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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明转型加速推进。
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工业文明）转型，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百多年，其进程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救亡、民族复兴大业基本同步。1872年，李鸿章谓当时欧洲诸国“胥聚于中国”“闯入边界腹地，……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但任谁也没有想到，伴随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这一“大变局”而启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处于“进行时”。只不过，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所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实施，古老中国文明转型的步伐陡然加速。
一、文明转型语境下当代中国的精神现场
文明转型渐入深水区。延续二千余年的传统农业文明，正加速走向整体性的衰落、瓦解。
文明转型深入推进，与现代商工文明相适应的新的精神规则却没有同步建立起来。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那么，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现代转型，却多年来一直陷于相对混乱和无序的状态。高速进化的物质环境“一骑绝尘”，而本应与之匹配的精神规则体系之建构却停滞不前、乃至支离破碎，生活方式的物欲化与伦理精神及超越性观念思想的无效性成为当下文化建设中令人触目惊心的颓废景观。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思潮的未真正彻底展开，以及相应制度体系建设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新旧文明深度交替的当代中国，文明转型的根本问题，已经主要地不再是落后的物质生产与社会群体普遍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是更多地表现为落后的精神生产与全新的时代精神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规则体系缺失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矛盾和落差，最终表现为当代中国社会精神领域的“失序”。对此，金岱将这种“失序”归结为以下三个主要层面来理解：
其一，权利伦理（公共道德或公德）层面。规则意识严重缺乏，潜规则当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当下科学技术环境相适应的权利与责任、规则、法律、契约等意识上的信用精神和全民信用习性、信用自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其二，德性伦理（个人道德或私德）层面。由于物质主义、欲望主义的冲击，由于现实环境由熟人社会转向市场社会，传统上靠口碑和口诛来钳制人心的传统他律性的耻感文化基本失效。人心几乎完全缺乏应有的欲望制动阀，任何手段，假丑恶凶残黑，无所顾忌，只要眼前利益到手，一切不在话下。而现代性意义上的德性伦理资源及其创造性探索，实际上处于被抑制状态。自律精神丧失与良知缺位使社会陷于普遍的心理焦虑和精神虚无。
其三，超越性观念思想（信仰）层面。在欲望主义和传统道德中心主义的双面夹击下，超越性观念思想碎片化，信仰体系乱相叠出，不是信仰多元，而是信仰混乱。普遍的状况是思想困惑，无法形成文化共识，缺乏由共同文化和信念所构成的人际凝聚，超越性精神找不到共同的支点。[1]
于是乎，各式旧的、新的、半新不旧的、半旧不新的……，纷纷以时尚的面孔粉墨登场，为占据更多的头脑而“跑马圈地”。新的观念与旧的观念、先进的观念与落后的观念、建构的观念与消解的观念……，呈胶着互缠态势，难分难解，面目难辨。
由于传统价值体系及精神规则的总体性坍塌和失效，而新的价值体系及精神规则尚未真正建成，人们无法有效辨识当下精神混杂交错的价值意味，社会无法有效地凝聚价值共识，新精神的生长无法形成合力。这时，需要诸多真正的思想者，以超越当下利益沉迷、利益纠缠的战略前瞻，拨开思想的迷雾，还原中国当代精神现场，思辨和分析各种精神主张的实质所在，从而达到辨正误、明方向、引实践的作用。可以说，金岱正是这样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时代的思想者。
二、文明转型，意味着精神规则的重建
（一） 文明演进：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到市场文明。
如何理解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金岱在罗列梁漱溟、汤因比等人代表性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还应有一种分法，这种分法没有描述什么未来的理想，但却特别简捷，而且是一种基础的维度。
这是一种两分法：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其实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是血缘或泛血缘文明阶段；其二便是市场文明阶段。[2]
他认为，人类之初，母系的，父系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于今天许多还没有或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都属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即便到了当代，这些前市场社会的国家，可能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血缘文明的结构性模塑，也就是在结构上模仿了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在结构上保存了诸多血缘或泛血缘文明的因素。
1.血缘、泛血缘文明的文化特质。
那么，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到底具有哪些典型的文化特质呢？金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可能是血缘或泛血缘文明时代最完美的文化规则设置。”为此，他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特征的解析：
这设置的核心是个“仁”字，两极则是“义”和“礼”二字。
仁是总纲，乃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形态下最妙的人之定义。仁者二人，此二人应是一阴一阳，一男一女，所以，仁其实通家，仁字就是家字。仁者为人，就是说人是有家的，有家才成其为人。
……
义是内在的情感、道德体验，人有“正義”而能“凛然”，尤如人有内气而能坚固，人有精神支点，而能挺立。
但内在的义不易把握，因此还须外在的形式来使其固定，这外在的形式就是礼了。孝、悌、节、义（此处这义为狭意之义，谓平行的血缘或泛血缘关系），上下左右，然后统归于一个忠字，家庭之义与礼于是顺理成章地泛化为家族、家国之义与礼。而内在的义也就如此被格式化了，人从此亦被定格在据说是亘古不变的这种天礼（天理）之中了。[3]
为此，金岱指出，中国传统血缘、泛血缘文明的精神规则，其实质就在于“义主内，礼主外，合而为仁，一个稳稳实实的三角形，一个结结实实的血缘网络。”在这一稳实的三角结构里面，血缘或泛血缘文明中的人与人关系，个体被要求为超越自身，与他人融为一个血缘或泛血缘的整体，在这里，个体是不存在的，整体就是一切，和谐互助为至高美德。“所谓天人合一，亦即不仅所有的人是一血缘整体，即使整个宇宙也其实就是一个血缘整体。” 但问题在于，“到了泛血缘，尤其泛到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那血缘的稀薄就可想而知了，以一小家之关系，推而及之为天下之规则，其勉强和为难，并终至于被那礼之外在形式渐渐掏空了情真义切的义之内在本质，弄到只礼不义，虚伪成习，整个文化成了一个礼之空壳，仁亦成了纯粹虚设，血缘或泛血缘的那个“缘”成了“关系学”，成了可怕可恶的腐化剂，实在是理所当然。”[4]
因此，说到底，血缘文明的特质，从正的方面来说，是人人亲如一家的温馨文明，从负的方面来说是人异化为人的奴隶的等级文明。
2.市场文明的文化特质。
正是基于血缘、泛血缘文明特质的深刻认识和分析，金岱热烈呼唤市场文明的到来。他指出，人-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当然是非常古老的事，但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形式则是十四五世纪西方走出中世纪以后的事了。不过，必须澄清的是，“市场文明绝非西方文明”“市场文明并非从西方始，只是西方较早地使其发达”。
市场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现代”一词毫无疑问是指的人类十五六世纪迄今的整个过程，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也即是进入人类十五六世纪就已开始的这一完整的过程。
市场文明也就是工业文明。（如果有后工业文明，我想也应当包括在内）。不过，工业文明的对立面，不仅仅是农业文明，而应是此前一切生产力形式的文明，应叫农牧漁猎文明。
那么，在市场文明中，人与人的关系又是如何来定义的？金岱认为，因为社会普遍存在的市场交易，使得契约、以及基于契约而形成的信用文化成为连接人-人之间关系的基础纽带，“小横线两边的人便因此成为了虽然互相联系但更互相对立平衡的状态，小横线两边的人独立了，并希望通过独立，然后交易使双方得益，相生互兴，所以他们又由分工和市场交易结为一个整体，但在这个整体中，独立、平等、权力和规则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
不过，不加节制的市场，同样是一只可怕的魔鬼。他指出，市场的最为可怕之处是，一旦人与人之间在进行以物易物时（金钱也是物），把自己也作为物一起卖掉了，卖给了市场，那么，这种不加限制的纯粹市场就很可能把所有的人统统吞噬掉。因此，市场文明的特质，从正的方面说，是人人独立平等博爱的文明，从负的方面说，则是人异化为物的奴隶的荒诞文明。
（二）市场文明时代的精神出路
市场文明的出现，对于尚处于惯性延续的传统文明的精神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代中国的精神现实事实上已经给出了答案。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告别旧文明的精神规则，迎接新文明的精神规则。金岱认为，市场文明相对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既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线性进步，也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线性退化，它只是人类生存在另一维度上的一种别样的展开。他将血缘或泛血缘文明比作是人类的童年，而市场文明则是人类的青年。为此，在市场文明這一新的进化维度上，不加区分地全盘认同新的就是好的，与不加区分地全盘否定新的不如旧的，都不是应有的建设性的态度。
面对市场文明这一新的形态，应有的态度只能是重建规则：
