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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鹏说到兴奋处，站起身来，快步走到办公桌对面，指着墙上的地图比划着，恨不得揽世界于怀中。
这位刚满40岁的中国社会智库的领军人物，作为理事长，创办了并且领导着中国最年轻的学术机构盘古智库。他还身兼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研究员，并为多个地方省市自治区政府提供咨询。
过去一年多，盘古智库急速延揽人才，横跨宏观经济、国际关系两大领域开展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引起政府部门和国家级媒体的注意，成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浪潮中的一个现象。
此时此刻，易鹏的手指停留在南亚次大陆，那个与中国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国度是他最近思考最多的方向。
2016年9月18日至28日，易鹏率调研小组专程赴印度进行考察。小组在新德里、德里、班加罗尔、孟买四地停留，与印度学界、商界和中国赴印投资企业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拜访了中国驻印度使、领馆。
在长长的接触名单上，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和平与冲突研究所、辨喜基金会、梵门阁、卡内基印度中心等印度顶级智库机构赫然在列。
我的这次专访，就是请易鹏谈访印观感。
就在采访前一天，10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在印度果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的行程。习近平在会晤印度总理莫迪时强调指出，要不断丰富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把握好中印关系发展大方向。莫迪回应，印中有责任携手努力，推动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
印度崛起势不可挡
易鹏开门见山，直接给出了结论：“印度的崛起势不可挡。”中国相对于印度的竞争优势在缩小，印度的追赶势头是实实在在的，“我要戳破国内轻视甚至蔑视印度的泡沫，唤起对印度市场的重视。”
易鹏这样看的第一个理由是，中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
从经济总量角度看，目前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2.0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在2005年的水平，在世界经济序列中就好比一个“即将升初中的小学生”。但从全球产业分工角度看，印度在承接了相当比重的制造业订单的同时，也是信息咨询、技术服务和部分大宗产品的重要供应者，实际处境要好于它的经济总量排位，与中国的落差没有那么大。
易鹏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非常明显，加上海外华人圈的支持，吸引了大量直接投资，成为“世界工厂”。然而现在，印度、东南亚、非洲、拉美国家开始分食这块“蛋糕”，其进取速度快于中国向全球市场提供技术和品牌能力的增长。中国正在努力优化结构并削减过剩产能，但总体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仍是个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国家。技术能够不断创造新的供给，品牌能够促进消费升级和消费量的扩大，中国必须真正突入这个“区间”，才能在与印度的竞争中获得可持续的优势。
在易鹏看来，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狭小，海外市场分散，就算在全球价值链上分食中国的“蛋糕”，也不会构成太大的挑战，印度则不一样。
至少从全球海运角度看，印度对中国的竞争力并不低。
印度的陆地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三面环海，有7500多公里的海岸线，分布着12个主要港口。从印度出发经海路到欧洲、非洲和亚太的运距相差不多，特别是离非洲、欧洲市场非常近。
易鹏把印度的地理优势归纳为“两个20亿”：向西，欧洲、非洲、中东和西南亚加起来是个20亿人口的大市场;往东，中国、东南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加起来也大概有20亿人口。夹在“两个20亿”中间，又立足本国约13亿人口的市场，印度的经济辐射力还是比较强的，具备成为海运中心区的条件。
即便是从印度前往美国东海岸，如走中东、地中海穿大西洋的海运线路，地理距离不过将近两万海里，物流成本也不算高。莫迪政府正斥资打造新的西部良港，不久前批准了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达哈努附近新建航运码头的计划，西海岸将出现继孟买、尼赫鲁港之后的第三个深水港。印度东西南部三大经济中心加尔各达、孟买、班加罗尔之间的陆路距离均只有一两千公里，构成一个“铁三角”，是个均衡的分布。
