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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立足于全新的出发点和研究方法，创立了一门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发展过程以引领人的感性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历史科学。在胡塞尔现象学视角，历史科学既是超越思辨哲学而面向现实的历史哲学，又是超越狭隘实证科学而描述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的感性现象学，是面向人的事情本身的人学。
关键词：实践； 感性活动； 现象学；实证科学；历史科学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69-006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一门“历史科学”。马克思是怎样为这门科学奠基，历史的基本事实又是怎样呈现出来，历史科学的“科学性”应当怎样理解，就成为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胡塞尔现象学视角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展开。
马克思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在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上有着根本区别，但是，二者在思想方法和理论旨趣上又有诸多相通之处：都要求回到事情本身，都从根本上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都追求建立真正的实证科学。可以说，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方法、他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对欧洲科学危机的诊断，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科学的理论出发点和研究方法、理解其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围绕上述“奠基”、“方法论”、“科学性”问题，试从“人”、“感性”、“感性现象学”三个环节解读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性质及其实现的变革。
一、人：从“抽象的人”回归“现实的人”
历史科学的创立首先是对“人”的理解有了一个根本转折。借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马克思对历史的主体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即将“抽象的人”还原为“现实的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哲学从“抽象王国”拉回“现实世界”，并创立了一门面向历史本身的历史科学。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已经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的要求，然而他只是提供了对事物本身的抽象认识，他的历史哲学把精神当作历史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动力，世界历史成了精神自我实现的场所，人不过是完成这一事业的活的工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揭露了这种历史观的本质：“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来代替现实个体的人。”[1]7无论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还是在其解体过程中产生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都是把抽象的精神、自我意识当作历史的主体，都没有抓住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从而把历史的真正发祥地——“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掩盖起来了，历史始终处在虚无缥缈的抽象王国里。
因此，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把感性的自然和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不过，马克思又发现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现实的人”仍然没有摆脱抽象思辨的看法。“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2]22 费尔巴哈看不到人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以致把历史当作是人们头脑里宗教观念的发展史，“人类的各个时期的彼此不同，仅仅是由于宗教上的变迁”[3]95。因此马克思讲，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完全脱离的。
针对以往哲学家遗忘历史的真正主体，从而无法走向历史本身的问题，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必须回到真正的现实的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10-11“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15-16
马克思在这里集中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他把人理解为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着生产实践活动的人，这是可以通过纯粹经验的方法确定的。所以，马克思理解的“人”就是从事着感性实践活动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从而彻底消解了以往哲学中“人”的抽象思辨性。而且，马克思所说的“经验”不再是抽象意识的经验，而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经验。第二，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的活动又有作为“界限”和“前提”的客观物质条件，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这些前提的总和就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样，马克思就将历史真正置于现实的地基上，或者说真正回到了历史本身。
马克思在历史主体的理解上，一方面批判了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施蒂纳等颠倒了精神和现实的关系，用“自我意识”取代了“现实的人”；另一方面又同费尔巴哈的基于个体感觉直观的“抽象的人”划清了界限。质言之，在拒斥理性思辨、回归人的感性方面，马克思是同于费尔巴哈的；然而，对于“感性”的具体理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又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感性”问题。
二、感性：从“感性直观”到“感性实践”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提出“两分世界”即划分理智世界和感性世界之后，一直是抬高理性贬斥感性的。黑格尔作为这一传统的继承者，虽然看到了感性中的辩证因素，但是又把感性当作毫无意义的意谓即“这一个”给直接取消了，感性仅仅是达到自我意识的一个环节。费尔巴哈举起感性的旗帜来颠倒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并从感性的人和人的感性着手建立自己的感性哲学。他诉诸人的现实生活，确立了人的感性地位，并用感觉论和直观经验驳斥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思辨，特别是他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对于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具有重要影响。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了费尔巴哈的这一功绩，并给予感性以基础性地位。“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4]89-90 然而，马克思对感性的理解一开始就同费尔巴哈有着原则区别。“马克思的出发点虽然也是感性经验，但他所理解的感性已经不再是停留于生物学和生理学以至于认识论层次上的五官感觉，而是社会性的感性活动。”[5]125所以，同样是从感性出发，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里仍然陷入思辨的迷雾之中不能自拔，而马克思却能够创立一门走向现实的历史科学。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有以下两个根本缺陷：
