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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的一天，在河南新郑县裴李岗村通往县城的乡间小路上，一个叫李铁旦的农民，肩上扛着几十斤重的麻袋，急匆匆地赶往县城。
李铁旦的老家裴李岗村，世代居住着李姓和裴姓两大家族，在他的记忆中，两个家族多年都和和睦睦。可就在前几天，裴、李两家却为一件事伤了和气。
那天，村民们正在村外东南的岗地上平整土地，突然，一个裴姓村民挖到了一些坚硬的砖头，他清除了周围的土层和残砖烂瓦后，发现下面是一座砖砌古墓。正在挖土的村民纷纷过来观看，都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宝物。
这时，人群中一名李姓村民大喝一声：“这可是咱李家的祖坟!你们姓裴的竟敢挖我们祖坟?”“凭啥说这是李家的祖坟?没准是裴家的呢!”裴姓村民针锋相对，两个家族互不相让，年轻气盛的李铁旦更是冲在最前面。
与此同时，新郑县文化馆接到公社的电话，说该公社裴李岗村社员在村东南平整土地时挖出一个古墓，群众发生了严重争执，要求县文化馆赶快派人去处理。
时任新郑县文化馆文物干部薛文灿从县城匆匆赶到裴李岗，老远就看到岗地上聚集着剑拔弩张的人群。
薛文灿说，我跟群众说，你们不要吵，这个墓是砖石墓，不是贫下中农的墓，是地主富农的墓，有啥光彩?我给它上纲上线，很起作用，裴、李两方村民再没有人去争这个“地主恶霸”老祖宗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械斗平息了。
临走时，薛文灿对社员们说，你们村过去就出土过不少文物，今后若再发现文物，一定要保护好现场，器物原位不动，马上报告县文化馆。
裴李岗村东南地平整土地结束后，社员又到裴李岗村西地进行平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977年4月2日，20岁的李铁旦正在村西的岗地上平整土地，突然，“咣当”一声，铁锹发出了刺耳的响声。李铁旦赶忙扒开周围的泥土，一块椭圆型石板出现在眼前，石板约70厘米长，30厘米宽，上面还有几个“小腿”。(图1)
李铁旦一声呼喊，大家都围了过来，但谁也猜不透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否是薛文灿说的文物呢?
紧接着，李铁旦又在石板旁边挖出了一个类似棒槌的石棒和一些已经石化的骨头。
李铁旦立即找来一条麻袋，把这些石器装好，急忙往县城赶。他想，今天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交给薛干部，让他知道咱裴李岗村姓李的觉悟有多高。
当年的李铁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扛的这块笨重的石板，将带出20世纪中国考古界的一个重大发现，将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向前推进1000多年。他祖祖辈辈居住的裴李岗村，也会因这块石板的出现而闻名于世。
1972年2月29日，《河南日报》曾报道一则新闻——《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其中有一幅新郑县裴李岗村1965年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照片，文字注明为“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但没有具体时代，笼统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遗物。
这些石磨盘到底是什么时期的遗物?属于哪一种考古文化类型?为什么在它以后的文化层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问题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考古工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个不为人知的小村落。但石磨盘每次出现，很少留下可供参考的地层关系和伴随出土的陶器等物品。所以，年代问题一直是考古工作者追寻的课题。
不过考古工作者发现，这种石磨盘非常典型，它从不见于仰韶文化及随后的龙山文化。因此，在考古学界引起诸多猜测，但始终没能有确切的答案。
1973年，国家文物局举办出国文物展，向全国各地征集文物，新郑县文化馆推荐送去一套石磨盘、石磨棒。在国外展出时，这套原始社会的遗物备受观众的青睐，然而他们在惊叹之余也对其出土的具体地点和时代提出了疑问。
信息反馈回国，国家文物局立即责成河南省文化局调查落实。于是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组成调查组，进驻裴李岗村。
1975年冬，新郑县观音寺公社唐户村进行土地平整时，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为抢救遗存，时任开封地区文管会负责人崔耕，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在唐户村进行钻探和试掘，同时决定在这里开办考古培训班。(图2)
