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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我国2006—2012年沪深A股六大高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能耗、排放与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的动态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了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能耗和排放两方面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硫排放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关键词：“两高一剩”行业；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16-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3
一、引言
2006年初，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面临过度的能源消耗问题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节能减排”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提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也提出了中国的新节能减排计划，在2020年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1]。“两高一剩”行业是指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包括以钢铁行业为代表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炼焦业和印染业等行业。目前，学者主要是基于节能减排问题对“两高一剩”行业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基于如何达到节能减排目标和节能减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方面。本文探讨的是信贷与财政政策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主要从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和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财政政策主要分为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两方面。税收政策方面，贾敬全（2010）论述我国运用财税政策节能减排的不足之处时，提到促进发展节能减排的相关税制设计存在缺陷，如资源税调节功能不合理、营业税阻碍了节能减排技术转让、消费税设计滞后于节能减排发展需要等问题[2]。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更加重视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2015年4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落实煤炭资源税优惠政策若干事项的公告》，资源税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矿资源税减征30%，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矿资源税减征50%。消费税制度设计从2015年开始对电池（铅蓄电池除外）征收消费税，其中对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等节能环保电池免征消费税。我国正在从税制改革角度促进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实现，学者们也致力于相关税制研究。苏明（2010）等人提出了新形势下我国碳税政策设计与构想，其中涉及碳税目标、原则和税制要素的初步设计[3]。杨志勇（2011）等人认为与环境收费即“排污费”相比，环境税将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功能[4]。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一方面，增加排污成本，从外部性理论来看，环境税是一种弥补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差值的“庇古税”；另一方面，环境税收入为节能减排财政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从公共产品理论来看，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企业不具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因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财政支出政策方面，雷明（2013）等人运用基于动态Malmquist-Luenberger -DEA方法，测算我国1998—2011年各省域经济的碳循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低下[5]。彭月兰（2015）等人运用节能财政支出效率的DEA-Tobit研究方法测算2007—2012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省级政府节能财政支出效率普遍不高[6]。申亮（2011）认为地方政府行为是影响节能减排效果的关键因素，运用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研究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中的经济行为发现，地方政府节能减排投资力度不够[7]。黄国宾（2014）等人运用迪茨和罗莎提出的STIRPAT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与节能减排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没有节能减排的动力，财政分权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正向作用[8]。
我国企业主要融资渠道还是通过银行信贷，信贷政策对“两高一剩”企业节能减排有重要影响。黄海峰（2010）分析了绿色信贷的项目贷款运行模式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利益冲突问题以及监督问题[9]。陈柳钦（2010）总结了全球银行业绿色信贷产品情况，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商业建筑贷款、房屋净值贷款、汽车贷款、运输贷款、绿色信用卡和项目融资等，并介绍了国内外绿色信贷实践情况[10]。陈海若（2010）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构建的环境风险评价指标，如道琼斯可持续性群组指标体系（DJSGI），欧元区企业财务绩效指标体系（ASPI Index）、评估企业社会与环境方面表现指数（FTSE Domini 400 Social Index）和评估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指标体系[11]。
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作用于“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过程中，帮助淘汰落后产能，进行技术、设备的升级改造。张国兴（2014）等人运用政策协同理论，讨论了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协同现状及效果评估、国外协同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最优协同方式探寻、国际协同模式和最佳协同程度分析、避免协同失败和负效应的途径探索、非节能减排政策与节能减排政策间协同分析、协同机制构建等内容[12]。张国兴（2014）等人还构建政策效力和政策协同度模型，利用1978—2013年间量化数据分析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演变过程发现，2003年以后节能减排政策数量增加，政策总效力增加，政策协同状况逐渐增强[13]。我国针对信贷与财政政策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问题研究不够充分，本文试图通过2006—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解决企业负外部性问题，如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如信贷与财政政策影响特定产业的发展。 （一）信贷政策
政府针对“两高一剩”行业制定的信贷政策影响着该行业的发展。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学者将“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政策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限制“两高一剩”行业从银行借贷的行为；二是支持“两高一剩”行业企业进行“节能减排”以及技术改造、设备升级的积极信贷政策。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种解释。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信贷政策对于“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目标实现预期将起到一定引导作用。