首先，他对感性理解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的静观感知，没有摆脱个体性的生物学直观，所以他的感性依然是抽象思辨的产物。“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6]56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但他所理解的感性只是感觉直观，而不是感性活动。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而不是把它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就连费尔巴哈谈论的自然科学直观也是需要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作为基础的。“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2]89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那么自然科学本身也会因为缺少材料而变得不可能。可见，马克思正是立足于工业实践和生产劳动来理解人的感性，所以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单纯感性直观。
其次，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无助于改变社会现实，而历史科学恰恰蕴含着从人的感性活动介入现实世界变革的理论诉求。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54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才是最原初意义上的感性，只有回到人的现实的实践领域，才能彻底根治思辨哲学脱离生活实际的顽症，才能克服旧哲学单纯解释世界的缺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经验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够认识和体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1]166所以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2]22。不过，就在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无力改变现实世界而再次陷入唯心主义的地方，马克思恰恰看到了人的感性活动的现实力量，要求诉诸感性实践以“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
“以往的哲学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57马克思通过诉诸现实的人及其感性实践活动，找到了通往和改造现实世界的道路，开始创立一门旨在“改变世界”的历史科学。
三、感性现象学：历史科学的性质及其变革
从胡塞尔的视角来看，马克思要创立的历史科学已经达到了现代现象学的思维层次，历史科学就是一门描述人的感性活动及其发展过程的感性现象学。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17这句话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创立历史科学——人的感性现象学的“宣言”。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这与胡塞尔现象学的“中止判断、面向事情本身”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胡塞尔要求中止判断，用加括号的形式将各种假定、理论、信念和前见等统统悬置起来，也就是要回到事情本身。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回到了具有明见性的意识活动，马克思则通过批判从抽象王国回到现实生活本身，回到了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胡塞尔在确立意识活动的绝对被给予性后，展开了对意识活动的基本结构研究，并致力于在他看来是真正可靠的基础上建立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之类似，马克思在回到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以后，也提出要建立一门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即历史科学。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所实现的变革呢？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通过批判自然思维态度指出：“但哲学处于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们使它与任何‘自然地’科学从原则上区别开来。”[7]23因此，借用胡塞尔的说法，历史科学的根本性变革就在于有了全新的出发点和全新的方法。
首先，历史科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如前所述，马克思在终止抽象思辨后，从抽象的人回到了现实的人，确立了历史主体就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从事着感性实践活动的人。正如邓晓芒教授所说：“人的对象性的实践存在，是一种在感性中直接给予的明证性，是通过现象学还原后真正的、终极的现象学剩余，它是不可追溯、不可诘问，是第一性的。”[5]100所以，马克思从具有直接明见性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就为历史科学奠定了一个无可怀疑的基础和全新的出发点。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92“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21马克思把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确立为历史、自然和世界的根基，并提出了要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将人类史与自然史统一起来，建立一门融合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历史科学”。“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36，马克思坚持从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所以历史科学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
其次，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现象学的意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思辨哲学时，提出“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2]20。这里，马克思实际上确立了历史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描述”方法。
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17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2]18
具体而言，历史科学的“描述”方法是建基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之上的，从根本上区别于抽象的思辨哲学方法；它是立足客观现实的描述，是马克思强调的“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2]P17。这也表明，马克思从哲学方法论上对德国的历史编纂学，特别是对作为其“最纯粹的表现”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进行了批判和划界。此外，历史科学的描述方法同现象学一样是“把握事物本质”的方法，它要求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最一般的结果”（直观本质）。换言之，这种“描述”（描绘）不是僵死的经验事实的汇集，不是对历史事件作狭隘的实证考察，而是对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把握。这种方法要求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洞察历史发展的一般本质，要求描述（洞察）历史现象的本质联系和历史的内在结构。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排拒抽象的思辨哲学方法，也克服了狭隘实证科学的经验主义方法。
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这是理解和定位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性质的两个基本维度。历史科学既是超越传统思辨哲学而面向现实的历史哲学，又是描述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易言之，历史科学既超越了思辨性质的历史哲学与拘泥于经验事实的狭隘实证科学，又消解了历史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或虚假断裂。
马克思在确立了历史科学的出发点和研究方法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描述历史的真实面目和产生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15-16
与胡塞尔进入意识活动的意向性结构分析不同，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主要是对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结构进行现实描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从生产实践活动进入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分析，并对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生成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进行描述。