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规则和社会方式的规则需要重建，精神方式的规则亦需重建。进一步来说，市场文明对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不是一种否定，不是一种不破不立，你死我活，它乃是一种超越，一种架构，总之不是一种减法，而是一种加法。
市场文明并不通过取消血缘或泛血缘文明来建构自己，它只是建筑在血缘或泛血缘文明之上。
人类的亲情人伦关系，我以为将永远是人类的基本组成形式或曰人类社会的细胞，血缘文明因素乃至于一定程度的泛血缘文明因素亦将永远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但这种血缘或泛血缘因素必须与新兴的，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交易因素融合重组，成为一种全新的结构，血缘或泛血缘文明与市场文明将长期互渗共生，不断寻找更为理想的结合方式。[5]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金岱以随笔、论文、长篇小说等为载体，持续地、系统性地展开了自己对于市场文明时代重建精神规则的构想。
三、文明转型期精神突围与精神规则重建的价值路向
面对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金岱确立了他精神重建的价值指向，即新的精神规则的建构，是基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同时又是超越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的。这种超越，具体来说是以新文学的建构为靶向，通过“第三条道路”，即“意义的先锋”来实现的。
为什么是文学？为什么要以文学为载体来开展精神规则重建的言说？在金岱看来，以文学为载体，展开基于生命体验的生存本体言说，既是对百多年来中国文学这一缺失的弥补，更是对市场文明语境下精神规则重建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他指出：“百年中国文学的最大缺失便是对于生存本体的关切。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体说来，是一直未被清醒地意识到的。”“文学不是别的，它仅仅只是关于人的情感体验的言说。文学言说区别于一切非文学言说之处就在于文学言说的是情感体验这东西。”他将文学言说分为两种，“其一是社会性情感体验的言说；其二是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这其中，金岱尤其看重的是第二种。“所谓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即个体人的生存本体之体验的言说，关涉的是个体人的生存的终极意义问题，是个体人的生存整体问题，价值结构问题和人生境界问题，写出由这一终极性问题而激发出来的情感体验，并切中读者的这类本体性情感体验之心弦，便成为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6]。
（一）提出“第三种文学”
金岱分析了“二元对立”传统习惯性思维的弊病，突出强调了应该在“洋化”与“古化”之外、在道德与反道德之外、在政治功利与审美娱乐之外、在理性与非理性之外、在现实主义与中国式“后现代主义”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即建设性的营建之路。按我们今天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路。他在《第三种文学》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丰富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的看法： 新时期以来，由打开国门和人道主义讨论而引发的向西方文化学习，由反思和寻根引发的向传统文化学习，都是我们的必经阶段。但时至今日，洋化古化之风似不可再长，而化洋化古，建构我们自己的、今天当下的思想和话语系统、文学和批评标准，可以说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用快乐原则来取代政治功利原则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反道德思潮的又一种胜利，文学由为政治服务到走向审美（如形式主义追求的当代先锋派们），走向娱乐（如满足感官享受和宣泄需要的通俗文学，满足逃避责任之沉重的“痞子文学”等），使过去政治功利本体的文学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时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如果一味这样缺乏营建指向地“反”下去，“乱”下去，结果会是可怕的，危险的。缺乏道德规范的社会不可能是稳定的社会，缺乏道德标准的经济不可能是真正发达的经济，缺乏道德尺度的文明不会是真正的新文明。
超越道德与反道德而建构新道德，属于新文明的新道德，这真正伟大而困难的历史重任，文学应该分担多少？
在政治关怀与娱乐关怀之外，至少还有一种至关紧要至为根本的关怀一向被我们排斥、忽略，或遮蔽了，这就是生存的终极之关怀，人文精神之关怀，比民族国家阶级党派等群体之关怀更为博大的人类每一个个体人的本位之关怀，总之是人类精神的本体之关怀。
持此一关怀的文学，便可谓政治功利和形式审美之外的第三种文学。
寻找新的真实和新的普遍性是摆在人类思维面前的一个重大而根本的任务，也是摆在文学面前的一个重大而根本的任务，文学不可能逃避真实和普遍性，在写实与写感觉之外，在传统理性与非理性之外，必须有一种更具建设意义的新的理性的文学。
20世纪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企图通过文学来寻找一种新的真实和新的普遍性，寻找一种艺术化的哲学，列举一串大师的名字便可兹证明：瓦雷里、艾略特、卡夫卡、萨特、加缪、黑塞、梅特林克、戈尔丁、卡内蒂、索尔·贝娄……
我把我心中的这第三种文学称之为“形上体验”的文学。[7]
（二）提出“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
1994年10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北京召开“世纪之交的文学选择”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金岱首先提出第三种批评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此后，文艺评论界逐渐流行“第三种批评”的实践，尽管第三种批评的具体内容和形态，实际上是各说各是。对此，金岱是持总体肯定态度的，他指出：“这不是坏事，这现象本身就很有意味。在我看来所谓‘三’，就是‘多’，也就是说，不是‘一’，也不是‘二’，不是唯一，也不是对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多元。我们过去喜欢讲‘一’，也讲‘二’，就是不讲‘多’，这是一种思维定势，现在应该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基于此，他进而提出了自己所主张的“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
在我眼里，“第三种批评”乃是一种“意义的先锋”，這可以从一个纵座标和一个横座标上来予以分析。从纵座标来看，唯政治功利的文学已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狭隘的，行不通的；形式先锋的文学，玩叙述，写感觉，纯粹的娱乐与审美，是否又是文学的全部，我不相信。我始终坚持，文学必须是意义的，它不是过去那种唯政治功利的意义，而更多是一种超越的，存在层面上的意义。我的文学观是：文学是从体验方式入手对存在方式的一种研究。意义问题乃是存在方式的核心部分，文学无论如何没法回避。尤其今天中国，文明转型，神位空缺，价值失落，心灵悬浮，精神晕眩，意义世界亟待重寻，精神规则亟待新构，文学能摆脱它的责任吗？[8]
针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来曾经流行的以消解、颠覆为旨趣的文学潮流，金岱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忽视思想的重要性：“文学的消解性，作为一种针对着唯政治功利文学模式的反拨策略，在特定时期所起的特定效应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性和负面性也是明显的。消解由于不是正面批判，也不是积极超越，而是侧身而避，四下而逃。因此若不可收拾地演将下去，便很容易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成为溃散、颓败的瓦砾场”[9]。金岱认为，我们需要的是秉持建设性的文学主张，为市场文明的精神重建出力。在《意义的先锋》一文中，他辩证地提出和阐述了“意义的先锋”的内涵：
首先，意识形态文学，甚至其中最极端的“政策文学”“口号文学”也不是毫无一点存在价值，必须赶尽杀绝的，有需要就会有存在，只是不要一统天下，亦不要将“逃离主旋律”之类拿来唬人。
其次，文学虽然不能只是政治的，只是政策的，只是口号的，不能只是意识形态的，但却绝不能说，文学从此就不可以思想。思想并不等于政策，也不等于政治，甚至不等于那种已有固定涵义的意识形态。
老实说，文学，真正重要的文学，虽然不是政策的，口号的，也不见得就是政治的，但却无论如何不能不是思想的。[10]
由此，金岱认为，在形式的先锋消解意识形态文学的逃亡获得巨大胜利之后，意义的先锋就应开始超越唯政治与唯形式的二元格局，去寻找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三）提出“个人本位文学”
金岱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态背景下，社会本位文学得到充分的发展。但社会本位的文学常常是“忽视个人，遗忘个人、消泯个人，把个人，这个我们生存中最根本的东西，最真正的目的，置于完全虚无的境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个体精神的张扬，他指出，“广东以及沿海中国所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事情正在率先发生变化，文明正在开始更替，一个新的文化形态，经济文化已初成气候，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个人的和建设的精神正在迅速滋长，一种新的文学，个人本位文学，也理当应时崛起。”。为此，他提出，在经济文化形态的背景下，除了应当继续承认社会本位文学之价值外，“我们今天更应该张扬个人本位文学”：
社会本位文学专营得太久太久，它和我们民族一种惯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不断固化的循环；我们的个人本位文学却又太少太少，而个人本位文学是有助于调整和优化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的。 还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今天在发生巨变。政治文化的氛围固然还十分浓重，但经济文化的氛围已在沿海中国形成气候，迅速向广大内地播撒和蔓延而去。在不久的将来，经济文化必定要与政治文化等量齐观，相织而互补。
更因为我们中国人，今天正在迅速成长，我们的思维方式亦正在推陈出新。我们不再死抱着一套一套的教条，而是管它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再老要整体的计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干起来再说；不再只知听命上级指令，活着干着，责任和权利都不再只在上级，只在集体，而是更多地放到了自己头上，个人头上。[11]