（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包含各种税收约束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增值税的减免、返还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包括财政拨款和污染治理投资等方面。本文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财政补贴以及各种税收优惠和税收补贴。2007年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规定企业用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设备投资的10%可以从企业所得税额中扣除。政府污染治理投资状况也影响“两高一剩”行业发展。根据《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12年环境治理设施直接投资比上年增加20.3%，直接投资总额为3702.1亿元。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都间接或者直接的影响着“两高一剩”行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
（三）信贷与财政政策
在政府对“两高一剩”行业实施宏观调控时，有时信贷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如财政贴息政策。财政贴息政策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补贴政策，其实质是政府代企业支付部分或者全部贷款利息来给予企业补贴。政府财政贴息是一种兼具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投融资政策，政府运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支付贷款利息，企业利用财务杠杆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升级投资。一方面，政府只承担利息，减轻了财务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引导民间资金进入“两高一剩”行业来推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同时，企业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有利于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积极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与变量选择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我国六大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包括：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本文以我国2006—2012年这六大行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非常不完整的公司后，共225家，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8家，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3家，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7家，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8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70家，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49家。公司能耗和排放方面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保部网站以及证监会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等。信贷、政府补助和其他变量的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以及公司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及附注。
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由于“两高一剩”行业存在严重的高能耗问题，本文选取能耗指标作为两个被解释变量中的一个。能耗指标是把企业所有的能耗按万吨标准煤进行折算再取自然对数。排放指标是以万吨为单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再取自然对数。这是因为六大高污染行业的减排目标主要是用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描述。
（2）信贷政策。信贷政策是用企业节能减排方面的银行信贷（即资产负债表中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3）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用政府补助（包含财政拨款和税收返还）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
（4）交叉项。本文引入交叉项，用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额的自然对数和银行信贷额的自然对数的乘积来表示“两高一剩”行业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同效应。
在收集上述数据的基础上，为了减少异方差给回归结果带来的有偏影响，并便于观察变量之间的弹性大小，笔者将原始的政策变量数据取对数处理。取对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模型构建
模型中信贷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信贷与财政政策的交互项取当期值和前一年的值，这是因为政策具有滞后性，需要先通过政策影响“两高一剩”行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然后才会有企业能耗和排放指标的改变。另外，由于前一期能耗和排放往往也会影响后一期的结果，因此在模型中增加前一期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三）描述性统计
表1是样本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能耗指标和排放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较大，表明各家公司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较大的差异。表2是被解释变量的分行业描述性统计，容易发现，能耗最高的行业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排放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结果产生有偏影响和非一致性。政府通过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影响企业的能耗和排放水平，同时企业的能耗和排放水平会影响下一步政策的制定。GMM模型估计方法有助于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且两步估计量会更加有效，两步估计量的标准误差可能存在严重的向下偏倚，但这种偏倚按照Windmeijer（2005）的方法调整后会减小。故本文采用两步系统GMM模型估计回归，通过建立多模型的估计来比较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和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企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采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12.0，回归结果见表3。回归结果中的sargan统计量估计结果显示估计结果不存在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在表3中看到，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对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在能耗模型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能耗一阶滞后的自然对数的系数均趋向于1，表明企业过去一年的能耗对当年的能耗影响很大。类似的，根据排放模型的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企业排放水平也与上一年的排放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在实际节能减排过程中，“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往往缺乏降低能耗和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动力，因而更需要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引导。 在能耗模型和排放模型的单一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分析中，信贷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企业能耗和排放的单一政策效应影响更显著，并且当年信贷政策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767和-0.0755，表明加大对用于节能减排的银行信贷政策支持能减少企业的能耗和排放，但上一年用于节能减排的银行信贷资金数量对企业能耗和排放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在能耗模型中，当年财政政策变量系数为负，具体为-0.0134，这表明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刚颁布实施之际，对企业进行技术升级、降低能源消费量具有促进作用。