“印度经济的增速现在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西方媒体非常看重，又开始渲染印度对中国的‘赶超之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问。
易鹏回忆起半年前他和一位中国政府官员的交谈。那位官员对印度经济的高增长不以为然，估算说，印度在2015年取得了GDP增长7.6%的好成绩，2016年第一季度达到7.9%，2016年全年可望取得7.2%的高增长，中国已经基本锁定6.7%，之间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也就相当于中国年均增速的不到三分之一，然而中国经济总量已相当于印度的五倍，就算按照目前缩小了的速率，中国每年的增加额也高达6000亿美元，印度则只有约1500亿美元，赶上中国是“天方夜谭”。
然而在易鹏看来，这位官员对印度追赶速度的计算方法过于简单了，至少忽略了两个因素。第一，2005年起人民币进入升值空间，对美元升值了30%左右。相应的，2005年中国GDP规模只有2万多亿美元，之后用十年时间便翻了五倍，显然汇率变化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二，中印两国之间的汇率比对也在变。现在印度卢比兑美元的比价约为66∶1，兑人民币约为10∶1，而人民币对美元则已进入明显的、非短暂性的贬值区间，那么，如果未来十年卢比对美元升值20%——这是一个合理的估计，“此消彼长”，印度经济规模追赶中国的步伐很可能快于我们的估计。 还有，人们通常提到的GDP都是“名义GDP”，如果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算进去，印度的经济规模可能比公开的还要大一些。现在印度的通胀压力要比中国严重，今年6月通胀率达到5.77%，7月零售通胀率升至5.9%，接近警戒线。投资过热、通胀高抬会带来经济质量上的问题，但也助推经济规模的加速扩张，给人们审视一个国家的心态造成直接影响。就像十多年前中国GDP规模只有美国的不到十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一左右时，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真把中国当回事，但当中国的GDP增长到相当于日本的两倍多、美国的60%时，虽然GDP不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但外界与中国打交道的心态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彼此结构性矛盾也呈上升之势。“试想十年后，由于必然和偶然的原因，印度的GDP相当于中国的二分之一时，中国人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与这个国家打交道？”
易鹏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国际环境非常有利，当时美国在里根政府治理下搞供给经济改革，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的巨型泡沫尚未破裂，欧洲自我感觉良好，不把中国当“威胁”，现在则发生了变化，不能说这不是西方国家把生产、分销能力向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扩散的原因之一。
中企投资印度富有商机
在印度之行中，易鹏对话的几乎所有印方学者和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经济奇迹赞赏有加，但也承认中国的很多经验印度学不来。印度是小政府，联邦权力有限，地方诸邦的实权比较大，政治家族势力也很大，中国的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在印很难实现。
但印度毕竟已经跌跌撞撞走入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建立起市场架构，形成了改革发展的共识，迈进中等收入国家群体——尽管仍是最穷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对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又应运而生了实干、进取的莫迪政府，尼赫鲁时期那种“左”的局面不可能重现。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要保持长期繁荣，既需要强劲的中央领导力，也需要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和市场因子，从这方面讲，印度拥有“红利”。