第一期文物考古短训班的学员，大多是从新郑城关和各公社召集来的农民。崔耕举办培训班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抢救性发掘唐户仰韶遗址，更重要的是想借此机会培养一批文物干部，扎扎实实地做一番事业。
薛文灿说，住队干部高国珍喜欢文物，他收集的文物都交给县文化馆，其中有一套石磨盘。我看到后很惊奇，裴李岗出土石磨盘，唐户也出土石磨盘，但在文物挖掘时并没有挖掘到石磨盘。所以，这石磨盘还是个谜。
1977年春节后，开封地区文管会和新郑县文管会联合，继续举办文物考古短训班，修复唐户遗址出土的器物，编写唐户遗址发掘简报。
虽然有关石磨盘的种种猜测暂时被搁置，但谁也没忘记它的存在。
1977年4月2日下午，当李铁旦扛着沉甸甸的麻袋，来到县文化馆短训班时，薛文灿正在上课，他清楚地记得当天的情景。
薛文灿说，李铁旦发现了文物，并已保护好现场，出土的文物送来了。我立即解开麻袋，一看是石磨盘、石磨棒，还有料礓石人骨架，十分惊喜。
“这是在哪里挖到的?”薛文灿一边问，一边小心翼翼地把石磨棒和石磨盘放在桌子上。这个别致的石器立刻吸引了所有在场的人。
大家兴致勃勃地议论石磨棒和石磨盘，坐在一边的李铁旦喜滋滋的，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一大早，感到责任重大的薛文灿和现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老师李友谋、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世纲等人，立即赶赴裴李岗村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初步认定裴李岗村西地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返回培训班后，薛文灿立刻给开封地区文化局打电话，向负责人崔耕汇报裴李岗又发现了石磨盘这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1977年4月8日，崔耕派赵世纲担任领队，带领学员到裴李岗村试掘。因经费短缺，这次试掘参加人员很少，时间也很短。(图3)
当赵世纲带领学员到达现场时，李铁旦发现石磨盘的那片土地已被平整了。赵世纲重新勘察地形，在裴李岗村水渠西部未曾平整过的土地上开始挖探沟。
这次发掘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解开神秘的石磨盘之谜，彻底弄清楚石磨盘的时代、用途、和其他陶器的共存关系，以及遗址的性质等。
赵世纲说，虽然发现了7个墓，墓里有许多陶器、石器，但就是不见石磨盘。挖出石磨盘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平整土地挖土是从地表向下80厘米左右，可发现的这些墓葬都在1米～1.2米之间。石磨盘比较大，把石磨盘弄出后，下面应有痕迹。
赵世纲认为，或许挖出石磨盘的地方，并未将墓葬挖到底。于是，他带领学员在李铁旦指认发现石磨盘的地方布下探方，进行复查。
他们小心翼翼地用小铲将土一层 层刮去，干了一天，什么都没发现。然而，赵世纲不甘心，他决定扩大范围，继续向周围寻找。不久，在往南约20多米处，发现了一个方坑。
赵世纲说，把这个方坑的浮土去掉后，发现有凹痕，还有一些陶壶、陶罐等。
这些凹痕是不是李铁旦取出石磨盘、石磨棒留下的痕迹呢?赵世纲马上让学员取来李铁旦送交县文化馆的石磨盘，并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凹痕处。石磨盘、石磨棒与凹痕紧紧咬合在一起，不见缝隙。毫无疑问，李铁旦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就是从这里被拖出来的。
赵世纲说，由此，肯定了这个石磨盘是在墓里发现的，它与同在这个墓里的陶器、陶罐、石铲、石斧的时代应是一致的。
赵世纲终于找到了出土石磨盘的墓。发掘队全体成员欢呼起来，多年的追踪终于有了结果。
从现场出土的陶片看，仅有红褐色砂质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为手制，因此胎壁厚薄不匀。这与仰韶文化的唐户遗址彩陶明显不同，这些陶器更接近原始状态。(图4)
难道这里就是无数专家学者追寻已久的新石器时期早期的文化遗存?它的年代难道比仰韶文化还早吗?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裴李岗文化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从1977年4月8日到4月21日。试掘时间短，揭露面积有限。
然而，这次调查性试掘毕竟有了突破性进展，终于找到了石磨盘的踪迹，裴李岗文化遗址被发现了。
石磨盘出土地的最终确认，将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到底有什么用?使用它们的先民们又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第一次试掘结束后，新郑县文化馆文物考古短训班，开始修复整理裴李岗文化遗址试掘出土的器物，并绘图、照相。
同时，崔耕以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的名义，委托赵世纲执笔编写裴李岗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赵世纲集中精力投入到紧张的裴李岗遗址整理工作中。