在引入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的分析中，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企业节能减排有一定的影响。在能耗模型3和排放模型6中，当年协同效应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0095和-0.0144，也就是说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帮助减少企业能耗和排放，从而帮助实现政府节能减排目标。但在协同效应共同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时，当年财政政策变量系数为正，这表明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2006—2012年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影响，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政府制定、实施信贷与财政相关政策，降低企业能源消费量和污染物排放量需要一定的时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间依赖于粗放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直走着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只重GDP增长率、不考虑环境承载力的道路。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应更加注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信贷政策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实证分析结果中发现，当期信贷政策变量与能耗变量和排放变量负相关，滞后一期信贷政策变量与能耗变量和排放变量正相关，这可能是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绿色信贷评估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的赤道原则或者陈海若提到的其他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但在贷中对企业技术设备改造升级等节能减排项目可能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标准。
三是总的来说，财政政策节能减排效果不明显。实证结果与雷明、彭月兰等学者对财政政策节能减排效率研究结果一致。地方政府具有过度投资的冲动，财政分权也使得在地方政府补贴“两高一剩”行业企业行为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权。李克强总理认为地方政府腐败、行政审批繁杂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能过剩问题。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能更好地净化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
四是信贷与财政政策对“两高一剩”企业节能减排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政府对节能减排项目进行“隐性”担保或者财政贴息都体现了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2014年6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提到财税政策和绿色融资支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编制了“互联网+”智慧能源产业，主要包括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探索能源消费新模式和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未来“两高一剩”行业会更多地体现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支持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责任编辑：于明）
参考文献：
[1]陈诗一.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的双赢发展：200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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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敬全.促进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财税政策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10（6）.
[3]苏明，傅志华，许文，王志刚，李欣，梁强.新形势下我国碳税政策设计与构想[J].地方财政研究，2010（1）.
[4]杨志勇，何代欣.公共政策视角下的环境税[J].税务研究，2011（7）.
[5]雷明，虞晓雯.地方财政支出、环境规制与我国低碳经济转型[J].经济科学，2013（5）.
[6]彭月兰，迟美青.省级政府节能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5（8）.
[7]申亮.实施节能减排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经济评论，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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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海峰，任培.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现状研究[J].中国市场，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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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国兴，高秀林，汪应洛，郭菊娥，汪寿阳.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测量、协同与演变——基于1978—2013年政策数据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2）.
关键词：“两高一剩”行业；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16-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3
一、引言
2006年初，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面临过度的能源消耗问题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节能减排”目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提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也提出了中国的新节能减排计划，在2020年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1]。“两高一剩”行业是指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包括以钢铁行业为代表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炼焦业和印染业等行业。目前，学者主要是基于节能减排问题对“两高一剩”行业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基于如何达到节能减排目标和节能减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方面。本文探讨的是信贷与财政政策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主要从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和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财政政策主要分为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两方面。税收政策方面，贾敬全（2010）论述我国运用财税政策节能减排的不足之处时，提到促进发展节能减排的相关税制设计存在缺陷，如资源税调节功能不合理、营业税阻碍了节能减排技术转让、消费税设计滞后于节能减排发展需要等问题[2]。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更加重视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2015年4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落实煤炭资源税优惠政策若干事项的公告》，资源税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矿资源税减征30%，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矿资源税减征50%。消费税制度设计从2015年开始对电池（铅蓄电池除外）征收消费税，其中对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等节能环保电池免征消费税。我国正在从税制改革角度促进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实现，学者们也致力于相关税制研究。苏明（2010）等人提出了新形势下我国碳税政策设计与构想，其中涉及碳税目标、原则和税制要素的初步设计[3]。杨志勇（2011）等人认为与环境收费即“排污费”相比，环境税将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功能[4]。