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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政党永恒的课题。西柏坡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巅峰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由革命向建设转折的关键时期，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历史节点。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指挥战略决战和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的同时，倡导和形成的学风、文风、会风、家风等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 西柏坡时期；党风建设；特征
[作者简介] 王 红（1972年—），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中图分类号] D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6-0072-04 [收稿日期] 2016-03-31
作风建设是政党建设永恒的课题。西柏坡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巅峰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由革命向建设转折的关键时期，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历史节点。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指挥战略决战和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的同时，倡导和形成的学风、文风、会风、家风等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期党在作风建设方面的经验，可以总结为四个显著特征：
一、倡导以破解“本领恐慌”为重点的学风
西柏坡时期，随着与国民党战略决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由战争转变为建设，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国共产党也由革命党即将向执政党转变。执政与建设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都是全新的，没有系统的经验可遵循。在新的形势与任务面前，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经历与经验不足，加强学习、破解执政“本领恐慌”，成为迫在眉睫的中心工作。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倡导学习，形成了以破解“本领恐慌”为重点的良好学风。
（一）把学习摆在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面执政地位的历史关键时期，党直接面临着如何长期执政、执好政的严峻考验。党中央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把学习建设新中国的重任摆在了政治的高度，强调党内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学习。毛泽东指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P1427）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指出了党内干部的知识欠缺，需要努力的方向，更把学习放在了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上告诫全党。
（二）倡导理论与实际并重的学习方法
西柏坡时期，党面临建国大业，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完成建国大业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必须破解的重大问题。
加强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政策水平的学习。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责成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辑了《政策汇编》，让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集中学习政策。编辑整理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12本理论书籍，推荐给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大力开展学校教育，集中创办了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团校等院校，吸收党内大批干部和各地知识分子进行集中学习。按照中共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南下干部的指示，从各地抽调干部进行轮训，提高政策水平。在学习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各地开班的大学除正常教师授课外，还深入农村搞调研，与农民同吃同住，在实践中检验政策，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三）倡导先做学生后做先生的谦虚态度
西柏坡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建设和治理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1]（P1481）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文章中，毛泽东也强调了党委成员在决策时要先做学生，后当先生。告诫党委会成员，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1]（P1441）这一系列论述，突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人民群眾是最好的先生。
二、倡导言简意赅而又接地气的文风
文风是党风的重要体现。西柏坡时期是面临艰巨任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党的文风建设。
（一）对党内各种文稿起草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文件起草工作，对报告、请示、决议、新闻稿等不同种类文章和文件的起草人、字数、时间周期等以及写作方法、写作态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1.对报告等党内文件起草提出系列要求。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中共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各野战军、军区首长，每两个月要向中央进行一次综合报告，报告要亲自动手，不得由秘书代劳，字数1000字左右为限，最多不许超过2000字。在中央九月会议通过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对报告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范，重点强调报告要着重于政策执行情况和经验，不能平铺直叙讲过程；要注重问题倾向，说明解决方法；具体材料要加以分析，不能简单累计。还强调，写报告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切忌敷衍塞责。
