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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最后一场战役打响。
说这是一场战役，毫不夸张。
2004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说，目前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004年9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05年10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成为首支“A H”同步上市的股票。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H股上市。
2007年9月25日，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A股会师。
2008年11月6日，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下简称汇金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下简称农行)注资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约190亿美元)，并持有农行50％的股份，与财政部并列成为农行第一大股东。
在注资仪式后，农行行长项俊波表示，汇金公司的注资，是农行股份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农行财务重组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注资将有效充实农行资本实力，改善农行财务状况，增强农行盈利能力。农行将从国有独资银行转变为股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为今后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首次公开发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过，处于股改关键点的农行，在获得注资之后，是否能高枕无忧?
注资力度杯水车薪?
11月初的北京乍寒还暖，对注资抱有很高热情的农行，却不得不“热情冷却”。
汇金公司注资190亿美元，远不如对中行、建行那样慷慨，而且比之前市场普遍预期的400亿美元少了一半。尽管注资以后，农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8％，而这是按当前汇率计算。一旦人民币升值，资本金额可能发生较大缩水，对农行的资本充足率和经营绩效带来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相对于农行的历史欠账来说，190亿美元的注资看起来又有点“杯水车薪”。
根据农行2007年年报，截至2007年末，农行不良贷款率为23.50％，不良贷款为8179.73亿元，这一规模远高于此前改制的三家国有商业银行。
“对农行的注资应该比建行多，因为以往农行因为支持‘三农’欠账比较多，不良资产在四大国有银行中是最多的，最高的时候达到30％～40％。虽然这些年农行撤掉一部分农村业务，但是比例仍然偏高。目前的注资力度仍然不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曙光说。
实际上，给农行注资体现了中国的一种转型。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政府有财力对农业进行反哺，而且这也是要改变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必须要做的。因而，农行股改的意义比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更加重大。
因为“外援”不够，农行计划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一季度，以一次申请、分期发行的方式发行次级债以补充附属资本，第一期规模预计在200亿元左右。
一边是“负债”，一边是规模庞大的不良资产要剥离。
农行股改不良资产的剥离模式，完全采用工行损失类贷款的剥离模式，即农行与财政部建立共管基金，将所有需要剥离的不良资产划入共管基金账户。
共管基金的偿还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包括财政部持有农行股权的分红、农行每年上缴给财政部的所得税、不良资产处置回收的现金，此外，如果财政部在上市后减持农行股票，溢价部分也将进入这一账户。
有专业人士认为“这一模式的设计相当精巧”，而农行副行长潘功胜则指出，由于农行剥离到共管账户的资产比工行规模大，农行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完成共管基金的偿还。
如果没有进一步注资，农行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待于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检验。而截至发稿时，农行IPO(首次公开发行)尚无具体时间表。
商业化与政策性如何兼容?
2007年1月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农行改革“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十六字方针。其中，面向“三农”被放在第一位。
2008年11月12日，农行紧急出台8项信贷服务“三农”措施，落实中央“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关部署。农行明年新增“三农”和县域信贷投入规模1000亿元以上。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和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加大惠农卡发卡力度、加强对粮食主产区中低产田改造的信贷支持、灾后重建各项金融服务、支持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探索服务“三农”的新途径等。
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农行在第一时间必须对中央“扩大内需”的决策做出反应，而对于即将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农行来说，情况会稍有不同。
此前，已有不少专家指出，如何在服务“三农”和商业化运作之间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是农行未来面临的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历史上，农行一直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
1979－1994年初，中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由国有专业银行分散管理。1979年，农行的恢复标志着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金融体制格局结束。这一阶段的商业银行，不仅经营商业性业务，而且作为政府的银行，直接执行政府计划或政策，具有浓厚的政策性银行特征，是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职能于一身的综合金融机构。
1994年，随着中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农业银行本应退出政策性金融领域，但是当时作为代理行的农行对农业政策性资金代而不理或变相挤占、挪用的现象严重。
1997年3月，农发行地、县两级分支机构相继设立，基本实现自营。
随着农发行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农行本应逐步退出农村政策性金融的领域。但时至今日农行依然承担部分公共金融产品的供给，运作中却同时经营着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
“农行不是一个特殊的支农机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曙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农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农行能不能成为独立的现代商业银行。农行必须按照商业化原则来运作，才能成为在财务上可持续发展的银行。未来，如果中央把各种‘三农’业务，包括政策性业务，强加给农行是不公平的。”
王曙光认为，政府要支持“三农”发展，必须要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建立一套机制来给予支撑。
农行回归农村?