自从接手破解石磨盘秘密的任务后，赵世纲与同事们都希望尽快把试掘成果公布于众。裴李岗的发现太重要了，它为寻找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于1921年4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图5)
此前，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并提出“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
安特生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后，西方学者又对它的渊源提出质疑，认为仰韶文化早期出现缺环，而甘肃彩陶比河南彩陶发达，可能来自西方，从而得出“中国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后来，这种观点虽被推翻，但由于中原地区一直没有找到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遗存，因此仰韶文化的渊源始终没有真正获得解决。
赵世纲在编写试掘简报中，首先考虑的是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的性质问题，这次发掘的遗迹、遗物，带有自己明显的时代特征。
有了明确的思想后，赵世纲投入到紧张的写作中，一个月后，终于完成了试掘工作简报，题为《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图6)
在试掘简报中，赵世纲写到：我们认为裴李岗遗存是独立于现在所发现的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我们暂命名为“裴李岗文化”。
为了使这批文物的身份尽快得到确认，为了使裴李岗文化遗址年代得到明确说法，河南省文物局迅速将这批文物送北京，请专家作鉴定。
1977年6月，崔耕、李友谋、薛文灿一行三人去北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当即介绍他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技术鉴定。
考古研究所新石器室主任安志敏看了裴李岗标本和发掘简报后，认为非常重要，立即向夏鼐所长汇报。
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听完安志敏汇报后，马上见了崔耕一行人。
薛文灿说，夏鼐所长说这是新苗头，值得重视。他让所实验室的同志，把崔耕他们带来的采集木炭标本，赶快测验年代。
在京期间，崔耕他们拜访了著名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
薛文灿说，看完裴李岗遗址的标本后，苏秉琦先生这位考古泰斗摸摸我们带来的东西说，这东西至少在7000年以前，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土这样早期的东西。请河南省文物局要特别重视这个遗址，要支持发掘工作。(图7)
专家们的初步意见令人欣喜，但裴李岗遗址还需更多的考古发掘来佐证。1978年4月12日，开封、新郑有关部门和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进行第二次发掘。
发掘期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主办的1978年第2期《考古》杂志正式刊发了《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简报，引起中国考古界的震撼。还披露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对裴李岗遗址木炭标本放射性碳素测定结果：“年代为距今7885年±480年”。证明了裴李岗遗址确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
1978年至197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开封地区文管会，先后在新郑组织了3次大规模挖掘，共发现了100多座墓葬。
其中，出土斧、铲、镰、刀等磨制石器100多件，鼎、罐、壶等陶器200多件，还有骨针、骨锥及少量装饰品；在这里还挖出了猪、羊和其他小动物的遗骨。(图8)
这些遗物足以代表裴李岗文化的真正面貌，代表人类早期文明的精髓，将裴李岗考古发现推向了极致，为考古界研究新石器早期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裴李岗文化遗物发现的事实，推翻了中国仰韶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观点，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之前，加上了“裴李岗文化”这一重要章节。
裴李岗遗址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也给人们留下许多有待弄清的问题，例如，裴李岗人的生活居址和房基究竟是什么样的?它与仰韶文化的房屋建筑有什么差异?