2.对新闻宣传提出具体要求。在党中央转战陕北的途中，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新华社新闻工作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好作风。这个好作风就是掌握大量可靠翔实的资料，写对人民有益的报道。
一是要有实事求是负责任的态度。由于当时有些记者不深入调查，在报道中出现了内容空洞无物，人名、地名甚至事件错误的报道，造成了群众对党报不信任的现象。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开展了纠正工作。《晋绥日报》、新华社先后发表文章，深刻地、公开地检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错误倾向，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二是要写关注重点时事的报道。西柏坡时期，是国共双方军事决战的关键时刻，军事报道就成了新华社所有宣传报道的重心。为了增强军事报道的战斗性，新华总社提出了一些具体做法，如提高发稿速度，力求报道完整和连续性，内容形式要切合实际、短小精悍，撰写战报要生动，注重研究对方的宣传报道、先发制人。如石家庄战役的报道中，晋察冀前线分社与后方密切配合，既报道了解放石家庄的全过程，又报道了配合解放石家庄的外围战情况，报道内容形式多种多样，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形成了党报党委审稿机制。1948年6月3日，毛泽东指出：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在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这从制度上规定了党报机关领导的责任，规范了党报宣传的规矩和纪律。6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宣传工作的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要求：“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必须由党委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凡该级党委所不能负责答复的问题，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而不应轻率答复。”[2]（P288）形成了中央和各地新闻机构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给中央的制度。 （二）率先垂范的光辉实践
在中央的倡导和具体要求下，中央及中央各部门、新华社等新闻媒体，率先垂范，留下了许多光辉文献和经典新闻稿。
短小精悍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例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3]（P954），加上标点也只有25个字。为了加强党委的领导，九月会议通过了《关于健全党委制》这一光辉文献，全文只用了567字，不仅高站位地说明了健全党委制的意义，而且提出了对会议的要求，还特别说明了不要拘泥于细节。郑州解放后，新闻稿《我军解放郑州》不仅标题直奔主题，言简意赅，而且整篇消息只用了150字。
语言活泼易懂是这一时期文风的又一特点。例如，在中国革命进行到1948年底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走向问题出现了两种观点，党内、国内群众意见不一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毛泽东用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指出干革命不能有怜悯心理，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最强音，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主题，统一了党内意见。又如，蒋介石偷袭石家庄时，毛泽东在新闻稿中用了“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3]（P604）几句话就使国民党犹豫不定，进退两难。
注重调查和数字分析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例如，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七处运用了数字分析，对国共双方土地、武器缴获、兵源增减、总兵力增减、歼敌计划、党员人数、国民党兵力分布等进行了科学分析，对战争未来进行了科学谋划；又如，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用数字分析了苏联与中国工业比重之间的差距，科学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分析石家庄解放后经济发展增长状况时，从党员人数的增长，分析到工人打道钉日增数量，得出了工人积极性提高的结论；等等。
三、倡导务实高效而又节俭的会风
西柏坡时期，我党所形成的会风有着务实高效的显著特征。
（一）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
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强调，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在桌面上，规定几条就解决了。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但内涵极为丰富。毛泽东用大量的篇幅阐释了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决策、如何执行决策。一是要开会提前通知。要发布安民告示，提前将想要解决的问题告诉参会人员，让大家精心准备，调查研究，不搞突然袭击；二是要互通情报。就是要大家在会前将自己了解的信息与大家共享，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要尽量沟通取得一致，这对开好会非常重要；三是要重视调查研究。为开好会，解决好问题要搞好调查，做好研究。要以学生的谦虚态度向下级请教，向群众请教，不要不懂装懂，贻误决策的正确性。同时，对群众意见要有正确的分析。
（二）坚持不开长会，力求少开会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对会议的召开在形式上有两次做了专门规定和要求。第一次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中要求，“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1]（P1340）第二次则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1]（P1443）中央两次就开会的时间、开会次数作出专门强调，可见中央对此看起来微小事情的重视和关注，也体现出党务实的会风。
（三）坚持不讲排场，力求节俭办会
不讲形式，节俭办会是西柏坡时期会风最显著的特征。这一时期党所处的物质环境与延安时期相比，要好了很多，开会的会风却比延安时期更加节俭。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设在中央工委时期的大伙房，会议无礼堂、无会标、无扩音设备、无固定座位、无凳椅（自带）、无献花、无地毯，无发言稿，中央委员发言站着脱稿发言。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选在一个废弃的打谷场上，从7月开到9月，代表们头顶着烈日，搬块石头坐在会场。九月会议也是在一个中灶食堂召开的。
