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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通的作息方式很特别，他每天凌晨两点多起床作画，一直画到天亮。白天如果困了，他就坐在椅子上稍微眯上几分钟。“我知道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会命短，但是已经养成习惯，改不掉了。”
对于刘以通来说，作画似乎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从小喜欢画画到现在，已经画了几十年，不画画的时候就像掉了魂一样，不是这边酸，就是那边痛。”刘以通说，“画画不只是我的爱好，已经是我后半生的生命了。”梦幻戛纳
刘以通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携作品走进法国戛纳的艺术殿堂。对于已经年过花甲的他来说，这次戛纳的艺术之旅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一般，令他毕生难以忘怀。
2012年11月，机缘巧合，刘以通的一幅画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大皇宫举办的“大写的艺术”画展，受到很多国外艺术家和海外媒体的关注。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了解情况后，决定在第二年的戛纳电影节期间，为刘以通举办个人画展。
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分管中法文化交流的秘书长金真辰说，当她看到刘以通的作品时，被这种独特的技法所震撼，她觉得这样的作品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因此策划组织了刘以通在戛纳电影节期间的画展。
2013年3月21日，金真辰带着工作人员来到刘以通家，准备帮他从上百幅作品中挑选出一些代表作参展。“我们之前都没见过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我家看一下才放心。”刘以通说。
看到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对自己的画展如此重视，刘以通心里生出一些顾虑。“在国外举办画展，我很担心他们不能欣赏我的画。如果失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帮助我的人。”刘以通说，为了让自己能够成功举办画展，石狮当地政府部门和刘氏宗亲纷纷出资赞助，这样的举动令他倍感压力。
2013年5月初，在金真辰和石狮市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刘以通搭上了前往法国巴黎的飞机。刘以通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以前从来没有乘过飞机。坐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的云朵，他禁不住有些害怕。
为了给自己打气，也为了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放心，刘以通十分严肃地对身边的人说：“你们放心吧，这次在戛纳的画展一定会成功的。如果不成功，我就在回来的路上，从飞机的窗户跳下去。”话刚落音，身边的人纷纷笑起来：“刘老师，飞机上的窗户是打不开的。”
2013年5月18日，刘以通于戛纳电影节期间举办的个人“水墨幻象”作品展，在NEEL画廊如期开幕。
这一天，戛纳的天空下着大雨，却并没有浇灭画廊内的热情。100多平方米的画廊，涌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著名导演和明星。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场面，身着唐装的刘以通显得十分拘谨。他站在画廊中，端着高脚杯，看着穿梭在面前的各种肤色的国际友人，仿佛有种做梦的感觉。
“我当时傻乎乎的，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看到面前身高马大的黑人，还以为是电影里的警察，幸好有旁边的人帮我介绍。”刘以通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画展期间，刘以通的“中国水墨幻象艺术”引起了法国、俄罗斯等多家媒体的注意。法国当地电视台称赞刘以通“在戛纳办个人画展，代表中国精神，是中国的骄傲”。这条新闻引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驻法特使扎卡里·米勒的注意。
“米勒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幅画可以画成这样。”刘以通说。随后，扎卡里·米勒专程来到NEEL画廊，邀请刘以通和他同走戛纳电影节红毯。
当天，在此起彼伏的闪光灯和身着华服的国际明星中，刘以通穿着一身灰黑麻布中山服，与扎卡里-米勒及国际名模共同走上红地毯。“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戛纳电影节的红地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以通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闭关17年研究“水墨幻象”