裴李岗遗址被发现后的近20年里，考古学家在新郑的沙窝李遗址、唐户遗址和密县的莪沟、长葛的石固、舞阳的贾湖遗址等地区，先后发现同样的文化遗存150多处。这些发现使裴李岗文化的面貌更加清晰和突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郝本性说，裴李岗文化从其整体看，它的石器做成外形后，又经过进一步的加工、磨制；它已有了陶器，但陶器的火候比较低，比仰韶时期的陶器原始得多，花纹、纹饰都很简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恰好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
裴李岗文化最终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并予以命名，这是中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的重大突破，它使人们认识到了仰韶文化之前的中国远古文化的独特面貌。
今天，人们在新郑市博物馆可以领略到裴李岗文化的厚度。(图9)
粗糙简陋的器具，传递着裴李岗先民们在中原大地上劳作的信息。
这些坚硬的、无法被岁月吞噬的裴李岗石器、陶器，为寻找中国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石磨盘成了“裴李岗文化”最特 别、最典型的标志性器物，在此之前的文化层中从未见过石磨盘，在以后的文化层中也出现不多。(图10)
这些石磨盘都有圆润的边缘，一头略宽如鞋头，一头略窄如鞋后跟。它们是用整块砂岩琢磨而成，正面和背面都做了磨光处理，正面中间稍凹，可能是长期使用造成的；底部的4个圆柱状磨盘腿与磨盘是一个整体，高约7厘米。
8000年前，打磨或雕琢石头，必须用比石头更硬的东西，那时无钢无铁，裴李岗的先人们是用什么加工的呢?坚硬的石磨棒又是怎样制造的呢?
来博物馆参观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石磨盘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做成鞋底状?
石磨盘表面具有明显的规则弧度：盘中心低凹，四周稍凸，盘面并不光滑，有许多坑坑洼洼的“斑点”。
专家认为，这些“斑点”并非天生，而是人有意识地凿出来的。先民将稻谷放在磨盘上，用石棒当磨具，而高低不平的盘面，有利于增强脱壳取米的效果。
鸡蛋大小的陶猪头和陶羊头憨态可掬、惟妙惟肖，说明先民在8000年前已经会制作陶器，也说明家畜饲养业已发展了很长时间。
陶器均为手工制作，碗、盆、鼎、钵等日常生活用品，形状都比较简单，绝大多数没有纹饰，制作粗糙，胎壁厚薄不匀，表面凸凹不平。
2007年6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新郑市唐户村考古发掘时，发现了8000年前裴李岗人居住的房屋基址。(图11)
1977年，裴李岗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石棒以及陶器等，遗憾的是，在裴李岗地区附近并没有发现同时期的房屋基址。这次唐户遗址房屋基址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
唐户遗址环绕在麦田中，被一个个探方均匀地等分。探方里遍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浅坑，浅坑平面形状多为不规则形，偶有椭圆形，浅坑的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圆柱形的洞。
这些裴李岗时期人类居住的“房子”，其实是半地穴式的小窝棚，多是三、四个人居住在一起。唐户遗址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房址已有42座。
从这些房屋遗址中，专家推测先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躲避寒冷和野兽。
从此，人们走出山洞或地穴，形成了古老的氏族村落。他们住进自己建造的房屋，冬可避风寒，夏可遮酷暑，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由此，人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裴李岗遗址位于村庄西南的岗地上，大约两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经过几次挖掘后，现在已用沙土把遗址填埋起来。
从三维地图看，遗址的形状像人的鞋底，东边的“鞋跟”是原始村落的生活区，西边的“鞋掌”是墓葬区；双洎河从遗址西面由北向南流过，紧靠遗址南部折向东流；岗地处在河湾上。这是新石器早期农业聚落的特点，是当时条件决定的。
新石器早期，农业刚刚起源，聚落地点一般选择在山脉与平原过渡的中间地带。这里没有茂密的森林，容易开辟田地，是从采集向农业种植过渡最适宜的地理环境。当时的人类还不知打井取水，所以建立定居点时，选择临水而居。
8000年前，地球绝大部分地方还处在人兽杂处、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
而裴李岗先民们已开始用仍显笨拙的双手，创造性地扎根大地，搭起了茅草房屋，形成了氏族村落，开始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
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已经在这里产生……
