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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远志／口述 刘芳／整理
我的大半生是随着时代巨变而探索变化的。父母是他们那代人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老革命干部，他们的文化修养、政治意识、行事作风都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也使我能接触到一些普通家庭难以触及的资源和信息。
我的大爷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杨虎城身边的少将，其实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地下党员，隐蔽战线的信息一南没有公开，所以我的家人经常受到“军阀后代”的历史问题牵连。直到1980年我在抗大毕业的姑姑找到邓颖超出了证明，这段档案才随之公开。
父亲从小被过继给大爷爷，15岁在汉中上中学时开始革命启蒙，上世纪40年代就读于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并参加了共产党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社。解放初期他到了上海在《解放日报》工作。母亲也是复旦新闻系毕业，后在上海《新闻日报》工作。1956年他们一起调到北京新华社总社。
我是1951年在上海出生的，5岁时跟家人一起来到北京。父亲很快被派到中东分社驻外，在黎巴嫩、叙利亚做首席记者。
我从小生活在新华社黄亭子大院里，北边是玉渊潭，南边是莲花池，天天跟小伙伴一道撒欢儿。那时候北京就是个水乡，湿地很多，随便挖点泥鳅用鞋带绑好，一会儿工夫就能钓上二三十只青蛙来。
我就近读了小学、中学，同学们除新华社子弟外，还有附近的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孩子。干部子弟受家庭熏陶，从小关心国家大事，爱读《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坐一块儿时经常如数家珍地把各自知道的党史，军史的各段故事、新闻大侃一遍。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我在1968年底去了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公社小相大队。1971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84号文件，决定重新组建中共吕梁地委，在干部配备上，抽调了少部分插队知青。当时我是吕梁地区上山下乡知青先进代表，就被选入地委工作，一干就是八年。刚去时我在地区农业局，后在地委农村政治部，主要对集体经济的计划、生产、劳动管理和收益分配等方面进行调研和指导。
那时农业劳动都实行大寨式的评工计分，还经常无偿调动劳动力进行水利建设等，根本无法调动农民积极性。浮夸风依然严重，1970年汾阳大丰收，全县亩产330多公斤，但是为了达到当时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亩产400公斤叫“上《纲要》”，达到500公斤叫“跨黄河”，达到800公斤叫“过长江”一按照亩产400多公斤上报，结果全县都饿肚子。
在地委工作后期我做了当时地委书记王铭三的秘书，他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理论政策水平很高，党性强，作风好，对我的教育影响非常大。在王书记病重即将去世前，我征得他同意临时决定参加当年的高考，考上了安徽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1979年9月14日，这是我人生中戏剧性的一天。这天我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接到入党转正通知，同时还收到山西省委组织部要我去省宣传部的调令。当时宣传部、组织部是最热门的部门，不少领导同事都劝我继续从政，但当时一个新的时代展现在跟前，吕梁已显闭塞，还是要补上知识课，打开眼界。于是我去了安徽上学。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煤炭部老干部局做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曾经被内定为司局长候选人，一年后调到部政策研究室。这段经历让我一方面受到中央国家机关正规化管理和工作的训练，但同时对许多形式主义产生了看法。记得1984年整党，约半年每天上班开会，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结束后一切照样没改进。后来开全国煤炭工作会议，报告由底下班子写好，全国各省煤炭厅和90多个矿务局都去北戴河一开20天会，回去各局矿又开半个月会。这种工作效率有何意义?
1987年，中共中央作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的大潮已先行而动，我打算凭自己的能力下海闯荡。1988年9月，我离开煤炭部到了刚成立的中国华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此前，政研室主任找我谈了13次话，副主任谈了8次挽留我，朋友们也觉得我疯了。现在回想，当时如果不那么坚决撇清，走官商路线逐步过渡，也许更好。
我在华阳金融租赁公司从总部到分支机构整整工作12年，酸甜苦辣，喝够了海水。那时信托业、融资租赁业一度片面追求高回报率，业务不规范，导致不良资产越来越多。
华阳金融租赁公司终于在2000年宣告破产。所幸在此期間，我有机会试了一把身手。1993年我在广西北海开办华阳租赁的金融分支机构和实业开发公司，后来在深圳、武汉、重庆、海南等地都有分公司和项目，房地产、旅游，一层层铺开。
北海最火的时候，连房地产的蓝线图都有人炒。我认识的一个人就靠炒蓝线图发财，几个月赚了1000多万元。那时候一到过年，到银行取钱都直接拿报纸包着走，百元大钞没有了，五块的也行，一捆捆直接来。但是这些炒房的人赚钱快，出手也快，北海迅速形成经济泡沫。而我却打算长期开发建设北海，结果资金被套牢。
1995年，人民银行总行裁撤了包括我的机构在内的全国200多家未经总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我的资金链断了。压力之下曾经设法融资，却反被别人骗走了钱。之后我把问题交出来接受总公司审查，反省自己造成的损失，也检讨问题和弱点，教训良多。
我开始根据自己的优缺点来设计自己，明白了单打独斗绝不可行。我的优势在于相对熟悉政坛思维和火候，做我们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业务；另外我有一定能力做资源整合，太小的反而做不来，应该着眼于国际化的、大规模的资源交叉和能源技术开发上。
2002年以后我陆续做过医疗器材、电信方面的生意，2006年参与创立了一家国际能源科学研究院。目前我的计划是，增加资金积累，做一两个新能源资源类项目。等达到一定经济实力后，做点高兴的事，比如为佛教和慈善做一些事情。
我们这代人其实更看重探索过程，但现在的人往往只看结果。所以我希望取得更多结果，让那些与我经历相仿的人在我身上得到一个验证，看到弃政从商这样一个探索是行得通的。