从幼年到现在，刘以通画过很多不同类型的画，但真正让他痴迷的还是自己独创的“水墨幻象画”，这是他闭关17年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风气席卷全国。当时，刘以通靠年画、木刻等作品根本没办法养家糊口，已经成家的他日益感到家庭的重担。1984年，停顿多年的学校已经重新开课，在朋友的建议下，刘以通决定开一家教具厂，加入当地的经商热潮。
“我办教具厂就是专门搞教学画图。”在开办教具厂期间，刘以通手工制作了数百万幅教学画图，这让他从中获取了很多利润。“那个时候做教学画图很赚，一般人一个月的工资是2块钱，而我的一张模具就卖了2块到2块5毛钱。”很快，刘以通在街面上开设了很多分店。
但是这样的好景并没有持续多久。刘以通在朋友鼓动下进军房地产，然而，由于不了解行业信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刘以通就把自己所有的资金以及50多家分店全部赔了进去。从这以后，他便一直待在家里，连大门都不愿意出。
一天上午吃完饭后，刘以通无意中看到了堆积在家中的教具图纸。一向省吃俭用的他觉得，与其让这些图纸废弃着，不如把它们利用起来。于是，他又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中。开办教具厂的经验让他对纸墨性能十分精通，受到纸墨和绘画结合的启发，1990年，刘以通开始着手研究“水墨幻象”。
每天，刘以通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房间里画画。昏暗密封的房间中，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一个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闷得人喘不过气。天气最热的时候，被汗水浸透的刘以通不得不在一天中换5次衣服。“这么多年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身上的汗水了。不管在什么季节，我都不敢把房门打开，因为水墨对风很敏感，只要有一点风进到房间里，整幅画就完了。”
刘以通对“水墨幻象”的痴迷似乎已经到了超乎常人的境界。为了亲眼目睹一幅画风干成形的全过程，他经常会牢牢地守在画旁，连饭都不出去吃。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水墨幻象”技法的逐渐成熟，刘以通的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其他画家相比，刘以通的手完全不像是能够做出艺术作品的手。在他的手上，可以看到一层厚厚的老茧，这是他每天干农活留下的印记。而干这些重活，都是为了锻炼作画时的腕力。除此之外，每个人看到刘以通的右手，都会非常吃惊，他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竟然是同样的长度！“因为我作画不用笔，全靠手指弹画，时间久了，手指就这么被磨平了。”刘以通淡然地说。 2007年，经过17年的闭关苦练，刘以通的“水墨幻象”逐渐受到外界的关注。2008年，目前我国收藏领域唯一一本国家级月刊《中国收藏》，将刘以通的创作正式命名为“水墨幻象画”，并称赞他的绘画“水墨交融，一个个生动而独特的形象：人物、山水、花草、动物无一不被赋予了水的灵性，散发出空灵、缥缈的意象”。
对江青说不
刘以通从小就有绘画天赋，但是由于他出身风水世家，几乎没有可能拜师学习美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他是“牛鬼蛇神的后代”，“成分坏。”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刘以通只能自己照着课本上的插图和小人书描摹。
后来，到了挣工分的年龄，他总是放下手头的农活，躲在田间地头偷偷地画。“有时候画农民干活的一个动作，有时候把哥哥叫过来给我做模特。”刘以通笑着说，“因为把心思都放在画画上了，到了年底的时候，别人挣的钱都涨到七八毛了，我还一直是3毛5。”
1968年，刘以通的执著终于有了回报，他的7幅连环画登上了《福建日报》。“那时候，因为登报，我觉得特别自豪。”有了这次鼓励，刘以通更加坚定了绘画的决心，创作出多组年画、连环画，多次参加全国性画展。
1974年，他的年画《三八号渔船下水》在《福建日报》发表，不久后就被福建人民出版社印成挂历，向全国发行。渐渐的，刘以通在当时的绘画圈中有了些名气。
1975年，他以军民海上联欢的情景为素材创作出年画《海岛的节日》，被选送参加全国农民画展。不幸的是，这幅画刚好被正在巡视画展的江青看到了。江青批评这幅作品“只促生产，不抓革命”，要求绘画者把画中的鲤鱼灯改为红旗。
事关自己绘画作品，刘以通似乎总是表现出不同于平日温和气质的倔脾气。接到改画的通知后，刘以通一愣，脱口说道：“鲤鱼灯改成红旗，革命是革命了，但作品就变成了宣传画，而不是年画！”
当众对江青的“指示”提出异议，在场的所有人都替刘以通捏了把冷汗。后来，刘以通因此被送去公社学习了49天。“在公社里，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干活。睡觉的地方是以前的猪圈，每个人的铺位甚至不到半米宽。小小的猪圈关着10个人，夏天热的时候，在里面连动都不敢动。”即便遭了不少罪，刘以通也始终没有按照江青的意见把画改掉。
多年以来，刘以通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不管眼前面对的是什么人，他都只管绘画，不愿涉及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东西。在2013年5月的戛纳画展期间，有一位外国人想买下刘以通的一幅描绘“批林批孔运动”的“水墨幻象”画，遭到刘以通的拒绝。为了彻底断绝这个人买画的心思，刘以通当场把这幅画撕掉了。
