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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对于一所沉下心来、认认真真按照大学规律办学的高校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引起政府、社会与老百姓的深思。”
有学校的全球学术排名体系把学校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占10%；学校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占20%；学校各个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量占20%；学校老师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占20%；学校师生发表的论文被科学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量占20%，上述5项指标得分的师均值占10%。“一所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才，可这样的指标体系有可能令一些高校对人才培养重视不够。”
近日，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举行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公开批判了一些大学的全球学术排名体系。
“失衡的大学评价干扰了高校教学质量保障。这只是一个例子，几乎所有的大学排行榜都犯有同样的毛病，可大多数普通人不知道，他们还在追捧这种大学排名。”陈骏说，这些因素对于一所沉下心来、认认真真按照大学规律办学的高校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引起政府、社会与老百姓的深思。
本科教育受到冲击
陈骏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不少高校的专业设置仍然是师资条件主导型，有什么样的师资条件就开设什么样的专业，高校质量保障面临“内忧外患”的挑战。
同时，大学质量评价过程中“重科研、轻教学”的指标体系，更加剧了大学科研与教学的矛盾。现在大多数高校教师都忙于申报课题、发表成果、追求奖项，科研的诱惑和压力越来越大，对本科教学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冲击。
“外部因素对大学质量保障的影响也非常大。”陈骏说，现在，国内外对大学各种各样的评价及排行榜，都是以量化方法进行。我们仔细研究他们评价的指标体系就会发现：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教学，重短期效益、轻长期发展。像这样的大学评估，对保证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会起反作用。
出席论坛的经合组织教育司前司长芭芭拉·伊申格尔说，2000年欧洲有关研究机构做了一个全新的指标系统，给各大学教学评级、评分与排名，结果并没有走远，而且留下了深刻教训。
缺乏自省的制度安排
陈骏校长对失衡的大学评价及其大学排行榜的公开批判及其思考，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论坛上引起了各方专家、学者的共鸣。
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督查署署长谢尔盖·克拉夫佐夫说，教育质量保障是任何教育系统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质量评估系统缺失或缺信，那么整个教育系统就无法继续下去。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吴岩说，不管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还是中国的大学，其中都有一些学校缺失对自身的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进行深刻反省的制度与文化。当提到大学质量问题时，大部分大学往往把这个症结归为社会支持不够、政府投入不足等外部原因，对高校内部的不足没有自省的制度安排。
吴岩表示，面对国内日益庞大、复杂、多样化的高等学校，仅依靠专家在很短时间内凭借个人知识和经验作出判断的传统评估技术方法，已经不能完全客观、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因此，普通高校应该建立起自我评估、自我保障、自我监测的质量保障制度，并升华为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指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链条不断增多，不同利益群体在强烈地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各界对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教育效能等问题的批评和质疑声音不断增强，迫切需要建立政府、高校、评估机构和社会等分工协作的公共治理机制。
在国际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的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质量认证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院校审核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府评估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自我评估模式等。钟秉林介绍，尽管各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不同，在评估的做法上各异，但相互交流、借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经验，已成为一个发展趋势。
质量保障的出路是改革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形势，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这次国际论坛主旨报告中说，中国是高等教育大国但还不是强国。到去年底，国内普通高等学校2491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4.5%，在学规模3460万人，居世界第一。其中，普通本科高校1170所，高等职业院校1321所。
“与世界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相比，中国高等教育还存在较大差距。”杜玉波剖析。
自上世纪80年代国际高等教育开展质量保障运动以来，中国高等学校就面临严峻的挑战。吴岩介绍，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首次高等教育大会，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召开了第二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都把高等教育质量作为主要议题。
2013年世界高等教育总在学人数是1.4亿，中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占全球的1/4，中国高等教育数量与毛入学率在短短10多年时间内突飞猛进，质量问题自然而然成为中国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陈骏建议，内部质量控制和外部因素都对大学质量保障产生重大影响。高校质量保障的出路在于改革，只有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具体的措施，建立起一套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才能扎扎实实地稳步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体系才能满足走向世界的需要。
国内高校经历5次大规模评估以来，一批985、211大学在学科专业课程方面纷纷自主开展国际评估，国外高水平专家也开始参加对中国大学的质量评估。吴岩表示，要在第一时间全面、权威地掌握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最前沿的工作，以通过合作扩大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据杜玉波介绍，当前，我国政府正按照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原则，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教育部正在建立完善高等教育质量分类标准体系，健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立院校自我评估、合格评估、审核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和国际评估等“五位一体”的教学评估制度。