四、中国现代性建构：非总体性的文化建构主义策略及其实践路径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最成功的收获就是经济现代化的先行突破。然而，与之相应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却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锐意推进的背景下，如果文化转型（文化现代化建设，其核心任务就在于精神规则的重建）不能得到有效推进，经济建设失去高屋建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支持，那么，经济现代化也将面临难以持续的问题。因此，如何有效推进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转型或曰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当下中国处于发展新拐点阶段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系统工程必须解决的一项战略性问题。
基于中国文化及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考察和综合思考，金岱在面对中国现代性建构这一世纪课题时，提出了他富于建设性的策略路径主张。
（一）文化建构主义：非总体性的精神规则重建策略
金岱认为，现代文明的社会发展方法论，与传统文明的社会演进方法论是有着显著区别的，但是，这个问题却往往在“文明转型，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文明转型、社会转型”中被忽视了。在《 论文化建构主义与再启蒙》一文中，金岱着重分析了传统的主体论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渊源及其理论价值，以及20世纪中叶以来文化主义发生、发展以及90年代之后达至高潮的历史流变与时代因素。他结合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认为“就‘中国现代性’问题而言，处于文明转型中的中国，一百多年来，可以归属于文化主义的思潮显然是两种：文化批判主义（包括文化解构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在此基础上，金岱提出了文化建构主义的主张。他指出“文化建构主义，无论是文化‘建构’，还是建构‘文化’，就当代中国问题而言，就是如何超越文化批判主义（包括文化解构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这种超越，意味的是启蒙的推进，即再启蒙！”[12]
他指出，五百年来的现代文明发生发展史，已然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历史演进的新的思维，即既不把新的文明与旧文明的区别只看作少数工具性部件的不同，也不将新的文明看成某种既成整体，而是将文明转型看作是不同文明之有机系统的范式性转换。基于此，文化建构主义之再启蒙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性+现代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金岱认为，当代中国的精神规则重建，要害之处就在于要通过民间的、社会的文化认同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制性、动员性的意识形态的方式，重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逻辑，重铸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形态。
1.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两个思维误区。
金岱指出，自鸦片战争，17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有两个重要的思维误区：一为总体性，一为工具论：
所谓工具论，就是当中国面临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以为只要学得了西方文明中的某个部分，例如“坚船利炮”之类的工具性的现代技术部分，就可以一了百了的让中国一夜之间富强起来，重为“天下”之“中央之国”。这一思维不仅只肯向现代文明学习工具，同时也把向西方学习工具性的内容仅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就是体现这一思维的著例。尽管洋务运动在今天看来对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功绩卓然的一步，但其思维的本质却不能不洞明。
所谓总体性，在某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革命逻辑（但不仅体现在以暴力为手段的战争实现革命的一个方面）。总体性思维，就是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的进步，任何局部的进展都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策略就只能是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勇气，“一张白纸好画画”的豪情，把“旧”的全盘推倒，彻底摧毁，完全清除，于是“新”的“天堂”就会一夜之间掉到我们的面前，掉到我们的现实中来。[13]
他指出，总体性思维这一誤区，与我们民族精神中的救世主心理，从众心理，排拒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总将责任外推等等的“劣根性”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成为极为顽固的一种观念形态。每当我们对中国问题中的某个部分发出批评意见时，便总见有人摇头：“没用的，没用的，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他指出这种思维的真相：要么消极等待自上而下地根本性，全盘性改变，要么发起自下而上地彻底“破旧立新”或曰毁旧布新的根本性、全盘性反抗与改变。其实质，其实都只在一位全能的（具有“根本性和全盘性”之伟力的）“救世主”。
2.现代化转型：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策略。
在分析17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思维误区基础上，金岱进而指出，各个不同的文明体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主要的方式是非总体性和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当然，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不例外。
为了使“非总体性”“生长性的有机系统”这类专业化的表述更为通俗易懂，他使用了“建筑性”隐喻、“生命性”隐喻的表述：
所谓非总体性和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是要反对毁旧布新的整体主义的“建筑性”隐喻，而取有机主义和范式主义相统一的“生命性”隐喻。
这种“生命性”隐喻要表明的是，A.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与新文明的有机系统的关系看，二者之间是有质的区别的（不首先肯定这一点就会成为工具论思维），不管是生育隐喻（代际更替），还是生长隐喻（人的少中老之生长期，或青蛙之于蝌蚪，飞蛾之于蚕），我们都能于其间看到质的飞跃。B.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向新文明的有机系统之演进的结果看，二者之间不是毁旧布新，而是蜕旧变新或化旧为新，新中总有旧，儿女身上总有父母，青蛙中总有蝌蚪，飞蛾中总有蚕；横比则同一代际更替或同一生长期演进，不同个体（文明体）间必是同异兼具，如同为青春期，必有其普遍性特征，而不同父母的不同儿女又总有其特殊性。C.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向新文明的有机系统演进过程看，二者之间是非总体性的随机生长，由于基因、环境等的原因，生命的生长，常是生命体的哪一方面有条件，便先行成熟，先行发育哪一方面，这一过程是随机的，此长彼随的，而不是如人工设计，整齐划一的。（同时，与我们现在通常所谓“小步走”或“碎步走”亦有所不同，“小步走”或“碎步走”仍有线性意味，而生命之生长并非线性的）。[14] 金岱以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为例，如宗教改革、人权、自由、民主、阶级、种族、性别、环境等等问题。他指出，在先发现代化国家，并不是一夜之间把它们统统都解决了，从而在新的一天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恰恰相反，所有这些问题是一个不断地、随机地解决或曰生长的过程，一种一个一个问题域，一个一个问题方向地随机、逐步、渐进地变化或生长的过程，且至今仍在这一过程当中。他指出，1978年以来的中国发展事实上已开始了这非总体性的文化建构策略。“1978年以来三十年的重大意义，在战略层面上可以说也就是告别了工具论思维与总体性思维。不仅告别了我们自己的1978年前的工具论思维和总体性思维，也没有跟随当时的国外的总体性思维。”
（二）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经由社会中层推动的精神规则重建之路径及其机制
精神规则重建，除了学理层面的爬梳和理清，还需要在践行的层面形成合理的路径机制，找到行动的落脚点。
在金岱看来，当代精神规则的重建行动，首要的目标是在社会层面达成多数人“相对普遍的价值共识”。在《精神虚无与价值共识》一文中，金岱指出：“我们呼唤的只是重建精神规则”“重建精神规则，或曰重达价值共识的基本原则，我以为必须是首先肯定价值多元，在价值多元的基础上，通过解释学意义上的不同视域的，多层次，多向度的长时间的对话，逐渐达成相对普遍的价值共识。”[15]
金岱认为，“相对普遍的价值共识”的达成，需要形成社会公众普遍参与的“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作为推动机制。他分析了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路径，即经由：社会共识的形成——立法等公共理性规则的建立——现代性的文化认同无意识的逐渐积淀，最终达至新文明的新价值、新道德由所有公民个体内化为稳定的自觉。他认为，“如此这般的公民社会运动，是一种真正理性的、有力量的、和平的、建设性的社会变革的推动方式。”他指出，这种建设性的公民社会运动是与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绝然有别，正相反对的。[16]在这一过程中，以“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理性的代名词）为主体的社会中层，是推动精神规则重建的中坚力量。
1.“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
在当今社会公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背景下，金岱将“相对普遍的价值共识”的达成，首先寄望于广大的“知识分子”，寄望于知识分子精神文化传播职能的实现：
（凡受过大学教育的，先都权且称之为知识分子）。我想可以大致地（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其一为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其二为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