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一方面，增加排污成本，从外部性理论来看，环境税是一种弥补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差值的“庇古税”；另一方面，环境税收入为节能减排财政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从公共产品理论来看，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企业不具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因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财政支出政策方面，雷明（2013）等人运用基于动态Malmquist-Luenberger -DEA方法，测算我国1998—2011年各省域经济的碳循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低下[5]。彭月兰（2015）等人运用节能财政支出效率的DEA-Tobit研究方法测算2007—2012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省级政府节能财政支出效率普遍不高[6]。申亮（2011）认为地方政府行为是影响节能减排效果的关键因素，运用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研究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中的经济行为发现，地方政府节能减排投资力度不够[7]。黄国宾（2014）等人运用迪茨和罗莎提出的STIRPAT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与节能减排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没有节能减排的动力，财政分权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正向作用[8]。
我国企业主要融资渠道还是通过银行信贷，信贷政策对“两高一剩”企业节能减排有重要影响。黄海峰（2010）分析了绿色信贷的项目贷款运行模式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利益冲突问题以及监督问题[9]。陈柳钦（2010）总结了全球银行业绿色信贷产品情况，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商业建筑贷款、房屋净值贷款、汽车贷款、运输贷款、绿色信用卡和项目融资等，并介绍了国内外绿色信贷实践情况[10]。陈海若（2010）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构建的环境风险评价指标，如道琼斯可持续性群组指标体系（DJSGI），欧元区企业财务绩效指标体系（ASPI Index）、评估企业社会与环境方面表现指数（FTSE Domini 400 Social Index）和评估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指标体系[11]。
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作用于“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过程中，帮助淘汰落后产能，进行技术、设备的升级改造。张国兴（2014）等人运用政策协同理论，讨论了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协同现状及效果评估、国外协同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最优协同方式探寻、国际协同模式和最佳协同程度分析、避免协同失败和负效应的途径探索、非节能减排政策与节能减排政策间协同分析、协同机制构建等内容[12]。张国兴（2014）等人还构建政策效力和政策协同度模型，利用1978—2013年间量化数据分析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演变过程发现，2003年以后节能减排政策数量增加，政策总效力增加，政策协同状况逐渐增强[13]。我国针对信贷与财政政策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问题研究不够充分，本文试图通过2006—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解决企业负外部性问题，如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如信贷与财政政策影响特定产业的发展。 （一）信贷政策
政府针对“两高一剩”行业制定的信贷政策影响着该行业的发展。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学者将“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政策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限制“两高一剩”行业从银行借贷的行为；二是支持“两高一剩”行业企业进行“节能减排”以及技术改造、设备升级的积极信贷政策。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种解释。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信贷政策对于“两高一剩”行业的节能减排目标实现预期将起到一定引导作用。
（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包含各种税收约束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增值税的减免、返还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包括财政拨款和污染治理投资等方面。本文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财政补贴以及各种税收优惠和税收补贴。2007年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规定企业用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设备投资的10%可以从企业所得税额中扣除。政府污染治理投资状况也影响“两高一剩”行业发展。根据《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12年环境治理设施直接投资比上年增加20.3%，直接投资总额为3702.1亿元。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都间接或者直接的影响着“两高一剩”行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
（三）信贷与财政政策
在政府对“两高一剩”行业实施宏观调控时，有时信贷与财政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如财政贴息政策。财政贴息政策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补贴政策，其实质是政府代企业支付部分或者全部贷款利息来给予企业补贴。政府财政贴息是一种兼具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投融资政策，政府运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支付贷款利息，企业利用财务杠杆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升级投资。一方面，政府只承担利息，减轻了财务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引导民间资金进入“两高一剩”行业来推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同时，企业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有利于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积极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与变量选择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我国六大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包括：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本文以我国2006—2012年这六大行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非常不完整的公司后，共225家，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8家，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3家，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7家，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8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70家，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49家。公司能耗和排放方面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保部网站以及证监会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等。信贷、政府补助和其他变量的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以及公司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及附注。