“作为一位艺术家，一定要有德。”回忆起当时的不愉快，刘以通坚定地说，“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事情，我不希望外国人用我的画去窥视我们的国家。”
对于刘以通来说，作画似乎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从小喜欢画画到现在，已经画了几十年，不画画的时候就像掉了魂一样，不是这边酸，就是那边痛。”刘以通说，“画画不只是我的爱好，已经是我后半生的生命了。”梦幻戛纳
刘以通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携作品走进法国戛纳的艺术殿堂。对于已经年过花甲的他来说，这次戛纳的艺术之旅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一般，令他毕生难以忘怀。
2012年11月，机缘巧合，刘以通的一幅画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大皇宫举办的“大写的艺术”画展，受到很多国外艺术家和海外媒体的关注。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了解情况后，决定在第二年的戛纳电影节期间，为刘以通举办个人画展。
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分管中法文化交流的秘书长金真辰说，当她看到刘以通的作品时，被这种独特的技法所震撼，她觉得这样的作品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因此策划组织了刘以通在戛纳电影节期间的画展。
2013年3月21日，金真辰带着工作人员来到刘以通家，准备帮他从上百幅作品中挑选出一些代表作参展。“我们之前都没见过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我家看一下才放心。”刘以通说。
看到欧盟中国经济文化委员会对自己的画展如此重视，刘以通心里生出一些顾虑。“在国外举办画展，我很担心他们不能欣赏我的画。如果失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帮助我的人。”刘以通说，为了让自己能够成功举办画展，石狮当地政府部门和刘氏宗亲纷纷出资赞助，这样的举动令他倍感压力。
2013年5月初，在金真辰和石狮市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刘以通搭上了前往法国巴黎的飞机。刘以通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以前从来没有乘过飞机。坐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的云朵，他禁不住有些害怕。
为了给自己打气，也为了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放心，刘以通十分严肃地对身边的人说：“你们放心吧，这次在戛纳的画展一定会成功的。如果不成功，我就在回来的路上，从飞机的窗户跳下去。”话刚落音，身边的人纷纷笑起来：“刘老师，飞机上的窗户是打不开的。”
2013年5月18日，刘以通于戛纳电影节期间举办的个人“水墨幻象”作品展，在NEEL画廊如期开幕。
这一天，戛纳的天空下着大雨，却并没有浇灭画廊内的热情。100多平方米的画廊，涌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著名导演和明星。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场面，身着唐装的刘以通显得十分拘谨。他站在画廊中，端着高脚杯，看着穿梭在面前的各种肤色的国际友人，仿佛有种做梦的感觉。
“我当时傻乎乎的，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看到面前身高马大的黑人，还以为是电影里的警察，幸好有旁边的人帮我介绍。”刘以通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画展期间，刘以通的“中国水墨幻象艺术”引起了法国、俄罗斯等多家媒体的注意。法国当地电视台称赞刘以通“在戛纳办个人画展，代表中国精神，是中国的骄傲”。这条新闻引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驻法特使扎卡里·米勒的注意。
“米勒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幅画可以画成这样。”刘以通说。随后，扎卡里·米勒专程来到NEEL画廊，邀请刘以通和他同走戛纳电影节红毯。
当天，在此起彼伏的闪光灯和身着华服的国际明星中，刘以通穿着一身灰黑麻布中山服，与扎卡里-米勒及国际名模共同走上红地毯。“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戛纳电影节的红地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以通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闭关17年研究“水墨幻象”
从幼年到现在，刘以通画过很多不同类型的画，但真正让他痴迷的还是自己独创的“水墨幻象画”，这是他闭关17年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风气席卷全国。当时，刘以通靠年画、木刻等作品根本没办法养家糊口，已经成家的他日益感到家庭的重担。1984年，停顿多年的学校已经重新开课，在朋友的建议下，刘以通决定开一家教具厂，加入当地的经商热潮。
