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堂伯李召轩，是一位坚定不移跟党走、鞠躬尽瘁为人民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人作古已逾35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依然活在我们心中。
"老黄牛"
李召轩(1891-1966)，出生于定襄县北西力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从8岁起在私塾念书，19岁时进入县城高等小学堂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太原起义那年高小毕业。1912-1922年，先后出任本县高小、中学教师、小学校长，以及县劝学所所员，从教10年。后来回村继承祖业，照管土地，经营缸坊，直至抗战前夕，家产日渐丰盈。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次年2月，日寇的铁蹄由忻县踏入定襄县境。面对国家的灾难，民族的仇恨，富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李召轩再也坐不住了。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家庭生活，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1938年2月，48岁的他，告别了妻儿老小，上山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冀晋二分区定襄县抗日政府领导下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开始他担任县军运代办所所员，负责军需供应工作，表现很积极。接着，县委决定把李召轩调到粮食科，让他和同志们一起负责搞粮。于是，他又从山区跑到平川，昼伏夜出，积极配合区、村干部征集公粮，组织群众人背畜驮，翻山越岭将公粮运往山区，满足了本县党政军的需要。以后，县委又调他到实业科，组织干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设法把敌占区的火柴、油盐等日用品运进山区，又把根据地的土特产运往平川，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使抗日斗争顺利开展。
1943年，他当选为县议会副议长，积极参政，并配合大生产运动，带头开荒种地，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变工队、合作社，开办冬学、夜校、识字班，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为了培养革命人才，妥善安置随学校来到根据地的学生，县委决定在尧泉村成立定襄到第一高小，让李召轩负责筹办此事。他二话没说，穿了白茬老羊皮袄，挎了公文包，背着铺盖卷，从赵家庄步行到尧泉村，与干部群众协商，借用民房作校舍，使之尽快开学。在此期间，白天他和师生们一道上山割草砍柴，外出背米背粮；晚上盖着一条薄被子，和工友们睡在伙房土炕上，以苦为乐，共度难关。
建国后，他连续五次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和人民政府副县长，出任过一届县政协副主席；曾两次当选为省人大代表、省人大提案委员会委员。他先后参加并领导了忻定大渠的创建工程；参与了改造旧县城、建设新定襄的规划和实施；主管过本县的文教、卫生、体育工作。当地群众有口皆碑，称李召轩是革命的"老黄牛"。
开明绅士
1938年冬天，本县抗日根据地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李召轩雷厉风行，很快把信捎给代他理财的管家，宣布对佃户实行四六分粮；并宣布不论本村外村，凡是以土地、房屋作抵押，向他借过钱的债务一律免除，将房地归还原主，从而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称他为"开明绅士"。
1946年5月，中共定襄县委转发了党中央《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清算斗争。李召轩立即给村里写信，自动献出银洋800元，粮食一部分，让村里分给贫苦老百姓。
1947年11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冀晋二地委在盂县上社村召开了土改、整党会议，全县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李召轩深明大义，他立即写信给村里，让村农会将他家的土地、衣物、房产分给群众，并在信中写明他家埋藏银元的地方。村干部接信后，如数将埋藏在他家院房各处的3600块银元取出，分给群众。村农会根据党的保护工商业等政策，除缸坊未分外，按全村人均数，给他家留了半个院，27亩地，其余全部分给穷苦农民。李召轩这种开明之举，亦在当时传为佳话。
"六亲不认"
李召轩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且在旧社会生活多年，深知自己去污除垢改造陈腐的思想意识的任务要比一般人艰巨得多。要想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必须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以律己，脱胎换骨地改造自我。他亲笔书写的座右铭是："新我必须战胜旧我。责人要宽，责己要严。"1947年重阳节，他在自己"备忘录"笔记本上摘抄了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的共产党员的义务，他要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经常听一些熟人这样评论："别看李召轩是个党外人士，对待公事他比共产党员还认得真哩!"不妨举一件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例：1951年秋末冬初时节，适逢定襄县即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我正在省立定襄师范学校读书，被大家推选为参加县人代会的代表。当我在代表报到处见到堂伯父李召轩时，彼此都很高兴。他问我："你来这里有啥事？"我带着几分得意回答道："我被选为人民代表，前来报到!"谁能想到，他一听这话就变了脸，发了火，提高嗓门说："你们学校尽是胡闹哩，人民代表怎么能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娃娃充数？不行!"无奈之下，我只好返回学校，说明李召轩的严厉批评，学校不得不改选了一位已够公民年龄的学生张预(五台籍)当代表，才算了结了这桩公案。李召轩这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就是如此"六亲不认"地坚持原则呢!
