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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告别谬误的过程
记者：您以前写过一本书叫《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提出中医的很多诊法还保留着巫术的痕迹。这次和方舟子的对话中，您也说过：“我刚入门中医的时候，有着和方舟子一样的看法。”从那时到现在的观念转变是怎么获得的？
何裕民：鲁迅曾经在他的文章里谈到过，他小时候父亲得病了，中医给他开的方子要用的药引子是一对原配的蟋蟀，这件事情成了人们指责中医的证据。其实这是当时那位医生给自己预留的退路，假如你这个病治不好的话，他可以说你这个药引子找的不对……这种欠缺实证的东西其实是中医的糟粕。但随着这种批评，中医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去糟粕、留精华的过程。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告别谬误的过程，这是恩格斯说的，西医也同样。
比如关于激素的认识，60年代风行的“塞里”学说使人们滥用激素，以至成为祸害。关于抗生素认识也一样，人们认识到抗生素意义的同时也意识到滥用的恶果。西方医学在很多地方，大胆地告别了过去的错误，所以进步较快。中医的确有一个怎样大胆地和过去保持某种距离的问题。不要认为古人记载的都是好的，今天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方子可能就不太适合今天的人群了，需要新的总结，进行临床检验。既然是科学，就应该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来对待，而科学精神中核心的就是质疑、综合与创新。
另外中医人还需要自信，不要对自己的传统也是摇摇摆摆的，好像西方医学说得有道理，然后摆到那边去。我觉得随着整体水平的提高，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有很多问题，应该很自信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当然，这要建立在把过去一些不值得一提的、或者已经证明是谬误的东西，大胆舍弃的基础之上。
中医理论：寻找第三条途径的突破
记者：记得您曾说过中医理论是“一个苦涩的酸果”，那么这个“酸果”能不能变甜呢？
何裕民：中医要在自我批判中走出夹缝。中医理论有着众多缺陷，但她又有着丰富的实用价值，包括相当的科学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医理论称之为“一个苦涩的酸果”。由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是观察经验加哲学思辨，是以大量的经验为依据，凭直观外推、心悟、灵感等非逻辑思维或者不太严谨的取类比象，一下子跳到理论，其间并无严格的逻辑归纳或演绎，更无严谨的实验检验。因此，中医理论有着涵容性极大，理论偏向模糊、笼统，过度注重整体和功能的概括，忽略了对结构、细节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范畴存在着意会性、非确指性等模糊的特点。在天人相应等观念的指导下，在许多方面夸大了自然界的同一性，并有把不同事物和现象背后的规律混淆在一起的诸多缺陷，甚至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荒唐结论。
基于以上的思考，对中医理论既不能简单地摈弃，也不能盲目地弘扬。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两极之间寻找第三条途径，那就是：解析传统理论范式，以现代科学精神为主导，结合实证研究，重建中医理论的范式。具体就是对原有中医概念的解析批判以及对原有理论体系的解析批判。而目的就是对传统理论进行理性的重新识读和再发现。
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博士曾说过，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奖的肯定在中医领域。我想，谁能在中医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并取得突破，谁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摘取诺贝尔大奖的人。
中医发展决不能局限在游泳池里，而应该深入江河湖海
记者：与日本、韩国在复兴传统医学方面的不遗余力及所取得的效果相比，目前中医在我国的处境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内忧方面，面临后继乏人、质量参差、信仰缺失（学中医的人不信中医）等问题。外患方面，譬如我国的中药处方有1000多种被外国抢先注册；又如日本医学权威大敬节在弥留之际对其弟子说：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