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由于“两高一剩”行业存在严重的高能耗问题，本文选取能耗指标作为两个被解释变量中的一个。能耗指标是把企业所有的能耗按万吨标准煤进行折算再取自然对数。排放指标是以万吨为单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再取自然对数。这是因为六大高污染行业的减排目标主要是用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描述。
（2）信贷政策。信贷政策是用企业节能减排方面的银行信贷（即资产负债表中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3）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用政府补助（包含财政拨款和税收返还）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
（4）交叉项。本文引入交叉项，用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额的自然对数和银行信贷额的自然对数的乘积来表示“两高一剩”行业财政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同效应。
在收集上述数据的基础上，为了减少异方差给回归结果带来的有偏影响，并便于观察变量之间的弹性大小，笔者将原始的政策变量数据取对数处理。取对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模型构建
模型中信贷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信贷与财政政策的交互项取当期值和前一年的值，这是因为政策具有滞后性，需要先通过政策影响“两高一剩”行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然后才会有企业能耗和排放指标的改变。另外，由于前一期能耗和排放往往也会影响后一期的结果，因此在模型中增加前一期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三）描述性统计
表1是样本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能耗指标和排放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较大，表明各家公司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较大的差异。表2是被解释变量的分行业描述性统计，容易发现，能耗最高的行业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排放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结果产生有偏影响和非一致性。政府通过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影响企业的能耗和排放水平，同时企业的能耗和排放水平会影响下一步政策的制定。GMM模型估计方法有助于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且两步估计量会更加有效，两步估计量的标准误差可能存在严重的向下偏倚，但这种偏倚按照Windmeijer（2005）的方法调整后会减小。故本文采用两步系统GMM模型估计回归，通过建立多模型的估计来比较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和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企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采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12.0，回归结果见表3。回归结果中的sargan统计量估计结果显示估计结果不存在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在表3中看到，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对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在能耗模型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能耗一阶滞后的自然对数的系数均趋向于1，表明企业过去一年的能耗对当年的能耗影响很大。类似的，根据排放模型的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企业排放水平也与上一年的排放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在实际节能减排过程中，“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往往缺乏降低能耗和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动力，因而更需要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引导。 在能耗模型和排放模型的单一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分析中，信贷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企业能耗和排放的单一政策效应影响更显著，并且当年信贷政策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767和-0.0755，表明加大对用于节能减排的银行信贷政策支持能减少企业的能耗和排放，但上一年用于节能减排的银行信贷资金数量对企业能耗和排放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在能耗模型中，当年财政政策变量系数为负，具体为-0.0134，这表明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刚颁布实施之际，对企业进行技术升级、降低能源消费量具有促进作用。
在引入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的分析中，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企业节能减排有一定的影响。在能耗模型3和排放模型6中，当年协同效应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0095和-0.0144，也就是说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帮助减少企业能耗和排放，从而帮助实现政府节能减排目标。但在协同效应共同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时，当年财政政策变量系数为正，这表明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2006—2012年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影响，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政府制定、实施信贷与财政相关政策，降低企业能源消费量和污染物排放量需要一定的时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间依赖于粗放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直走着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只重GDP增长率、不考虑环境承载力的道路。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应更加注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二是信贷政策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实证分析结果中发现，当期信贷政策变量与能耗变量和排放变量负相关，滞后一期信贷政策变量与能耗变量和排放变量正相关，这可能是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绿色信贷评估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的赤道原则或者陈海若提到的其他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但在贷中对企业技术设备改造升级等节能减排项目可能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标准。
三是总的来说，财政政策节能减排效果不明显。实证结果与雷明、彭月兰等学者对财政政策节能减排效率研究结果一致。地方政府具有过度投资的冲动，财政分权也使得在地方政府补贴“两高一剩”行业企业行为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权。李克强总理认为地方政府腐败、行政审批繁杂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能过剩问题。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能更好地净化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
四是信贷与财政政策对“两高一剩”企业节能减排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政府对节能减排项目进行“隐性”担保或者财政贴息都体现了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2014年6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提到财税政策和绿色融资支持节能减排。“十三五”规划编制了“互联网+”智慧能源产业，主要包括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探索能源消费新模式和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未来“两高一剩”行业会更多地体现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支持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责任编辑：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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