"李老师!您好。"
李召轩秉性刚直，不善张扬吹嘘，一般人认为光彩体面的事，他却偏偏守口如瓶。
有一天，一封从国务院发来的信，特大的信封上写着"李召轩老先生收"几个字。凡是目击者无不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许多人捉摸不透国务院哪位首长称他"老先生"。他们问他，他只是眯缝了眼睛笑笑，不肯告人。
1957年1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县里的主要领导都前往火车站迎接，李召轩也随同前往。薄副总理笑容满面地走下火车，一眼就看到了他，紧走几步，站在他面前，握着他的手说："李老师!您好。"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薄副总理原来是李召轩的学生。也就在这次回县视察时，薄副总理单独一个人步行到李老师简陋的宿舍拜访，师生促膝谈心，共叙友情，其乐融融。
"增补《索真》何罪之有？"
1966年8月以后，定襄县城"文革"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所谓"破四旧"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时李召轩也被当作"运动对象"，软禁在县政府大院狂批恶斗。那伙造反派头目疯狂地叫嚣："李召轩增补《定襄文献索真》，就是贩卖封资修黑货，大搞四旧，罪该万死!"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早在此前两年，我省著名历史学家郝树侯教授(定襄人)曾撰写了一篇关于《定襄文献索真》的短文说："《定襄文献索真》是牛允明先生的遗著，是他我多年辛勤搜集资料而成于一手的精心结构。允明先生为同盟会员，也是辛亥革命时定襄的领导人之一。辛亥以后，他虽也从事过几年政治活动，但在很长时间，专心致志于地方文献的搜集。"
作为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李召轩热心增补《定襄文献索真》，正是为将来重修定襄县志提供第一手资料，功莫大焉!而今有些人故意抓辫子横加讨伐，秉性耿直的李召轩怎能吞声不语？于是他面对面地辩论道："请问增补‘索真‘何罪之有？"如此坦率认真，只能是"罪上加罪"。过了几天，李召轩趁造反派不注意，单独步行40里，到忻县地委反映情况未能如愿；又想到乘坐火车到北京找领导申诉一番。结果他还没上火车，就被火速赶来的造反派抓住押回定襄城，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批斗折磨。9月17日凌晨，他含冤离开了人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2月21日，中共定襄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隆重追悼会，推翻了强加在李召轩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责编 张爱国)
"老黄牛"
李召轩(1891-1966)，出生于定襄县北西力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从8岁起在私塾念书，19岁时进入县城高等小学堂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太原起义那年高小毕业。1912-1922年，先后出任本县高小、中学教师、小学校长，以及县劝学所所员，从教10年。后来回村继承祖业，照管土地，经营缸坊，直至抗战前夕，家产日渐丰盈。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次年2月，日寇的铁蹄由忻县踏入定襄县境。面对国家的灾难，民族的仇恨，富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李召轩再也坐不住了。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家庭生活，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1938年2月，48岁的他，告别了妻儿老小，上山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冀晋二分区定襄县抗日政府领导下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开始他担任县军运代办所所员，负责军需供应工作，表现很积极。接着，县委决定把李召轩调到粮食科，让他和同志们一起负责搞粮。于是，他又从山区跑到平川，昼伏夜出，积极配合区、村干部征集公粮，组织群众人背畜驮，翻山越岭将公粮运往山区，满足了本县党政军的需要。以后，县委又调他到实业科，组织干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设法把敌占区的火柴、油盐等日用品运进山区，又把根据地的土特产运往平川，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使抗日斗争顺利开展。
1943年，他当选为县议会副议长，积极参政，并配合大生产运动，带头开荒种地，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变工队、合作社，开办冬学、夜校、识字班，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为了培养革命人才，妥善安置随学校来到根据地的学生，县委决定在尧泉村成立定襄到第一高小，让李召轩负责筹办此事。他二话没说，穿了白茬老羊皮袄，挎了公文包，背着铺盖卷，从赵家庄步行到尧泉村，与干部群众协商，借用民房作校舍，使之尽快开学。在此期间，白天他和师生们一道上山割草砍柴，外出背米背粮；晚上盖着一条薄被子，和工友们睡在伙房土炕上，以苦为乐，共度难关。
建国后，他连续五次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和人民政府副县长，出任过一届县政协副主席；曾两次当选为省人大代表、省人大提案委员会委员。他先后参加并领导了忻定大渠的创建工程；参与了改造旧县城、建设新定襄的规划和实施；主管过本县的文教、卫生、体育工作。当地群众有口皆碑，称李召轩是革命的"老黄牛"。
开明绅士
