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阿忆：本名周亿军，1964年4月10日出生，北京通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现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担任主持人。
1985年秋大，凡是中文系的老生，大概都知道了有个东北来的新生，名叫储福军。原因是他真真切切，不耻下问，毫无北大学生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气。无数次，我被他在水房里、厕所中、楼道间问个不停。后来，他得知我在法律系听课，就连那边的事，他也想知道，而且常常在大热天里，钻进我的蚊帐。他乐于助人，也像他酷爱提问—样，很是知名。
后来，我常在校园传抄的诗集中看到“戈麦”的名字。戈麦的诗，写得很多，意象当然先进，但坦率地说，没有一首是我喜欢的。我只是十分羡慕那些不断写诗的人。事实上，那时的诗已蜕化为少数精神贵族的田园，其中的耕耘毫无利益可言，因此我喜欢这个叫“戈麦”的人。
我没有想到，戈麦就是储福军。我很难相信，一个热情澎湃而乐于助人的人，在诗的领域里，竟是百断愁肠。
我辞掉公职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时常回北大坐坐。有一次，我正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喝茶，储福军闯了进来，高声通报一位同学病故，将由他召集遣障会。这个时候，储福军也已毕业，但和许多北大学子一样，喜欢时常回校看看。一年后，我在另一间宿舍喝茶，储福军又闯了进来，高声报告另一位同学在成都与歹徒搏斗，遇刺身亡。他要召集大家，再开一次追悼会。
整整一年后，我正在家中写《青春的敌人》，我们班的诗人王清平打来电话，说戈麦投水自尽了，问我参加不参加追悼会。我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去。
如果我不亲眼见到他进入火葬场，感觉上，他会一直活着。
我不能相信，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怎么会死！
我又怎能相信呢？
北大经济学院在我上学时，只是经济系。现在的经济管理系，当年只是经济系的—个专业。当时经济管理专业有—个大名鼎鼎的活跃分子，名叫葛维列。
葛维列的眼镜度数一定不浅，因此显得眼珠略略凸起。我和他认识，是在校团委。我在宣传部当常务副部长，他在社团部当副部长。毕业后，我自告奋勇，去了经济前线，在残疾人占54%的北京大宝化妆品集团做总经理助理，他却十平八稳，留了校，在团委任社会实践部部长。
90年代一过，我决计离开商海，回到文化圈儿施展拳脚，葛维列却在此时离开北大，去美国读MBA，回国后投入商潮，创办了“中帝公司”。
我们再次会合是因为我和同班同学宓鸿在北京电台主持直播节目《京华人物访谈》，我们急需访谈对象，而葛维列因为把美国硅谷的一种高妙的股市仿真培训模式原封不动地扫例了中国，一下子成了各报头版的新闻人物。
直播结束后，葛维列请吃饭，大家议论纷纷，涉及北京电台16点至18点为什么会空置无节目，那时段，股市刚刚收盘。葛维列决定投巨资，开发这个空白时段，于是就有了今天京津股民每日必听的《今日财经》。
《今日财经》后来如何运营，我几乎一点不知，只是在直播间经常碰到宓鸿和葛维列。那时，我已经转到午夜节目《人生热线》，后来又脱身给《女友》杂志写专栏，再后来被央视弄去。葛维列的消息就越来越少了，但听说，他的摊子越铺越大，情况喜人。
90年代过后，北大团委的主要官员大多辞职经商，而且很快都成了叱咤风云的巨商。我在《人生热线》时，曾专门为他们敞了一星期的热线特别直播，即《儒商夜淡》，葛维列是所谓“北大儒商”中分量很重的—个。