拥有丰富地方执政经验的莫迪总理在继承印度“世界大国梦”的同时，更适应了求改革、求发展、促开放的潮流，处在有利的执政地位上。他要比曾三次出任总理的瓦杰帕伊幸运。瓦杰帕伊治理经济也很出色，但仍因政治争议问题被选了下去。目前莫迪的民意支持率保持在80%以上的高位（皮尤调查中心数据），2019年连任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印度的高速发展背后最大的隐忧或者包袱又是什么呢？易鹏回答说，一是贫富差距太大，贫困人口基数过大，所代表的购买力严重不足。二是印度是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虽能提供大量更为低廉的劳动力，但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不长，这也许是热带国家的“通病”。再有，印度的机械化水平不高，更没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准备，它的劳动力优势能否经得起技术进步的冲击是个疑问。第四，也是老问题，联邦政府资产薄弱，预算紧张，手中没有多少钱，难以在基础设施、治理污染、节能环保等方面做大的投入。
易鹏承认，他在印度也看到了这个国家的落后一面：基础设施欠缺，低层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服务业很不完善，土地征购和基建工程拆迁困难，劳工法等配套制度也跟不上。但同十多年前相比，这些都在取得明显的改善。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印度议会批准了税法制度改革，这是印度经济改革的一个里程碑，有利于在印创建真正的单一市场（本刊注：可参阅《世界知识》2016年第17期《印度税改：“莫迪经济学”的里程碑》一文）。
另一方面，种种“不完善”恰恰反映了印度经济体制并不过度“重商”的一面。这与印度的宗教文化有关。在印度当今约13.33亿人口中，有约10.66亿印度教徒，约1.79亿穆斯林，佛教徒约1100万。大多数人遵循宗教价值观，精神层面的力量孕育着某种难以名状的后发优势。
易鹏不赞同宗教文化桎梏印度发展活力的观点，他主张以时代变迁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在德里、孟买这样的大城市里，种姓制度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阶层和族群的边界开始模糊。而多数印度人心中的平和还在，这种精神气质是印度文化的底色，正在转化为印度企业文化的道德维系和服务业发展的助推力量。
易鹏说，通过此次在印考察期间与联邦和地方层面诸多人士的接触，感觉印度举国上下都在进行一场观念的变革。人们的经济头脑、商业思维开始确立起来，注意力从族群、宗教问题转向经济发展，评价联邦和地方领导人越来越多地看他是否在做实事，是否在执政期间给地方经济带来了发展、给民生需求带来了改观。这种观念和意识上的变革会经历一个一二十年的积酿期，就像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那样，终将形成“加速器”，带来市场环境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巨大变革。
易鹏同样不认为应该像西方媒体那样把印度“吹上天”，那种行为背后的确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和遏制中国的思维在起作用。但像中国一些人那样把印度“贬入地”也是不好的。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看到印度发展带来的机遇，“多看增量少看存量”。
为商界朋友提出建议
在印考察期间，易鹏住了五家酒店，惊讶地发现在每家酒店，近四分之一的客人都来自中国大陆，大多是去印度考察投资、商谈业务的企业人员。每天到楼下餐厅吃早餐时与他们闲谈，听到的最多问题是“印度有什么项目好投资”、“市场上有什么公司可以合作”，这说明，中国商界已在“深耕印度”。
易鹏说，中国的龙头企业——国营也好、民营也好，基本上都已在印度开展业务，包括华为、阿里巴巴、万达这样风生水起的公司，从手机制造、汽车配件和农机具生产到产业园区、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它们希望把印度当作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跨国公司的跳板和试验田。
对于有什么忠告可以提供给中国企业，易鹏说，对于印度这样一个比较大、有潜力的市场，到那里投资不要急着赚“快钱”，必须耐得住性子，深耕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实现本地化，在这个基础上完成自己成长为全球企业的“练兵”，后面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易鹏举了日本本田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是在印度投资第十年才开始赢利的，现在当地经营已满30年，成为印度排名第二的摩托车制造企业。
投资的领域可以优先依此考虑基础设施、互联网、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以及职业技术培训，等等。印度很多港口都需要疏浚，以提高吞吐量，这方面机会众多，也是中企的长项。但需要提醒的是，投资印度的高速公路、铁路建设需慎重，因为中央政府不能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用地拆迁也非常困难，可以抵消因印度人口密度非常大而节省下来的基础设施投资人均成本。
易鹏补充道，本地化经营对外国赴印投资企业非常重要，也就是多雇佣当地员工，针对当地市场特点安排生产营销，“不要总想着把自己的员工弄到印度去，印度人口太多，就业压力非常大，当地政府在引进外劳、外国技术人员方面是不会开大口子的。”
