报》同许多新闻单位一样遭到劫难。报纸先是在1966年10月被迫改名为《前进报》，陈伯达决定由对开大报改出四开小报。报社同仁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只是企求保住报社。然而，善良的愿望破灭了。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当年年底，造反派学生硬是把一张全国性大报给封杀了。
《大公报》停刊后，全体同仁在“军管”下，搞所谓“斗、批、改”，这一批知识分子和印刷厂工人，包括王芸生在内，斗来斗去，朝不保夕、人人自危。后来，整个单位又“连锅端”，下放到北京市，由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整天搞什么“大批判”、“上纲上线”，最后只落得个“斗批散”，全体人员下放北京郊区，北京《大公报》被彻底瓦解了。
直到1978年，各行各业学大庆、学大寨，李先念副总理决定办一张以财贸为主要宣传内容的报纸，他想起他的《大公报》旧部，调集了原《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曾任《晋绥日报》、《光明日报》总编辑）为首的八人（我也在其内）进行筹备。这本来是恢复《大公报》的最好时机，但由于前边所述的某种原因未能实现，而是将这份报纸定名为《财贸战线》报，这只能令人徒唤奈何耳！
1978年出版的《财贸战线》报于1980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1983年1月3日，中央决定《中国财贸报》易名为《经济日报》继续出版。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现在的《经济日报》报头下有两个序号，其中“总序号”是从《财贸战线》报创刊号开始，由《经济日报》延续至今。由此可知，今天的《经济日报》是由《财贸战线》报脱胎而来，而创办《财贸战线》报的人都是原大公报人。1978年7月4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以“《财贸战线》报在京创刊”为题刊登的新华社消息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个渊源。2001年第3期《新闻探索》刊登的《百年新闻——20世纪新闻事业编年史》在1978年栏内也写明：“《经济日报》前身《财贸战线》创刊。”
掐指算来，“文革”开始至今三十余年过去了。某些人硬加给《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至今还没有摘下去。对解放前的《大公报》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对建国后十七年由国务院领导的《大公报》更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如今，北京《大公报》已不复存在了，但香港《大公报》未遭“文革”劫难，得以保留出版。所幸，香港回归，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还保留了一张《大公报》，使它不至于“香烟”绝灭。不然，《大公报》这张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竟然莫名其妙地在祖国消失，恐怕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