1995年，《女友》杂志全文转载了这次令在校学子欢欣鼓舞的谈话。第2年，《读者》杂志决定从《女友》摘转此文，要我给每位儒商的讲话起个题目。我给葛维列的那篇采访起名为《怀揣梦想》。但实际上，此时的葛维列，已负债6000万，中帝公司被迫放弃《今日财经》经营。
1996年深冬，我接到《读者》杂志寄来的样刊，我正在重看葛维列的《怀揣梦想》，宓鸿惶惶打来电话，说葛维列已在北京官园宾馆吞大量安眠药自尽了。
我相信，在所有北大出来的巨富中，葛维列头脑中涉及奢华的意识最少。他的全部想法只是干成几桩大事。他是这些人里唯一一位没有购买私人汽车的人。
过去，从学五食堂北侧向西，有一条通向货运场的小路。每年新生入学，行李就是从这条小路，用三轮车，拉到本科生宿舍的。奇怪的是，我入学那年，没有接站的老生。于是，我就像老生一样，在一连几天的细雨中，一趟一趟为同班新生拉行李。新生们总是远远跟着，只有一个胖女孩，在车后奋力助推。她就是我们班的舒春儿。
老实说，这个班让我失望透了。大家都很沉闷，毫无集体意识。能让我喜欢的只有少数几个，舒春儿就是其中一位。几天后，我拿着自己的相机和胶卷，带着大家去西校门拍入学照。大家依然三三两两，彼此离得很远。舒春儿跑到我身边问：“你是不是很伤心？没有关系，让我来改造他们！”说完，扭搭扭搭跑远了。
4年级时，我们班的确成了彼此温暖的集体。不夸张地说，舒春儿功不可没。每次开班会，大家多是站在一边观望，畏缩不前，总是舒春儿左右摇摆，奋力跳舞。她的舞，跳得不好，但让我十分感动。
舒春儿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那种女孩子。她不大专心学业，倒十分精于烹饪，做菜又香又快。我们班53个兄弟姐妹，都吃过她的佳肴。后来，她与物理系高年级学生谈恋爱，毕业后就势嫁给了他。他被我们班男生戏称为“舒妹夫”。我和舒妹夫很快成了莫逆，经常在一起酒肉穿肠，烟雾缭绕，吃的当然是舒春儿烧的饭菜。
舒妹夫毕业后，留在校团委，做了政策研究室的专职主任。像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两人饥寒交迫，却恩爱有加。舒宅成了北大团伙的集散地。那时，最让人吃惊的是，舒春儿竞从一个胖女孩，蜕变成了窈窕女子。
90年代过后，舒妹夫跳入商海，他们的日子因为富裕开始颠沛流离。先是舒妹夫赴香港长训，舒春儿在北京守身。后是舒妹夫调往新加坡，接舒春儿同住，双双换了绿卡。
但仅仅1年，舒春儿就郁郁寡欢，充满心事地只身回到了北京。她还像从前一样，盼望的还是同学们能时常聚会。不同的是，她好像有好多话都窝在心里，希望通过同学亲情来冲淡它。遗憾的是，老同学们都已过了30岁，正是事业上拼命的季节，没人抽得出时间来陪她。
1997年元旦前，老同学曹永平说，石景山有个拜佛的好去处。舒春儿便强烈要求我载着他们同去。出来时，舒春儿沉默不语，一脸严肃。以后，我们便再没见过。中间她分别呼过我们，但大家都太忙。事后问起来，我们中竟没有—个人给她回过电话。不久，她返回了新加坡，去找舒妹夫。舒妹夫恰在内地出差，让舒春儿扑了空。
1997年3月的一天，新加坡警察发现舒春儿在宾馆里已悬梁自尽。此时，舒妹夫仍在福建办事。舒春儿举目无亲，死的时候，一定是孤独极了。
突然接到丧讯电话的时候，我正准备从家中返回央视驻地，不知缘何平添一股怒火，我开着吉普车，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上狂驰，泪水不断打在方向盘上。我敢肯定，如果我们不管谁抽出哪怕一点点时间，给她一点点关爱，她也绝不会死！我跑上专家公寓的阳台，听滚滚车潮，眺望着万家灯火，冥想着那个曾在三轮车后助我一臂之力的女孩子。秋天的细雨曾经沾湿她的头发，她曾奋力跳舞，曾在炉火边忙前跑后，常常是同学们都已酒足饭饱，她还没有上桌儿……
当我从噩梦中一天天醒来，再遇到北大同学呼我，我一律火速回复，不敢怠慢。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此，我们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点漠视便可以瓦解他的生命。