男人们打磨着石斧、石铲、石镰，准备种植粟类植物；女人们在半地穴式的房子里，用石磨盘、石磨棒碾磨谷物、加工粟粮。
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乞求上苍给予富裕和兴旺。
在他们的氏族公共墓地，成年人死了不分男女，一律头南脚北安葬；同时，根据他们生前的功劳和性别，陪葬不同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当石磨盘上碾出凹痕时，女人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这最亲密的工具变成了她们的陪葬品。这就是中原最古老的文明，从这里开始，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拉开了帷幕。
李铁旦的老家裴李岗村，世代居住着李姓和裴姓两大家族，在他的记忆中，两个家族多年都和和睦睦。可就在前几天，裴、李两家却为一件事伤了和气。
那天，村民们正在村外东南的岗地上平整土地，突然，一个裴姓村民挖到了一些坚硬的砖头，他清除了周围的土层和残砖烂瓦后，发现下面是一座砖砌古墓。正在挖土的村民纷纷过来观看，都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宝物。
这时，人群中一名李姓村民大喝一声：“这可是咱李家的祖坟!你们姓裴的竟敢挖我们祖坟?”“凭啥说这是李家的祖坟?没准是裴家的呢!”裴姓村民针锋相对，两个家族互不相让，年轻气盛的李铁旦更是冲在最前面。
与此同时，新郑县文化馆接到公社的电话，说该公社裴李岗村社员在村东南平整土地时挖出一个古墓，群众发生了严重争执，要求县文化馆赶快派人去处理。
时任新郑县文化馆文物干部薛文灿从县城匆匆赶到裴李岗，老远就看到岗地上聚集着剑拔弩张的人群。
薛文灿说，我跟群众说，你们不要吵，这个墓是砖石墓，不是贫下中农的墓，是地主富农的墓，有啥光彩?我给它上纲上线，很起作用，裴、李两方村民再没有人去争这个“地主恶霸”老祖宗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械斗平息了。
临走时，薛文灿对社员们说，你们村过去就出土过不少文物，今后若再发现文物，一定要保护好现场，器物原位不动，马上报告县文化馆。
裴李岗村东南地平整土地结束后，社员又到裴李岗村西地进行平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977年4月2日，20岁的李铁旦正在村西的岗地上平整土地，突然，“咣当”一声，铁锹发出了刺耳的响声。李铁旦赶忙扒开周围的泥土，一块椭圆型石板出现在眼前，石板约70厘米长，30厘米宽，上面还有几个“小腿”。(图1)
李铁旦一声呼喊，大家都围了过来，但谁也猜不透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否是薛文灿说的文物呢?
紧接着，李铁旦又在石板旁边挖出了一个类似棒槌的石棒和一些已经石化的骨头。
李铁旦立即找来一条麻袋，把这些石器装好，急忙往县城赶。他想，今天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交给薛干部，让他知道咱裴李岗村姓李的觉悟有多高。
当年的李铁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扛的这块笨重的石板，将带出20世纪中国考古界的一个重大发现，将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向前推进1000多年。他祖祖辈辈居住的裴李岗村，也会因这块石板的出现而闻名于世。
1972年2月29日，《河南日报》曾报道一则新闻——《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其中有一幅新郑县裴李岗村1965年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照片，文字注明为“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但没有具体时代，笼统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遗物。
这些石磨盘到底是什么时期的遗物?属于哪一种考古文化类型?为什么在它以后的文化层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问题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考古工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个不为人知的小村落。但石磨盘每次出现，很少留下可供参考的地层关系和伴随出土的陶器等物品。所以，年代问题一直是考古工作者追寻的课题。
不过考古工作者发现，这种石磨盘非常典型，它从不见于仰韶文化及随后的龙山文化。因此，在考古学界引起诸多猜测，但始终没能有确切的答案。
1973年，国家文物局举办出国文物展，向全国各地征集文物，新郑县文化馆推荐送去一套石磨盘、石磨棒。在国外展出时，这套原始社会的遗物备受观众的青睐，然而他们在惊叹之余也对其出土的具体地点和时代提出了疑问。
信息反馈回国，国家文物局立即责成河南省文化局调查落实。于是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组成调查组，进驻裴李岗村。