四、倡导严于律己而又注重教育的家风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也提出了“六条规定”，对党的作风建设做出明确要求。这些要求，不仅是对党内同志的要求，更是对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家庭家风形成做出了规范。这一时期形成的家风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教育子女守规矩、不搞特殊
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毛泽东指出要杜绝因为胜利而产生功成自居的情绪，告诫党内不要出现不守规矩、搞特殊的现象。中央领导以身作则，并严格要求子女。毛岸英从土改一线回到西柏坡，由于毛泽东住处没有空余房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纷纷邀请毛岸英去他们那里住，毛泽东没有同意，坚持要求儿子按照一般工作人员对待，与警卫战士一起住，同时要求毛岸英按照一般工作人员的标准去大食堂吃饭，不能留在家里吃小灶；因刘思齐的年龄没有达到边区婚姻法法定年龄，毛泽东拒绝同意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任弼时的儿子任远的童车帆布坏了，工作人员去供给处领了六尺白布，任弼时知道后要工作人员把布退回供给处。
（二）艰苦奋斗，杜绝奢靡之风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坚决反对贪图享乐的情绪在党内蔓延、在党员家庭内蔓延。毛泽东的衬衣补了又补，工作人员从工作处给偷偷换了一件，被毛泽东退了回去；保姆韩桂馨为主席缝了一双粗布鞋，主席坚持穿旧的，不穿新的；每天擦脸擦脚的毛巾也只用一块。周恩来的茶缸盖坏了，工作人员想给换一个，周恩来坚持不要，用一个小碟子代替茶缸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党的领袖，他们在胜利面前仍然能保持本色，保持战争年代那种简朴的作风，从一条毛巾、一件衬衣、一双鞋这样的小事情上严格要求自己。
学风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文风是党风的集中反映，会风是党的作风的重要体现，领导干部的家风也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在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今天，回顾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倡导和形成的学风、会风、文风和家风，对于我们改进党的作風，提高党的战斗力、领导力和领导艺术，仍有着教育和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A].西 柏坡档案（第1卷）[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
[3]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军 旗的决议.西柏坡档案（第2卷）[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 社，2012.
Abstract ： The party style construction is an eternal topic. Xibaipo period is the peak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and a turning period of the Commu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revol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In this critical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vocated good party style and tradition which had a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reform of new China.
Key Words ： the Xibaipo period ； the party style construction ； characteristic
[责编校对：彭澜]
[关键词] 西柏坡时期；党风建设；特征
[作者简介] 王 红（1972年—），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中图分类号] D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6-0072-04 [收稿日期] 2016-03-31
作风建设是政党建设永恒的课题。西柏坡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巅峰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由革命向建设转折的关键时期，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历史节点。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指挥战略决战和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的同时，倡导和形成的学风、文风、会风、家风等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期党在作风建设方面的经验，可以总结为四个显著特征：
一、倡导以破解“本领恐慌”为重点的学风
西柏坡时期，随着与国民党战略决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由战争转变为建设，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国共产党也由革命党即将向执政党转变。执政与建设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都是全新的，没有系统的经验可遵循。在新的形势与任务面前，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经历与经验不足，加强学习、破解执政“本领恐慌”，成为迫在眉睫的中心工作。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倡导学习，形成了以破解“本领恐慌”为重点的良好学风。
（一）把学习摆在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面执政地位的历史关键时期，党直接面临着如何长期执政、执好政的严峻考验。党中央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把学习建设新中国的重任摆在了政治的高度，强调党内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学习。毛泽东指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P1427）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指出了党内干部的知识欠缺，需要努力的方向，更把学习放在了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上告诫全党。
（二）倡导理论与实际并重的学习方法
西柏坡时期，党面临建国大业，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完成建国大业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必须破解的重大问题。