马克思首先确立了历史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人们的感性实践活动，即现实存在的个人及其物质资料生产活动。通过考察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2]23，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原初关系：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需要的活动和为需要使用的工具引起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2]23-25这样，通过对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基本结构揭示，马克思客观地呈现出了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32
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36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扼要地阐述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或者说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现象学”。
首先，马克思从“感性活动”出发考察历史，指明了历史本质上是人们的生产活动交替的历史。历史既不是思辨哲学所说的概念前进运动，也不能当作偶然的历史事件汇集，而是不同时代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史。人的“活动”本身又有其现实基础，即“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马克思特别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加因素。”[2]37因此，马克思在历史领域中彻底驱逐了唯心主义，确立了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
其次，马克思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完成了对历史时间性的逻辑建构。按照古尔德的理解，正是劳动创造了时间或者把时间引入了世界。“引入时间的这种构造性活动就是劳动，即处于世界之中的主体的现实的或实践的活动。”[8]59马克思将历史看作感性活动基础上世代的依次交替，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把过去（前一代）、现在（新的一代）和未来（下一代）三个环节（历史阶段）综合起来了，历史也因此在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上得到了逻辑构造。可以说，历史科学本质上就是劳动现象学，是与精神现象学、意识现象学有着根本分野的人的感性现象学。
马克思最后总结指出：“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2]36
可见，历史科学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描述现实的人的客观物质生产活动和现实交往过程，洞察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阐明了包括宗教、哲学、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发展历程。马克思彻底清算了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理论，“历史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并提出了“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2]36。因此，历史科学彻底终结了人从“词句”奴役下摆脱出来就能获得解放的神话，揭示了人们“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2]18。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科学就不仅是一种洞察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世界”的学问，还是一门以批判社会和改造现实为目标的“改变世界”的科学。正如张廷国教授所言：“从区别于传统哲学的特质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人的感性实践为基础论证并引领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真正实证科学’。”[9]21-26 最后，我们来考察历史科学的“科学性”问题。胡塞尔与马克思都对狭隘的实证科学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都力求通过建立一门新的科学（哲学）来解决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因此，胡塞尔对科学危机与人性危机的诊断，对我们理解马克思对现代人的异化与危机问题的分析、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科学性”具有启示意义。
胡塞尔指出，作为自然科学家的伽利略把自然世界抽象为方程式（公式），抽空了自然科学的意义问题，因此，他既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科学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人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完全被遮蔽了。“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0]981透过欧洲科学的危机，胡塞尔发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总危机，即人性的危机，并将其根源归结为哲学的危机，所以他提出建立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来摆脱危机。
事实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曾批评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163-164而且，马克思对“见物不见人”的国民经济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4]14“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4]32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囿于狭隘的实证主义，将对象完全数量化、公式化、精确化，从而彻底抹杀了主体的价值和丰富的感性维度。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对人的劳动的异化本质视而不见，对人的价值和意义漠不关心。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贫困化。私有制使人的全面丰富的感性被唯一的感觉即对财产的“拥有感”所取代。马克思进一步诊断了现代人的存在困境，指出资本对人的宰制日益成为制约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即“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4]46。
不过，与胡塞尔回到人的理性并在哲学中解决危机不同，马克思则要求诉诸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和社会变革。他认为，通过扬弃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人最终能够获得感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4]85所以，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绝不是那种见物不见人的狭隘实证科学，而是与现实的、具有丰富感性需要和感性意识的、从事着感性实践活动的人密切相关的真正实证科学。
总之，历史科学的创立本身包含着“去蔽”（批判）与“展开”（建构）两个环节。马克思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科学的建构是内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批判使马克思从抽象世界回归现实生活，确立起历史科学的实证维度；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又体现出马克思从根本上拒斥“对人的漠不关心”的狭隘实证主义，为历史科学确立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维度。作为人的感性现象学，历史科学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描述人的感性活动和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从而引领人的感性解放和自由发展。从根本上说，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面向人的事情本身的人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59.
[4]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邓晓芒.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良康，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M].王虎学，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9]张廷国，梅景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意义上的“实证科学”[J].学术月刊，2010，（2）.
