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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这句话道出了黄金和收藏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保值和增值作用。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收藏品的增值绝对值和速度远远超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增加部分。中国现处在以新媒体为主导、传统媒体依然兴旺的全媒体时代，又欣逢改革开放红利释放、社会情势持续稳定的历史时期，自然迎来了“盛世收藏”的令人兴奋的历史阶段。
2013年5月，印度出台《国家网络安全策略》，目标是“安全可信的计算机环境”。
2013年6月，日本出台《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网络安全立国”。
2014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又宣布启动美国《网络安全框架》。
2014年2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探讨建立欧洲独立互联网，拟从战略层面绕开美国以强化数据安全。欧盟三大领导机构明确，在2014年底通过欧洲数据保护改革方案。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
为何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段，上述各国均纷纷出台网络安全战略，并成立机构以确保实施？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各国均认识到“网络很重要，网络不安全”！因此，接轨国际，建设坚固可靠的国家网络安全体系，是中国必须作出的战略选择。而身处以网络为主要通道的新媒体以及传统媒体并没有消褪的全媒体时代，中国书画艺术市场充满着机遇，当然也充满着安全隐患。以往，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艺术阴谋”论[3]，对那些“宣扬什么都是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门类的界限消失；市场投机性，理论家、拍卖行、媒体轮番爆炒，艺术作品的价格随之疯狂飙升”等等现象保持了应有的警惕。虽说这些“阴谋”的根源较为久远，但是不能不说这也会是当下全媒体时代的艺术市场安全性的隐忧。
首先，全媒体信息扩大了书画艺术的消费群体，也消磨着人们对书画艺术的兴趣。毫无疑问，在全媒体时代，关于书画的创作、流通、鉴赏、消费、批评等各种资讯均超饱和存在于各种媒体之中，略微分而述之。
就创作而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传诸于后世，“篆隶楷行草”历经诸朝而各放异彩，而在全媒体时代，书家互相切磋技艺，“五体”争奇斗艳。可以想见，当世习书者折服于汉字书法之特有美学品格、民族气派，从学习书画者、收藏爱好者总体人数而言，自是历朝难及。
就流通而言，盛世之中，百姓富足，书画把玩之风盛行，“最具影响力十大书法家、十大国画家”、“最具升值潜力十大书法家、十大国画家”等等各项排名争相出炉，著名书画家作品更是一字难求，数尺天价。
就鉴赏而言，书画史论学术成果迭出，一些专著研究之深、研究之透，动辄数十万字，完全使书画收藏由“把玩”上升为“综括与分析”之“二法”的学问研究。例如，有研究历代题画诗者，如中国传媒大学王韶华副教授就著有《元代题画诗研究》[4]；有研究书画之印并将印论作为专门研究领域，而与历代“书论”“画论”比肩者，如南京艺术学院黄惇《中国印论类编》[5] 等，可谓提升了书画艺术本身的学术之品味，锻造了国人书画艺术鉴赏之审美神经。
就消费而言，各种专业博物馆、拍卖场、画廊等不胜枚举，各种普及类读物、理论专著层出不穷，如《艺术品投资指南》[6]者，进行理论分析、实战列举等，可谓周翔，拓展了消费群体……
但是，毋庸讳言，全媒体信息扩大了书画艺术的消费群体，也消磨着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兴趣。例如，尽管就学习书画者、收藏爱好者总体人数而言，自是历朝难及，但就总人数与书画爱好者之比例而言，在当下全媒体时代，仅是汉字书写键盘录入拼音化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就很难促使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喜好书法蔚然而成风气。
其次，全媒体信息的超饱和存在，在一定程度而言，消解了书画艺术的艺术性，消解了书画艺术信息的公信力，消解了民众的文化适应性。书画艺术市场的不安全性与这三种现象息息相关。现分述如下。
就书画艺术信息的艺术性而言，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较多地强调了书画艺术作品的商品性，而消解了书画艺术立身之本即艺术性。例如，一些网站也有一些鉴赏常识的普及、收藏方法的介绍，但是始终还是做了太多的商品介绍的内容。如“书法第一网”官方服务平台宣称：“为您免费进行书法、书画作品宣传，每日推送有价值的书法创作理论文章、挥毫必备资料、学书教程、名家名作欣赏等精选内容”。这里艺术性和商品性其二者就没有有意识的“二重性”定位。倘若增强艺术性意识，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福音。只有将“艺术性定位”提升至第一位，至少与“商品性定位”二者不可偏废，“第一网”方能名副其实而当之无愧。但是，如下图所示，诸如对“十大天价书法”的介绍，夺人眼球者当时“万元”前的数字，而没有对这十大作品的美学特征、历史渊源，进而所形成的收藏价值作简单的介绍。当然，也就使一般的书法爱好者难明就里。