1975年冬，新郑县观音寺公社唐户村进行土地平整时，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为抢救遗存，时任开封地区文管会负责人崔耕，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在唐户村进行钻探和试掘，同时决定在这里开办考古培训班。(图2)
第一期文物考古短训班的学员，大多是从新郑城关和各公社召集来的农民。崔耕举办培训班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抢救性发掘唐户仰韶遗址，更重要的是想借此机会培养一批文物干部，扎扎实实地做一番事业。
薛文灿说，住队干部高国珍喜欢文物，他收集的文物都交给县文化馆，其中有一套石磨盘。我看到后很惊奇，裴李岗出土石磨盘，唐户也出土石磨盘，但在文物挖掘时并没有挖掘到石磨盘。所以，这石磨盘还是个谜。
1977年春节后，开封地区文管会和新郑县文管会联合，继续举办文物考古短训班，修复唐户遗址出土的器物，编写唐户遗址发掘简报。
虽然有关石磨盘的种种猜测暂时被搁置，但谁也没忘记它的存在。
1977年4月2日下午，当李铁旦扛着沉甸甸的麻袋，来到县文化馆短训班时，薛文灿正在上课，他清楚地记得当天的情景。
薛文灿说，李铁旦发现了文物，并已保护好现场，出土的文物送来了。我立即解开麻袋，一看是石磨盘、石磨棒，还有料礓石人骨架，十分惊喜。
“这是在哪里挖到的?”薛文灿一边问，一边小心翼翼地把石磨棒和石磨盘放在桌子上。这个别致的石器立刻吸引了所有在场的人。
大家兴致勃勃地议论石磨棒和石磨盘，坐在一边的李铁旦喜滋滋的，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一大早，感到责任重大的薛文灿和现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老师李友谋、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世纲等人，立即赶赴裴李岗村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初步认定裴李岗村西地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返回培训班后，薛文灿立刻给开封地区文化局打电话，向负责人崔耕汇报裴李岗又发现了石磨盘这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1977年4月8日，崔耕派赵世纲担任领队，带领学员到裴李岗村试掘。因经费短缺，这次试掘参加人员很少，时间也很短。(图3)
当赵世纲带领学员到达现场时，李铁旦发现石磨盘的那片土地已被平整了。赵世纲重新勘察地形，在裴李岗村水渠西部未曾平整过的土地上开始挖探沟。
这次发掘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解开神秘的石磨盘之谜，彻底弄清楚石磨盘的时代、用途、和其他陶器的共存关系，以及遗址的性质等。
赵世纲说，虽然发现了7个墓，墓里有许多陶器、石器，但就是不见石磨盘。挖出石磨盘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平整土地挖土是从地表向下80厘米左右，可发现的这些墓葬都在1米～1.2米之间。石磨盘比较大，把石磨盘弄出后，下面应有痕迹。
赵世纲认为，或许挖出石磨盘的地方，并未将墓葬挖到底。于是，他带领学员在李铁旦指认发现石磨盘的地方布下探方，进行复查。
他们小心翼翼地用小铲将土一层 层刮去，干了一天，什么都没发现。然而，赵世纲不甘心，他决定扩大范围，继续向周围寻找。不久，在往南约20多米处，发现了一个方坑。
赵世纲说，把这个方坑的浮土去掉后，发现有凹痕，还有一些陶壶、陶罐等。
这些凹痕是不是李铁旦取出石磨盘、石磨棒留下的痕迹呢?赵世纲马上让学员取来李铁旦送交县文化馆的石磨盘，并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凹痕处。石磨盘、石磨棒与凹痕紧紧咬合在一起，不见缝隙。毫无疑问，李铁旦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就是从这里被拖出来的。
赵世纲说，由此，肯定了这个石磨盘是在墓里发现的，它与同在这个墓里的陶器、陶罐、石铲、石斧的时代应是一致的。
赵世纲终于找到了出土石磨盘的墓。发掘队全体成员欢呼起来，多年的追踪终于有了结果。
从现场出土的陶片看，仅有红褐色砂质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为手制，因此胎壁厚薄不匀。这与仰韶文化的唐户遗址彩陶明显不同，这些陶器更接近原始状态。(图4)
难道这里就是无数专家学者追寻已久的新石器时期早期的文化遗存?它的年代难道比仰韶文化还早吗?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裴李岗文化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从1977年4月8日到4月21日。试掘时间短，揭露面积有限。
然而，这次调查性试掘毕竟有了突破性进展，终于找到了石磨盘的踪迹，裴李岗文化遗址被发现了。
石磨盘出土地的最终确认，将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到底有什么用?使用它们的先民们又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第一次试掘结束后，新郑县文化馆文物考古短训班，开始修复整理裴李岗文化遗址试掘出土的器物，并绘图、照相。