有学校的全球学术排名体系把学校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占10%；学校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占20%；学校各个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量占20%；学校老师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占20%；学校师生发表的论文被科学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量占20%，上述5项指标得分的师均值占10%。“一所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才，可这样的指标体系有可能令一些高校对人才培养重视不够。”
近日，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举行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公开批判了一些大学的全球学术排名体系。
“失衡的大学评价干扰了高校教学质量保障。这只是一个例子，几乎所有的大学排行榜都犯有同样的毛病，可大多数普通人不知道，他们还在追捧这种大学排名。”陈骏说，这些因素对于一所沉下心来、认认真真按照大学规律办学的高校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引起政府、社会与老百姓的深思。
本科教育受到冲击
陈骏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不少高校的专业设置仍然是师资条件主导型，有什么样的师资条件就开设什么样的专业，高校质量保障面临“内忧外患”的挑战。
同时，大学质量评价过程中“重科研、轻教学”的指标体系，更加剧了大学科研与教学的矛盾。现在大多数高校教师都忙于申报课题、发表成果、追求奖项，科研的诱惑和压力越来越大，对本科教学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冲击。
“外部因素对大学质量保障的影响也非常大。”陈骏说，现在，国内外对大学各种各样的评价及排行榜，都是以量化方法进行。我们仔细研究他们评价的指标体系就会发现：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教学，重短期效益、轻长期发展。像这样的大学评估，对保证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会起反作用。
出席论坛的经合组织教育司前司长芭芭拉·伊申格尔说，2000年欧洲有关研究机构做了一个全新的指标系统，给各大学教学评级、评分与排名，结果并没有走远，而且留下了深刻教训。
缺乏自省的制度安排
陈骏校长对失衡的大学评价及其大学排行榜的公开批判及其思考，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国际论坛上引起了各方专家、学者的共鸣。
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督查署署长谢尔盖·克拉夫佐夫说，教育质量保障是任何教育系统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质量评估系统缺失或缺信，那么整个教育系统就无法继续下去。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吴岩说，不管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还是中国的大学，其中都有一些学校缺失对自身的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进行深刻反省的制度与文化。当提到大学质量问题时，大部分大学往往把这个症结归为社会支持不够、政府投入不足等外部原因，对高校内部的不足没有自省的制度安排。
吴岩表示，面对国内日益庞大、复杂、多样化的高等学校，仅依靠专家在很短时间内凭借个人知识和经验作出判断的传统评估技术方法，已经不能完全客观、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因此，普通高校应该建立起自我评估、自我保障、自我监测的质量保障制度，并升华为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指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链条不断增多，不同利益群体在强烈地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各界对于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教育效能等问题的批评和质疑声音不断增强，迫切需要建立政府、高校、评估机构和社会等分工协作的公共治理机制。
在国际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的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质量认证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院校审核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府评估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自我评估模式等。钟秉林介绍，尽管各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不同，在评估的做法上各异，但相互交流、借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经验，已成为一个发展趋势。
质量保障的出路是改革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形势，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这次国际论坛主旨报告中说，中国是高等教育大国但还不是强国。到去年底，国内普通高等学校2491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4.5%，在学规模3460万人，居世界第一。其中，普通本科高校1170所，高等职业院校1321所。
“与世界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相比，中国高等教育还存在较大差距。”杜玉波剖析。
自上世纪80年代国际高等教育开展质量保障运动以来，中国高等学校就面临严峻的挑战。吴岩介绍，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首次高等教育大会，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召开了第二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都把高等教育质量作为主要议题。
2013年世界高等教育总在学人数是1.4亿，中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占全球的1/4，中国高等教育数量与毛入学率在短短10多年时间内突飞猛进，质量问题自然而然成为中国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陈骏建议，内部质量控制和外部因素都对大学质量保障产生重大影响。高校质量保障的出路在于改革，只有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具体的措施，建立起一套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才能扎扎实实地稳步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体系才能满足走向世界的需要。
国内高校经历5次大规模评估以来，一批985、211大学在学科专业课程方面纷纷自主开展国际评估，国外高水平专家也开始参加对中国大学的质量评估。吴岩表示，要在第一时间全面、权威地掌握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最前沿的工作，以通过合作扩大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据杜玉波介绍，当前，我国政府正按照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原则，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教育部正在建立完善高等教育质量分类标准体系，健全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立院校自我评估、合格评估、审核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和国际评估等“五位一体”的教学评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