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全世界公认最讲客套的国家，这源于一套名为“塔洛夫”的复杂礼仪体系，它潜在地主宰着伊朗人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家庭琐事、政治谈判，凡事都要遵循“塔洛夫”，它是教人们如何去相互对待的不成文律法。
　　 按照“塔洛夫”的规定，伊朗人要给客人吃最甜美的水果，坐最舒服的席位，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满足客人的需要。可是，在伊朗当翻译已有5年的深圳姑娘张海霞说：“千万不要把伊朗人的客套当真，否则不只是闹笑话那么简单。”

购物不要钱

　　 2009年3月，我和男朋友一起被公司派遣到伊朗德黑兰。之前，男朋友已经在德黑兰从事了大半年的测绘工作，而我是初来乍到的生活翻译。吃了一个星期的当地餐馆后，我提出要自己开火做饭。就当我要出门买菜时，男朋友突然说要交代几句，还没等他说出口，我就跑远了：“我的波斯语比你好！”
　　 在菜市场，我挑选了一些鲜肉，摊主在得知我是来自中国之后，豪爽地表示交个朋友，这点肉就不用付钱了。我开心不已：这个伊朗人真好，今后就在这个摊点买肉，算是对他友好的报答。随后，我又买了几个西红柿和菜椒，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店家都没有收钱的意思。回到家里，我在男朋友面前炫耀起来，谁知男朋友却铁青着脸说：“他们哪里是不要钱，根本是和你‘塔洛夫’！”原来，按照“塔洛夫”规定，买卖双方在付钱时一定要相互推让，卖方要说“我们是朋友，怎么能要您的钱”，买方要说“您的货这么好，怎么能不给钱”，如此至少三次才能最后成交。
　　 我有些委屈：“那没给钱会有什么后果？”男朋友叹了口气：“一般来说数目较少的话，商家会觉得你没有教养，如果数目较大，商家会报警说你盗窃。”我惊出一身冷汗。
　　 当晚，我上网查询，详细了解“塔洛夫”，得知这种生活方式和伊朗人过去长期受凌辱有关。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伊朗人说话”曲径通幽“，往往有六七层深意，还会有意掩饰，所以让人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客套和夸奖对他们来说，哪怕是违心的，也是必要的礼节。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到菜市场，除了购买当天的菜之外，还特意递上了前一天所欠的钱，谁知对方根本没有接受的意思：“为了我们的友谊，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我吃一堑长一智，赶紧把钱放在摊位上，尴尬地离开了。
　　 随着我去菜市场次数的增加，不少摊位的老板都认识了我，每次他们还是不肯收钱，为了把钱付出去，我都要说很多话、作很大的努力。我向男朋友抱怨说，伊朗人这样活着实在太累了。
　　 不仅仅是我，同事的妻子李莲到伊朗来探亲时也犯过买东西没付钱的错误。那天中午，我突然接到警察的电话，说李莲涉嫌盗窃，让我去交钱保释。
　　 到警察局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李莲进了一家首饰店，正当她看上一条金项链时，门外响起了铃声，店主说了声“稍等”就丢下李莲不管了。原来是祈祷时间到了，男人们都要去祷告。祷告结束后，一番讨价还价，买卖总算成交。阿莲赶紧掏钱，没想到店主坚决推让：“让您等了这么久，不能要您的钱！”信以为真的李莲兴高采烈地将金项链放进包里，可当她走出金店时，却被警察拦住了，表示她涉嫌盗窃，需要到警察局接受调查。
　　 我急忙向警察解释李莲刚来伊朗，还不了解“塔洛夫”。我把钱送到金店再三道歉，并交了500美元的保释金，才将李莲保释出来。

职场潜规则

　　 在德黑兰一年后，我不再仅仅是中方工作人员的生活翻译，还要进入伊方公司从事专业翻译工作。
　　 去伊方公司前，男朋友给我“上课”：新员工第一天上班，老板会提出请吃饭，对于这样的邀请最好要分析清楚他是不是真心实意，如果只是说一遍就不要当回事，如果他诚恳地邀请了三次或者三次以上，那就说明他是真的要请你，这时你才能去。果然快到中午时，老板阿卜杜尔提出请我吃中饭，我委婉地拒绝了，之后他没再提吃饭的事情。我暗自庆幸：还好没闹出笑话。
　　 到公司上班一个星期后，为了促进和伊朗同事的关系，我提出来下班后请他们吃饭。要是在国内，同事们早就乐开了，可是这些伊朗同事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各自忙着。中午时，我再次表达了请吃饭的意愿，情形依然。我有些恼怒：难道真的要“三请四催”吗，还是他们压根不喜欢我呢？
　　 我打电话给男朋友发泄郁闷，男朋友安慰我说：“你再说一次，就会出现不同的情形。”下午五点半时，我再次热情地宣布晚上请吃饭，这次伊朗同事们欢呼起来，有的询问去哪里吃，有的商量点什么菜。最后，晚饭是吃得热热闹闹，我心里却不是滋味：在国内请客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情，一个电话通知时间和地点就行了。
　　 和伊朗同事相处时间长了，我慢慢适应了他们的“塔洛夫”。如果有同事帮忙买了早餐，我一定会不厌其烦地几次把钱送到他手中说：“你能帮带早餐我已经感激不尽了，怎么能要你出钱呢！”
　　 老板阿卜杜尔要到中国旅游度假，他询问我有什么需要带的，我说如果方便的话帮我带两包火锅底料，老板爽快地同意了。
　　 晚上，男朋友责怪起我来：“人家说一次你就相信了，他不过是和你‘塔洛夫’。”我恍然大悟，赶紧给阿卜杜尔打电话，说已经在网上买到了火锅底料，不用劳烦他那么辛苦从中国带过来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一个星期后阿卜杜尔回来时，还是给我带来了几包火锅底料。我忙不迭地掏出了两倍火锅底料的钱，阿卜杜尔拒绝了。我不敢多想是真是假，恭恭敬敬地把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后离开了。
　　 对于我的表现，男朋友给予了表扬，然后分析说，因为老板不知道我内心的想法，对于我的钱他至少拒绝三次，还会说：“这点火锅底料，根本不值几个钱，能帮你买到，是伊朗和中国的友谊。”几包火锅底料竟然能扯到两国的情意，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男朋友敲了敲我的脑门说：“别以为你到伊朗两年就熟稔了‘塔洛夫’，如果不小心会吃大亏的。” 　　 果然，不久男朋友的话就应验了。一次乘电梯时碰到了阿卜杜尔，电梯门打开后，他做出了女士优先的手势。我没有多想就先走出了电梯。到办公室后，阿卜杜尔面色严肃地进行了工作训话，一点没有平日笑容满面的样子。
　　 中午吃饭时，和同事赛义德聊起了这件事情，赛义德一本正经地说：“你怎么能自己先出电梯呢？阿卜杜尔不过是‘塔洛夫’。”竟然又被“塔洛夫”，我真是欲哭无泪。赛义德给我出谋划策，希望能挽回。但是几天后，阿卜杜尔在员工会议上还是含沙射影地提起了这件事，批评了我。

