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死了，发现尸体的时候，已经距死亡时间过去三四天了，人们发现傻子的死，
　　是因为傻子负责的垃圾区好几天没清理了。
　　谁也没想到
　　“头儿在吗？我们反映个情况！”
　　下午时分，几个村民来到村委会。我出门迎了他们坐下，是几个开服装店的老板。
　　“我们门口垃圾好几天都没人来倒了，苍蝇嗡嗡的，怎么回事啊？”
　　“你们去看看吧，好几天没见着那倒垃圾的傻子了……”
　　“呀，别会出什么事了吧？”
　　“能有什么事？指不定上谁家混饭了呢？傻了吧唧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儿。”
　　从他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中，大概听明白了事由。于是，书记带着几个村干部，打算去傻子的家里看看。
　　说是家，其实就是一处破败的院落，瓦房黑乎乎的，里头有张床，勉强睡个人。书记带人进去的时候，一推门，眼前挂着一个人，脖子悬在一根麻绳上，头歪在一边，仔细一看，是傻子。
　　警察去到院子里的时候，四周静悄悄，只有一条脏兮兮的狗，盯着看。它也不叫，警察不许他靠近尸体，他就围着警戒线转圈，人去哪儿，它就跟去哪儿。
　　村民都叫他傻子，四十来岁，光棍汉一条，有点智障。新书记上任后，觉得傻子虽然智障，体力尚可，安排他在村口那条街倒垃圾，每个月领一些保洁费，勉强维持生计。傻子每天都会在村口的大标语底下“高谈阔论”，扯着嗓子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时候骂骂咧咧，但无法搞清楚骂的到底是什么。
　　由于傻子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村委会被要求定期观察此人的情况。于是他每天早晚都得到村委会报到，垃圾车被要求放在村委会院内，早晨拉走，晚上送回。住在村委会院内的我们，每天在傻子的叫骂声中起床，又在同样的叫骂声中送走最后一位村民。起初，我们怕他，恐其行为不受控制，都远远躲开，不敢接触。慢慢发现，傻子也很可爱，他认真，自己负责的垃圾区比其他几个保洁的区域都干净，也不懈怠，你让他做什么他就照着办。他见人憨憨地笑，情绪好的时候，停下骂声，跟人打招呼，礼貌地道别问好。有时候，人们烦他，冲他吼：“你别喊了，这是人家办公的地儿，一边去。” 他也乖乖地停下，出去了。
　　垃圾车在村委会搁了好几天，没人来推走，起初纳闷儿，转念想，人吃五谷杂粮，谁还没个病的时候，兴许傻子病了。可谁都没想到，傻子不是病了，是死了。更想不到的是，傻子是上吊死的。
　　傻子的妹妹与狗
　　傻子没有其他亲人，只有一个名义上的妹妹，据说是他继母带来的女儿。傻子13岁的时候，继母带来这个不到一岁的妹妹，村里人说，傻子小的时候，还是疼爱这个妹妹的，常带着玩儿。妹妹也有点智障，给邻村的光棍当了媳妇，日子倒也还过得去，自出嫁再没看过这个傻哥哥一眼。傻子死了，她成了哥哥唯一合法的财产继承人，来到村委会领走了傻子最后一个月的保洁工资，顺便销了户。她来办理这些手续的时候，脸上看不到一点悲伤，从会计手里接过钱，往手上吐一口唾沫，一张一张数，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房子被他的妹妹上了锁，拿着钥匙，一步不回头地走了。
　　傻子死了以后，很快有人取代了他原来倒垃圾的工作，年后打春儿，逐渐进入农忙时节，傻子的死很快就从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当中撤下了。也是很快，人们几乎忘记了傻子曾经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村口的那个大标语底下出现一只脏兮兮的流浪狗，每天从早到晚卧在那个地方，人们认出这是傻子生前养的那条流浪狗，它像主人在的时候一样，早出晚归，按点儿出现……
　　傻子的真名叫王志奇，小名叫“淘气儿”，这是我从年长的大爷那里听来的，因为大多数人早就忘了这个名字，也因为很多年傻子自己都习惯了被人叫傻子。
　　晚上跟大爷聊天，说起淘气儿小时候个儿矮，净受人欺负。我说，我们给傻子点个灯，祈祷他下辈子能有人疼吧。
　　老人笑：“没那个必要，这在农村，太平常。我见多了。”
　　我这才知道大爷在村里颇有威望的原因，是谁家有人去世，都会请他帮忙。村里管这叫“打发人帮忙儿”的，在城里这个职业叫“入殓师”。
　　“生生死死的，都是平常事，在农村，家里条件好点的给你买个好点的木头盒子，烧完往里头一装，找地儿一埋，完事儿。条件差的，烧都烧不起。这二年，政府给丧葬补贴，能好点。”
　　“可是，淘气儿尸骨未寒，他那妹妹就光数那点钱，看都不去看他哥哥，都没出殡，派出所直接送去烧了，连坟都没有，也太可怜了。”
　　“饭都吃不上了，可怜谁去啊？你没看他那傻妹妹，光景过成那样。你让她怎么办？别说本来就没感情，有感情的，这个情况下也都是拿点钱悄悄了事。”
　　不值当？！
　　过了这个年大爷75岁，老人说，他若能活到80岁，就心满意足了。我一边掰着指头算日子，一边问：“如果那样的话，剩下这5年，您打算怎么过？还继续每天早出晚归，扫大街看大门，赚这些辛苦钱吗？”
　　大爷叹气：“那还能怎么着啊？”
　　我说：“重孙子都那么大了，这些年您多少有些积蓄吧？为什么不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大爷仰天，念叨了一句：“大鹤的爹跟我一般儿大，去年去台湾旅游了，坐了飞机和大船，说可过瘾了。”
　　“您也去啊，这么多年您总该有不少积蓄吧，现在旅游费用其实也没那么高，跟着旅行团，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坐什么就坐什么。”
　　“那哪儿成啊，大鹤做煤炭生意发了财，我这可不成……我这点钱还得留着看病用，万一哪天得个病，谁给看？还不都得自己花钱？”
　　“现在不都有医保么？况且您有儿子孙子，开出租也不少挣吧？至少能给您看得起病吧？”
　　“你这个娃娃，你不懂，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
　　“可您身体健壮，万一没得病，好好地，攒下这钱又有什么用呢？”
　　“钱啊，用处大了去了，干啥不得用钱，给小的留下一点是一点吧……”
　　老人没再往下说，我想，我懂他的沉默。
　　2014年7月，《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武汉大学刘燕舞老师的一项对农村老人自杀事件的研究报告，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是一位老人一边喝着农药，一边给自己烧纸钱，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篇报道的题目是《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6年来，刘燕舞老师走访了11个省市，她发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大爷临走时，说了一句话：“要是真得了什么大病，也甭瞧了，花个三五千儿要是能看好，那就看看，要是花得多，也就算了。活不了几年，不值当的了，早点死了还能省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