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说，王委员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是到位的，概括起来，就是读大学学费贵，上大学致家庭返贫；大学生就业难，上大学的回报不高；农村要发展，但缺人才。如果据此提出建议，降低大学学费标准、减轻老百姓教育负担；改革农村基础教育，重视学生技能培养；改善农村就业环境，提高农村工作吸引力，给农村学生创造多元的成才选择；同时建议农村学生，不要一味选择上大学，她的发言，绝不会引来如此多的板砖。
　　然而，她的建议，却是“不应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有舆论分析她开错了“药方”，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其实在现今解决教育问题时，十分流行：既然学费那么贵、既然大学生就业那么难，就该引导农村孩子不上大学，就在农村生活。
　　类似的事例随处可见。比如，“高考移民”问题。最近大家热议“异地高考”，可别忘了，每年高考时，对“高考移民”几乎是人人喊打，认为这是外地人侵占本地人的权益。在过去几年时间中，针对“高考移民”，很多地区出台了十分严格的“户籍+学籍”双证报名制度，为什么会开出这种“药方”呢?其逻辑是高考录取指标是划给本地区的，因此外地考生报考就是侵占本地利益，对于这种侵占行为就应该严厉遏制。然而，从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来看，以维护本地高考公平为名的打击“高考移民”行为，却是严重伤害教育公平的行为。也就是说，“高考移民”的责任，其实不在公民个体，而在于按地区配置高考录取指标、各地录取指标严重不均衡这一根本问题，治理这一问题的“药方”，不应该是严厉打击“高考移民”，而是改革这种不公平的计划录取制度。现在提出解决“异地高考”，才开始回到解决问题的正道上。
　　再比如，中小学择校问题。近年来，各地择校热高烧不断，针对家长的择校，不少地方政府出台禁令，不准择校。其治理逻辑是，只要禁止了家长的择校冲动，择校情况就会得到治理。然而，在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中小学办学存在很大质量差异的现实中，择校暗流涌动，禁而不止。其实，择校是家长和学生的权利，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择校，政府部门无权限制。我国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药方”不是禁止择校，而是治理“择校热”，这就是政府部门履行自己本应当承担的教育投入责任，加大教育投入，发展薄弱学校，为老百姓提供质量大致相当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因教育质量差异的择校将大幅减少，受教育者只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
　　还比如，大学生就业难。最近“用工荒”再现，一些人士又针对大学生就业难发表意见，指目前大学生就业难，主要原因是大学生就业观念有问题，只要大学生转变观念，就不会存在大学生就业难。这种思路，完全无视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需求、发展高等教育与发展社会经济的合理关系，也绕过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真实问题：我国第三第四产业发展落后、基础制造业对普通工人需求量巨大却较少接纳大学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对接错位、大学生个人综合质量下降，而把“药方”指向大学生个体。
　　还有太多的例子，诸如素质教育无法推进，政府教育部门把责任推给家长和学生的不理性态度；高考中有学生被录取后放弃报到，教育部门和学校指责为不诚信，且有地方出台规定约束这种行为；学生双休日、假期都被培训班包围，有关部门也把问题归于是社会培训机构的逐利……
　　总体而言，不针对制度问题、政府部门责任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引导个体做合适的选择，却想方设法找个体的问题、限制个体的正常权利的逻辑，在时下的教育管理、大中小学办学中，不时显现。这是权力不受监督、政府不认真履责而受教育者个体权益缺失的结果。最终，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平等选择权、平等发展权被漠视，而困扰教育发展的真实问题，却一直未得到解决。
　　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要在未来10年取得突破，必须将尊重和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明晰政府责任和公民权益作为出发点，这是评价治理“药方”是否有效的标尺，如果改革和发展维护并扩大了公民的基本权益，则是有效的；而如果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权益，则非但无效而且有着严重副作用。更重要的是，教育改革应该建立起让政府部门必须履责、确保受教育者正当权益不被侵犯的机制(以限制公民权利的方式来进行所谓教育问题治理，在推进民主、强化民生的中国一定行不通)，如此，扩大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目标才可能得以实现。
　　两会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欢聚一堂共商国是的最高平台，也是全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事项之一，在这样的政治活动中的任何发言都不再是仅仅代表个人。或许，王平委员的真正关注点并非彻底剥夺乡村子弟读大学的权利，而是在他们大学毕业远走高飞没有回报家乡的情况下，希望他们能够回归本土，造福桑梓。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也仍然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吸引他们、用好他们、留住他们，而不是真的成为家乡和他们自己共同的“悲剧”。
　　
　　责任编辑／唐晶