一切专家，包括各门学科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教授，研究员，院士，以及一切必须受过相当教育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包括科学技术人员，行政技术人员，经济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教师，公务员，企业白领等，总之受过大学教育而又非重要权力拥有者和较大财富拥有者，都可以称之为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
而在一切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中，不分专业行当界限，不计身份地位如何，有着强烈的社会问题关注和热切的人类心灵关怀，并在职业内外投身于社会问题、人类心灵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则可称之为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17]
他指出，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永远保持批判精神（但“批判”与“否定”并非等义词），是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真正的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对于权力、财富或大众，认为“是”，则说“是”；认为“否”，则说“否”。与此同时，他绝对必须，也必然从超越处来观照一切当前性。此外，金岱指出，这两类知识分子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含关系：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却必然也必须是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
金岱将文化传播与知识分子间性联系起来，认为文化传播无非包括了大众文化传播、科学文化传播以及精神文化传播。而知识分子间以对话、交流與领会为形式和目的，面对一切知识分子的传播（既不是面对所有大众，也不是面对本学科，本专业内的同行的传播，而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传播），是为精神文化传播，或曰人文文化传播。金岱认为，精神文化并非不可、不该、不要向大众传播，也并非全不通过教育进行传播，而是说，精神文化首先是知识分子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是无学科与专业之分的知识分子主体间的，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关注、关怀的问题的对话与交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基于知识分子间的精神文化传播，精神规则重建才得以形成核心的力量。
当然，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在当今中国，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总体来说是稀缺的，“必须承认，今天中国，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无疑是越来越多了，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的确似乎是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是越来越疲弱了，无声无息了。”这恰恰也道出了当代中国精神规则重建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所在。
2.社会中层：以“劳动光荣”的价值认同来激活精神动力。
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群体理当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精神规则重建、推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核心力量，但在当代中国，社会或曰精神知识分子尚无法形成稳定的推动力量的情况下，包括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中层群体就可能成为这一力量的中流砥柱。
金岱由此提出，“精神规则重建非总体性有机渐进策略的实现以及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这一推动机制的形成，还需要某种推动力量，或者说需要某种动力。我认为，这种推动力量来自社会中层，这种动力就是社会中层动力。”
金岱认为，社会中层，不能纯粹以经济标准来划分，因此社会中层与中产阶级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
中产阶级更多属于经济意义上的分层概念，且与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连在一起，具有太浓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而社会中层这一概念，则主要是一种比较分析概念，而不是统计实证概念，当然也会有经济因素、权力因素的考量，但更多是由社会态度和文化价值认同决定的一种观念上的另行结构，一种别一思维构架的概念，一种文化概念。[18] 为此，金岱主张应当强化社会调节、整合、和谐的工作，努力去确立、扩大社会中层的意识、观念和价值认同，并以社会中层的社会态度和文化认同来引导和凝聚整个社会的价值共识。与此同时，尽其可能缩小社会底层绝对数量，并最大可能给予关怀、救济、援助；尽其可能对社会顶层进行有效监督及其充分有力地反垄断；尽其可能合理合度地缩小社会底层与顶层之间的分配距离。如此，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转型与持续发展，其意义将是不可限量的。进而言之，金岱认为，“确定社会底层、顶层和中层，无论在实体意义的区分上，还是在社会态度和文化认同的意义上，其可行性都是较大的。尤其是在今天我国由于农业税的免除、农村医疗、养老保险实行后农民生活保障有了一定的改观后，同时全国性城乡社会保障问题、城市化速度和体制的问题也愈益紧迫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的时期，这样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中层战略的构想也就越来越现实了”。[19]
金岱认为，在操作层面上，可以通过确立社会中层的核心价值认同，来形成稳定而有力的精神推动力。具体来说，就是将过去曾经流行、被异化的“劳动者光荣”（其实际所指主要不是劳动这种行为，这个过程光荣，而是作为社会下层，即贫贱者，自然就光荣。事实上，不管是“劳动者或贫贱者光荣”，还是“有权有钱者光荣”，其实都是结果思维），转换为过程思维，即既不是贫贱者光荣，也不是有权有钱人光荣，而是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劳动）光荣，工作光荣，奋斗光荣，创造光荣，总之是人生奋发向上的那整个过程光荣。金岱由此憧憬：
倘若这样的社会价值形态果能确立并深入人心，为整个社会所接受，所共识，所心诚悦服，并成为现代性的价值信念乃至价值信仰，积淀而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则我们的社会腐敗之风一定能得到有力地改变，我们社会的正气一定能得到彰显，公正和正义的阳光一定更加灿烂，而我们社会的不是由“恶”而是由“善”（新的合时代合法合理合情的精神规则、价值规则）推动的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发展一定能够更加稳定、持续和有力。[20]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引用金岱在《论文化建构主义与再启蒙》一文结尾中的话：“文化建构，作为一种实践，作为一种现象，无论在生活文化，还是在价值文化和符号文化，170年来的转型中国，从来都是有意无意地存在的，但作为一种自觉明确的思想形态和理性主张，却又是还未提出过，而必须认真提出的，更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全力推进的。”我想说的是，金岱作为一位文明转型问题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在其至今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站在时代的高处，以推动中国现代性建构为己任，认认真真地思考，脚踏实地地行动，为当代中国文明转型期的精神规则重建点亮了一盏航灯。
[1] 金岱：《中国问题·解释维度·文化进路》，《粤海风》，2011年第6期。
[2] [3][4][5]金岱：《论泛血缘文明及其转型》，《自由交谈》，1998年10月。
[6] 金岱：《 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的描述、反思及其前路之一种》，《学术研究》2002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2003年第1期转载。
[7] 金岱：《第三种文学》，《当代人》，1995年第3期。
[8] 金岱：《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广州文艺》1997年第3期。
[9] 金岱：《 精神虚无与价值共识》，《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1年第10期转载。
[10] 金岱：《意义的先锋》，《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四辑。
[11] 金岱：《论个人本位文学》，《作品》，1994年第2期。
[12] 金岱：《论文化建构主义与再启蒙——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转载。收入金岱《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
[13]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2年第9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12年第4期转摘。
[14]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2年第9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12年第4期转摘。
[15] 金岱：《 精神虚无与价值共识》，《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1年第10期转载。
[16]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2年第9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12年第4期转摘。收入金岱《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
[17] 金岱：《 论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与“文学终结论”商榷》，《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4期转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10期转载，收入是年《中国学术年鉴》。