我的大半生是随着时代巨变而探索变化的。父母是他们那代人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老革命干部，他们的文化修养、政治意识、行事作风都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也使我能接触到一些普通家庭难以触及的资源和信息。
我的大爷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杨虎城身边的少将，其实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地下党员，隐蔽战线的信息一南没有公开，所以我的家人经常受到“军阀后代”的历史问题牵连。直到1980年我在抗大毕业的姑姑找到邓颖超出了证明，这段档案才随之公开。
父亲从小被过继给大爷爷，15岁在汉中上中学时开始革命启蒙，上世纪40年代就读于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并参加了共产党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社。解放初期他到了上海在《解放日报》工作。母亲也是复旦新闻系毕业，后在上海《新闻日报》工作。1956年他们一起调到北京新华社总社。
我是1951年在上海出生的，5岁时跟家人一起来到北京。父亲很快被派到中东分社驻外，在黎巴嫩、叙利亚做首席记者。
我从小生活在新华社黄亭子大院里，北边是玉渊潭，南边是莲花池，天天跟小伙伴一道撒欢儿。那时候北京就是个水乡，湿地很多，随便挖点泥鳅用鞋带绑好，一会儿工夫就能钓上二三十只青蛙来。
我就近读了小学、中学，同学们除新华社子弟外，还有附近的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孩子。干部子弟受家庭熏陶，从小关心国家大事，爱读《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坐一块儿时经常如数家珍地把各自知道的党史，军史的各段故事、新闻大侃一遍。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我在1968年底去了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公社小相大队。1971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84号文件，决定重新组建中共吕梁地委，在干部配备上，抽调了少部分插队知青。当时我是吕梁地区上山下乡知青先进代表，就被选入地委工作，一干就是八年。刚去时我在地区农业局，后在地委农村政治部，主要对集体经济的计划、生产、劳动管理和收益分配等方面进行调研和指导。
那时农业劳动都实行大寨式的评工计分，还经常无偿调动劳动力进行水利建设等，根本无法调动农民积极性。浮夸风依然严重，1970年汾阳大丰收，全县亩产330多公斤，但是为了达到当时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亩产400公斤叫“上《纲要》”，达到500公斤叫“跨黄河”，达到800公斤叫“过长江”一按照亩产400多公斤上报，结果全县都饿肚子。
在地委工作后期我做了当时地委书记王铭三的秘书，他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理论政策水平很高，党性强，作风好，对我的教育影响非常大。在王书记病重即将去世前，我征得他同意临时决定参加当年的高考，考上了安徽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1979年9月14日，这是我人生中戏剧性的一天。这天我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接到入党转正通知，同时还收到山西省委组织部要我去省宣传部的调令。当时宣传部、组织部是最热门的部门，不少领导同事都劝我继续从政，但当时一个新的时代展现在跟前，吕梁已显闭塞，还是要补上知识课，打开眼界。于是我去了安徽上学。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煤炭部老干部局做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曾经被内定为司局长候选人，一年后调到部政策研究室。这段经历让我一方面受到中央国家机关正规化管理和工作的训练，但同时对许多形式主义产生了看法。记得1984年整党，约半年每天上班开会，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结束后一切照样没改进。后来开全国煤炭工作会议，报告由底下班子写好，全国各省煤炭厅和90多个矿务局都去北戴河一开20天会，回去各局矿又开半个月会。这种工作效率有何意义?
1987年，中共中央作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的大潮已先行而动，我打算凭自己的能力下海闯荡。1988年9月，我离开煤炭部到了刚成立的中国华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此前，政研室主任找我谈了13次话，副主任谈了8次挽留我，朋友们也觉得我疯了。现在回想，当时如果不那么坚决撇清，走官商路线逐步过渡，也许更好。
我在华阳金融租赁公司从总部到分支机构整整工作12年，酸甜苦辣，喝够了海水。那时信托业、融资租赁业一度片面追求高回报率，业务不规范，导致不良资产越来越多。
华阳金融租赁公司终于在2000年宣告破产。所幸在此期間，我有机会试了一把身手。1993年我在广西北海开办华阳租赁的金融分支机构和实业开发公司，后来在深圳、武汉、重庆、海南等地都有分公司和项目，房地产、旅游，一层层铺开。
北海最火的时候，连房地产的蓝线图都有人炒。我认识的一个人就靠炒蓝线图发财，几个月赚了1000多万元。那时候一到过年，到银行取钱都直接拿报纸包着走，百元大钞没有了，五块的也行，一捆捆直接来。但是这些炒房的人赚钱快，出手也快，北海迅速形成经济泡沫。而我却打算长期开发建设北海，结果资金被套牢。
1995年，人民银行总行裁撤了包括我的机构在内的全国200多家未经总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我的资金链断了。压力之下曾经设法融资，却反被别人骗走了钱。之后我把问题交出来接受总公司审查，反省自己造成的损失，也检讨问题和弱点，教训良多。
我开始根据自己的优缺点来设计自己，明白了单打独斗绝不可行。我的优势在于相对熟悉政坛思维和火候，做我们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业务；另外我有一定能力做资源整合，太小的反而做不来，应该着眼于国际化的、大规模的资源交叉和能源技术开发上。
2002年以后我陆续做过医疗器材、电信方面的生意，2006年参与创立了一家国际能源科学研究院。目前我的计划是，增加资金积累，做一两个新能源资源类项目。等达到一定经济实力后，做点高兴的事，比如为佛教和慈善做一些事情。
我们这代人其实更看重探索过程，但现在的人往往只看结果。所以我希望取得更多结果，让那些与我经历相仿的人在我身上得到一个验证，看到弃政从商这样一个探索是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