何裕民：中医的生存危机客观存在，包括“国内现在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这样的数据也是真实可信的。中医的发展遭遇“瓶颈”，出现低谷，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性现象，与转型时期社会风气浮躁、急功近利心态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目前，中医界有几个突出的问题需要正视。首先，中医人才的培养存在问题。我们的教育模式借鉴的是西医院校的那一套，批量生产，这对于需要传统文化根基、需要临床经验积累的中医而言是一个致命伤。在培养中医传人方面，我们现在多学校课堂教育，少传统师徒帮带。其次，现在很多综合性的中医院，采用统一模式管理，讲求经济效益，这本身就是个问题。第三，在对待中西医的态度问题上，有些观念需要扭转。比如有人认为西医能治百病，中医只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其实，在急诊抢救方面西医固然是强项，但在很多小毛病（如感冒）以及一些常见病（如肿瘤、高血压、冠心病等）的治疗方面，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在“治病”方面，或许中医不敌西医；但在调整状态方面，西医不敌中医。中西医各有优势，完全可以协同作战，没有必要剑拔弩张，全面抗衡。最后，学习中医一定要心态平和。我常对学生说，中医是个“煲”，要慢慢熬，才有味道。
记者：这次争论的背后凸显的问题不仅引起了普通百姓及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已经引起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当务之急是否如一些专家所言，要制定中医药的国际标准，进行立法规范？
何裕民：给中医立标准、立法，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从政策角度，不仅要在基础研究方面舍得投入，对于重大科研项目给予全力支持，同时在实用技术方面鼓励中医（院）大胆地深入群众。不能用西医的评判标准来评价中医，不能把所有东西纳入一个考核体系。并不是“大”医院才是好医院。在中医界，好的医生往往不在大医院，这是由中医的文化特点决定的。人性化治疗，更贴近民众。中医要有大发展，决不能局限在游泳池里，而应该深入江河湖海。一个地方应该有几家核心医院，更多的应该发展小型的社区医院。从中医自身的发展看，应该在基础研究中体现实力和价值，应该放开临床实践，鼓励探索创新。比如前阵子上海针麻手术的再度成功应用，就是中医临床的开拓之举，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同时，应该拓展中医药生存新空间。今后中医可能不仅局限于治病，还应对亚健康等病前状态实施干预，对病后虚弱的身体进行调理，以维护健康，增进健康为目标。这几块结合在一起，才是中医的发展之道。
（完）
〖编辑：迟昊〗
记者：您以前写过一本书叫《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提出中医的很多诊法还保留着巫术的痕迹。这次和方舟子的对话中，您也说过：“我刚入门中医的时候，有着和方舟子一样的看法。”从那时到现在的观念转变是怎么获得的？
何裕民：鲁迅曾经在他的文章里谈到过，他小时候父亲得病了，中医给他开的方子要用的药引子是一对原配的蟋蟀，这件事情成了人们指责中医的证据。其实这是当时那位医生给自己预留的退路，假如你这个病治不好的话，他可以说你这个药引子找的不对……这种欠缺实证的东西其实是中医的糟粕。但随着这种批评，中医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去糟粕、留精华的过程。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告别谬误的过程，这是恩格斯说的，西医也同样。
比如关于激素的认识，60年代风行的“塞里”学说使人们滥用激素，以至成为祸害。关于抗生素认识也一样，人们认识到抗生素意义的同时也意识到滥用的恶果。西方医学在很多地方，大胆地告别了过去的错误，所以进步较快。中医的确有一个怎样大胆地和过去保持某种距离的问题。不要认为古人记载的都是好的，今天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方子可能就不太适合今天的人群了，需要新的总结，进行临床检验。既然是科学，就应该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来对待，而科学精神中核心的就是质疑、综合与创新。
另外中医人还需要自信，不要对自己的传统也是摇摇摆摆的，好像西方医学说得有道理，然后摆到那边去。我觉得随着整体水平的提高，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有很多问题，应该很自信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当然，这要建立在把过去一些不值得一提的、或者已经证明是谬误的东西，大胆舍弃的基础之上。
中医理论：寻找第三条途径的突破
记者：记得您曾说过中医理论是“一个苦涩的酸果”，那么这个“酸果”能不能变甜呢？