[18]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9]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0]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工业文明）转型，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百多年，其进程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救亡、民族复兴大业基本同步。1872年，李鸿章谓当时欧洲诸国“胥聚于中国”“闯入边界腹地，……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但任谁也没有想到，伴随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这一“大变局”而启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处于“进行时”。只不过，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所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实施，古老中国文明转型的步伐陡然加速。
一、文明转型语境下当代中国的精神现场
文明转型渐入深水区。延续二千余年的传统农业文明，正加速走向整体性的衰落、瓦解。
文明转型深入推进，与现代商工文明相适应的新的精神规则却没有同步建立起来。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那么，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现代转型，却多年来一直陷于相对混乱和无序的状态。高速进化的物质环境“一骑绝尘”，而本应与之匹配的精神规则体系之建构却停滞不前、乃至支离破碎，生活方式的物欲化与伦理精神及超越性观念思想的无效性成为当下文化建设中令人触目惊心的颓废景观。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思潮的未真正彻底展开，以及相应制度体系建设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新旧文明深度交替的当代中国，文明转型的根本问题，已经主要地不再是落后的物质生产与社会群体普遍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是更多地表现为落后的精神生产与全新的时代精神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规则体系缺失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矛盾和落差，最终表现为当代中国社会精神领域的“失序”。对此，金岱将这种“失序”归结为以下三个主要层面来理解：
其一，权利伦理（公共道德或公德）层面。规则意识严重缺乏，潜规则当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当下科学技术环境相适应的权利与责任、规则、法律、契约等意识上的信用精神和全民信用习性、信用自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其二，德性伦理（个人道德或私德）层面。由于物质主义、欲望主义的冲击，由于现实环境由熟人社会转向市场社会，传统上靠口碑和口诛来钳制人心的传统他律性的耻感文化基本失效。人心几乎完全缺乏应有的欲望制动阀，任何手段，假丑恶凶残黑，无所顾忌，只要眼前利益到手，一切不在话下。而现代性意义上的德性伦理资源及其创造性探索，实际上处于被抑制状态。自律精神丧失与良知缺位使社会陷于普遍的心理焦虑和精神虚无。
其三，超越性观念思想（信仰）层面。在欲望主义和传统道德中心主义的双面夹击下，超越性观念思想碎片化，信仰体系乱相叠出，不是信仰多元，而是信仰混乱。普遍的状况是思想困惑，无法形成文化共识，缺乏由共同文化和信念所构成的人际凝聚，超越性精神找不到共同的支点。[1]
于是乎，各式旧的、新的、半新不旧的、半旧不新的……，纷纷以时尚的面孔粉墨登场，为占据更多的头脑而“跑马圈地”。新的观念与旧的观念、先进的观念与落后的观念、建构的观念与消解的观念……，呈胶着互缠态势，难分难解，面目难辨。
由于传统价值体系及精神规则的总体性坍塌和失效，而新的价值体系及精神规则尚未真正建成，人们无法有效辨识当下精神混杂交错的价值意味，社会无法有效地凝聚价值共识，新精神的生长无法形成合力。这时，需要诸多真正的思想者，以超越当下利益沉迷、利益纠缠的战略前瞻，拨开思想的迷雾，还原中国当代精神现场，思辨和分析各种精神主张的实质所在，从而达到辨正误、明方向、引实践的作用。可以说，金岱正是这样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时代的思想者。
二、文明转型，意味着精神规则的重建
（一） 文明演进：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到市场文明。
如何理解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金岱在罗列梁漱溟、汤因比等人代表性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还应有一种分法，这种分法没有描述什么未来的理想，但却特别简捷，而且是一种基础的维度。
这是一种两分法：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其实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是血缘或泛血缘文明阶段；其二便是市场文明阶段。[2]
他认为，人类之初，母系的，父系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于今天许多还没有或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都属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即便到了当代，这些前市场社会的国家，可能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血缘文明的结构性模塑，也就是在结构上模仿了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在结构上保存了诸多血缘或泛血缘文明的因素。
1.血缘、泛血缘文明的文化特质。
那么，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到底具有哪些典型的文化特质呢？金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可能是血缘或泛血缘文明时代最完美的文化规则设置。”为此，他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特征的解析：
这设置的核心是个“仁”字，两极则是“义”和“礼”二字。
仁是总纲，乃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形态下最妙的人之定义。仁者二人，此二人应是一阴一阳，一男一女，所以，仁其实通家，仁字就是家字。仁者为人，就是说人是有家的，有家才成其为人。
……
义是内在的情感、道德体验，人有“正義”而能“凛然”，尤如人有内气而能坚固，人有精神支点，而能挺立。
但内在的义不易把握，因此还须外在的形式来使其固定，这外在的形式就是礼了。孝、悌、节、义（此处这义为狭意之义，谓平行的血缘或泛血缘关系），上下左右，然后统归于一个忠字，家庭之义与礼于是顺理成章地泛化为家族、家国之义与礼。而内在的义也就如此被格式化了，人从此亦被定格在据说是亘古不变的这种天礼（天理）之中了。[3]
为此，金岱指出，中国传统血缘、泛血缘文明的精神规则，其实质就在于“义主内，礼主外，合而为仁，一个稳稳实实的三角形，一个结结实实的血缘网络。”在这一稳实的三角结构里面，血缘或泛血缘文明中的人与人关系，个体被要求为超越自身，与他人融为一个血缘或泛血缘的整体，在这里，个体是不存在的，整体就是一切，和谐互助为至高美德。“所谓天人合一，亦即不仅所有的人是一血缘整体，即使整个宇宙也其实就是一个血缘整体。” 但问题在于，“到了泛血缘，尤其泛到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那血缘的稀薄就可想而知了，以一小家之关系，推而及之为天下之规则，其勉强和为难，并终至于被那礼之外在形式渐渐掏空了情真义切的义之内在本质，弄到只礼不义，虚伪成习，整个文化成了一个礼之空壳，仁亦成了纯粹虚设，血缘或泛血缘的那个“缘”成了“关系学”，成了可怕可恶的腐化剂，实在是理所当然。”[4]
因此，说到底，血缘文明的特质，从正的方面来说，是人人亲如一家的温馨文明，从负的方面来说是人异化为人的奴隶的等级文明。
2.市场文明的文化特质。
正是基于血缘、泛血缘文明特质的深刻认识和分析，金岱热烈呼唤市场文明的到来。他指出，人-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当然是非常古老的事，但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形式则是十四五世纪西方走出中世纪以后的事了。不过，必须澄清的是，“市场文明绝非西方文明”“市场文明并非从西方始，只是西方较早地使其发达”。
市场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现代”一词毫无疑问是指的人类十五六世纪迄今的整个过程，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也即是进入人类十五六世纪就已开始的这一完整的过程。
市场文明也就是工业文明。（如果有后工业文明，我想也应当包括在内）。不过，工业文明的对立面，不仅仅是农业文明，而应是此前一切生产力形式的文明，应叫农牧漁猎文明。
那么，在市场文明中，人与人的关系又是如何来定义的？金岱认为，因为社会普遍存在的市场交易，使得契约、以及基于契约而形成的信用文化成为连接人-人之间关系的基础纽带，“小横线两边的人便因此成为了虽然互相联系但更互相对立平衡的状态，小横线两边的人独立了，并希望通过独立，然后交易使双方得益，相生互兴，所以他们又由分工和市场交易结为一个整体，但在这个整体中，独立、平等、权力和规则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
不过，不加节制的市场，同样是一只可怕的魔鬼。他指出，市场的最为可怕之处是，一旦人与人之间在进行以物易物时（金钱也是物），把自己也作为物一起卖掉了，卖给了市场，那么，这种不加限制的纯粹市场就很可能把所有的人统统吞噬掉。因此，市场文明的特质，从正的方面说，是人人独立平等博爱的文明，从负的方面说，则是人异化为物的奴隶的荒诞文明。
（二）市场文明时代的精神出路
市场文明的出现，对于尚处于惯性延续的传统文明的精神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代中国的精神现实事实上已经给出了答案。问题只在于，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告别旧文明的精神规则，迎接新文明的精神规则。金岱认为，市场文明相对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既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线性进步，也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线性退化，它只是人类生存在另一维度上的一种别样的展开。他将血缘或泛血缘文明比作是人类的童年，而市场文明则是人类的青年。为此，在市场文明這一新的进化维度上，不加区分地全盘认同新的就是好的，与不加区分地全盘否定新的不如旧的，都不是应有的建设性的态度。
面对市场文明这一新的形态，应有的态度只能是重建规则：
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规则和社会方式的规则需要重建，精神方式的规则亦需重建。进一步来说，市场文明对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不是一种否定，不是一种不破不立，你死我活，它乃是一种超越，一种架构，总之不是一种减法，而是一种加法。