再就是要求同存异，互补合作。中国的产业结构优于印度，现在的印度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这意味着双方互补性很强，赴印投资必须找到与印度企业的“对接点”。印度一半人口都在25岁以下，高等学府理工科很强，培养了世界上最多、最好的软件工程师，孟买大学有十几万在校生，班加罗尔大学多达30多万，是“取之不竭”的资源，中国企业可以设点班加罗尔，加大吸引印度工程师和软件技术人员的力度。
印度教有“克己”的传统，中国人则讲究“和气生财、以和为贵”，中印两国的商业文化存在相濡以沫之处，两国企业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可以商量着办，这也是双方加强合作的重要有利条件。
在印考察时，易鹏与多家印度智库就“一带一路”交换了意见。他的感觉是，印方对这个倡议戒心较重，不仅是因为它的示范工程“中巴经济走廊”涉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议，更因为印度自视为大国，也有自己的南亚区域合作战略规划，担心被“一带一路”抢了风头。
易鹏的建议是，基层工作人员和企业界人士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与印方解释倡议上，就埋头做项目，把务实合作搞起来，会有“水到渠成”之效。进入印度时，要优先投资沿海的制造业园区。
易鹏认为，中印在新时期拓展合作的一大憾事是，由于印方过度担心来自中国的同质化竞争，双方至今仍未着手研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事宜，而中印两国各自已对外建立起很多组双多边自贸关系。目前双方唯一均参与其中的多边自贸谈判是拥有16个成员方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然而进展并不顺利。长远看，中印双边自贸这一课还是应该争取补上。
谈到未来，易鹏不乏激情地畅想了一个“亚洲时代”的来临。他断言，单靠中国一家的力量是成就不了“属于亚洲的21世纪”的，中国人的“中国梦”、“世界梦”必须拉着印度这样的国家一起做，“中国、俄罗斯、印度一起做就更好了”。“中印如不能携手，中国难以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
从印度回到北京，易鹏办的第一件事是在盘古智库设立了“印度研究中心”，随后发布了《“掘金印度”——印度商机报告》。成立仪式那天，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特意前来祝贺，之后飞回国内陪同莫迪总理接待习近平主席赴印参会。
在致辞中，顾凯杰大使说，盘古智库顺应了当前亟需加强中印合作这一潮流，希望印度研究中心重点关注印度的重大发展议题，以利于消除人们对印度的一些误解。
这位刚满40岁的中国社会智库的领军人物，作为理事长，创办了并且领导着中国最年轻的学术机构盘古智库。他还身兼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研究员，并为多个地方省市自治区政府提供咨询。
过去一年多，盘古智库急速延揽人才，横跨宏观经济、国际关系两大领域开展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引起政府部门和国家级媒体的注意，成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浪潮中的一个现象。
此时此刻，易鹏的手指停留在南亚次大陆，那个与中国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国度是他最近思考最多的方向。
2016年9月18日至28日，易鹏率调研小组专程赴印度进行考察。小组在新德里、德里、班加罗尔、孟买四地停留，与印度学界、商界和中国赴印投资企业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拜访了中国驻印度使、领馆。
在长长的接触名单上，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和平与冲突研究所、辨喜基金会、梵门阁、卡内基印度中心等印度顶级智库机构赫然在列。
我的这次专访，就是请易鹏谈访印观感。
就在采访前一天，10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在印度果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的行程。习近平在会晤印度总理莫迪时强调指出，要不断丰富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把握好中印关系发展大方向。莫迪回应，印中有责任携手努力，推动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
印度崛起势不可挡
易鹏开门见山，直接给出了结论：“印度的崛起势不可挡。”中国相对于印度的竞争优势在缩小，印度的追赶势头是实实在在的，“我要戳破国内轻视甚至蔑视印度的泡沫，唤起对印度市场的重视。”
易鹏这样看的第一个理由是，中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