同时，崔耕以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的名义，委托赵世纲执笔编写裴李岗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赵世纲集中精力投入到紧张的裴李岗遗址整理工作中。
自从接手破解石磨盘秘密的任务后，赵世纲与同事们都希望尽快把试掘成果公布于众。裴李岗的发现太重要了，它为寻找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于1921年4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图5)
此前，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并提出“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
安特生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后，西方学者又对它的渊源提出质疑，认为仰韶文化早期出现缺环，而甘肃彩陶比河南彩陶发达，可能来自西方，从而得出“中国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后来，这种观点虽被推翻，但由于中原地区一直没有找到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遗存，因此仰韶文化的渊源始终没有真正获得解决。
赵世纲在编写试掘简报中，首先考虑的是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的性质问题，这次发掘的遗迹、遗物，带有自己明显的时代特征。
有了明确的思想后，赵世纲投入到紧张的写作中，一个月后，终于完成了试掘工作简报，题为《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图6)
在试掘简报中，赵世纲写到：我们认为裴李岗遗存是独立于现在所发现的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我们暂命名为“裴李岗文化”。
为了使这批文物的身份尽快得到确认，为了使裴李岗文化遗址年代得到明确说法，河南省文物局迅速将这批文物送北京，请专家作鉴定。
1977年6月，崔耕、李友谋、薛文灿一行三人去北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当即介绍他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技术鉴定。
考古研究所新石器室主任安志敏看了裴李岗标本和发掘简报后，认为非常重要，立即向夏鼐所长汇报。
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听完安志敏汇报后，马上见了崔耕一行人。
薛文灿说，夏鼐所长说这是新苗头，值得重视。他让所实验室的同志，把崔耕他们带来的采集木炭标本，赶快测验年代。
在京期间，崔耕他们拜访了著名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
薛文灿说，看完裴李岗遗址的标本后，苏秉琦先生这位考古泰斗摸摸我们带来的东西说，这东西至少在7000年以前，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土这样早期的东西。请河南省文物局要特别重视这个遗址，要支持发掘工作。(图7)
专家们的初步意见令人欣喜，但裴李岗遗址还需更多的考古发掘来佐证。1978年4月12日，开封、新郑有关部门和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进行第二次发掘。
发掘期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主办的1978年第2期《考古》杂志正式刊发了《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简报，引起中国考古界的震撼。还披露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对裴李岗遗址木炭标本放射性碳素测定结果：“年代为距今7885年±480年”。证明了裴李岗遗址确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
1978年至197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开封地区文管会，先后在新郑组织了3次大规模挖掘，共发现了100多座墓葬。
其中，出土斧、铲、镰、刀等磨制石器100多件，鼎、罐、壶等陶器200多件，还有骨针、骨锥及少量装饰品；在这里还挖出了猪、羊和其他小动物的遗骨。(图8)
这些遗物足以代表裴李岗文化的真正面貌，代表人类早期文明的精髓，将裴李岗考古发现推向了极致，为考古界研究新石器早期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裴李岗文化遗物发现的事实，推翻了中国仰韶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观点，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之前，加上了“裴李岗文化”这一重要章节。
裴李岗遗址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也给人们留下许多有待弄清的问题，例如，裴李岗人的生活居址和房基究竟是什么样的?它与仰韶文化的房屋建筑有什么差异?