市场文明并不通过取消血缘或泛血缘文明来建构自己，它只是建筑在血缘或泛血缘文明之上。
人类的亲情人伦关系，我以为将永远是人类的基本组成形式或曰人类社会的细胞，血缘文明因素乃至于一定程度的泛血缘文明因素亦将永远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但这种血缘或泛血缘因素必须与新兴的，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交易因素融合重组，成为一种全新的结构，血缘或泛血缘文明与市场文明将长期互渗共生，不断寻找更为理想的结合方式。[5]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金岱以随笔、论文、长篇小说等为载体，持续地、系统性地展开了自己对于市场文明时代重建精神规则的构想。
三、文明转型期精神突围与精神规则重建的价值路向
面对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金岱确立了他精神重建的价值指向，即新的精神规则的建构，是基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同时又是超越于血缘或泛血缘文明的。这种超越，具体来说是以新文学的建构为靶向，通过“第三条道路”，即“意义的先锋”来实现的。
为什么是文学？为什么要以文学为载体来开展精神规则重建的言说？在金岱看来，以文学为载体，展开基于生命体验的生存本体言说，既是对百多年来中国文学这一缺失的弥补，更是对市场文明语境下精神规则重建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他指出：“百年中国文学的最大缺失便是对于生存本体的关切。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体说来，是一直未被清醒地意识到的。”“文学不是别的，它仅仅只是关于人的情感体验的言说。文学言说区别于一切非文学言说之处就在于文学言说的是情感体验这东西。”他将文学言说分为两种，“其一是社会性情感体验的言说；其二是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这其中，金岱尤其看重的是第二种。“所谓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即个体人的生存本体之体验的言说，关涉的是个体人的生存的终极意义问题，是个体人的生存整体问题，价值结构问题和人生境界问题，写出由这一终极性问题而激发出来的情感体验，并切中读者的这类本体性情感体验之心弦，便成为本体性情感体验的言说”[6]。
（一）提出“第三种文学”
金岱分析了“二元对立”传统习惯性思维的弊病，突出强调了应该在“洋化”与“古化”之外、在道德与反道德之外、在政治功利与审美娱乐之外、在理性与非理性之外、在现实主义与中国式“后现代主义”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即建设性的营建之路。按我们今天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路。他在《第三种文学》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丰富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的看法： 新时期以来，由打开国门和人道主义讨论而引发的向西方文化学习，由反思和寻根引发的向传统文化学习，都是我们的必经阶段。但时至今日，洋化古化之风似不可再长，而化洋化古，建构我们自己的、今天当下的思想和话语系统、文学和批评标准，可以说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用快乐原则来取代政治功利原则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反道德思潮的又一种胜利，文学由为政治服务到走向审美（如形式主义追求的当代先锋派们），走向娱乐（如满足感官享受和宣泄需要的通俗文学，满足逃避责任之沉重的“痞子文学”等），使过去政治功利本体的文学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时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如果一味这样缺乏营建指向地“反”下去，“乱”下去，结果会是可怕的，危险的。缺乏道德规范的社会不可能是稳定的社会，缺乏道德标准的经济不可能是真正发达的经济，缺乏道德尺度的文明不会是真正的新文明。
超越道德与反道德而建构新道德，属于新文明的新道德，这真正伟大而困难的历史重任，文学应该分担多少？
在政治关怀与娱乐关怀之外，至少还有一种至关紧要至为根本的关怀一向被我们排斥、忽略，或遮蔽了，这就是生存的终极之关怀，人文精神之关怀，比民族国家阶级党派等群体之关怀更为博大的人类每一个个体人的本位之关怀，总之是人类精神的本体之关怀。
持此一关怀的文学，便可谓政治功利和形式审美之外的第三种文学。
寻找新的真实和新的普遍性是摆在人类思维面前的一个重大而根本的任务，也是摆在文学面前的一个重大而根本的任务，文学不可能逃避真实和普遍性，在写实与写感觉之外，在传统理性与非理性之外，必须有一种更具建设意义的新的理性的文学。
20世纪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企图通过文学来寻找一种新的真实和新的普遍性，寻找一种艺术化的哲学，列举一串大师的名字便可兹证明：瓦雷里、艾略特、卡夫卡、萨特、加缪、黑塞、梅特林克、戈尔丁、卡内蒂、索尔·贝娄……
我把我心中的这第三种文学称之为“形上体验”的文学。[7]
（二）提出“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
1994年10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北京召开“世纪之交的文学选择”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金岱首先提出第三种批评的主张，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此后，文艺评论界逐渐流行“第三种批评”的实践，尽管第三种批评的具体内容和形态，实际上是各说各是。对此，金岱是持总体肯定态度的，他指出：“这不是坏事，这现象本身就很有意味。在我看来所谓‘三’，就是‘多’，也就是说，不是‘一’，也不是‘二’，不是唯一，也不是对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多元。我们过去喜欢讲‘一’，也讲‘二’，就是不讲‘多’，这是一种思维定势，现在应该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基于此，他进而提出了自己所主张的“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
在我眼里，“第三种批评”乃是一种“意义的先锋”，這可以从一个纵座标和一个横座标上来予以分析。从纵座标来看，唯政治功利的文学已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狭隘的，行不通的；形式先锋的文学，玩叙述，写感觉，纯粹的娱乐与审美，是否又是文学的全部，我不相信。我始终坚持，文学必须是意义的，它不是过去那种唯政治功利的意义，而更多是一种超越的，存在层面上的意义。我的文学观是：文学是从体验方式入手对存在方式的一种研究。意义问题乃是存在方式的核心部分，文学无论如何没法回避。尤其今天中国，文明转型，神位空缺，价值失落，心灵悬浮，精神晕眩，意义世界亟待重寻，精神规则亟待新构，文学能摆脱它的责任吗？[8]
针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来曾经流行的以消解、颠覆为旨趣的文学潮流，金岱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忽视思想的重要性：“文学的消解性，作为一种针对着唯政治功利文学模式的反拨策略，在特定时期所起的特定效应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性和负面性也是明显的。消解由于不是正面批判，也不是积极超越，而是侧身而避，四下而逃。因此若不可收拾地演将下去，便很容易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成为溃散、颓败的瓦砾场”[9]。金岱认为，我们需要的是秉持建设性的文学主张，为市场文明的精神重建出力。在《意义的先锋》一文中，他辩证地提出和阐述了“意义的先锋”的内涵：
首先，意识形态文学，甚至其中最极端的“政策文学”“口号文学”也不是毫无一点存在价值，必须赶尽杀绝的，有需要就会有存在，只是不要一统天下，亦不要将“逃离主旋律”之类拿来唬人。
其次，文学虽然不能只是政治的，只是政策的，只是口号的，不能只是意识形态的，但却绝不能说，文学从此就不可以思想。思想并不等于政策，也不等于政治，甚至不等于那种已有固定涵义的意识形态。
老实说，文学，真正重要的文学，虽然不是政策的，口号的，也不见得就是政治的，但却无论如何不能不是思想的。[10]
由此，金岱认为，在形式的先锋消解意识形态文学的逃亡获得巨大胜利之后，意义的先锋就应开始超越唯政治与唯形式的二元格局，去寻找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三）提出“个人本位文学”
金岱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态背景下，社会本位文学得到充分的发展。但社会本位的文学常常是“忽视个人，遗忘个人、消泯个人，把个人，这个我们生存中最根本的东西，最真正的目的，置于完全虚无的境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个体精神的张扬，他指出，“广东以及沿海中国所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事情正在率先发生变化，文明正在开始更替，一个新的文化形态，经济文化已初成气候，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个人的和建设的精神正在迅速滋长，一种新的文学，个人本位文学，也理当应时崛起。”。为此，他提出，在经济文化形态的背景下，除了应当继续承认社会本位文学之价值外，“我们今天更应该张扬个人本位文学”：
社会本位文学专营得太久太久，它和我们民族一种惯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不断固化的循环；我们的个人本位文学却又太少太少，而个人本位文学是有助于调整和优化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的。 还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今天在发生巨变。政治文化的氛围固然还十分浓重，但经济文化的氛围已在沿海中国形成气候，迅速向广大内地播撒和蔓延而去。在不久的将来，经济文化必定要与政治文化等量齐观，相织而互补。
更因为我们中国人，今天正在迅速成长，我们的思维方式亦正在推陈出新。我们不再死抱着一套一套的教条，而是管它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再老要整体的计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干起来再说；不再只知听命上级指令，活着干着，责任和权利都不再只在上级，只在集体，而是更多地放到了自己头上，个人头上。[11]
四、中国现代性建构：非总体性的文化建构主义策略及其实践路径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最成功的收获就是经济现代化的先行突破。然而，与之相应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却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锐意推进的背景下，如果文化转型（文化现代化建设，其核心任务就在于精神规则的重建）不能得到有效推进，经济建设失去高屋建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支持，那么，经济现代化也将面临难以持续的问题。因此，如何有效推进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转型或曰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当下中国处于发展新拐点阶段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系统工程必须解决的一项战略性问题。
