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玛号”是把格瓦拉等80多个革命者从墨西哥送到古巴的一艘小船。在现代史诗剧《切·格瓦拉》中，“格拉玛号”是革命的象征。
　　中国社会长期为革命所搅动，我们接受了革命带来的一切却极少对革命的反思。只是在世纪末，在经历了“文革”浩劫，在革命故乡前苏联发生巨变之后，才通过经济中心的确立和消费社会的雏形崭露而转换了社会的主题。尽管权威话语仍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革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尽管学术思想界仍处于众声嘈杂的论争之中，但基本可以肯定，一种可以笼统地称为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深深攫获得了国人的心灵。问题是，由于社会正义、权利平等之类革命目标仍然没有成为普遍的现实，从而“格拉玛号”要不要启航还是一个严肃的论题。
　　《切·格瓦拉》一剧是在不革命、反革命论的自由发言中为“格拉玛号”的启航辩护的：“哪里有欺男霸女，哪里有祸国殃民，哪里朱门酒肉臭，哪里路有冻死骨，哪里就有正义的血脉贲张，哪里就有正义的怒发冲冠，哪里就有正义的刀出鞘，哪里就有格拉玛号启航。”铿锵有力的舞台语言重复着毛泽东的名言：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只要非正义存在一天，革命就有其合理性，革命性是人性之一。1929年，中国革命者方志敏写过一个《年关斗争》的小剧，舞台上的农民张三这样责问那些为富不仁的地主：“想你们天天作恶，我的妻子，被你强奸逼死了。我的被窝衣服被你们抢走了，我的过年肉，被你们拿去。我的女儿，被你们拉走了。你们说，今天你们怎么还我的债?”我们也许不同意张三们“杀!杀!”的结论，但这确实就是激励革命者的永恒意象，文明人类没有理由不支持改变这种状况的革命行动。所以，今天再来讨论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意义不大，革命的成功有无数偶发因素和意外机缘，但革命的酝酿和启动则有具体的历史因果，它不是几个狂人和疯子，也不是一些暴民和群氓所能发动的。“红色”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流行色，也是50年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向往(想一想萨特和福科那一代人)。只要存在贪官、恶霸、警匪对公民的施虐，只要这革命烽火遍地。革命者获取了权力。但革命没有成功：奴隶通过革命成了奴隶主。从法国的“93年”到前苏联的“古格拉群岛”，新的统治秩序只不过是革命理想的嘲讽。“格拉玛号”根本就没有到达彼岸。
　　无须怀疑“格拉玛号”的巨大动力，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在革命自身。伴随着革命凯歌高进的，一面是对革命对象理直气壮的杀戮，另一面是对营垒内部的残酷清洗，腥风血雨，死亡枕藉是革命的基本意象。穷人要翻身必须杀富人，革命必须镇压反革命，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当革命者以理想的名义为自己的暴力手段辩护时，平等、正义之类革命理想实际上已被排斥在革命过程之外，压迫性的社会机制实际上被保存下来，以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权力当然只能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持，作为动员口号的革命理想在政权到手之后统统被送上权力祭坛。一些革命者不是以沙皇和秦始皇自居吗?而王实味不就是因为向革命同志要求“爱”与“温暖”而被打成“托派”和“特务”，而被同志的大刀砍死在西北黄土地上吗?也许阴谋家钻进了革命阵营，也许革命发生了变质。但历史上有那么多的革命，“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铖。”(毛泽东)直到洪秀全，有哪一次革命建立了不再需要革命的秩序?“格拉玛号”之所以走错了航线，不是因为水手们智商不高或努力不够，而是源自以穷人复仇为中心的革命有自身的逻辑：“他们想要盖一座新房子，新房子不是宫殿也不是监牢，但究竟什么样还没有人知道。奴隶们只见过宫殿只住过监牢，只被别人踩过一肢只?”
