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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过纳西古乐就不算到过丽江”。“乐器老，音乐老，人员老”的纳西乐队会用活化石般的音符引领你进入古人的艺术世界，让你领略音乐的世外桃源的圣景。这与一位神秘的策动者——宣科相关，他曾不无自豪地说：“没有我宣科，就没有今天的纳西古乐”。
谈到音乐，宣科显得神采奕奕，他说：“做喜欢的东西（音乐）会让我精神百倍。”明年是宣科的八十大寿，云南省政协等相关组织将为他庆祝三天，届时宣科还会指挥乐队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第一乐章。
邂逅纳西古乐
中华民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接触音乐、学习音乐的？
宣科：如果要追溯起来，可能要归因于我奇异的家史家学。我的先祖是安徽宣州（现安庆市附近宣城）汉人，明嘉靖时的朝廷官员，因开罪于朝廷，被贬至云南鹤庆。先祖的后人与当地各族和谐相处并且通婚，逐渐发展成当地的文化世家。我的曾祖母是纳西族，祖母、母亲是藏族，其中我的母亲还是康巴藏族中不得了的美声歌手。大概受多文化结合的家庭熏陶，我从小对音乐有一种亲切感。后来，我父亲将我送到教会学校读书，在那里我学习西方古典音乐。
1950年昆明解放时，我在昆明市委文工团合唱队担任指挥。在这期间我结识了傅聪，并成为很好的搭档，那时没想过他会成为名满世界的钢琴家。当时昆明音乐工作者协会（云南音协前身）在金碧锡安圣堂举行首场音乐演奏会，便是由我指挥，傅聪负责钢琴伴奏。45年后，我和他在伦敦伊丽莎白“波塞尔”演奏厅再次相见时，真是感慨良多。
中华民居：后来您为什么没有专事指挥，却转向了纳西古乐？
宣科：或许是命中注定！1957年的一天，我被送到个旧新建的锡矿开始了劳改生活，这段生活持续了21年，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回过头来看，这段苦难历程已不能单纯地描述为无法释怀的不幸，因为它除了使我遭受痛苦外，也使我的生命变得澄静纯洁。当时，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我紧张、痛苦、失落，不知如何应付。但慢慢地，当一切沉寂下来之后，我开始体验周围的人和环境，仿佛感觉到了一种东西，它也可以令人拥有尊严并保持高贵，即使环境变化，也不会让我意志消沉，这种东西比生命还要本真，我意识到那就是艺术，就是音乐……
所以在1978年我被宣布自由后，我没有纠缠过去，我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我要求回丽江当中学教师，除了要搞自己心中的音乐外，还想培养学生。我心底铺满了跃动的音符，它们急于要成长为流动的旋律、五彩的画、绚烂的诗……可走出狱门之后，我却发现，我热爱的音乐在蹲监狱的漫长时间中荒废了，我失去了表现它的恰当方式。一些七八岁的小孩，钢琴都比我弹得好，这不免让我有些落寞和惆怅。
我想也许我应该放弃自己的“劣势”，充分发挥自己掌握多种民族语言的优势，去研究音乐民族学方面的课题。就这样，我转向了发掘和抢救纳西古乐，一方面和老艺人重建大研古乐会；另一方面发掘整理纳西古乐的曲谱，并从理论上加以归纳和研究。
为“纳西古乐”正名
中华民居：纳西古乐是纳西族本民族的原创音乐么？
宣科：纳西古乐并不是纳西族的原创音乐，而是由中原传过来的汉族音乐。
所谓“纳西古乐”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作为《安魂曲》的《白沙细乐》，今已濒于消失，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部大型古典管弦乐之一。其二是丽江洞经音乐，它是一种道教经腔音乐（其他地方尚有零星存活）与儒家“雅集型细乐”的融合，是明、清以来从中原逐渐引进、并植根于纳西族的文化阶层中的道教“经腔”。其中丽江洞经音乐保留着一部分在中原早已失传的辞、曲音乐，如《水龙吟》、《浪淘沙》、《山坡羊》等。
中华民居：既然从中原传来的汉族音乐，您为何要将它更名为纳西古乐？
宣科：我把从中原传来的古乐更名为纳西古乐并不是想剥夺历史上汉族人对音乐的创作权，而是要求人们尊重纳西族在传承古乐过程中的主体性。
音乐文化与建筑文化一样隶属“文化”范畴，但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文”与“化”二字构成的“文化”，除强调“文”以外还应重视“化”字，不但要尊重文化的原创性，还应理解文化的传承与演化。文化是一个流体，随着时空的推移，不断衍化、渗透，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自称其文化是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从中原传来的古乐在丽江地区有六百余年传承史，已与纳西文化相渗透融合，成为纳西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应当将纳西族在古乐传承中的主体作用凸显出来，将“纳西”元素融入到古乐内涵中去。