加强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政策水平的学习。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责成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辑了《政策汇编》，让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集中学习政策。编辑整理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12本理论书籍，推荐给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大力开展学校教育，集中创办了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团校等院校，吸收党内大批干部和各地知识分子进行集中学习。按照中共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南下干部的指示，从各地抽调干部进行轮训，提高政策水平。在学习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各地开班的大学除正常教师授课外，还深入农村搞调研，与农民同吃同住，在实践中检验政策，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三）倡导先做学生后做先生的谦虚态度
西柏坡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建设和治理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1]（P1481）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文章中，毛泽东也强调了党委成员在决策时要先做学生，后当先生。告诫党委会成员，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1]（P1441）这一系列论述，突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人民群眾是最好的先生。
二、倡导言简意赅而又接地气的文风
文风是党风的重要体现。西柏坡时期是面临艰巨任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党的文风建设。
（一）对党内各种文稿起草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文件起草工作，对报告、请示、决议、新闻稿等不同种类文章和文件的起草人、字数、时间周期等以及写作方法、写作态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1.对报告等党内文件起草提出系列要求。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中共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各野战军、军区首长，每两个月要向中央进行一次综合报告，报告要亲自动手，不得由秘书代劳，字数1000字左右为限，最多不许超过2000字。在中央九月会议通过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对报告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规范，重点强调报告要着重于政策执行情况和经验，不能平铺直叙讲过程；要注重问题倾向，说明解决方法；具体材料要加以分析，不能简单累计。还强调，写报告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切忌敷衍塞责。
2.对新闻宣传提出具体要求。在党中央转战陕北的途中，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新华社新闻工作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好作风。这个好作风就是掌握大量可靠翔实的资料，写对人民有益的报道。
一是要有实事求是负责任的态度。由于当时有些记者不深入调查，在报道中出现了内容空洞无物，人名、地名甚至事件错误的报道，造成了群众对党报不信任的现象。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开展了纠正工作。《晋绥日报》、新华社先后发表文章，深刻地、公开地检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错误倾向，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二是要写关注重点时事的报道。西柏坡时期，是国共双方军事决战的关键时刻，军事报道就成了新华社所有宣传报道的重心。为了增强军事报道的战斗性，新华总社提出了一些具体做法，如提高发稿速度，力求报道完整和连续性，内容形式要切合实际、短小精悍，撰写战报要生动，注重研究对方的宣传报道、先发制人。如石家庄战役的报道中，晋察冀前线分社与后方密切配合，既报道了解放石家庄的全过程，又报道了配合解放石家庄的外围战情况，报道内容形式多种多样，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形成了党报党委审稿机制。1948年6月3日，毛泽东指出：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在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这从制度上规定了党报机关领导的责任，规范了党报宣传的规矩和纪律。6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宣传工作的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要求：“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必须由党委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凡该级党委所不能负责答复的问题，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而不应轻率答复。”[2]（P288）形成了中央和各地新闻机构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给中央的制度。 （二）率先垂范的光辉实践
在中央的倡导和具体要求下，中央及中央各部门、新华社等新闻媒体，率先垂范，留下了许多光辉文献和经典新闻稿。
短小精悍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例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3]（P954），加上标点也只有25个字。为了加强党委的领导，九月会议通过了《关于健全党委制》这一光辉文献，全文只用了567字，不仅高站位地说明了健全党委制的意义，而且提出了对会议的要求，还特别说明了不要拘泥于细节。郑州解放后，新闻稿《我军解放郑州》不仅标题直奔主题，言简意赅，而且整篇消息只用了150字。
语言活泼易懂是这一时期文风的又一特点。例如，在中国革命进行到1948年底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走向问题出现了两种观点，党内、国内群众意见不一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毛泽东用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指出干革命不能有怜悯心理，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最强音，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主题，统一了党内意见。又如，蒋介石偷袭石家庄时，毛泽东在新闻稿中用了“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3]（P604）几句话就使国民党犹豫不定，进退两难。