　　革命者有自己的解释：这全是因为人性和积习：“几千年人剥削人压迫人的格局早已根深蒂固，稳如泰山。它打着‘人性’的旗号，借助传统的力量，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在你想得到的前后左右，在你看不到的四面八方，对新天地施行反攻倒台算。旧世界不仅在山那边、海对岸，不仅在你的瞄准镜里，在你的雷达屏幕上，它还隐藏在空气里潜入你的呼吸，埋伏在血液中流遍你的思想。当你向‘敌人’发起冲锋的时候，你很可能早已是他们中的一员；当‘新’的盖头掀起时，露出的也许只是旧嘴脸。”革命者坚持错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旧世界在腐蚀革命者，是死人拉住活人。格瓦拉之成为切，革命者之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就在于他们承认权力的转移并不等于革命的胜利，承认“格拉玛号”甚至一万年也到不了彼岸。真正的革命是与传统彻底决裂，是继续革“革命者”的命。一句话，要改造人性。然而，如果“新盖头”下的只是“旧嘴脸”，革命怎么还能创造新世界?革命“理想”云云难道不是某个人、某个集团的欲望和意志的文饰吗?谁“新”谁“旧”，由谁说了算?穷人可以信任格瓦拉，但迄今也只有一个格瓦拉，并且已经牺牲在丛林之中。
　　这就导向否定反革命的观点：“格拉玛号”要驶向的彼岸本来就不存在，绕了一圈只能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人类的完善、社会的进步当然需要理想的激动，但这个理想始终是对现实问题的逐步解决。有限的智力不可能设计出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如果有人设计出来了，那么它也只能在宗教思想中、在审美艺术中，作为一种提升人格境界的文化乌托邦，使局限于现实的人类可以借此认识现实状况的不足，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构。乌托邦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现实政治的行动模式。这是不可能的，现实的人总是不完善的，无论如何宣称与旧世界决裂，任何人都不可能不打上旧世界的烙印，奴隶与奴隶主都是同一环境的产物。这是不应当的，假民众利益之公济成王纵欲之私，借圣洁理想之名行阴谋阳谋之实，是掌权者煽动国民为己所用的惯用伎俩。谁可以代表受苦的民众?民众有什么理由相信他是我们的救星和领路人?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典范。
　　那么，穷人就只能是穷人，社会正义永远只是想象?
　　有另一种可能，有另一种革命。20世纪没有驶出“格拉玛号”的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都有过革命的历史。英国革命砍下了国王查理的脑袋；美国革命以一场内战结束，法国革命引发了持续一个世纪的动荡，它们都有过暴力，但它们的“格拉玛号”一开始就没有驶向茫茫大海，而是规划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码头，一旦变了政体之后就或快或慢地放弃了革命体制，终于建立自由民主体制，比较完满地实现了革命的理想。所以抽象地讨论“格拉玛号”要不要启航?是不得要领的，重要的是第一，革命有多种类型，英国革命不同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不同于苏俄革命，它们的起源不同，方式不一；第二，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政体和社会结构也不一样，革命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后果。迄今为止，除了以权力制约权力，除了从制度上保证公民权利之外，还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维护穷人利益。“格拉玛号”要启航，但其目标应当是有限的，到达目的地后，就应当抛锚降旗。真正改变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禁止奴隶与奴隶主的新生。
　　“格拉玛号”指的是以暴力方式推翻现政权、建立革命政府的苏俄式革命。在这种革命的自我否定已成为现实之后，《切·格瓦拉》之所以还能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剧设定了一个两极对立的情境：穷人／富人，革命／反革命。直截对立，没有调和余地。但现实情形远不只是这样简单。格瓦拉出身名门望族却比穷人更像穷人；向政府告密的并为之引路致使格瓦拉牺牲的，却是格瓦拉矢志不渝想要拯救的一个穷人。中国革命家粟裕大将是地主出身，但他与他家的长工的关系就相当亲密。穷人与富人共同纠缠在社会网络之中，穷富之间还有许多人，穷富之分只能解释局部；解决穷富对立的方式和手段也多种多样，革命只是其中之一。从而“格拉玛号”启航不启航取决于多种因素，仅仅一个穷富对立不是启航的充足理由。说到底，革命是极端行为，包括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革命都造成社会财富的破坏和价值系统的崩溃，非到万不得已，革命不可轻易启动。那什么是“万不得已”呢?这就是和平的方式在体制内的改革已不再可能。这就是所谓“逼上梁山”。
　　在极端的情境中，《切，格瓦拉》一剧．混淆了格瓦拉精神与“格拉玛号”。帮助穷人是人间最可宝贵的品质，在充满非正义的世界上追求正义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它们也是社会进步的“合力”之一。但不能因此认为这种精神只有落实到“格拉玛号”。确实，“没有反抗，剥削会减轻么?”“没有斗争，压迫会停止么?”“没有革命，他们会改良么?”问题是“反抗”“斗争”“革命”都有多种方式，压力性的社会组织与政治力量、抗议性的公众舆论、公益性的社会服务等等都不是毫无效果的，格瓦拉精神可以转化为开放社会的自我调校的资源。退一步说，即使反对“格拉玛号”启航，也绝不意味着走向极端的犬儒主义：“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世界不要异想天开，这就是法则，这就是规律，都得听它安排。”人性不可能通过一次，甚至多次革命就能得到改造，社会世界其实没有什么永恒的法则和规律，但人性可以进化，社会有可能逐步改善，在这个可以称之为“进步”的过程中，格瓦拉精神当然不应当受到冷淡。关键之所在，革命不是解决社会病态的危机和唯一方式，如果不能避免暴力流血，那么也必须设定明确的界限。
　　所以第一，“格拉玛号”没有到达它预想的彼岸，但不意味着它不应当启航，重要的是启航之后又如何?第二，如果鉴于“格拉玛号”又回到起点的事实而反对它启航，那么也不必然要推出“回头是岸”的结论，“格瓦拉精神”还有地方安顿，格瓦拉仍然英灵不朽。《切·格瓦拉》一剧包含丰富而含混的意义，我认为区分这两点是一切讨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