[10]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下卷）[M].倪良康，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1997.
（责任编辑 吴 勇）
更 正
本刊2013年第1期正文标注中第82至84页第一个“[6]×××”应为“[2]×××”，第85页的“[8]×××”应为“[4]×××”，特此更正！
关键词：实践； 感性活动； 现象学；实证科学；历史科学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69-006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一门“历史科学”。马克思是怎样为这门科学奠基，历史的基本事实又是怎样呈现出来，历史科学的“科学性”应当怎样理解，就成为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胡塞尔现象学视角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展开。
马克思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在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上有着根本区别，但是，二者在思想方法和理论旨趣上又有诸多相通之处：都要求回到事情本身，都从根本上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都追求建立真正的实证科学。可以说，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方法、他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对欧洲科学危机的诊断，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科学的理论出发点和研究方法、理解其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围绕上述“奠基”、“方法论”、“科学性”问题，试从“人”、“感性”、“感性现象学”三个环节解读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性质及其实现的变革。
一、人：从“抽象的人”回归“现实的人”
历史科学的创立首先是对“人”的理解有了一个根本转折。借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马克思对历史的主体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即将“抽象的人”还原为“现实的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哲学从“抽象王国”拉回“现实世界”，并创立了一门面向历史本身的历史科学。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已经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的要求，然而他只是提供了对事物本身的抽象认识，他的历史哲学把精神当作历史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动力，世界历史成了精神自我实现的场所，人不过是完成这一事业的活的工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揭露了这种历史观的本质：“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来代替现实个体的人。”[1]7无论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还是在其解体过程中产生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都是把抽象的精神、自我意识当作历史的主体，都没有抓住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从而把历史的真正发祥地——“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掩盖起来了，历史始终处在虚无缥缈的抽象王国里。
因此，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把感性的自然和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不过，马克思又发现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现实的人”仍然没有摆脱抽象思辨的看法。“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2]22 费尔巴哈看不到人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以致把历史当作是人们头脑里宗教观念的发展史，“人类的各个时期的彼此不同，仅仅是由于宗教上的变迁”[3]95。因此马克思讲，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完全脱离的。
针对以往哲学家遗忘历史的真正主体，从而无法走向历史本身的问题，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必须回到真正的现实的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10-11“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15-16
马克思在这里集中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他把人理解为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着生产实践活动的人，这是可以通过纯粹经验的方法确定的。所以，马克思理解的“人”就是从事着感性实践活动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从而彻底消解了以往哲学中“人”的抽象思辨性。而且，马克思所说的“经验”不再是抽象意识的经验，而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经验。第二，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的活动又有作为“界限”和“前提”的客观物质条件，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这些前提的总和就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样，马克思就将历史真正置于现实的地基上，或者说真正回到了历史本身。
马克思在历史主体的理解上，一方面批判了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施蒂纳等颠倒了精神和现实的关系，用“自我意识”取代了“现实的人”；另一方面又同费尔巴哈的基于个体感觉直观的“抽象的人”划清了界限。质言之，在拒斥理性思辨、回归人的感性方面，马克思是同于费尔巴哈的；然而，对于“感性”的具体理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又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感性”问题。
二、感性：从“感性直观”到“感性实践”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提出“两分世界”即划分理智世界和感性世界之后，一直是抬高理性贬斥感性的。黑格尔作为这一传统的继承者，虽然看到了感性中的辩证因素，但是又把感性当作毫无意义的意谓即“这一个”给直接取消了，感性仅仅是达到自我意识的一个环节。费尔巴哈举起感性的旗帜来颠倒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并从感性的人和人的感性着手建立自己的感性哲学。他诉诸人的现实生活，确立了人的感性地位，并用感觉论和直观经验驳斥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思辨，特别是他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对于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具有重要影响。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了费尔巴哈的这一功绩，并给予感性以基础性地位。“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4]89-90 然而，马克思对感性的理解一开始就同费尔巴哈有着原则区别。“马克思的出发点虽然也是感性经验，但他所理解的感性已经不再是停留于生物学和生理学以至于认识论层次上的五官感觉，而是社会性的感性活动。”[5]125所以，同样是从感性出发，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里仍然陷入思辨的迷雾之中不能自拔，而马克思却能够创立一门走向现实的历史科学。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有以下两个根本缺陷：
首先，他对感性理解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的静观感知，没有摆脱个体性的生物学直观，所以他的感性依然是抽象思辨的产物。“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6]56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但他所理解的感性只是感觉直观，而不是感性活动。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而不是把它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就连费尔巴哈谈论的自然科学直观也是需要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作为基础的。“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2]89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那么自然科学本身也会因为缺少材料而变得不可能。可见，马克思正是立足于工业实践和生产劳动来理解人的感性，所以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单纯感性直观。