贝多芬曾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一诗化比喻暗示了音乐与建筑的互通性。纳西民居与纳西古乐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现在看到的纳西民居并不是它最原始的样子。很多人认为庭院式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纳西民居是缘于藏族、白族建筑文化的影响，而事实上它主要是吸收融合了徽派建筑文化。从根本上说，纳西民居是一种被传承、改造、演化的徽派建筑。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派兵驻守云南，并命令部队亲属随军移民云南，当时约有260万人来到云南，这些移民多半来自江西和安徽，他们带来了古乐，带来了徽派建筑。由于改造徽派建筑的主体，及居住者是纳西人，人们便将这种建筑称之纳西民居，这种称谓符合“文化”中的“化”字原则，这也可以例证古乐更名为“纳西古乐”的合理性。
质朴的期望
中华民居：纳西古乐已经成为丽江的一个品牌，您对它将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宣科：首先我对纳西古乐将来的发展是很乐观的。过去，纳西古乐曾因历史动荡得不到保护和发展，清代杜文秀起义烧毁丽江古城，导致乐工失散，音乐经年不整；“文革”时，纳西音乐被当作封建糟粕毁掉了，很多老艺人横遭批判；计划经济时代，乐队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偶尔露面。纳西古乐，作为音乐艺术没有演出市场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但现在不一样了，纳西古乐有了生存基础和发展空间，丽江各地方都有纳西古乐队。很多人还说“学习纳西古乐非常好，因为参加宣科的纳西古乐，就有机会出国，而且工资又高。”如今我们已经把纳西古乐制作成了CD、VCD，很快我们还会把它们制作成DVD。
如果要说期望，我希望纳西古乐不要有大变化，“化”是允许的，但必须是一种自然的流变，不能失去它原有的味道。所以，当有人说纳西古乐演奏中的音效技巧不够，希望赞助我们使用电声合成器以辅助、增进纳西古乐丰富悦耳的音效，我拒绝了，我始终觉得，还是质朴地演下去比较好……
谈到音乐，宣科显得神采奕奕，他说：“做喜欢的东西（音乐）会让我精神百倍。”明年是宣科的八十大寿，云南省政协等相关组织将为他庆祝三天，届时宣科还会指挥乐队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第一乐章。
邂逅纳西古乐
中华民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接触音乐、学习音乐的？
宣科：如果要追溯起来，可能要归因于我奇异的家史家学。我的先祖是安徽宣州（现安庆市附近宣城）汉人，明嘉靖时的朝廷官员，因开罪于朝廷，被贬至云南鹤庆。先祖的后人与当地各族和谐相处并且通婚，逐渐发展成当地的文化世家。我的曾祖母是纳西族，祖母、母亲是藏族，其中我的母亲还是康巴藏族中不得了的美声歌手。大概受多文化结合的家庭熏陶，我从小对音乐有一种亲切感。后来，我父亲将我送到教会学校读书，在那里我学习西方古典音乐。
1950年昆明解放时，我在昆明市委文工团合唱队担任指挥。在这期间我结识了傅聪，并成为很好的搭档，那时没想过他会成为名满世界的钢琴家。当时昆明音乐工作者协会（云南音协前身）在金碧锡安圣堂举行首场音乐演奏会，便是由我指挥，傅聪负责钢琴伴奏。45年后，我和他在伦敦伊丽莎白“波塞尔”演奏厅再次相见时，真是感慨良多。
中华民居：后来您为什么没有专事指挥，却转向了纳西古乐？
宣科：或许是命中注定！1957年的一天，我被送到个旧新建的锡矿开始了劳改生活，这段生活持续了21年，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回过头来看，这段苦难历程已不能单纯地描述为无法释怀的不幸，因为它除了使我遭受痛苦外，也使我的生命变得澄静纯洁。当时，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我紧张、痛苦、失落，不知如何应付。但慢慢地，当一切沉寂下来之后，我开始体验周围的人和环境，仿佛感觉到了一种东西，它也可以令人拥有尊严并保持高贵，即使环境变化，也不会让我意志消沉，这种东西比生命还要本真，我意识到那就是艺术，就是音乐……