基于中国文化及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考察和综合思考，金岱在面对中国现代性建构这一世纪课题时，提出了他富于建设性的策略路径主张。
（一）文化建构主义：非总体性的精神规则重建策略
金岱认为，现代文明的社会发展方法论，与传统文明的社会演进方法论是有着显著区别的，但是，这个问题却往往在“文明转型，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文明转型、社会转型”中被忽视了。在《 论文化建构主义与再启蒙》一文中，金岱着重分析了传统的主体论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渊源及其理论价值，以及20世纪中叶以来文化主义发生、发展以及90年代之后达至高潮的历史流变与时代因素。他结合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认为“就‘中国现代性’问题而言，处于文明转型中的中国，一百多年来，可以归属于文化主义的思潮显然是两种：文化批判主义（包括文化解构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在此基础上，金岱提出了文化建构主义的主张。他指出“文化建构主义，无论是文化‘建构’，还是建构‘文化’，就当代中国问题而言，就是如何超越文化批判主义（包括文化解构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这种超越，意味的是启蒙的推进，即再启蒙！”[12]
他指出，五百年来的现代文明发生发展史，已然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历史演进的新的思维，即既不把新的文明与旧文明的区别只看作少数工具性部件的不同，也不将新的文明看成某种既成整体，而是将文明转型看作是不同文明之有机系统的范式性转换。基于此，文化建构主义之再启蒙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性+现代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金岱认为，当代中国的精神规则重建，要害之处就在于要通过民间的、社会的文化认同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制性、动员性的意识形态的方式，重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逻辑，重铸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形态。
1.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两个思维误区。
金岱指出，自鸦片战争，17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有两个重要的思维误区：一为总体性，一为工具论：
所谓工具论，就是当中国面临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以为只要学得了西方文明中的某个部分，例如“坚船利炮”之类的工具性的现代技术部分，就可以一了百了的让中国一夜之间富强起来，重为“天下”之“中央之国”。这一思维不仅只肯向现代文明学习工具，同时也把向西方学习工具性的内容仅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就是体现这一思维的著例。尽管洋务运动在今天看来对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功绩卓然的一步，但其思维的本质却不能不洞明。
所谓总体性，在某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革命逻辑（但不仅体现在以暴力为手段的战争实现革命的一个方面）。总体性思维，就是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的进步，任何局部的进展都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策略就只能是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勇气，“一张白纸好画画”的豪情，把“旧”的全盘推倒，彻底摧毁，完全清除，于是“新”的“天堂”就会一夜之间掉到我们的面前，掉到我们的现实中来。[13]
他指出，总体性思维这一誤区，与我们民族精神中的救世主心理，从众心理，排拒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总将责任外推等等的“劣根性”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成为极为顽固的一种观念形态。每当我们对中国问题中的某个部分发出批评意见时，便总见有人摇头：“没用的，没用的，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他指出这种思维的真相：要么消极等待自上而下地根本性，全盘性改变，要么发起自下而上地彻底“破旧立新”或曰毁旧布新的根本性、全盘性反抗与改变。其实质，其实都只在一位全能的（具有“根本性和全盘性”之伟力的）“救世主”。
2.现代化转型：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策略。
在分析17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思维误区基础上，金岱进而指出，各个不同的文明体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主要的方式是非总体性和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当然，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不例外。
为了使“非总体性”“生长性的有机系统”这类专业化的表述更为通俗易懂，他使用了“建筑性”隐喻、“生命性”隐喻的表述：
所谓非总体性和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是要反对毁旧布新的整体主义的“建筑性”隐喻，而取有机主义和范式主义相统一的“生命性”隐喻。
这种“生命性”隐喻要表明的是，A.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与新文明的有机系统的关系看，二者之间是有质的区别的（不首先肯定这一点就会成为工具论思维），不管是生育隐喻（代际更替），还是生长隐喻（人的少中老之生长期，或青蛙之于蝌蚪，飞蛾之于蚕），我们都能于其间看到质的飞跃。B.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向新文明的有机系统之演进的结果看，二者之间不是毁旧布新，而是蜕旧变新或化旧为新，新中总有旧，儿女身上总有父母，青蛙中总有蝌蚪，飞蛾中总有蚕；横比则同一代际更替或同一生长期演进，不同个体（文明体）间必是同异兼具，如同为青春期，必有其普遍性特征，而不同父母的不同儿女又总有其特殊性。C.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向新文明的有机系统演进过程看，二者之间是非总体性的随机生长，由于基因、环境等的原因，生命的生长，常是生命体的哪一方面有条件，便先行成熟，先行发育哪一方面，这一过程是随机的，此长彼随的，而不是如人工设计，整齐划一的。（同时，与我们现在通常所谓“小步走”或“碎步走”亦有所不同，“小步走”或“碎步走”仍有线性意味，而生命之生长并非线性的）。[14] 金岱以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为例，如宗教改革、人权、自由、民主、阶级、种族、性别、环境等等问题。他指出，在先发现代化国家，并不是一夜之间把它们统统都解决了，从而在新的一天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恰恰相反，所有这些问题是一个不断地、随机地解决或曰生长的过程，一种一个一个问题域，一个一个问题方向地随机、逐步、渐进地变化或生长的过程，且至今仍在这一过程当中。他指出，1978年以来的中国发展事实上已开始了这非总体性的文化建构策略。“1978年以来三十年的重大意义，在战略层面上可以说也就是告别了工具论思维与总体性思维。不仅告别了我们自己的1978年前的工具论思维和总体性思维，也没有跟随当时的国外的总体性思维。”
（二）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经由社会中层推动的精神规则重建之路径及其机制
精神规则重建，除了学理层面的爬梳和理清，还需要在践行的层面形成合理的路径机制，找到行动的落脚点。
在金岱看来，当代精神规则的重建行动，首要的目标是在社会层面达成多数人“相对普遍的价值共识”。在《精神虚无与价值共识》一文中，金岱指出：“我们呼唤的只是重建精神规则”“重建精神规则，或曰重达价值共识的基本原则，我以为必须是首先肯定价值多元，在价值多元的基础上，通过解释学意义上的不同视域的，多层次，多向度的长时间的对话，逐渐达成相对普遍的价值共识。”[15]
金岱认为，“相对普遍的价值共识”的达成，需要形成社会公众普遍参与的“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作为推动机制。他分析了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路径，即经由：社会共识的形成——立法等公共理性规则的建立——现代性的文化认同无意识的逐渐积淀，最终达至新文明的新价值、新道德由所有公民个体内化为稳定的自觉。他认为，“如此这般的公民社会运动，是一种真正理性的、有力量的、和平的、建设性的社会变革的推动方式。”他指出，这种建设性的公民社会运动是与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绝然有别，正相反对的。[16]在这一过程中，以“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理性的代名词）为主体的社会中层，是推动精神规则重建的中坚力量。
1.“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
在当今社会公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背景下，金岱将“相对普遍的价值共识”的达成，首先寄望于广大的“知识分子”，寄望于知识分子精神文化传播职能的实现：
（凡受过大学教育的，先都权且称之为知识分子）。我想可以大致地（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其一为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其二为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
一切专家，包括各门学科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教授，研究员，院士，以及一切必须受过相当教育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包括科学技术人员，行政技术人员，经济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教师，公务员，企业白领等，总之受过大学教育而又非重要权力拥有者和较大财富拥有者，都可以称之为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