裴李岗遗址被发现后的近20年里，考古学家在新郑的沙窝李遗址、唐户遗址和密县的莪沟、长葛的石固、舞阳的贾湖遗址等地区，先后发现同样的文化遗存150多处。这些发现使裴李岗文化的面貌更加清晰和突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郝本性说，裴李岗文化从其整体看，它的石器做成外形后，又经过进一步的加工、磨制；它已有了陶器，但陶器的火候比较低，比仰韶时期的陶器原始得多，花纹、纹饰都很简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恰好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
裴李岗文化最终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并予以命名，这是中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的重大突破，它使人们认识到了仰韶文化之前的中国远古文化的独特面貌。
今天，人们在新郑市博物馆可以领略到裴李岗文化的厚度。(图9)
粗糙简陋的器具，传递着裴李岗先民们在中原大地上劳作的信息。
这些坚硬的、无法被岁月吞噬的裴李岗石器、陶器，为寻找中国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石磨盘成了“裴李岗文化”最特 别、最典型的标志性器物，在此之前的文化层中从未见过石磨盘，在以后的文化层中也出现不多。(图10)
这些石磨盘都有圆润的边缘，一头略宽如鞋头，一头略窄如鞋后跟。它们是用整块砂岩琢磨而成，正面和背面都做了磨光处理，正面中间稍凹，可能是长期使用造成的；底部的4个圆柱状磨盘腿与磨盘是一个整体，高约7厘米。
8000年前，打磨或雕琢石头，必须用比石头更硬的东西，那时无钢无铁，裴李岗的先人们是用什么加工的呢?坚硬的石磨棒又是怎样制造的呢?
来博物馆参观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石磨盘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做成鞋底状?
石磨盘表面具有明显的规则弧度：盘中心低凹，四周稍凸，盘面并不光滑，有许多坑坑洼洼的“斑点”。
专家认为，这些“斑点”并非天生，而是人有意识地凿出来的。先民将稻谷放在磨盘上，用石棒当磨具，而高低不平的盘面，有利于增强脱壳取米的效果。
鸡蛋大小的陶猪头和陶羊头憨态可掬、惟妙惟肖，说明先民在8000年前已经会制作陶器，也说明家畜饲养业已发展了很长时间。
陶器均为手工制作，碗、盆、鼎、钵等日常生活用品，形状都比较简单，绝大多数没有纹饰，制作粗糙，胎壁厚薄不匀，表面凸凹不平。
2007年6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新郑市唐户村考古发掘时，发现了8000年前裴李岗人居住的房屋基址。(图11)
1977年，裴李岗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石棒以及陶器等，遗憾的是，在裴李岗地区附近并没有发现同时期的房屋基址。这次唐户遗址房屋基址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
唐户遗址环绕在麦田中，被一个个探方均匀地等分。探方里遍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浅坑，浅坑平面形状多为不规则形，偶有椭圆形，浅坑的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圆柱形的洞。
这些裴李岗时期人类居住的“房子”，其实是半地穴式的小窝棚，多是三、四个人居住在一起。唐户遗址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房址已有42座。
从这些房屋遗址中，专家推测先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躲避寒冷和野兽。
从此，人们走出山洞或地穴，形成了古老的氏族村落。他们住进自己建造的房屋，冬可避风寒，夏可遮酷暑，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由此，人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裴李岗遗址位于村庄西南的岗地上，大约两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经过几次挖掘后，现在已用沙土把遗址填埋起来。
从三维地图看，遗址的形状像人的鞋底，东边的“鞋跟”是原始村落的生活区，西边的“鞋掌”是墓葬区；双洎河从遗址西面由北向南流过，紧靠遗址南部折向东流；岗地处在河湾上。这是新石器早期农业聚落的特点，是当时条件决定的。
新石器早期，农业刚刚起源，聚落地点一般选择在山脉与平原过渡的中间地带。这里没有茂密的森林，容易开辟田地，是从采集向农业种植过渡最适宜的地理环境。当时的人类还不知打井取水，所以建立定居点时，选择临水而居。
8000年前，地球绝大部分地方还处在人兽杂处、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
而裴李岗先民们已开始用仍显笨拙的双手，创造性地扎根大地，搭起了茅草房屋，形成了氏族村落，开始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
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已经在这里产生……
男人们打磨着石斧、石铲、石镰，准备种植粟类植物；女人们在半地穴式的房子里，用石磨盘、石磨棒碾磨谷物、加工粟粮。
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乞求上苍给予富裕和兴旺。
在他们的氏族公共墓地，成年人死了不分男女，一律头南脚北安葬；同时，根据他们生前的功劳和性别，陪葬不同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当石磨盘上碾出凹痕时，女人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这最亲密的工具变成了她们的陪葬品。这就是中原最古老的文明，从这里开始，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