所以在1978年我被宣布自由后，我没有纠缠过去，我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我要求回丽江当中学教师，除了要搞自己心中的音乐外，还想培养学生。我心底铺满了跃动的音符，它们急于要成长为流动的旋律、五彩的画、绚烂的诗……可走出狱门之后，我却发现，我热爱的音乐在蹲监狱的漫长时间中荒废了，我失去了表现它的恰当方式。一些七八岁的小孩，钢琴都比我弹得好，这不免让我有些落寞和惆怅。
我想也许我应该放弃自己的“劣势”，充分发挥自己掌握多种民族语言的优势，去研究音乐民族学方面的课题。就这样，我转向了发掘和抢救纳西古乐，一方面和老艺人重建大研古乐会；另一方面发掘整理纳西古乐的曲谱，并从理论上加以归纳和研究。
为“纳西古乐”正名
中华民居：纳西古乐是纳西族本民族的原创音乐么？
宣科：纳西古乐并不是纳西族的原创音乐，而是由中原传过来的汉族音乐。
所谓“纳西古乐”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作为《安魂曲》的《白沙细乐》，今已濒于消失，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部大型古典管弦乐之一。其二是丽江洞经音乐，它是一种道教经腔音乐（其他地方尚有零星存活）与儒家“雅集型细乐”的融合，是明、清以来从中原逐渐引进、并植根于纳西族的文化阶层中的道教“经腔”。其中丽江洞经音乐保留着一部分在中原早已失传的辞、曲音乐，如《水龙吟》、《浪淘沙》、《山坡羊》等。
中华民居：既然从中原传来的汉族音乐，您为何要将它更名为纳西古乐？
宣科：我把从中原传来的古乐更名为纳西古乐并不是想剥夺历史上汉族人对音乐的创作权，而是要求人们尊重纳西族在传承古乐过程中的主体性。
音乐文化与建筑文化一样隶属“文化”范畴，但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文”与“化”二字构成的“文化”，除强调“文”以外还应重视“化”字，不但要尊重文化的原创性，还应理解文化的传承与演化。文化是一个流体，随着时空的推移，不断衍化、渗透，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自称其文化是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从中原传来的古乐在丽江地区有六百余年传承史，已与纳西文化相渗透融合，成为纳西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应当将纳西族在古乐传承中的主体作用凸显出来，将“纳西”元素融入到古乐内涵中去。
贝多芬曾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一诗化比喻暗示了音乐与建筑的互通性。纳西民居与纳西古乐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现在看到的纳西民居并不是它最原始的样子。很多人认为庭院式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纳西民居是缘于藏族、白族建筑文化的影响，而事实上它主要是吸收融合了徽派建筑文化。从根本上说，纳西民居是一种被传承、改造、演化的徽派建筑。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派兵驻守云南，并命令部队亲属随军移民云南，当时约有260万人来到云南，这些移民多半来自江西和安徽，他们带来了古乐，带来了徽派建筑。由于改造徽派建筑的主体，及居住者是纳西人，人们便将这种建筑称之纳西民居，这种称谓符合“文化”中的“化”字原则，这也可以例证古乐更名为“纳西古乐”的合理性。
质朴的期望
中华民居：纳西古乐已经成为丽江的一个品牌，您对它将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宣科：首先我对纳西古乐将来的发展是很乐观的。过去，纳西古乐曾因历史动荡得不到保护和发展，清代杜文秀起义烧毁丽江古城，导致乐工失散，音乐经年不整；“文革”时，纳西音乐被当作封建糟粕毁掉了，很多老艺人横遭批判；计划经济时代，乐队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偶尔露面。纳西古乐，作为音乐艺术没有演出市场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但现在不一样了，纳西古乐有了生存基础和发展空间，丽江各地方都有纳西古乐队。很多人还说“学习纳西古乐非常好，因为参加宣科的纳西古乐，就有机会出国，而且工资又高。”如今我们已经把纳西古乐制作成了CD、VCD，很快我们还会把它们制作成DVD。
如果要说期望，我希望纳西古乐不要有大变化，“化”是允许的，但必须是一种自然的流变，不能失去它原有的味道。所以，当有人说纳西古乐演奏中的音效技巧不够，希望赞助我们使用电声合成器以辅助、增进纳西古乐丰富悦耳的音效，我拒绝了，我始终觉得，还是质朴地演下去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