拒绝塔洛夫

　　 2014年1月，我和男朋友订婚后就搬出了公司的宿舍，在德黑兰租房子住。房东是个韩国大姐，名叫邱淑敏。几次交往下来，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邱淑敏邀请我第二天到她家里做客。想到邱淑敏来自韩国，很可能了解中国风俗，而且不会和我“塔洛夫”，我美滋滋地答应了。出于“安全”，晚上我还是给她打了电话确定第二天的见面。得到肯定回答之后，第二天一早我就准备了礼物，来到了邱淑敏家，可无论我怎么按门铃都没有应答。无奈之下，我只好拨打她的手机，直到几分钟后她才接，我生气地让她开门，可是邱淑敏却说：“哎呀，现在我和老公正在高速公路上。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来。”邱淑敏的轻描淡写让我很受伤，只好灰溜溜地回家。
　　 回到家里，男朋友见我闷闷不乐，连忙上前询问，得知我吃了“闭门羹”，他反而幸灾乐祸起来：“她不过是和你客套，没想到你居然认真起来。”我不得不认真地反思：邱淑敏虽然是韩国人，可是她早已被伊朗的丈夫同化，学会了“塔洛夫”。
　　 一个星期后，邱淑敏主动给我打电话道歉。我好奇地问她：“你每天过着‘塔洛夫”的生活，难道不觉得累吗？”“怎么不累了，不要说同事、朋友，就是老公，我都要花心思去揣测他的真实想法，可是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既然不能改变，我就只能尽可能地去适应了。”
　　 既然过得这么辛苦，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变这一现状呢？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组建一个“抛弃‘塔洛夫’团队”，团队成员交往务必真实坦诚。邱淑敏兴奋地说：“能做回真实的自我当然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的计划中来，我联系了几个在伊朗的欧洲友人，准备在家里举行一个小聚会。欧洲朋友听说我要建立“抛弃‘塔洛夫’团队”，充满了兴趣。周末时，我们几个人一边喝红酒一边聊起了对“塔洛夫”的看法，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不只我和邱淑敏害怕这种“虚伪式”客套，欧洲朋友更是深感“脑袋瓜子不够用”，他们说：“历史上，伊朗战乱很多，伊朗人经历了太多的危险，不得不时刻确保自己不至于陷入危险境地，于是有了‘塔洛夫’。可是现在，社会文明进步了很多，是时候活得轻松自在一点了。”
　　 从那以后，我还尝试着和伊朗同事坦诚相待。我会邀请他们到家里开派对，虽然有时候需要邀请两次，但是绝对不会超过三次，参加的同事也不需要说上一大堆客套的话。没多久，阿卜杜尔也向我提出了要参加“抛弃‘塔洛夫’团队”。在得到“组织”批准后，阿卜杜尔提出请所有团队成员大吃一顿，队员们立刻欢呼起来，因为此时阿卜杜尔是真心请我们，不用担心他只是随便客套地说说而已。
　　 少了繁琐的“塔洛夫”，我和伊朗同事相处得越来越融洽。2015年元旦，阿卜杜尔送了我一份特别的礼物，一箱从中国带来的火锅底料，当我把钱交到他手里时，他没有拒绝就收下了：“如果你要感谢我的话，就请我吃一顿地道的中国火锅。”星期五下班时，我向老板和同事们发出了一起吃火锅的邀请。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菜市场采购，我买了很多蔬菜和肉类，因为不用担心他们怀疑我的诚意而不来造成浪费。
　　 如今，我精心地维护着“抛弃‘塔洛夫’团队”，随着朋友、同事的介绍，成员已经超过了30人。虽然在团队内部可以坦诚相待、直来直去，但是要改变更多的伊朗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出了家门，我还是得入乡随俗，遵循“塔洛夫”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