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才让，藏族，甘肃甘南人。作品见于《西藏文学》《芳草》《滇池》《百花园》等文学期刊，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小说选刊》等刊转载。曾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梁斌小说奖等文学奖项。著有散文集《诗边札记：在甘南》、中短篇小说集《桑多镇故事集》。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五位甘南作家组成洮河流域考察采风小组，自甘南合作启程，先后抵达青海省海南州河南县代富桑草原（洮河源头）——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夏河县、卓尼县、临潭县（洮河中上游）——甘肃省定西地区岷县、临洮县（洮河中游）——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永靖县（洮河下游）。
　　在考察采风的旅途中，我们的身份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由外来者变成了参与者。这种变化，显然暗示着多种情感的纠结：对于身边这条养育了甘肃境内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等多民族的河流而言，我们是有着浓重的感恩情怀的，我们爱她、敬她，亲近她却又远离她，自认为很熟悉她，但其实又对她非常陌生。
　　正是这种纠结的情感，促成了国庆期间的考察：我们打算了解她的来龙去脉，了解前生后世，了解她的生态、脾性，甚至她两岸的不同民族基于她而生发的繁衍史、争斗史和和谐史。
　　这便使这次考察与采风，有了完成使命的性质。是的，使命，追根溯源的使命，关注民生的使命，倾情书写的使命，似乎正是每一个文艺创作者命定的重任。这就让人想起了王小忠的“流浪者系列”小小说创作。“漂泊者”既是外来者又是观察者，更是融入者。“漂泊者”的形象，喻示着作为外来者的生存状态，即对于一个地方或一条河流，我们必然经历五个阶段：试图接近——被人排斥——慢慢融入——扎下根基——怅然离开。
　　《小酒馆》，写的也是“慢慢融入”的过程。“漂泊者”来到一个名叫麻路的地方，以捡破烂为生。这捡破烂的过程，就是慢慢融入当地的过程。捡破烂不仅给漂泊者解决了生计问题，也给他带来了商机——害人的魔鬼就在那废弃的酒瓶里，只有砸碎原来的酒瓶，当初的饮酒者才能从困境里走出来。于是，到漂泊者处来寻觅旧酒瓶的“怪人”越来越多，漂泊者的财富梦也一朝成真。但在《小酒馆》里，作家的着墨点显然不在漂泊者身上。作为故事讲述人，他感兴趣的，显然是“怪人”们的情感状态。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犯错的过程，一旦犯错，就得纠正，就得弥补。喝酒，就是纠正与弥补的方式之一。但这方式，非但起不了纠正与弥补的作用，反而会加重所犯之错的分量，使错成为被铭记的东西。“找到旧酒瓶，并且砸了它”，就成为“怪人”们摆脱往昔的方法之一。其实，我们从中也看到小镇人的精神困境，似乎只有毁掉所谓的“罪魁祸首”，才能从精神困境中抽身。但这有作用吗？文末，漂泊者由富变穷，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精神上的困境，不是靠“喝”和“砸”的方式就能解决的。
　　而《裁缝店》，则写漂泊者“怅然离开”的过程。冬天来了，以捡破烂为生的漂泊者，遭遇了寒冷的袭击。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做件棉衣。但问题也随之出现，镇上唯一的女裁缝，拒绝为漂泊者做棉衣，因为她有个规矩：“不为男人量尺寸”。这就引出了女裁缝多舛的命运：丈夫早逝，独自生存，被人霸占，立下铁规，暗夜复仇，悄然离去，更名改姓，异地求生。与其说作家在讲述漂泊者的生存困境，还不如说作家借漂泊者之眼，在观察并反思一個身份低微的小镇女人的一生。
　　虽然《小酒馆》和《裁缝店》仅仅是“漂泊者系列”中的两篇，但管中窥豹，我们也由此能知道王小忠写漂泊者系列的用意：借一个来历不明的漂泊者，展现藏地小镇的丰富生活，塑造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挖掘小镇人的生存困境，并试图找到解决困境的有效策略。这让人想起滕刚的长篇小说《异乡人》，也由一则又一则篇幅短小却构思巧妙的小小说组成，读来趣味盎然又发人深省。
　　因此，从“漂泊者系列”可以看出王小忠在小小说创作上小小的“野心”。而这“野心”，也在利用国庆长假期间漫游洮河流域的我们的身上显露了出来：关注一条河的命运，关注这条河两岸的各民族的生活，进而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似乎是作家和艺术家们不可遗忘的写作初心和创作使命。
　　[责任编辑 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