注重调查和数字分析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例如，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七处运用了数字分析，对国共双方土地、武器缴获、兵源增减、总兵力增减、歼敌计划、党员人数、国民党兵力分布等进行了科学分析，对战争未来进行了科学谋划；又如，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用数字分析了苏联与中国工业比重之间的差距，科学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分析石家庄解放后经济发展增长状况时，从党员人数的增长，分析到工人打道钉日增数量，得出了工人积极性提高的结论；等等。
三、倡导务实高效而又节俭的会风
西柏坡时期，我党所形成的会风有着务实高效的显著特征。
（一）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
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强调，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在桌面上，规定几条就解决了。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但内涵极为丰富。毛泽东用大量的篇幅阐释了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决策、如何执行决策。一是要开会提前通知。要发布安民告示，提前将想要解决的问题告诉参会人员，让大家精心准备，调查研究，不搞突然袭击；二是要互通情报。就是要大家在会前将自己了解的信息与大家共享，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要尽量沟通取得一致，这对开好会非常重要；三是要重视调查研究。为开好会，解决好问题要搞好调查，做好研究。要以学生的谦虚态度向下级请教，向群众请教，不要不懂装懂，贻误决策的正确性。同时，对群众意见要有正确的分析。
（二）坚持不开长会，力求少开会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对会议的召开在形式上有两次做了专门规定和要求。第一次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中要求，“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1]（P1340）第二次则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1]（P1443）中央两次就开会的时间、开会次数作出专门强调，可见中央对此看起来微小事情的重视和关注，也体现出党务实的会风。
（三）坚持不讲排场，力求节俭办会
不讲形式，节俭办会是西柏坡时期会风最显著的特征。这一时期党所处的物质环境与延安时期相比，要好了很多，开会的会风却比延安时期更加节俭。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设在中央工委时期的大伙房，会议无礼堂、无会标、无扩音设备、无固定座位、无凳椅（自带）、无献花、无地毯，无发言稿，中央委员发言站着脱稿发言。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选在一个废弃的打谷场上，从7月开到9月，代表们头顶着烈日，搬块石头坐在会场。九月会议也是在一个中灶食堂召开的。
四、倡导严于律己而又注重教育的家风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也提出了“六条规定”，对党的作风建设做出明确要求。这些要求，不仅是对党内同志的要求，更是对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家庭家风形成做出了规范。这一时期形成的家风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教育子女守规矩、不搞特殊
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毛泽东指出要杜绝因为胜利而产生功成自居的情绪，告诫党内不要出现不守规矩、搞特殊的现象。中央领导以身作则，并严格要求子女。毛岸英从土改一线回到西柏坡，由于毛泽东住处没有空余房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纷纷邀请毛岸英去他们那里住，毛泽东没有同意，坚持要求儿子按照一般工作人员对待，与警卫战士一起住，同时要求毛岸英按照一般工作人员的标准去大食堂吃饭，不能留在家里吃小灶；因刘思齐的年龄没有达到边区婚姻法法定年龄，毛泽东拒绝同意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任弼时的儿子任远的童车帆布坏了，工作人员去供给处领了六尺白布，任弼时知道后要工作人员把布退回供给处。
（二）艰苦奋斗，杜绝奢靡之风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坚决反对贪图享乐的情绪在党内蔓延、在党员家庭内蔓延。毛泽东的衬衣补了又补，工作人员从工作处给偷偷换了一件，被毛泽东退了回去；保姆韩桂馨为主席缝了一双粗布鞋，主席坚持穿旧的，不穿新的；每天擦脸擦脚的毛巾也只用一块。周恩来的茶缸盖坏了，工作人员想给换一个，周恩来坚持不要，用一个小碟子代替茶缸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党的领袖，他们在胜利面前仍然能保持本色，保持战争年代那种简朴的作风，从一条毛巾、一件衬衣、一双鞋这样的小事情上严格要求自己。
学风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文风是党风的集中反映，会风是党的作风的重要体现，领导干部的家风也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在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今天，回顾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倡导和形成的学风、会风、文风和家风，对于我们改进党的作風，提高党的战斗力、领导力和领导艺术，仍有着教育和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A].西 柏坡档案（第1卷）[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
[3]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军 旗的决议.西柏坡档案（第2卷）[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 社，2012.
Abstract ： The party style construction is an eternal topic. Xibaipo period is the peak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and a turning period of the Commu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revol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In this critical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vocated good party style and tradition which had a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reform of new China.
Key Words ： the Xibaipo period ； the party style construction ； characteristic
[责编校对：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