第三，全媒体干预甚至主导了书画艺术价值判断。全媒体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而全球化的最大危机就是文化危机，这种危机的主要表现就是文化的同质化。而一旦文化没有被强势媒体“同质”，极易造成文明的冲突。关于意识形态差异所带来的文明冲突可以参看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8]。该书根据解密文件以及一些私人档案材料和对文化冷战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冷战高潮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一项秘密文化宣传计划：“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等。”[9] 如果真如书中披露的那样，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在中情局授意下，大量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作品，以此摧毁古典和现代经典艺术，“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那么，在当下全媒体时代，无孔不入的书画艺术市场信息当然可以成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君不见，我们一些早有公论的优秀的书画作品，在国外书画市场受到无情打压，而一些“新锐”书画艺术家却在国外屡屡“获奖”，并在书画市场上获得国外买家“青睐”。这样一来，一些没有欣赏“法眼”、创作“定力”的艺术家们对自己民族的美学特征和创作手法产生了怀疑，而不得不追随于那些“新锐”的书画艺术家的“赵公元帅”的指挥棒下。因而实现了他们推崇的口号：“好的宣传就是看上去不像宣传。”[10] 而这，恰好又是全媒体时代的书画艺术市场安全隐忧的又一例证。
注 释
[1] 张金尧，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史论。
[2]《童子问易》，任国杰 ，人民出版社 ，2013 版，第273页。
[3] 参见《艺术的阴谋》，河清，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4]《元代题画诗研究》，王韶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
[5]《中国印论类编》，黄惇，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12月。
[6]《艺术品投资指南》，祝君波，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6月。
[7] 参见《中国留美大学生学业和文化适应性问题研究》一文，董庆文，陈迅，《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7期第48—52页。
[8]《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年4月第一版
[9]《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年4月第一版，第2页。
[10]《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年4月第一版，第1页。
2013年5月，印度出台《国家网络安全策略》，目标是“安全可信的计算机环境”。
2013年6月，日本出台《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网络安全立国”。
2014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又宣布启动美国《网络安全框架》。
2014年2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探讨建立欧洲独立互联网，拟从战略层面绕开美国以强化数据安全。欧盟三大领导机构明确，在2014年底通过欧洲数据保护改革方案。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
为何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段，上述各国均纷纷出台网络安全战略，并成立机构以确保实施？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各国均认识到“网络很重要，网络不安全”！因此，接轨国际，建设坚固可靠的国家网络安全体系，是中国必须作出的战略选择。而身处以网络为主要通道的新媒体以及传统媒体并没有消褪的全媒体时代，中国书画艺术市场充满着机遇，当然也充满着安全隐患。以往，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艺术阴谋”论[3]，对那些“宣扬什么都是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门类的界限消失；市场投机性，理论家、拍卖行、媒体轮番爆炒，艺术作品的价格随之疯狂飙升”等等现象保持了应有的警惕。虽说这些“阴谋”的根源较为久远，但是不能不说这也会是当下全媒体时代的艺术市场安全性的隐忧。
首先，全媒体信息扩大了书画艺术的消费群体，也消磨着人们对书画艺术的兴趣。毫无疑问，在全媒体时代，关于书画的创作、流通、鉴赏、消费、批评等各种资讯均超饱和存在于各种媒体之中，略微分而述之。
就创作而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传诸于后世，“篆隶楷行草”历经诸朝而各放异彩，而在全媒体时代，书家互相切磋技艺，“五体”争奇斗艳。可以想见，当世习书者折服于汉字书法之特有美学品格、民族气派，从学习书画者、收藏爱好者总体人数而言，自是历朝难及。
就流通而言，盛世之中，百姓富足，书画把玩之风盛行，“最具影响力十大书法家、十大国画家”、“最具升值潜力十大书法家、十大国画家”等等各项排名争相出炉，著名书画家作品更是一字难求，数尺天价。