而在一切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中，不分专业行当界限，不计身份地位如何，有着强烈的社会问题关注和热切的人类心灵关怀，并在职业内外投身于社会问题、人类心灵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则可称之为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17]
他指出，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永远保持批判精神（但“批判”与“否定”并非等义词），是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真正的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对于权力、财富或大众，认为“是”，则说“是”；认为“否”，则说“否”。与此同时，他绝对必须，也必然从超越处来观照一切当前性。此外，金岱指出，这两类知识分子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含关系：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却必然也必须是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
金岱将文化传播与知识分子间性联系起来，认为文化传播无非包括了大众文化传播、科学文化传播以及精神文化传播。而知识分子间以对话、交流與领会为形式和目的，面对一切知识分子的传播（既不是面对所有大众，也不是面对本学科，本专业内的同行的传播，而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传播），是为精神文化传播，或曰人文文化传播。金岱认为，精神文化并非不可、不该、不要向大众传播，也并非全不通过教育进行传播，而是说，精神文化首先是知识分子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是无学科与专业之分的知识分子主体间的，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关注、关怀的问题的对话与交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基于知识分子间的精神文化传播，精神规则重建才得以形成核心的力量。
当然，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在当今中国，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总体来说是稀缺的，“必须承认，今天中国，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无疑是越来越多了，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的确似乎是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是越来越疲弱了，无声无息了。”这恰恰也道出了当代中国精神规则重建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所在。
2.社会中层：以“劳动光荣”的价值认同来激活精神动力。
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群体理当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精神规则重建、推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核心力量，但在当代中国，社会或曰精神知识分子尚无法形成稳定的推动力量的情况下，包括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中层群体就可能成为这一力量的中流砥柱。
金岱由此提出，“精神规则重建非总体性有机渐进策略的实现以及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这一推动机制的形成，还需要某种推动力量，或者说需要某种动力。我认为，这种推动力量来自社会中层，这种动力就是社会中层动力。”
金岱认为，社会中层，不能纯粹以经济标准来划分，因此社会中层与中产阶级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
中产阶级更多属于经济意义上的分层概念，且与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连在一起，具有太浓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而社会中层这一概念，则主要是一种比较分析概念，而不是统计实证概念，当然也会有经济因素、权力因素的考量，但更多是由社会态度和文化价值认同决定的一种观念上的另行结构，一种别一思维构架的概念，一种文化概念。[18] 为此，金岱主张应当强化社会调节、整合、和谐的工作，努力去确立、扩大社会中层的意识、观念和价值认同，并以社会中层的社会态度和文化认同来引导和凝聚整个社会的价值共识。与此同时，尽其可能缩小社会底层绝对数量，并最大可能给予关怀、救济、援助；尽其可能对社会顶层进行有效监督及其充分有力地反垄断；尽其可能合理合度地缩小社会底层与顶层之间的分配距离。如此，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转型与持续发展，其意义将是不可限量的。进而言之，金岱认为，“确定社会底层、顶层和中层，无论在实体意义的区分上，还是在社会态度和文化认同的意义上，其可行性都是较大的。尤其是在今天我国由于农业税的免除、农村医疗、养老保险实行后农民生活保障有了一定的改观后，同时全国性城乡社会保障问题、城市化速度和体制的问题也愈益紧迫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的时期，这样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中层战略的构想也就越来越现实了”。[19]
金岱认为，在操作层面上，可以通过确立社会中层的核心价值认同，来形成稳定而有力的精神推动力。具体来说，就是将过去曾经流行、被异化的“劳动者光荣”（其实际所指主要不是劳动这种行为，这个过程光荣，而是作为社会下层，即贫贱者，自然就光荣。事实上，不管是“劳动者或贫贱者光荣”，还是“有权有钱者光荣”，其实都是结果思维），转换为过程思维，即既不是贫贱者光荣，也不是有权有钱人光荣，而是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劳动）光荣，工作光荣，奋斗光荣，创造光荣，总之是人生奋发向上的那整个过程光荣。金岱由此憧憬：
倘若这样的社会价值形态果能确立并深入人心，为整个社会所接受，所共识，所心诚悦服，并成为现代性的价值信念乃至价值信仰，积淀而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则我们的社会腐敗之风一定能得到有力地改变，我们社会的正气一定能得到彰显，公正和正义的阳光一定更加灿烂，而我们社会的不是由“恶”而是由“善”（新的合时代合法合理合情的精神规则、价值规则）推动的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发展一定能够更加稳定、持续和有力。[20]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引用金岱在《论文化建构主义与再启蒙》一文结尾中的话：“文化建构，作为一种实践，作为一种现象，无论在生活文化，还是在价值文化和符号文化，170年来的转型中国，从来都是有意无意地存在的，但作为一种自觉明确的思想形态和理性主张，却又是还未提出过，而必须认真提出的，更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全力推进的。”我想说的是，金岱作为一位文明转型问题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在其至今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站在时代的高处，以推动中国现代性建构为己任，认认真真地思考，脚踏实地地行动，为当代中国文明转型期的精神规则重建点亮了一盏航灯。
[1] 金岱：《中国问题·解释维度·文化进路》，《粤海风》，2011年第6期。
[2] [3][4][5]金岱：《论泛血缘文明及其转型》，《自由交谈》，1998年10月。
[6] 金岱：《 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的描述、反思及其前路之一种》，《学术研究》2002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2003年第1期转载。
[7] 金岱：《第三种文学》，《当代人》，1995年第3期。
[8] 金岱：《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广州文艺》1997年第3期。
[9] 金岱：《 精神虚无与价值共识》，《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1年第10期转载。
[10] 金岱：《意义的先锋》，《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四辑。
[11] 金岱：《论个人本位文学》，《作品》，1994年第2期。
[12] 金岱：《论文化建构主义与再启蒙——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转载。收入金岱《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
[13]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2年第9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12年第4期转摘。
[14]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2年第9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12年第4期转摘。
[15] 金岱：《 精神虚无与价值共识》，《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1年第10期转载。
[16]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2年第9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12年第4期转摘。收入金岱《如此世界——转型选择与再启蒙》，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
[17] 金岱：《 论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与“文学终结论”商榷》，《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4期转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10期转载，收入是年《中国学术年鉴》。
[18]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9]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0] 金岱：《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战略——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之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