1938年冬天，本县抗日根据地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李召轩雷厉风行，很快把信捎给代他理财的管家，宣布对佃户实行四六分粮；并宣布不论本村外村，凡是以土地、房屋作抵押，向他借过钱的债务一律免除，将房地归还原主，从而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称他为"开明绅士"。
1946年5月，中共定襄县委转发了党中央《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清算斗争。李召轩立即给村里写信，自动献出银洋800元，粮食一部分，让村里分给贫苦老百姓。
1947年11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冀晋二地委在盂县上社村召开了土改、整党会议，全县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李召轩深明大义，他立即写信给村里，让村农会将他家的土地、衣物、房产分给群众，并在信中写明他家埋藏银元的地方。村干部接信后，如数将埋藏在他家院房各处的3600块银元取出，分给群众。村农会根据党的保护工商业等政策，除缸坊未分外，按全村人均数，给他家留了半个院，27亩地，其余全部分给穷苦农民。李召轩这种开明之举，亦在当时传为佳话。
"六亲不认"
李召轩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且在旧社会生活多年，深知自己去污除垢改造陈腐的思想意识的任务要比一般人艰巨得多。要想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必须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以律己，脱胎换骨地改造自我。他亲笔书写的座右铭是："新我必须战胜旧我。责人要宽，责己要严。"1947年重阳节，他在自己"备忘录"笔记本上摘抄了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的共产党员的义务，他要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经常听一些熟人这样评论："别看李召轩是个党外人士，对待公事他比共产党员还认得真哩!"不妨举一件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例：1951年秋末冬初时节，适逢定襄县即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我正在省立定襄师范学校读书，被大家推选为参加县人代会的代表。当我在代表报到处见到堂伯父李召轩时，彼此都很高兴。他问我："你来这里有啥事？"我带着几分得意回答道："我被选为人民代表，前来报到!"谁能想到，他一听这话就变了脸，发了火，提高嗓门说："你们学校尽是胡闹哩，人民代表怎么能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娃娃充数？不行!"无奈之下，我只好返回学校，说明李召轩的严厉批评，学校不得不改选了一位已够公民年龄的学生张预(五台籍)当代表，才算了结了这桩公案。李召轩这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就是如此"六亲不认"地坚持原则呢!
"李老师!您好。"
李召轩秉性刚直，不善张扬吹嘘，一般人认为光彩体面的事，他却偏偏守口如瓶。
有一天，一封从国务院发来的信，特大的信封上写着"李召轩老先生收"几个字。凡是目击者无不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许多人捉摸不透国务院哪位首长称他"老先生"。他们问他，他只是眯缝了眼睛笑笑，不肯告人。
1957年1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县里的主要领导都前往火车站迎接，李召轩也随同前往。薄副总理笑容满面地走下火车，一眼就看到了他，紧走几步，站在他面前，握着他的手说："李老师!您好。"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薄副总理原来是李召轩的学生。也就在这次回县视察时，薄副总理单独一个人步行到李老师简陋的宿舍拜访，师生促膝谈心，共叙友情，其乐融融。
"增补《索真》何罪之有？"
1966年8月以后，定襄县城"文革"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所谓"破四旧"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时李召轩也被当作"运动对象"，软禁在县政府大院狂批恶斗。那伙造反派头目疯狂地叫嚣："李召轩增补《定襄文献索真》，就是贩卖封资修黑货，大搞四旧，罪该万死!"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早在此前两年，我省著名历史学家郝树侯教授(定襄人)曾撰写了一篇关于《定襄文献索真》的短文说："《定襄文献索真》是牛允明先生的遗著，是他我多年辛勤搜集资料而成于一手的精心结构。允明先生为同盟会员，也是辛亥革命时定襄的领导人之一。辛亥以后，他虽也从事过几年政治活动，但在很长时间，专心致志于地方文献的搜集。"
作为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李召轩热心增补《定襄文献索真》，正是为将来重修定襄县志提供第一手资料，功莫大焉!而今有些人故意抓辫子横加讨伐，秉性耿直的李召轩怎能吞声不语？于是他面对面地辩论道："请问增补‘索真‘何罪之有？"如此坦率认真，只能是"罪上加罪"。过了几天，李召轩趁造反派不注意，单独步行40里，到忻县地委反映情况未能如愿；又想到乘坐火车到北京找领导申诉一番。结果他还没上火车，就被火速赶来的造反派抓住押回定襄城，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批斗折磨。9月17日凌晨，他含冤离开了人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2月21日，中共定襄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隆重追悼会，推翻了强加在李召轩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责编 张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