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农行的市场定位一直在摇摆。
1979年，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到90年代，国有商业银行在逐利动机下纷纷逃离农村，中国农业银行也开始“洗脚上田”，逐渐撤并基层分支机构，悄悄地退出农村信贷市场。2007年初，中国农业银行的新一轮改革方针确定，“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在宣告回归“三农”的同时，几经波折的股改大幕正式拉开。
一位在农行工作了20年的员工在接受《中国报道》采访时回忆：改革开放初，农行主要支持农业、农村，后来开始强调商业化，大举进入城市。结果，在城市里已经有工行、建行、中行占领了先机，农行又很难进入。形成离了乡却进不去城，业务领域左右为难的窘境……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农村金融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个轮子”的格局已经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只有“四个轮子”同时转，才能带动农村金融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
王曙光认为，如今，要重新占领农村商业性金融的高地，农行面临两个转型：一是与“三农”相关的业务流程和金融产品的转型，一是支农部门的行为模式要转型，要从农民的视角来进行服务。前者是表层的转型，后者则是深层的转型。
未来，农行要重新占领农村市场，取决于两个对接：一是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和金融机构的对接。二是农行本身与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对接。而中央财政如何补贴，以及农行与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合作，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目前，农行已经制定了服务“三农”的总体实施方案，组建了“三农”业务板块，开展“三农”金融服务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据透露，去年“三农”事业部获得了编制，目前还在酝酿阶段。
“一定要突破一个误区，就是支农一定要跟农户直接打交道。农行的主要功能是支持大型农业产业化，支农企业，这样辐射面更广。”王曙光说。
网评人余丰慧认为：农行定位于农村工业、县域、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以及农村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养殖业，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和政府各种贴息贷款，前景广阔，完全可以在“三农”上实现自己持久的盈利模式和定位。
说这是一场战役，毫不夸张。
2004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说，目前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004年9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05年10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成为首支“A H”同步上市的股票。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H股上市。
2007年9月25日，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A股会师。
2008年11月6日，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下简称汇金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下简称农行)注资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约190亿美元)，并持有农行50％的股份，与财政部并列成为农行第一大股东。
在注资仪式后，农行行长项俊波表示，汇金公司的注资，是农行股份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农行财务重组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注资将有效充实农行资本实力，改善农行财务状况，增强农行盈利能力。农行将从国有独资银行转变为股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为今后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首次公开发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过，处于股改关键点的农行，在获得注资之后，是否能高枕无忧?
注资力度杯水车薪?
11月初的北京乍寒还暖，对注资抱有很高热情的农行，却不得不“热情冷却”。
汇金公司注资190亿美元，远不如对中行、建行那样慷慨，而且比之前市场普遍预期的400亿美元少了一半。尽管注资以后，农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8％，而这是按当前汇率计算。一旦人民币升值，资本金额可能发生较大缩水，对农行的资本充足率和经营绩效带来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相对于农行的历史欠账来说，190亿美元的注资看起来又有点“杯水车薪”。
根据农行2007年年报，截至2007年末，农行不良贷款率为23.50％，不良贷款为8179.73亿元，这一规模远高于此前改制的三家国有商业银行。
“对农行的注资应该比建行多，因为以往农行因为支持‘三农’欠账比较多，不良资产在四大国有银行中是最多的，最高的时候达到30％～40％。虽然这些年农行撤掉一部分农村业务，但是比例仍然偏高。目前的注资力度仍然不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曙光说。
实际上，给农行注资体现了中国的一种转型。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政府有财力对农业进行反哺，而且这也是要改变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必须要做的。因而，农行股改的意义比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更加重大。
因为“外援”不够，农行计划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一季度，以一次申请、分期发行的方式发行次级债以补充附属资本，第一期规模预计在200亿元左右。
一边是“负债”，一边是规模庞大的不良资产要剥离。
农行股改不良资产的剥离模式，完全采用工行损失类贷款的剥离模式，即农行与财政部建立共管基金，将所有需要剥离的不良资产划入共管基金账户。
共管基金的偿还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包括财政部持有农行股权的分红、农行每年上缴给财政部的所得税、不良资产处置回收的现金，此外，如果财政部在上市后减持农行股票，溢价部分也将进入这一账户。
有专业人士认为“这一模式的设计相当精巧”，而农行副行长潘功胜则指出，由于农行剥离到共管账户的资产比工行规模大，农行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完成共管基金的偿还。
如果没有进一步注资，农行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待于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检验。而截至发稿时，农行IPO(首次公开发行)尚无具体时间表。
商业化与政策性如何兼容?