其次，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无助于改变社会现实，而历史科学恰恰蕴含着从人的感性活动介入现实世界变革的理论诉求。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54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才是最原初意义上的感性，只有回到人的现实的实践领域，才能彻底根治思辨哲学脱离生活实际的顽症，才能克服旧哲学单纯解释世界的缺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经验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够认识和体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1]166所以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2]22。不过，就在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无力改变现实世界而再次陷入唯心主义的地方，马克思恰恰看到了人的感性活动的现实力量，要求诉诸感性实践以“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
“以往的哲学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57马克思通过诉诸现实的人及其感性实践活动，找到了通往和改造现实世界的道路，开始创立一门旨在“改变世界”的历史科学。
三、感性现象学：历史科学的性质及其变革
从胡塞尔的视角来看，马克思要创立的历史科学已经达到了现代现象学的思维层次，历史科学就是一门描述人的感性活动及其发展过程的感性现象学。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17这句话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创立历史科学——人的感性现象学的“宣言”。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这与胡塞尔现象学的“中止判断、面向事情本身”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胡塞尔要求中止判断，用加括号的形式将各种假定、理论、信念和前见等统统悬置起来，也就是要回到事情本身。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回到了具有明见性的意识活动，马克思则通过批判从抽象王国回到现实生活本身，回到了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胡塞尔在确立意识活动的绝对被给予性后，展开了对意识活动的基本结构研究，并致力于在他看来是真正可靠的基础上建立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之类似，马克思在回到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以后，也提出要建立一门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即历史科学。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所实现的变革呢？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通过批判自然思维态度指出：“但哲学处于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们使它与任何‘自然地’科学从原则上区别开来。”[7]23因此，借用胡塞尔的说法，历史科学的根本性变革就在于有了全新的出发点和全新的方法。
首先，历史科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如前所述，马克思在终止抽象思辨后，从抽象的人回到了现实的人，确立了历史主体就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从事着感性实践活动的人。正如邓晓芒教授所说：“人的对象性的实践存在，是一种在感性中直接给予的明证性，是通过现象学还原后真正的、终极的现象学剩余，它是不可追溯、不可诘问，是第一性的。”[5]100所以，马克思从具有直接明见性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就为历史科学奠定了一个无可怀疑的基础和全新的出发点。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92“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21马克思把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确立为历史、自然和世界的根基，并提出了要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将人类史与自然史统一起来，建立一门融合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历史科学”。“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36，马克思坚持从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所以历史科学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
其次，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现象学的意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思辨哲学时，提出“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2]20。这里，马克思实际上确立了历史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描述”方法。
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17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2]18
具体而言，历史科学的“描述”方法是建基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之上的，从根本上区别于抽象的思辨哲学方法；它是立足客观现实的描述，是马克思强调的“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2]P17。这也表明，马克思从哲学方法论上对德国的历史编纂学，特别是对作为其“最纯粹的表现”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进行了批判和划界。此外，历史科学的描述方法同现象学一样是“把握事物本质”的方法，它要求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最一般的结果”（直观本质）。换言之，这种“描述”（描绘）不是僵死的经验事实的汇集，不是对历史事件作狭隘的实证考察，而是对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把握。这种方法要求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洞察历史发展的一般本质，要求描述（洞察）历史现象的本质联系和历史的内在结构。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排拒抽象的思辨哲学方法，也克服了狭隘实证科学的经验主义方法。
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这是理解和定位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性质的两个基本维度。历史科学既是超越传统思辨哲学而面向现实的历史哲学，又是描述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易言之，历史科学既超越了思辨性质的历史哲学与拘泥于经验事实的狭隘实证科学，又消解了历史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或虚假断裂。
马克思在确立了历史科学的出发点和研究方法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描述历史的真实面目和产生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15-16
与胡塞尔进入意识活动的意向性结构分析不同，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主要是对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结构进行现实描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从生产实践活动进入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分析，并对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生成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进行描述。