从经济总量角度看，目前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2.0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在2005年的水平，在世界经济序列中就好比一个“即将升初中的小学生”。但从全球产业分工角度看，印度在承接了相当比重的制造业订单的同时，也是信息咨询、技术服务和部分大宗产品的重要供应者，实际处境要好于它的经济总量排位，与中国的落差没有那么大。
易鹏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非常明显，加上海外华人圈的支持，吸引了大量直接投资，成为“世界工厂”。然而现在，印度、东南亚、非洲、拉美国家开始分食这块“蛋糕”，其进取速度快于中国向全球市场提供技术和品牌能力的增长。中国正在努力优化结构并削减过剩产能，但总体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仍是个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国家。技术能够不断创造新的供给，品牌能够促进消费升级和消费量的扩大，中国必须真正突入这个“区间”，才能在与印度的竞争中获得可持续的优势。
在易鹏看来，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狭小，海外市场分散，就算在全球价值链上分食中国的“蛋糕”，也不会构成太大的挑战，印度则不一样。
至少从全球海运角度看，印度对中国的竞争力并不低。
印度的陆地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三面环海，有7500多公里的海岸线，分布着12个主要港口。从印度出发经海路到欧洲、非洲和亚太的运距相差不多，特别是离非洲、欧洲市场非常近。
易鹏把印度的地理优势归纳为“两个20亿”：向西，欧洲、非洲、中东和西南亚加起来是个20亿人口的大市场;往东，中国、东南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加起来也大概有20亿人口。夹在“两个20亿”中间，又立足本国约13亿人口的市场，印度的经济辐射力还是比较强的，具备成为海运中心区的条件。
即便是从印度前往美国东海岸，如走中东、地中海穿大西洋的海运线路，地理距离不过将近两万海里，物流成本也不算高。莫迪政府正斥资打造新的西部良港，不久前批准了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达哈努附近新建航运码头的计划，西海岸将出现继孟买、尼赫鲁港之后的第三个深水港。印度东西南部三大经济中心加尔各达、孟买、班加罗尔之间的陆路距离均只有一两千公里，构成一个“铁三角”，是个均衡的分布。
“印度经济的增速现在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西方媒体非常看重，又开始渲染印度对中国的‘赶超之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问。
易鹏回忆起半年前他和一位中国政府官员的交谈。那位官员对印度经济的高增长不以为然，估算说，印度在2015年取得了GDP增长7.6%的好成绩，2016年第一季度达到7.9%，2016年全年可望取得7.2%的高增长，中国已经基本锁定6.7%，之间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也就相当于中国年均增速的不到三分之一，然而中国经济总量已相当于印度的五倍，就算按照目前缩小了的速率，中国每年的增加额也高达6000亿美元，印度则只有约1500亿美元，赶上中国是“天方夜谭”。
然而在易鹏看来，这位官员对印度追赶速度的计算方法过于简单了，至少忽略了两个因素。第一，2005年起人民币进入升值空间，对美元升值了30%左右。相应的，2005年中国GDP规模只有2万多亿美元，之后用十年时间便翻了五倍，显然汇率变化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二，中印两国之间的汇率比对也在变。现在印度卢比兑美元的比价约为66∶1，兑人民币约为10∶1，而人民币对美元则已进入明显的、非短暂性的贬值区间，那么，如果未来十年卢比对美元升值20%——这是一个合理的估计，“此消彼长”，印度经济规模追赶中国的步伐很可能快于我们的估计。 还有，人们通常提到的GDP都是“名义GDP”，如果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算进去，印度的经济规模可能比公开的还要大一些。现在印度的通胀压力要比中国严重，今年6月通胀率达到5.77%，7月零售通胀率升至5.9%，接近警戒线。投资过热、通胀高抬会带来经济质量上的问题，但也助推经济规模的加速扩张，给人们审视一个国家的心态造成直接影响。就像十多年前中国GDP规模只有美国的不到十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一左右时，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真把中国当回事，但当中国的GDP增长到相当于日本的两倍多、美国的60%时，虽然GDP不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但外界与中国打交道的心态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彼此结构性矛盾也呈上升之势。“试想十年后，由于必然和偶然的原因，印度的GDP相当于中国的二分之一时，中国人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与这个国家打交道？”