2007年1月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农行改革“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十六字方针。其中，面向“三农”被放在第一位。
2008年11月12日，农行紧急出台8项信贷服务“三农”措施，落实中央“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关部署。农行明年新增“三农”和县域信贷投入规模1000亿元以上。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和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加大惠农卡发卡力度、加强对粮食主产区中低产田改造的信贷支持、灾后重建各项金融服务、支持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探索服务“三农”的新途径等。
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农行在第一时间必须对中央“扩大内需”的决策做出反应，而对于即将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农行来说，情况会稍有不同。
此前，已有不少专家指出，如何在服务“三农”和商业化运作之间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是农行未来面临的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历史上，农行一直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
1979－1994年初，中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由国有专业银行分散管理。1979年，农行的恢复标志着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金融体制格局结束。这一阶段的商业银行，不仅经营商业性业务，而且作为政府的银行，直接执行政府计划或政策，具有浓厚的政策性银行特征，是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职能于一身的综合金融机构。
1994年，随着中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农业银行本应退出政策性金融领域，但是当时作为代理行的农行对农业政策性资金代而不理或变相挤占、挪用的现象严重。
1997年3月，农发行地、县两级分支机构相继设立，基本实现自营。
随着农发行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农行本应逐步退出农村政策性金融的领域。但时至今日农行依然承担部分公共金融产品的供给，运作中却同时经营着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
“农行不是一个特殊的支农机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曙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农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农行能不能成为独立的现代商业银行。农行必须按照商业化原则来运作，才能成为在财务上可持续发展的银行。未来，如果中央把各种‘三农’业务，包括政策性业务，强加给农行是不公平的。”
王曙光认为，政府要支持“三农”发展，必须要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建立一套机制来给予支撑。
农行回归农村?
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农行的市场定位一直在摇摆。
1979年，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到90年代，国有商业银行在逐利动机下纷纷逃离农村，中国农业银行也开始“洗脚上田”，逐渐撤并基层分支机构，悄悄地退出农村信贷市场。2007年初，中国农业银行的新一轮改革方针确定，“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在宣告回归“三农”的同时，几经波折的股改大幕正式拉开。
一位在农行工作了20年的员工在接受《中国报道》采访时回忆：改革开放初，农行主要支持农业、农村，后来开始强调商业化，大举进入城市。结果，在城市里已经有工行、建行、中行占领了先机，农行又很难进入。形成离了乡却进不去城，业务领域左右为难的窘境……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农村金融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个轮子”的格局已经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只有“四个轮子”同时转，才能带动农村金融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
王曙光认为，如今，要重新占领农村商业性金融的高地，农行面临两个转型：一是与“三农”相关的业务流程和金融产品的转型，一是支农部门的行为模式要转型，要从农民的视角来进行服务。前者是表层的转型，后者则是深层的转型。
未来，农行要重新占领农村市场，取决于两个对接：一是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和金融机构的对接。二是农行本身与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对接。而中央财政如何补贴，以及农行与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合作，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目前，农行已经制定了服务“三农”的总体实施方案，组建了“三农”业务板块，开展“三农”金融服务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据透露，去年“三农”事业部获得了编制，目前还在酝酿阶段。
“一定要突破一个误区，就是支农一定要跟农户直接打交道。农行的主要功能是支持大型农业产业化，支农企业，这样辐射面更广。”王曙光说。
网评人余丰慧认为：农行定位于农村工业、县域、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以及农村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养殖业，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和政府各种贴息贷款，前景广阔，完全可以在“三农”上实现自己持久的盈利模式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