1985年秋大，凡是中文系的老生，大概都知道了有个东北来的新生，名叫储福军。原因是他真真切切，不耻下问，毫无北大学生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气。无数次，我被他在水房里、厕所中、楼道间问个不停。后来，他得知我在法律系听课，就连那边的事，他也想知道，而且常常在大热天里，钻进我的蚊帐。他乐于助人，也像他酷爱提问—样，很是知名。
后来，我常在校园传抄的诗集中看到“戈麦”的名字。戈麦的诗，写得很多，意象当然先进，但坦率地说，没有一首是我喜欢的。我只是十分羡慕那些不断写诗的人。事实上，那时的诗已蜕化为少数精神贵族的田园，其中的耕耘毫无利益可言，因此我喜欢这个叫“戈麦”的人。
我没有想到，戈麦就是储福军。我很难相信，一个热情澎湃而乐于助人的人，在诗的领域里，竟是百断愁肠。
我辞掉公职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时常回北大坐坐。有一次，我正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喝茶，储福军闯了进来，高声通报一位同学病故，将由他召集遣障会。这个时候，储福军也已毕业，但和许多北大学子一样，喜欢时常回校看看。一年后，我在另一间宿舍喝茶，储福军又闯了进来，高声报告另一位同学在成都与歹徒搏斗，遇刺身亡。他要召集大家，再开一次追悼会。
整整一年后，我正在家中写《青春的敌人》，我们班的诗人王清平打来电话，说戈麦投水自尽了，问我参加不参加追悼会。我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去。
如果我不亲眼见到他进入火葬场，感觉上，他会一直活着。
我不能相信，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怎么会死！
我又怎能相信呢？
北大经济学院在我上学时，只是经济系。现在的经济管理系，当年只是经济系的—个专业。当时经济管理专业有—个大名鼎鼎的活跃分子，名叫葛维列。
葛维列的眼镜度数一定不浅，因此显得眼珠略略凸起。我和他认识，是在校团委。我在宣传部当常务副部长，他在社团部当副部长。毕业后，我自告奋勇，去了经济前线，在残疾人占54%的北京大宝化妆品集团做总经理助理，他却十平八稳，留了校，在团委任社会实践部部长。
90年代一过，我决计离开商海，回到文化圈儿施展拳脚，葛维列却在此时离开北大，去美国读MBA，回国后投入商潮，创办了“中帝公司”。
我们再次会合是因为我和同班同学宓鸿在北京电台主持直播节目《京华人物访谈》，我们急需访谈对象，而葛维列因为把美国硅谷的一种高妙的股市仿真培训模式原封不动地扫例了中国，一下子成了各报头版的新闻人物。
直播结束后，葛维列请吃饭，大家议论纷纷，涉及北京电台16点至18点为什么会空置无节目，那时段，股市刚刚收盘。葛维列决定投巨资，开发这个空白时段，于是就有了今天京津股民每日必听的《今日财经》。
《今日财经》后来如何运营，我几乎一点不知，只是在直播间经常碰到宓鸿和葛维列。那时，我已经转到午夜节目《人生热线》，后来又脱身给《女友》杂志写专栏，再后来被央视弄去。葛维列的消息就越来越少了，但听说，他的摊子越铺越大，情况喜人。
90年代过后，北大团委的主要官员大多辞职经商，而且很快都成了叱咤风云的巨商。我在《人生热线》时，曾专门为他们敞了一星期的热线特别直播，即《儒商夜淡》，葛维列是所谓“北大儒商”中分量很重的—个。
1995年，《女友》杂志全文转载了这次令在校学子欢欣鼓舞的谈话。第2年，《读者》杂志决定从《女友》摘转此文，要我给每位儒商的讲话起个题目。我给葛维列的那篇采访起名为《怀揣梦想》。但实际上，此时的葛维列，已负债6000万，中帝公司被迫放弃《今日财经》经营。