易鹏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国际环境非常有利，当时美国在里根政府治理下搞供给经济改革，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的巨型泡沫尚未破裂，欧洲自我感觉良好，不把中国当“威胁”，现在则发生了变化，不能说这不是西方国家把生产、分销能力向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扩散的原因之一。
中企投资印度富有商机
在印度之行中，易鹏对话的几乎所有印方学者和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经济奇迹赞赏有加，但也承认中国的很多经验印度学不来。印度是小政府，联邦权力有限，地方诸邦的实权比较大，政治家族势力也很大，中国的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在印很难实现。
但印度毕竟已经跌跌撞撞走入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建立起市场架构，形成了改革发展的共识，迈进中等收入国家群体——尽管仍是最穷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对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又应运而生了实干、进取的莫迪政府，尼赫鲁时期那种“左”的局面不可能重现。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要保持长期繁荣，既需要强劲的中央领导力，也需要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和市场因子，从这方面讲，印度拥有“红利”。
拥有丰富地方执政经验的莫迪总理在继承印度“世界大国梦”的同时，更适应了求改革、求发展、促开放的潮流，处在有利的执政地位上。他要比曾三次出任总理的瓦杰帕伊幸运。瓦杰帕伊治理经济也很出色，但仍因政治争议问题被选了下去。目前莫迪的民意支持率保持在80%以上的高位（皮尤调查中心数据），2019年连任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印度的高速发展背后最大的隐忧或者包袱又是什么呢？易鹏回答说，一是贫富差距太大，贫困人口基数过大，所代表的购买力严重不足。二是印度是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虽能提供大量更为低廉的劳动力，但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不长，这也许是热带国家的“通病”。再有，印度的机械化水平不高，更没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准备，它的劳动力优势能否经得起技术进步的冲击是个疑问。第四，也是老问题，联邦政府资产薄弱，预算紧张，手中没有多少钱，难以在基础设施、治理污染、节能环保等方面做大的投入。
易鹏承认，他在印度也看到了这个国家的落后一面：基础设施欠缺，低层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服务业很不完善，土地征购和基建工程拆迁困难，劳工法等配套制度也跟不上。但同十多年前相比，这些都在取得明显的改善。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印度议会批准了税法制度改革，这是印度经济改革的一个里程碑，有利于在印创建真正的单一市场（本刊注：可参阅《世界知识》2016年第17期《印度税改：“莫迪经济学”的里程碑》一文）。
另一方面，种种“不完善”恰恰反映了印度经济体制并不过度“重商”的一面。这与印度的宗教文化有关。在印度当今约13.33亿人口中，有约10.66亿印度教徒，约1.79亿穆斯林，佛教徒约1100万。大多数人遵循宗教价值观，精神层面的力量孕育着某种难以名状的后发优势。
易鹏不赞同宗教文化桎梏印度发展活力的观点，他主张以时代变迁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在德里、孟买这样的大城市里，种姓制度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阶层和族群的边界开始模糊。而多数印度人心中的平和还在，这种精神气质是印度文化的底色，正在转化为印度企业文化的道德维系和服务业发展的助推力量。
易鹏说，通过此次在印考察期间与联邦和地方层面诸多人士的接触，感觉印度举国上下都在进行一场观念的变革。人们的经济头脑、商业思维开始确立起来，注意力从族群、宗教问题转向经济发展，评价联邦和地方领导人越来越多地看他是否在做实事，是否在执政期间给地方经济带来了发展、给民生需求带来了改观。这种观念和意识上的变革会经历一个一二十年的积酿期，就像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那样，终将形成“加速器”，带来市场环境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巨大变革。