“我办教具厂就是专门搞教学画图。”在开办教具厂期间，刘以通手工制作了数百万幅教学画图，这让他从中获取了很多利润。“那个时候做教学画图很赚，一般人一个月的工资是2块钱，而我的一张模具就卖了2块到2块5毛钱。”很快，刘以通在街面上开设了很多分店。
但是这样的好景并没有持续多久。刘以通在朋友鼓动下进军房地产，然而，由于不了解行业信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刘以通就把自己所有的资金以及50多家分店全部赔了进去。从这以后，他便一直待在家里，连大门都不愿意出。
一天上午吃完饭后，刘以通无意中看到了堆积在家中的教具图纸。一向省吃俭用的他觉得，与其让这些图纸废弃着，不如把它们利用起来。于是，他又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中。开办教具厂的经验让他对纸墨性能十分精通，受到纸墨和绘画结合的启发，1990年，刘以通开始着手研究“水墨幻象”。
每天，刘以通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房间里画画。昏暗密封的房间中，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一个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闷得人喘不过气。天气最热的时候，被汗水浸透的刘以通不得不在一天中换5次衣服。“这么多年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身上的汗水了。不管在什么季节，我都不敢把房门打开，因为水墨对风很敏感，只要有一点风进到房间里，整幅画就完了。”
刘以通对“水墨幻象”的痴迷似乎已经到了超乎常人的境界。为了亲眼目睹一幅画风干成形的全过程，他经常会牢牢地守在画旁，连饭都不出去吃。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水墨幻象”技法的逐渐成熟，刘以通的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其他画家相比，刘以通的手完全不像是能够做出艺术作品的手。在他的手上，可以看到一层厚厚的老茧，这是他每天干农活留下的印记。而干这些重活，都是为了锻炼作画时的腕力。除此之外，每个人看到刘以通的右手，都会非常吃惊，他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竟然是同样的长度！“因为我作画不用笔，全靠手指弹画，时间久了，手指就这么被磨平了。”刘以通淡然地说。 2007年，经过17年的闭关苦练，刘以通的“水墨幻象”逐渐受到外界的关注。2008年，目前我国收藏领域唯一一本国家级月刊《中国收藏》，将刘以通的创作正式命名为“水墨幻象画”，并称赞他的绘画“水墨交融，一个个生动而独特的形象：人物、山水、花草、动物无一不被赋予了水的灵性，散发出空灵、缥缈的意象”。
对江青说不
刘以通从小就有绘画天赋，但是由于他出身风水世家，几乎没有可能拜师学习美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他是“牛鬼蛇神的后代”，“成分坏。”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刘以通只能自己照着课本上的插图和小人书描摹。
后来，到了挣工分的年龄，他总是放下手头的农活，躲在田间地头偷偷地画。“有时候画农民干活的一个动作，有时候把哥哥叫过来给我做模特。”刘以通笑着说，“因为把心思都放在画画上了，到了年底的时候，别人挣的钱都涨到七八毛了，我还一直是3毛5。”
1968年，刘以通的执著终于有了回报，他的7幅连环画登上了《福建日报》。“那时候，因为登报，我觉得特别自豪。”有了这次鼓励，刘以通更加坚定了绘画的决心，创作出多组年画、连环画，多次参加全国性画展。
1974年，他的年画《三八号渔船下水》在《福建日报》发表，不久后就被福建人民出版社印成挂历，向全国发行。渐渐的，刘以通在当时的绘画圈中有了些名气。
1975年，他以军民海上联欢的情景为素材创作出年画《海岛的节日》，被选送参加全国农民画展。不幸的是，这幅画刚好被正在巡视画展的江青看到了。江青批评这幅作品“只促生产，不抓革命”，要求绘画者把画中的鲤鱼灯改为红旗。
事关自己绘画作品，刘以通似乎总是表现出不同于平日温和气质的倔脾气。接到改画的通知后，刘以通一愣，脱口说道：“鲤鱼灯改成红旗，革命是革命了，但作品就变成了宣传画，而不是年画！”
当众对江青的“指示”提出异议，在场的所有人都替刘以通捏了把冷汗。后来，刘以通因此被送去公社学习了49天。“在公社里，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干活。睡觉的地方是以前的猪圈，每个人的铺位甚至不到半米宽。小小的猪圈关着10个人，夏天热的时候，在里面连动都不敢动。”即便遭了不少罪，刘以通也始终没有按照江青的意见把画改掉。
多年以来，刘以通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不管眼前面对的是什么人，他都只管绘画，不愿涉及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东西。在2013年5月的戛纳画展期间，有一位外国人想买下刘以通的一幅描绘“批林批孔运动”的“水墨幻象”画，遭到刘以通的拒绝。为了彻底断绝这个人买画的心思，刘以通当场把这幅画撕掉了。
“作为一位艺术家，一定要有德。”回忆起当时的不愉快，刘以通坚定地说，“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事情，我不希望外国人用我的画去窥视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