1996年深冬，我接到《读者》杂志寄来的样刊，我正在重看葛维列的《怀揣梦想》，宓鸿惶惶打来电话，说葛维列已在北京官园宾馆吞大量安眠药自尽了。
我相信，在所有北大出来的巨富中，葛维列头脑中涉及奢华的意识最少。他的全部想法只是干成几桩大事。他是这些人里唯一一位没有购买私人汽车的人。
过去，从学五食堂北侧向西，有一条通向货运场的小路。每年新生入学，行李就是从这条小路，用三轮车，拉到本科生宿舍的。奇怪的是，我入学那年，没有接站的老生。于是，我就像老生一样，在一连几天的细雨中，一趟一趟为同班新生拉行李。新生们总是远远跟着，只有一个胖女孩，在车后奋力助推。她就是我们班的舒春儿。
老实说，这个班让我失望透了。大家都很沉闷，毫无集体意识。能让我喜欢的只有少数几个，舒春儿就是其中一位。几天后，我拿着自己的相机和胶卷，带着大家去西校门拍入学照。大家依然三三两两，彼此离得很远。舒春儿跑到我身边问：“你是不是很伤心？没有关系，让我来改造他们！”说完，扭搭扭搭跑远了。
4年级时，我们班的确成了彼此温暖的集体。不夸张地说，舒春儿功不可没。每次开班会，大家多是站在一边观望，畏缩不前，总是舒春儿左右摇摆，奋力跳舞。她的舞，跳得不好，但让我十分感动。
舒春儿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那种女孩子。她不大专心学业，倒十分精于烹饪，做菜又香又快。我们班53个兄弟姐妹，都吃过她的佳肴。后来，她与物理系高年级学生谈恋爱，毕业后就势嫁给了他。他被我们班男生戏称为“舒妹夫”。我和舒妹夫很快成了莫逆，经常在一起酒肉穿肠，烟雾缭绕，吃的当然是舒春儿烧的饭菜。
舒妹夫毕业后，留在校团委，做了政策研究室的专职主任。像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两人饥寒交迫，却恩爱有加。舒宅成了北大团伙的集散地。那时，最让人吃惊的是，舒春儿竞从一个胖女孩，蜕变成了窈窕女子。
90年代过后，舒妹夫跳入商海，他们的日子因为富裕开始颠沛流离。先是舒妹夫赴香港长训，舒春儿在北京守身。后是舒妹夫调往新加坡，接舒春儿同住，双双换了绿卡。
但仅仅1年，舒春儿就郁郁寡欢，充满心事地只身回到了北京。她还像从前一样，盼望的还是同学们能时常聚会。不同的是，她好像有好多话都窝在心里，希望通过同学亲情来冲淡它。遗憾的是，老同学们都已过了30岁，正是事业上拼命的季节，没人抽得出时间来陪她。
1997年元旦前，老同学曹永平说，石景山有个拜佛的好去处。舒春儿便强烈要求我载着他们同去。出来时，舒春儿沉默不语，一脸严肃。以后，我们便再没见过。中间她分别呼过我们，但大家都太忙。事后问起来，我们中竟没有—个人给她回过电话。不久，她返回了新加坡，去找舒妹夫。舒妹夫恰在内地出差，让舒春儿扑了空。
1997年3月的一天，新加坡警察发现舒春儿在宾馆里已悬梁自尽。此时，舒妹夫仍在福建办事。舒春儿举目无亲，死的时候，一定是孤独极了。
突然接到丧讯电话的时候，我正准备从家中返回央视驻地，不知缘何平添一股怒火，我开着吉普车，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上狂驰，泪水不断打在方向盘上。我敢肯定，如果我们不管谁抽出哪怕一点点时间，给她一点点关爱，她也绝不会死！我跑上专家公寓的阳台，听滚滚车潮，眺望着万家灯火，冥想着那个曾在三轮车后助我一臂之力的女孩子。秋天的细雨曾经沾湿她的头发，她曾奋力跳舞，曾在炉火边忙前跑后，常常是同学们都已酒足饭饱，她还没有上桌儿……
当我从噩梦中一天天醒来，再遇到北大同学呼我，我一律火速回复，不敢怠慢。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此，我们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点漠视便可以瓦解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