马克思首先确立了历史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人们的感性实践活动，即现实存在的个人及其物质资料生产活动。通过考察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2]23，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原初关系：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需要的活动和为需要使用的工具引起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2]23-25这样，通过对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基本结构揭示，马克思客观地呈现出了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32
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36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扼要地阐述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或者说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现象学”。
首先，马克思从“感性活动”出发考察历史，指明了历史本质上是人们的生产活动交替的历史。历史既不是思辨哲学所说的概念前进运动，也不能当作偶然的历史事件汇集，而是不同时代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史。人的“活动”本身又有其现实基础，即“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马克思特别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加因素。”[2]37因此，马克思在历史领域中彻底驱逐了唯心主义，确立了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
其次，马克思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完成了对历史时间性的逻辑建构。按照古尔德的理解，正是劳动创造了时间或者把时间引入了世界。“引入时间的这种构造性活动就是劳动，即处于世界之中的主体的现实的或实践的活动。”[8]59马克思将历史看作感性活动基础上世代的依次交替，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把过去（前一代）、现在（新的一代）和未来（下一代）三个环节（历史阶段）综合起来了，历史也因此在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上得到了逻辑构造。可以说，历史科学本质上就是劳动现象学，是与精神现象学、意识现象学有着根本分野的人的感性现象学。
马克思最后总结指出：“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2]36
可见，历史科学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描述现实的人的客观物质生产活动和现实交往过程，洞察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阐明了包括宗教、哲学、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发展历程。马克思彻底清算了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理论，“历史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并提出了“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2]36。因此，历史科学彻底终结了人从“词句”奴役下摆脱出来就能获得解放的神话，揭示了人们“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2]18。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科学就不仅是一种洞察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世界”的学问，还是一门以批判社会和改造现实为目标的“改变世界”的科学。正如张廷国教授所言：“从区别于传统哲学的特质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人的感性实践为基础论证并引领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真正实证科学’。”[9]21-26 最后，我们来考察历史科学的“科学性”问题。胡塞尔与马克思都对狭隘的实证科学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都力求通过建立一门新的科学（哲学）来解决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因此，胡塞尔对科学危机与人性危机的诊断，对我们理解马克思对现代人的异化与危机问题的分析、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科学性”具有启示意义。
胡塞尔指出，作为自然科学家的伽利略把自然世界抽象为方程式（公式），抽空了自然科学的意义问题，因此，他既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科学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人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完全被遮蔽了。“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0]981透过欧洲科学的危机，胡塞尔发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总危机，即人性的危机，并将其根源归结为哲学的危机，所以他提出建立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来摆脱危机。
事实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曾批评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163-164而且，马克思对“见物不见人”的国民经济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4]14“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4]32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囿于狭隘的实证主义，将对象完全数量化、公式化、精确化，从而彻底抹杀了主体的价值和丰富的感性维度。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对人的劳动的异化本质视而不见，对人的价值和意义漠不关心。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贫困化。私有制使人的全面丰富的感性被唯一的感觉即对财产的“拥有感”所取代。马克思进一步诊断了现代人的存在困境，指出资本对人的宰制日益成为制约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即“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4]46。
不过，与胡塞尔回到人的理性并在哲学中解决危机不同，马克思则要求诉诸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和社会变革。他认为，通过扬弃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人最终能够获得感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4]85所以，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绝不是那种见物不见人的狭隘实证科学，而是与现实的、具有丰富感性需要和感性意识的、从事着感性实践活动的人密切相关的真正实证科学。
总之，历史科学的创立本身包含着“去蔽”（批判）与“展开”（建构）两个环节。马克思所从事的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科学的建构是内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批判使马克思从抽象世界回归现实生活，确立起历史科学的实证维度；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又体现出马克思从根本上拒斥“对人的漠不关心”的狭隘实证主义，为历史科学确立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维度。作为人的感性现象学，历史科学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描述人的感性活动和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从而引领人的感性解放和自由发展。从根本上说，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面向人的事情本身的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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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勇）
更 正
本刊2013年第1期正文标注中第82至84页第一个“[6]×××”应为“[2]×××”，第85页的“[8]×××”应为“[4]×××”，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