就鉴赏而言，书画史论学术成果迭出，一些专著研究之深、研究之透，动辄数十万字，完全使书画收藏由“把玩”上升为“综括与分析”之“二法”的学问研究。例如，有研究历代题画诗者，如中国传媒大学王韶华副教授就著有《元代题画诗研究》[4]；有研究书画之印并将印论作为专门研究领域，而与历代“书论”“画论”比肩者，如南京艺术学院黄惇《中国印论类编》[5] 等，可谓提升了书画艺术本身的学术之品味，锻造了国人书画艺术鉴赏之审美神经。
就消费而言，各种专业博物馆、拍卖场、画廊等不胜枚举，各种普及类读物、理论专著层出不穷，如《艺术品投资指南》[6]者，进行理论分析、实战列举等，可谓周翔，拓展了消费群体……
但是，毋庸讳言，全媒体信息扩大了书画艺术的消费群体，也消磨着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兴趣。例如，尽管就学习书画者、收藏爱好者总体人数而言，自是历朝难及，但就总人数与书画爱好者之比例而言，在当下全媒体时代，仅是汉字书写键盘录入拼音化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就很难促使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喜好书法蔚然而成风气。
其次，全媒体信息的超饱和存在，在一定程度而言，消解了书画艺术的艺术性，消解了书画艺术信息的公信力，消解了民众的文化适应性。书画艺术市场的不安全性与这三种现象息息相关。现分述如下。
就书画艺术信息的艺术性而言，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较多地强调了书画艺术作品的商品性，而消解了书画艺术立身之本即艺术性。例如，一些网站也有一些鉴赏常识的普及、收藏方法的介绍，但是始终还是做了太多的商品介绍的内容。如“书法第一网”官方服务平台宣称：“为您免费进行书法、书画作品宣传，每日推送有价值的书法创作理论文章、挥毫必备资料、学书教程、名家名作欣赏等精选内容”。这里艺术性和商品性其二者就没有有意识的“二重性”定位。倘若增强艺术性意识，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福音。只有将“艺术性定位”提升至第一位，至少与“商品性定位”二者不可偏废，“第一网”方能名副其实而当之无愧。但是，如下图所示，诸如对“十大天价书法”的介绍，夺人眼球者当时“万元”前的数字，而没有对这十大作品的美学特征、历史渊源，进而所形成的收藏价值作简单的介绍。当然，也就使一般的书法爱好者难明就里。
第三，全媒体干预甚至主导了书画艺术价值判断。全媒体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而全球化的最大危机就是文化危机，这种危机的主要表现就是文化的同质化。而一旦文化没有被强势媒体“同质”，极易造成文明的冲突。关于意识形态差异所带来的文明冲突可以参看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8]。该书根据解密文件以及一些私人档案材料和对文化冷战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冷战高潮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一项秘密文化宣传计划：“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等。”[9] 如果真如书中披露的那样，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在中情局授意下，大量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作品，以此摧毁古典和现代经典艺术，“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那么，在当下全媒体时代，无孔不入的书画艺术市场信息当然可以成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君不见，我们一些早有公论的优秀的书画作品，在国外书画市场受到无情打压，而一些“新锐”书画艺术家却在国外屡屡“获奖”，并在书画市场上获得国外买家“青睐”。这样一来，一些没有欣赏“法眼”、创作“定力”的艺术家们对自己民族的美学特征和创作手法产生了怀疑，而不得不追随于那些“新锐”的书画艺术家的“赵公元帅”的指挥棒下。因而实现了他们推崇的口号：“好的宣传就是看上去不像宣传。”[10] 而这，恰好又是全媒体时代的书画艺术市场安全隐忧的又一例证。
注 释
[1] 张金尧，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史论。
[2]《童子问易》，任国杰 ，人民出版社 ，2013 版，第273页。
[3] 参见《艺术的阴谋》，河清，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4]《元代题画诗研究》，王韶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
[5]《中国印论类编》，黄惇，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12月。
[6]《艺术品投资指南》，祝君波，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6月。
[7] 参见《中国留美大学生学业和文化适应性问题研究》一文，董庆文，陈迅，《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7期第48—52页。
[8]《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年4月第一版
[9]《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年4月第一版，第2页。
[10]《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年4月第一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