易鹏同样不认为应该像西方媒体那样把印度“吹上天”，那种行为背后的确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和遏制中国的思维在起作用。但像中国一些人那样把印度“贬入地”也是不好的。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看到印度发展带来的机遇，“多看增量少看存量”。
为商界朋友提出建议
在印考察期间，易鹏住了五家酒店，惊讶地发现在每家酒店，近四分之一的客人都来自中国大陆，大多是去印度考察投资、商谈业务的企业人员。每天到楼下餐厅吃早餐时与他们闲谈，听到的最多问题是“印度有什么项目好投资”、“市场上有什么公司可以合作”，这说明，中国商界已在“深耕印度”。
易鹏说，中国的龙头企业——国营也好、民营也好，基本上都已在印度开展业务，包括华为、阿里巴巴、万达这样风生水起的公司，从手机制造、汽车配件和农机具生产到产业园区、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它们希望把印度当作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跨国公司的跳板和试验田。
对于有什么忠告可以提供给中国企业，易鹏说，对于印度这样一个比较大、有潜力的市场，到那里投资不要急着赚“快钱”，必须耐得住性子，深耕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实现本地化，在这个基础上完成自己成长为全球企业的“练兵”，后面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易鹏举了日本本田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是在印度投资第十年才开始赢利的，现在当地经营已满30年，成为印度排名第二的摩托车制造企业。
投资的领域可以优先依此考虑基础设施、互联网、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以及职业技术培训，等等。印度很多港口都需要疏浚，以提高吞吐量，这方面机会众多，也是中企的长项。但需要提醒的是，投资印度的高速公路、铁路建设需慎重，因为中央政府不能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用地拆迁也非常困难，可以抵消因印度人口密度非常大而节省下来的基础设施投资人均成本。
易鹏补充道，本地化经营对外国赴印投资企业非常重要，也就是多雇佣当地员工，针对当地市场特点安排生产营销，“不要总想着把自己的员工弄到印度去，印度人口太多，就业压力非常大，当地政府在引进外劳、外国技术人员方面是不会开大口子的。”
再就是要求同存异，互补合作。中国的产业结构优于印度，现在的印度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这意味着双方互补性很强，赴印投资必须找到与印度企业的“对接点”。印度一半人口都在25岁以下，高等学府理工科很强，培养了世界上最多、最好的软件工程师，孟买大学有十几万在校生，班加罗尔大学多达30多万，是“取之不竭”的资源，中国企业可以设点班加罗尔，加大吸引印度工程师和软件技术人员的力度。
印度教有“克己”的传统，中国人则讲究“和气生财、以和为贵”，中印两国的商业文化存在相濡以沫之处，两国企业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可以商量着办，这也是双方加强合作的重要有利条件。
在印考察时，易鹏与多家印度智库就“一带一路”交换了意见。他的感觉是，印方对这个倡议戒心较重，不仅是因为它的示范工程“中巴经济走廊”涉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议，更因为印度自视为大国，也有自己的南亚区域合作战略规划，担心被“一带一路”抢了风头。
易鹏的建议是，基层工作人员和企业界人士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与印方解释倡议上，就埋头做项目，把务实合作搞起来，会有“水到渠成”之效。进入印度时，要优先投资沿海的制造业园区。
易鹏认为，中印在新时期拓展合作的一大憾事是，由于印方过度担心来自中国的同质化竞争，双方至今仍未着手研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事宜，而中印两国各自已对外建立起很多组双多边自贸关系。目前双方唯一均参与其中的多边自贸谈判是拥有16个成员方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然而进展并不顺利。长远看，中印双边自贸这一课还是应该争取补上。
谈到未来，易鹏不乏激情地畅想了一个“亚洲时代”的来临。他断言，单靠中国一家的力量是成就不了“属于亚洲的21世纪”的，中国人的“中国梦”、“世界梦”必须拉着印度这样的国家一起做，“中国、俄罗斯、印度一起做就更好了”。“中印如不能携手，中国难以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
从印度回到北京，易鹏办的第一件事是在盘古智库设立了“印度研究中心”，随后发布了《“掘金印度”——印度商机报告》。成立仪式那天，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特意前来祝贺，之后飞回国内陪同莫迪总理接待习近平主席赴印参会。
在致辞中，顾凯杰大使说，盘古智库顺应了当前亟需加强中印合作这一潮流，希望印度研究中心重点关注印度的重大发展议题，以利于消除人们对印度的一些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