何裕民：中医要在自我批判中走出夹缝。中医理论有着众多缺陷，但她又有着丰富的实用价值，包括相当的科学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医理论称之为“一个苦涩的酸果”。由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是观察经验加哲学思辨，是以大量的经验为依据，凭直观外推、心悟、灵感等非逻辑思维或者不太严谨的取类比象，一下子跳到理论，其间并无严格的逻辑归纳或演绎，更无严谨的实验检验。因此，中医理论有着涵容性极大，理论偏向模糊、笼统，过度注重整体和功能的概括，忽略了对结构、细节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范畴存在着意会性、非确指性等模糊的特点。在天人相应等观念的指导下，在许多方面夸大了自然界的同一性，并有把不同事物和现象背后的规律混淆在一起的诸多缺陷，甚至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荒唐结论。
基于以上的思考，对中医理论既不能简单地摈弃，也不能盲目地弘扬。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两极之间寻找第三条途径，那就是：解析传统理论范式，以现代科学精神为主导，结合实证研究，重建中医理论的范式。具体就是对原有中医概念的解析批判以及对原有理论体系的解析批判。而目的就是对传统理论进行理性的重新识读和再发现。
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博士曾说过，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奖的肯定在中医领域。我想，谁能在中医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并取得突破，谁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摘取诺贝尔大奖的人。
中医发展决不能局限在游泳池里，而应该深入江河湖海
记者：与日本、韩国在复兴传统医学方面的不遗余力及所取得的效果相比，目前中医在我国的处境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内忧方面，面临后继乏人、质量参差、信仰缺失（学中医的人不信中医）等问题。外患方面，譬如我国的中药处方有1000多种被外国抢先注册；又如日本医学权威大敬节在弥留之际对其弟子说：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
何裕民：中医的生存危机客观存在，包括“国内现在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这样的数据也是真实可信的。中医的发展遭遇“瓶颈”，出现低谷，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性现象，与转型时期社会风气浮躁、急功近利心态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目前，中医界有几个突出的问题需要正视。首先，中医人才的培养存在问题。我们的教育模式借鉴的是西医院校的那一套，批量生产，这对于需要传统文化根基、需要临床经验积累的中医而言是一个致命伤。在培养中医传人方面，我们现在多学校课堂教育，少传统师徒帮带。其次，现在很多综合性的中医院，采用统一模式管理，讲求经济效益，这本身就是个问题。第三，在对待中西医的态度问题上，有些观念需要扭转。比如有人认为西医能治百病，中医只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其实，在急诊抢救方面西医固然是强项，但在很多小毛病（如感冒）以及一些常见病（如肿瘤、高血压、冠心病等）的治疗方面，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在“治病”方面，或许中医不敌西医；但在调整状态方面，西医不敌中医。中西医各有优势，完全可以协同作战，没有必要剑拔弩张，全面抗衡。最后，学习中医一定要心态平和。我常对学生说，中医是个“煲”，要慢慢熬，才有味道。
记者：这次争论的背后凸显的问题不仅引起了普通百姓及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已经引起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么，当务之急是否如一些专家所言，要制定中医药的国际标准，进行立法规范？
何裕民：给中医立标准、立法，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从政策角度，不仅要在基础研究方面舍得投入，对于重大科研项目给予全力支持，同时在实用技术方面鼓励中医（院）大胆地深入群众。不能用西医的评判标准来评价中医，不能把所有东西纳入一个考核体系。并不是“大”医院才是好医院。在中医界，好的医生往往不在大医院，这是由中医的文化特点决定的。人性化治疗，更贴近民众。中医要有大发展，决不能局限在游泳池里，而应该深入江河湖海。一个地方应该有几家核心医院，更多的应该发展小型的社区医院。从中医自身的发展看，应该在基础研究中体现实力和价值，应该放开临床实践，鼓励探索创新。比如前阵子上海针麻手术的再度成功应用，就是中医临床的开拓之举，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同时，应该拓展中医药生存新空间。今后中医可能不仅局限于治病，还应对亚健康等病前状态实施干预，对病后虚弱的身体进行调理，以维护健康，增进健康为目标。这几块结合在一起，才是中医的发展之道。
（完）
〖编辑：迟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